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中国>思想市场 字号:
喻希来:民主“必然性”还是民主“必要性”?
2019-06-28 14:46:4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喻希来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社会断裂……
  (本文首刊于2008年2月。)

  关于民主“必然性”的言说,是在“规律论”的框架内演绎的,而关于民主“必要性”的言说,是在“价值论”的范畴内展开的。本文对前者予以驳斥,对后者予以申说。一种“必要”的政治制度,并不会“必然”地呈献在人们面前。民主的实现,需要人们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也有待某种因缘际会的历史偶然。
 

  一、驳斥两种“必然性”

  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深入批判了历史决定论者所宣称的“历史发展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而规律是可以重复的,所以,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就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过程是遵照各种因果规律(如力学定律、化学定律、遗传与变异规律、自然选择规律等等)进行的。然而,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普遍的规律,就像赫胥黎所说的,是对某个不变秩序的断定,即对某一类的所有过程的断定。况且,尽管没有理由说对个别情况的观察不会促使我们从中提出一个普遍规律,但也没有理由说我们即使走运也不会碰上真理。但是,很明显,任何规律,无论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来,在它被科学认真地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自然规律来进行的。……认为事件的任何连续或序列都可以用某一个规律或某一组规律来解释,纯属错误的想法。既没有连续规律,也没有进化规律(Laws of Evolution)。”本文依托波普的理论,对“历史规律论”本身不再展开讨论。

  有两种关于民主“必然性”的言说方式,我们分别称之为“民主前提论”和“民主后果论”。前者认为:实行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只要具备了这些历史条件,民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无痛苦地降临中国;而如果不具备这些历史条件,再怎么争取民主,也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主张“民主缓行”,以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后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一旦实行了民主,就必然会导致某些可怕的结果。因此他们极力鼓吹“民主危险论”、“民主崩溃论”。这两种言说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实行民主,现在就没有必要担忧民主将会带来的后果;如果现在就能够实行会带来某种危机的民主制度,“民主前提论”就不攻自破了。但是,这两种言说常常出自同一人之口,作为反对“民主即行”的双重理由。

  民主前提论

  对于希望“民主缓行”的人来说,实行民主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自然是多多益善,但是通常都会提到以下三种: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国民素质。

  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中认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时间(历史)顺序。“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个人自由在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得到相当的发展,社会正义得到适当的维持,政治民主才对一般老百姓有意义,才能够真正实现。”邹谠则认为:这个时间的顺序不是普遍的规律,也不是一个逻辑程序,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多个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Permutation & Combination),它们间的关系是统计上的互相关系(Statistical Correlation),是概率性关系,而不是因果规律。譬如说两个重要的国家英国和印度的历史进程,就都不符合李泽厚所说的时间顺序。

  基于“统计上的互相关系”,学者曾对经济发展与实行民主进行过定量研究,但这不符合“规律论”者的要求。“规律”或者“逻辑”必须是普适的,不允许有例外,而“概率性关系”允许有一些发散的例子。在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大量统计性、计量性研究中,中国的数据恰恰经常会偏离回归曲线。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相关性是不太显著的。上个世纪之交,当德国的经济发展赶上英国时,并没有“必然地”实行民主制度。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在1990年代,捷克、波兰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有很大差异,后者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跻身民主国家之列。目前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既有民主国家,也有半民主的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还有仍在实行君主专制的波斯湾产油国家。印度现在的人均GDP比中国还低,但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正如邹谠所说:“印度在独立的时候,经济非常落后,但是在英国殖民地教育下,和在实际统治印度的制度和过程中,培养出一代思想界、学术界、法律界、公共行政领域(官僚机构、法律制度)的精英,他们全心全意地接受英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还加上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建立了一个一党独大的民主制度。”从1970年代以来,印度已经从“一党独大的民主制度”转变为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撒哈拉次大陆的非洲国家,年人均收入仅474美元(中国2000年已达855美元)。但即使这样的经济水平,48个国家中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究竟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宪政民主国家,这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多少、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的关系都不大,而主要取决于该国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意志。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50个自由民主国家(实行多党选举是其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中,既有小国、富国如哥斯达黎加,又有大国、穷国如印度。在以汉人为主的四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四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又有自由,有民主无充分的自由,无民主有自由,既无民主又无充分的自由。而这种排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无关。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台湾的两倍,但到2007年还不能实行普选。

  “民主缓行”论者很不愿意确定一个实行民主必须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限。如果定得太高,显然违反历史事实,总不能说美国在182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三千美元;如果定得低了,中国说话就会达到指标,不符合他们将民主化长期延迟下去的宗旨。

  冼岩在多篇文章中认为:自由主义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力量对比的某种均衡格局,具体说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结构。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中国当前应“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持发展和稳定,兼顾公平;在经济发达足以构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型”。这是一种把“中产阶级社会”作为实行民主前提条件的典型论点。

