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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我们就是人民”——观念与东欧转型
2019-06-03 17:24:51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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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9年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实际上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其中蕴含着东欧人民对历史的回顾,剧变不过是践行了他们几十年来的沉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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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此年1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双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同意议会由选举产生,这为团结工会在8月上台组阁奠定了基础。同年2月,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借助反对派“自由民主战士同盟”的压力,击败党内保守派,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议会自由选举,并于9月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由此引发东德政权的崩溃。大量东德人拖家带口,通过捷奥边界逃往西德。年初,东德国家安全部长还估计反对派只有几千人,到了9月中旬,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昂纳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

  

柏林墙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宪章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队伍,随后他们成立了“公民论坛”来领导抗议运动。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11月10日,保加利亚党内发生“宫廷政变”,将总书记日夫科夫赶下台,并向社会做出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被民众起义推翻,由罗共中的改革派组成“救国阵线”接管政权。接下来,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联盟在解体过程中陷入长期内战。最终,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亦未能幸免,允许成立独立的党派。到了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全都实现了制度转型。

  全世界目睹了这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诺坍塌,即使相信历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否认,东欧剧变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但却不是由“新思维”引导的, 而是源于东欧各国长期的内部危机,是东欧人民自身追求的结果。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宣布不再干涉东欧各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时,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感觉到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结果全都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政权都是在苏联的扶持下,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生活”,东德莱比锡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 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哈维尔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同样以这样的语言结束:“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这表明,东欧各国人民在这场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权力的限制,而是权力的来源。

  

哈维尔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各国执政党失去权力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的确,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国家力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计划经济依靠政府的主观意志,无法避免人为设计的局限。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是以重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无视消费品生产。国民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与积累,而不是消费,从而形成缺乏市场供需的短缺经济,因而难以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根据数据统计,在东欧各国政权初期,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为6%至7%;六十年代降至2%至3%,然后又出现反弹,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又出现下滑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福凯斯即认为,东欧各国在八十年代普遍出现贸易和债务危机,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国际石油暴涨是一个重要原因,东南亚经济崛起使东欧国家出口大为减少,加重了经济危机。按照《欧洲经济评论》在1989年的结论,这一年,东欧国家的经济产出是1947年以来最糟的。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东欧的确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商店里常常缺乏日用品,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排队购物。但另一方面,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穷国家要好得多。对于东欧国家是否在八十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存在争论。从统计数据看,1985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低增长。 西方经济学家迈耶克就认为:“从增长百分比来看,东欧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 更重要的是,东欧国家生活水平虽然较西方国家低,但基尼指数却没有西方国家高,整个社会并没有突出的贫富差距。如西方政治学家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在1987年写道:“由于东欧各国已经成功地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所承诺的社会平等的话,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可能的。” 因此,东欧的崩溃不能完全从经济问题的单一线性思维加以解释。

  不管怎样,贸易与外债危机只能说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会带来执政难题,却不可能造成政权崩溃。东欧国家是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但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此而言,经济崩溃的说法在东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政权毫不在乎个体的生命,并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再大的经济危机都可以靠突破底线的生活水平来消解掉,因此对于政权来说,永远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何况当时东欧集团的经济基本上仍然运行正常,人们的工资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经济指标都保持着增长。 几个重要的东欧国家,除了波兰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东德靠着西德的经济支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依靠增加消费品生产,公众在表面上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表现出非常不满。换言之,当时东欧各国即使经济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头。

  有意思的是,经济因素诱发社会危机也是当时东欧各国许多高级官员的看法,直到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众示威和大批民众逃往西德的浪潮时,东德安全部的哈内尔将军还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对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造成的。” 但是,这样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东德1959年的工业增长率曾高达12%,当时仍有大量人员出逃,仅在1961年上半年就有15﹒5万人出逃西德,最终迫使东德当局在1961年8月13日建立“柏林墙”。 到1988年,东德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11873美元,人民的纯收入从1970年的794亿马克增加到了1988年的1620亿马克,人民生活水平居世界第24位。捷克1966-197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6.9%,国民收入1966年增加5.7%,1967年增加7.5, 可在1968年却爆发了布拉格之春。波兰、匈牙利等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八十年代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第二经济”,如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私营经济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包括约60%的服务业、80%的建筑业以及15%的工业。 但到了1989年,所有东欧国家的人民都突然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改变现行制度。

  很少有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预见到东欧会发生剧变,反倒是身处其中的东欧知识分子预见到事物的发展,他们不是从国际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而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观察到东欧社会正在酝酿着变化。在他们看来,东欧社会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物质匮乏,而是在于缺乏自由,导致社会道德功能失范,成为一个失败的社会。七、八十年代,东欧各国都奉行“现实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执政者自己也不再信仰他们最初的信念了,匈牙利政治学家亚诺什·基斯在1979年即指出:“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时完全是消极的:不要向官方最高的意识挑战,或者说在某些不常见的时刻在形式上庆祝庆祝,说愿意服从这种意识形态。” 捷克作家哈维尔也在1978年指出,在东欧国家,由于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它每天都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当一个人想要生活在真实中时,他就自然成了制度的对立面。 这种情况下,物质越是不太匮乏的时期,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反而越是迫切。换言之,当局已经无法用谎言持续地垄断权力,社会转变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如果我们阅读托克维尔考察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这种无法采用实证研究的社会观念的变化往往更具历史运动的驱动力,尽管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都看到了东欧的经济问题,并且这也的确反映了部分事实,但却缺乏观念层面的考察。事实上,东欧各国的兴衰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观念的变化所造成的,它是全球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部分,需要从历史的长时段去寻找原因。东欧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社会物质丰富和个人精神自由,同时还意味着某种非人化现象的出现。换句话说,东欧各国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个人主义的否定,而个人自由的观念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曾广为传播,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时期。然而,正是在非人化方面,东欧国家表现出现代性最坏的一面,将人类个体完全视作制度目标的工具,对此没有一个民族是愿意长期忍耐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