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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什么是“人民”(中)
2019-08-05 17:05:31
来源:合传媒 作者: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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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只有当国民进境于公民之际,自法律位格提澌为政治位格,此种公共存在方始成为一种政治存在。
  四、市民与市民理性

  韦雯:说到这一分际,在你的语境中,市民总是意味着某种私性生活状态,而与“公共”和“公共性”相对照。换言之,市民就是私人,一种典型的现代个体,也是这个纷扰世界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许章润:市民是典型的私人,也是一种现代人。注意,“私人”这个概念顶顶重要,真是道尽了世俗状态下我们的生存状态。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从头道来。

  首先,“市民”意味着此在芸芸,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当下”,以首先对自家肉身负责来向自己和他人做出交待。我们对眼前利益和当下的福利、一己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诉求,对于自己食色的满足的渴求,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于形而上的追求。我们对于一己利益的萦萦念念,总是高过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它在道出耽溺于现实生活的个体“生活于当下”这一特性的同时,也就表明了每个人天然享有的这种生存状态的正当性。

  其次,这一此在的、非公共性、非超越性的“市民”生存状态,一种私人生命形态,与德性伦理所要求和培育的道德上的善好,所欲养成的公民美德,在关于个体与公共权力、人的私权与公权的二元结构中,构成了何种法权意义?这是必须讨论的话题。如刚才所言,作为市民,对于经济福利、社会福利、文化利益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凡此市民阶层的追求,如果经由国家行为的倡导变成普遍取向的时候,是否会使得这个民族丧失民族理想,丧失道德境界,从此丧失了形而上的冲动,从而使得这个民族成为经济动物,成为过于庸俗、短视而市侩的存在?这是一个真切的问题,同样是必须讨论的话题。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推动建设市场经济社会,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令人欣喜又痛心的现象。曾几何时,一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什么什么的这类君临一切的政治引导,经此市场化过程固然大大弱化,乃至于无形中被颠覆了,而消隐于无形,从而,把每一个人还原成“食色性也”的本真存在,由此解放人性、释放人欲,让每个人循沿现实物质利益冲动之路前行,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为追求理想的美好人生的个体实践慨予正当性加冕。这是一件好事,是这个作为时间和意义二元载体的所谓“现代”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仅仅以此追求作为全民的生存状态的极致,却无强有力的超越性意义以为反拨,提供警示,多所怵惕,亦无有意识的意义秩序层面的道德愿景与伦理理想作为另外一极发挥制衡作用,那么,值此情形下,整个中国社会高度世俗化,世俗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导致“全民娱乐致死”这一状态,就不免令人担忧了!而且,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公民美德,亦非只是“大道理”。比方说,一群大学教授聚会,酒足饭饱后也以“卡拉OK一下吧”作为消遣,你想想,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在此,声明一句,作为市民,卡拉OK是一种消遣方式,无所谓,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精神祭司们,其心志,其趣味,其审美,完全无意识地同化于此,则社会失去超拔引导力量,总非善哉!再说一句,在下并非以为卡拉OK 怎么的,毋宁,旨在说明心志、心智、趣味和审美存在高下之分,既以精神祭司为职,则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本分。否则,不干这一行。清高,是必要的。

  进而言之,当整个社会都在津津乐道于电视中的“评三国”、“讲论语”式的文化,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美学趣味在走向低劣,这个社会的超越心智降低到了评书、大鼓书的层次。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降临不仅颠覆了“中世纪的桎梏”、“旧时代的枷锁”,而且,情形远较此复杂。

  这是市民社会及其世俗化、商业化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一来俱来,吊诡得很。

  韦雯:所以,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其实不是一回事。在此,有很多学者主张市民社会建设,可能他们并未分清其间的差别。或者,在他们看来,以此为开端,消解一边倒的专制势力,而导向一个公民社会的政治状态。可在我理解,中国向来就没有市民社会,并且当下也没有。值此情况下,你是如何看待市民社会建设的?

  许章润:“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可能都源自英文civil society 的中译,可中文表达在此仿佛多所便利,将它们恰予分梳,反而传达出层次分明的意指。二者当然不是一回事。前者围绕着市民这一私人打转,关注消费,着力于私性生活,弘扬市民理性和市民风范;后者秉持公共心肠,关注公共事务,反映公共理想,凝聚公共理性,弘扬公民美德。有关于此,后面我们还将谈到公民和公民社会,再聊不迟。

  这里想说的是,你说中国从来没有市民社会,这个话可能也不完全对。如果市民社会仅仅指与公共权力、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相对应的市民生活及其市民理性所分享的生存状态,则宋明清之际中国就有市民社会。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早已多所指陈。在他们的笔下,宋明之际,像开封、杭州,就是百万人口的都市,“搓澡”“搓脚”“搓麻”也是常态,大家过着一种市民生活,汲汲于小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说市民社会早已存在。陈寅恪先生慨言,“中国文明造极于赵宋”,其社会发达,得为一端。但是,如果你说市民社会仅指工商经济登场,市场化社会形成以后,一种现代城市化的市民生活的享乐状态这种生活方式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此间情形,尤其是在西方的意义上,主要指从《十日谈》问世的十三世纪后逐步形成的世俗化的、反超越意识的、安于此在与当下的、而以家庭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为满足的、追求利己和家庭幸福的私人生活情形。可即便如此,当今中国,不也正在呈现出这样的市民生活景观吗!其情其景,一如宋明清的都市生活也。