  笔者曾对此加以驳斥:冼岩所谓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的依赖,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如果我们把他所说“中产阶级”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中等阶层,那么实行民主政体的古希腊并不具有“纺锤型”的社会结构,希腊的自由民虽然非常活跃,但在人数上远少于奴隶阶层;帝制中国倒是符合“纺锤型”社会结构,编户齐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既没有自由主义,更没有民主。如果我们把他所说“中产阶级”理解为特殊意义上的中等阶层——“白领”、“新中产阶级”,那么美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在1860-1940年间,而这一时期正是旧“纺锤型”社会结构(以老式中等阶层为主体)逐渐解体,新“纺锤型”社会结构(以新中产阶级为主体)尚未形成的时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进步时代”,既是美国下层的社会运动(以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为代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的大众民主基本成形的时期。

  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社会断裂,而不是“纺锤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和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都可以视为争取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广义“进步运动”。此后,欧美国家的中下阶层凭借自己在民主体制中的“多数优势”,逐步争取到了社会自由流动、教育普及、社会保障这些“建设中产阶级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使像冼岩认为妨碍对外经济竞争力的工人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也是通过扩大内需形成大众消费社会的主要动因。因此我们说:中产阶级形成和壮大,并非只是一个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生活提高以及“股份制经济形式的扩展”之类的“经济民主”;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拓展公共空间和扩大政治参与,从“一桶散沙”、“社会碎片”、“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的过程,也是中道、中流的国民意识形态取代左右翼极端意识形态的过程。文化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社会结构决定论等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都是妨碍中产阶级成熟并保持积极而不激进心态的负面因素。

  梁启超是所谓中国人“国民素质对民主政体之不适应”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在1903年美洲之行时,深为“中国人之缺点”所刺激。他认为中国人具有四大明显缺陷: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习惯于受专制而不习惯于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总之是不具备实行共和政治的必要条件。说中国人有上述的资格与习惯并非诬指,但这不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本性”或“本质”,用新的习惯改变旧的习惯只能通过民主实践。在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就成了国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他说:欧洲一百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地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

  如果所谓“国民素质”不是指“文化本性”,另一种解释就是“文化程度”。《新华日报》当年在国统区曾有力地驳斥国民党御用文人所鼓吹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的论调,现在的文章已经不可能比那时写得更漂亮了。英国、美国开始走上宪政民主道路时,初等教育还远没有普及;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民选的时候,大部分选民还是文盲;现在中国大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5%,还需要达到什么样的高标准才能启动民主化进程呢?

  民主后果论

  “民主后果论”者宣称,中国若实行民主化势必会导致国家解体、经济衰退和社会断裂,以此来恫吓那些向往民主的国人。

  康晓光说:“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香港都会跟着起哄。”

  “民主后果论”者经常拿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说事。但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解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笔者曾指出: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法定的政体是邦联制。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南斯拉夫民族,从每个民族都享有包括分立权在内的自决权出发……结成了各自由平等民族的联邦共和国”,“各民族享有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以及为达到上述目的进行解放斗争的权利”。根据1981年7月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南斯拉夫各级议会由代议制改为代表团制;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国家的集体元首,联邦主席团由9人组成,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派出1人,主席团主席轮流担任,一年一换。这就是说,铁托晚年及他去世后的南斯拉夫政治结构属于“权力首先是地域性的”政治结构,“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主权,中央政府不是向人民负责而是向地方政府负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主集中制是不对的)。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由于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其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民主后果论”者宣称,中国民主化将会导致台湾、西藏、新疆、香港的独立。在康晓光眼里,“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多民族帝国体制的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清帝国是一个多元化“帝国体制”还是大一统“帝国体制”,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则很难让人信服。胡适认为:“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民族的自觉上,在语言文字的统一上,在历史文化的统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试、任官、法律,等等)的统一和持续上——在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台湾、西藏、新疆、香港这些地方的“独立”倾向能够获得国际上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是中国民主化的结果呢,还是中国至今不是“民主国家”的结果?

  民主制度与民族自决权、分立权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与实践是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产儿,是20世纪的标志性产品。到新千年之交,西方主流民意改变了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对“东突”分离主义者的同情态度。这表明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后正在走向没落。在当代,世人对人权的关怀已经超过了对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重视,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实践表明,获得民族自决权并不一定会增进这个民族内部的人权,因此,民族自决权在价值表列中已经退居偏后的位置。至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是坚定信仰的,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有关文件和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均有所表达(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已被部分修改和删除),中共建政后则加以大幅度的修正,无论是在作为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没有照搬苏联和南斯拉夫宪法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有关规定。既然在半个世纪前,中国与苏联、南斯拉夫就已经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分道扬镳,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民主化之后就一定会步二者之后尘,出现国家解体的局面呢?

