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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
2019-08-11 09:41:07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8期 作者: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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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

  前几日看到一篇文章,谈为什么唐朝会有“贞观之治”。文中提到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萧瑀谈及隋亡之故,唐太宗认为隋炀帝虽是励精图治的皇帝,但他的问题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比较独断,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唐太宗得出结论:“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于是,唐太宗不但有能相房玄龄,还有以魏征为代表的好“极言”之人辅佐,开创了“贞观之治”。

  我想,对于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有一个励精图治而又能广纳众言的好皇帝,那是最理想的治理状态。如果这个前提能够保证,其他什么政治体制,包括西方人引为自得的民主制度,都是没有办法与它相比的。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保证办好事;既不需要老百姓操心,又能保证皇帝大臣一干人等操的都是老百姓的心,夫复何求?

  但转念一想,不对了。要保证这个皇帝是没有瑕疵的万能之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皇帝也是人,谁能保证他既励精图治,又广纳众言?一般来说,能做到其中之一,大约就算很不错了。古代圣人们反复强调,明君应有“闻过则喜”的美德。其实,这个“反复强调”本身就说明做到不容易,否则他们干吗要反复强调?说穿了,“闻过则喜”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闻别人直言我的过,我肯定是不喜的。只是转念想到,我若改了过,就又朝“内圣外王”近了一步,从这个角度说我应该感谢他才是,于是“不喜”转而变“喜”。这需要一种转变,其中还少不了克制、宽容、自律等美德的辅助。尤其是,还得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得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勇气才行。

  既然如此,我们就设计一种制度,让皇帝不能不“广纳众言”,即使他不高兴也得听。比如说,我们给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大臣、谋士们作个硬性规定:凡皇帝提出的方案,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至少一条反对意见;凡为皇帝提出的决策建议,没有3套以上可供选择的备用方案,皇帝便不决策。这样,就可以迫使皇帝“广纳众言”。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这些大臣、谋士们的小命攥在皇帝的手里,如何保证他们讲出逆耳忠言?其实,忠言可以,逆耳却难。于是,谋士们就想办法说不逆耳的忠言。这样一来,久而久之,谁能保证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皇帝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休息”这样的“忠言”?“忠”的确是忠得很,但风气算是全给毁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前提仍然是有一个聪明能干、勤劳治国而又能广纳众言的皇帝。但是,皇帝是世袭的。不管他是聪明还是弱智,是勤劳还是懒惰,是谦逊还是跋扈,皇帝都只能出在他们家的父子、兄弟之间。碰上个好皇帝,那是百姓的福分;碰上个不着调的皇帝,那百姓也只好认命了。一个王朝,连着出几个不错的,那就是“奉天承运”,便有几百年之兴旺。但是,只要碰到一个不好的,立马就会出事。至于“国运不济”,没过两代就出现了差皇帝,王朝更替,那就活该国家和老百姓倒霉。这大约就是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那种“周期率”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的原因。

  上述种种,思来想去,解决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由老百姓来定期选择他们比较公认的聪明能干、勤劳治国又能广纳众言的人来担当这个皇帝的责任。由于世袭不能保证上述品质,所以不再世袭;由于不再世袭,所以只要不再叫皇帝,叫“总统”、“元首”、“主席”、……什么都行。为了保证逆耳忠言,大臣、谋士的命运也不能只让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来掌握,应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和评价权。而且,人们发现,不仅掌权的人选,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大事都让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其实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如此看来,民主不过是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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