  说来令人感慨。20世纪50年代以还,世界上有两类极权政制。一类是左翼极权政制,以苏联、东欧诸国、中国、古巴、北朝鲜等为代表,不仅将一切垄断在公共权力的麾下,而且连私生活,包括婚姻、性的交往和宗教信仰,乃至于正义和真理,都垄断于政府之手,而政府是党国一体的,掌控于特定的政党及其强人领袖手上。另一方面,像巴西、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乃至于蒋介石晚期的台湾,凡此皆属于右翼极权体制。在此体制下,垄断的只是公共权力,但基本不管宗教信仰,信什么,不信什么,你自己掂量去吧,私生活和市民生活方式亦且放任,去跳舞还是看跑马,所谓舞照跳,马照跑,这些基本上都准允社会自行解决。在此政体下,私生活方面,比方说男女的交往,宗教的问题,市民生活的日常享乐,包括咖啡、酒吧、跳舞、唱歌,这些东西并不干涉,其所垄断的只是公政权力。在前者,既无公民社会,也无市民社会。在后者,虽无公民社会,却有市民社会。

  韦雯:据此分析,具体到今天的中国,你是怎么看的?

  许章润:中国的情形特殊,但其实并未超出上述政制两分法的大框架。其特殊性在于,走到今天这个时段,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左翼极权政制这一政体所能概括得了的。一方面,经由三十来年的挣扎和松绑,中国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市民生活空间。以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荆楚一带为典型,市民生活脆弱而坚韧,繁荣发达却又随时可能遭受泛政治化的公权力的打压,乃至于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中国此刻的市民生活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亦非完全等同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帕潘德里欧时代的希腊,也不是七十、八十年代的智利、阿根廷那种右翼政体下的社会状况。职是之故,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是需要做出判断的,无法回避。可能有人说这是“后全能时代”,所谓的转型时段,既带有一点左翼极权政制的遗迹,同时似乎又在逐步向右翼极权晚期过渡。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萧功秦教授把它叫做“后全能时代的技术官僚统治”的什么什么,具体记不清了,有一定的解释力。还有人作了一些其他的判断,可能你也有所耳闻。

  至于公民社会,下面我们还将谈到。这里先要说的是,今日中国确乎还真没有公民社会。至少,一种独立而成型制的公民社会,连影子还没有。至多,只有一点点儿公民社会的萌芽。你想一想,连“公民社会”这个词一度都成为敏感词,成为挨批的对象,还谈什么公民社会。这不,公民社会意味着公民的独立自我组织化生存,而潜台词则是“双向承认”、“人的联合”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民主权”。但现在的NGO、NPO,既不让你成立,又限制你的活动,防贼防寇似的。近两年于登记注册上略有松动,也只针对市民社会组织。比方说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百万雄师入川,我相信当局必定吓一跳,“怎么一下子凭空冒出这么多志愿者来了呢?”在某些人眼中,志愿者的出现冲击了国家全能主义的调度,打破了自己的既有安排,所以对志愿者是爱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最后怎么办?只好说是好事。然后怎么办呢?通过奥运会,把志愿者这种本来自生自灭的公民行动转化为政府行为。现在经过组织培训的志愿者,其实和真正志愿者已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了。Volunteer,这才叫志愿者。现在报名合格之后,审批,然后培训,先划定许多条条框框,这叫什么志愿者呢?这叫共青团嘛。

  就好比说,议会主要围绕分配正义展开活动,讨论的是权力分配问题,是关于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而不是唱京戏,跳拉丁舞。既为代表和委员,却不说话。特意点明发言,“报告首长,我不会发言,我给大家跳支舞吧”,就此了事,则大会堂岂不成了游乐场了吗?一些代表提议案,叫做“雷锋精神要升级”,或者,“相声要从娃娃抓起”,以及“腰围超过两尺七不能报考公务员”。诸如此类,鸡零狗碎,鸡毛蒜皮,让人笑掉大牙。如此这般,人民大会堂岂止就是个游乐场,简直就是个愚乐园园嘛!这才叫做丢人现眼呢!你想一想美国的议会,要是哪个议员说“各位,我不会说话,我给各位同胞献个舞吧”,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吗?他或者她还坐得住那个位置吗!

  说了这么多,一句话归总,是想说公民社会在中国确确实实还没有呈现,但是公民社会的因子已然出现了。这么多的NGO、NPO,你不给我登记我照样做事就是了。

  现在官方说全国的NGO组织大约30万个左右,但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远远超出此数。所谓绿色和平组织也好,扶贫帮教的也好,在农村活动的各种宗教、慈善团体也好,实际上都属于公民社会范畴。公民社会源自公民内心遏止不住的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以有组织的方式来表达爱心、责任和尊严。相比而言,市民社会源自当下此刻追求家政生活幸福感的自利主张,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方式,而在在耽溺于尘世生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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