  颇有一些人断言,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化,将会导致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崩溃,他们的理由是苏东国家在民主化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提出几点驳斥意见。

  首先,“第三波”民主化不仅仅限于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还包括南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的民主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等),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的民主化,以及一部分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这些国家在实行民主化以后,经济发展形势各异,但并没有出现显著的经济衰退。因此,即便是承认苏东国家在民主化后出现了经济衰退,也不能得出民主化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的一般规律。

  其次,苏东国家实行民主化后,确实在短期内普遍出现经济下滑的局面,但下滑的程度不同。捷克、波兰等民主化比较彻底的国家,经济形势迅速好转,白俄罗斯是在民主化方面步子迈得最小的,但恰恰是它至今在经济上最为困难。基于以上事实,即使不能得出民主化力度与经济解困速度是正相关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民主化不是经济下滑的决定性因素。笔者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从1980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

  第三,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出现程度不等的经济下滑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民主化,不如说是经济“休克疗法”。在“休克疗法”与民主化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的民主化,就没有伴随“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稳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中国与苏东国家的一个重大区别恰恰在于:后者是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后实行经济市场化,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休克疗法”的必要性。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与1980年代初的韩国、台湾更加相似,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密切……中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崩溃的危险不在民主化转型而在其他方面。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妨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在于对海外资源与市场的高度依赖。加入WTO后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之高,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切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血脉联系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还是法西斯化?答案是很清楚的。

  反对“即行民主”的右翼理论家宣称,实行民主化会激化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冲突和阶级专政,从而妨碍“和谐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妨碍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孙立平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断裂在1990年代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根本无待未来民主化再去“导致”。“后极权”或者“威权”只会“固化”这种“断裂”,民主化转型才能缓和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法西斯体制缓和国内矛盾的办法是转移视线,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国际冲突和世界大战上来;只有民主体制才能在和平条件下调和阶级矛盾,消弭社会冲突,实现长治久安。

  至于民主化与阶级专政的关系,右翼理论家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冼岩说:“民主制奉行多数原则,公共事务由多数人说了算,多数派群体主导政治进程。因此,民主制要求和适应的是“上面大、下面小”的倒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这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即中产阶级社会)。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经济和政治将呈现对立的倒置结构。它们将各自对社会结构提出相反要求,驱使社会结构朝相反方向运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相互矛盾、冲突的格局,必然使整个社会陷入自我扭曲、相互拉扯挤压的紧张困窘,必然把社会的资源、活力内耗得七零八落;不但政治制度理论上应该具有的优越性会因为缺乏环境配合而发挥不出来,经济发展也会受到政治制度的牵制和捆绑而步履蹒跚,社会将被笼罩在一片松散、缺乏效率的阴暗格调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阶层如果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必然会利用权力改变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财产分配状况和产权关系。……实际上,只要真正以民主制‘多数原则’作为政治决策的根本程序规则,任何宪法规制、宪政安排都不足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制衡贫困阶层的人数优势、保障既得利益群体的私产权益。”其结果是:“该国的工业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丧失竞争力,在市场上被其它国家挤得粉碎。”按照冼岩的逻辑,中国现在实行民主化将会导致“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阶层”的专政。

  康晓光则说:“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 ‘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他的观点很清晰,民主化将会导致资产阶级的专政。

  右翼理论家既反对贫困阶层专政导致中国竞争力的下降,也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导致社会不公平的扩大,因此,不论民主化的后果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他们总归都要反对。既然“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他们主张干脆抛弃民主的外衣,赤裸裸地由“儒化”的政治官僚来实行专政。这种专政表面上是不偏不倚的,不倒向社会的任何一极;即使事实上只能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也要施行“仁政”。

  这一主张其实并不新鲜。所谓“合作主义国家”理论,其在思想史上的源头就是墨索里尼的“国家合作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曾指出,“德国传统中的独裁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是由桑巴特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个融合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达顶峰。日本右翼理论家北一辉受上述欧洲思潮的影响,撰写了《日本改造方案大纲》,主张“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否定议会中心主义和政党政治,“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实行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在1930年代,胡适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展开“民主与独裁”论战时,这些主张被统称为“新式独裁”。德、意、日的“新式独裁”在二战中被“民主阵营”粉碎,苏联的“新式独裁”在冷战中自我瓦解,不能只归因于某些军事统帅的高明,或者某些政治谋略的成功,还是要看到人心向背或者说政治“合法性”这种软力量的“长时段”作用。

  如果说突如其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带来某些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因而应当未雨绸缪、做好应对预案,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提醒;而打着“必然性”的旗号鼓吹“民主崩溃论”,则是一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伎俩。

排行榜
三天
七天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