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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
2019-06-24 09:54:45
来源:《二十一世纪》杂志2019年6月号(总第173期) 作者:荣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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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日趋庞大的国家主义权力体正在试图瓦解精英共同体的专业主义基础,不仅政府系统内的技术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知识精英的专业主义又被重新纳入到意识形态的系统里。
  一、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投降还是沉默?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否能够秉持独立的自由的处世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时代如何构成知识分子的思想前提和约束条件,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约束条件下脱颖而出,就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

  2018年底,北京一个以「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研讨会,因应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戊戌维新变法一百二十周年和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重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三次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1]。与会专家基于他们各自的理念和知识背景,展开论述了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不同看法。对笔者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两位专家分别谈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所讲述的何兹全先生,一个是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所讲述的陈寅恪先生。何、陈两位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思想状态亦不一样。在听了郑师渠教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笔者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郑师渠教授用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何兹全先生自己的话,他说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原来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中用得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笔者认为,「投降」这个概念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和他们当时的感受及遭遇。

  像何兹全先生这样的知识人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个别的[2],至少笔者在1980年代读书的时候,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他们都在1949年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笔者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书业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父亲的学术著述,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甚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甚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是从国统区进入到中共建政的时代,他们的智慧和学术的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掉了。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人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先生,他在1949年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自己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朱光潜先生在1949年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他的情况相似的是贺麟先生,他在1949年前治西学和中学都有极大的建树,但一旦进入了1949年后,除了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其他领域的思想创作一概停顿下来了。

  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曹禺、茅盾、巴金、沈从文这些民国期间的文学大师,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几乎在小说创作上不着一字了。老舍还在写,他在1950年写了《龙须沟》,演出时钟惦棐去看,他把钟拉到一边说:你来看这戏干嘛!他可能是因为写了这出戏而自惭形秽。当然,还有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罗稷南之问」——1957年,中国大规模反右前夜,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一个小型聚会,罗稷南应邀参加,席间罗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非常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3]毛的这个回答语惊四座,可以说高度概括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言论环境。在毛的时代,知识分子只有这两种命运:要么是选择「投降」,要么是选择沉默;如果选择抵抗,那只能在牢狱里度过余生。

  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抵抗,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在毛的时代,很少有学者选择沉默。谢泳教授讲到的陈寅恪先生,是中共建政之后另一类知识人,确切地说,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数几个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抵制当时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学者。陈寅恪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的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值得不断地去挖掘,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式的「抵抗」可能也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对于何兹全和陈寅恪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的命运,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史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陈寅恪(数据图片)

  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包括「投降」)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是对知识人最高的道德肯定或奖赏。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加上前面的近三十年,在历史反复比较的时间之流中,作为史家应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甚么没有大师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在上述两个知识人的命运中得出一个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民国时期大师涌现,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在进入中共建政时期以后,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他们都自愿选择「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施加于知识人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制,是不是犹如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大师布洛克(Marc Bloch)引用的一个阿拉伯谚语所说:「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4]?知识人的思想生产或供给只能被时代所定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创造有无可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身份转换和命运时,不能也无法回避知识生产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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