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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三大思维定势害了武汉!
2020-02-04 13:57:37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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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次武汉疫情灾难性地扩展和失控的总祸根,源于执政集团整个国家治理战略的三大思维定势:“盛世思维”、“正能量思维”和“维稳思维”。
  原题为《三大思维定势是促成武汉疫情蔓延失控的总祸根》
 

  写这篇文章时,正值武汉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扩散处于高峰阶段,全国各省各大中城市都相继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而封城后的武汉市区的疫情蔓延已处于失控状态。在一片“风声鹤唳”中,媒体和网络上已有多篇问责文章面世。无疑,这次首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人祸。如果病毒的病源和宿主是野生动物,那么武汉疫情的发端首先是被人“吃”出来的;而事后疫情在全国范围的扩散,与相关政府部门、疾控中心和少数专家的颟顸、麻木、玩忽职守有着直接的关联。随着舆情问责的深入,各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之间的推诿、“甩祸”闹剧也拉开了序幕。当然,无论相关责任人如何推诿甩祸,或者这种推诿甩锅侥幸成功,但具体责任事实俱在,其真相是遮蔽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拉清单”的。但是,本文虽然也是问责文章,但却不是问这些具体责任的,而是问整个国家治理、制度机制和政治生态对疫情发生、扩散乃至失控产生负面作用的总责任、大责任。因而我个人认为,这次武汉疫情灾难性地扩展和失控的总祸根,源于执政集团整个国家治理战略的三大思维定势:“盛世思维”、“正能量思维”和“维稳思维”。笔者不才,试着简要剖析一下这三大思维定势和武汉疫情持续恶化的关系。

  一,“盛世思维”

  中共十九大以后,新一代中共执政集团的所谓“盛世思维”表现为三大核心要素:第一,关于时代的新定位,即认定中国社会的发展行程已经进入“伟大新时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两大历史提示:一,意味着新一代中共领导核心制定的整条政治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方针已经超越持续四十年的“邓小平”时代;二,意味着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将全面解决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重重社会矛盾和疑难问题;第二,让领袖再次“伟大”,再铸领袖个人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这种各种权力向领袖个人回归的政治现象颇有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风;第三,针对“新时代”所制定的整个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总目标极具前瞻性,几乎每一个战略发展阶段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时间表路线图,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规划蓝图简直就是一个持续实现的“中国梦”。用一句豪迈的官方语言表达,即“中华民族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复兴时代”。

  而这样的“盛世思维”一旦在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中形成“定势”而进入全党的政治实践,它的虚妄性就会递次以程度不一的灾难性后果不断显示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其时真实的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现实和中共新一代执政集团对时代的定位,不仅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悖离。那么,真实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是中共在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各类集权优势的释放已经达到极限,而一党制体制性深层弊端的积累也已经达到极限,甚至病入膏肓,比如愈演愈烈不可逆转的吏治腐败;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和达到极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匪夷所思令人发指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在社会市场中公然的逐利行为和政府公信力因大量的失信和谎言而大幅下降;官员政治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全面败坏而导致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全面崩溃;行业职业道德的大面积沦陷;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和人的普遍行为中已占据核心地位,等等等等。总之,这种类似中国王朝周期性衰败的社会历史现象可用《红楼梦》中冷子兴一句话概括:“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尽上来了”的“内囊”所对应的这个“新时代”,恰恰是中共一党制体制性深层矛盾和弊端的暴发期,恰恰是王朝周期性的衰败期,尽管“新时代”的定位是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依据的。

  因此,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对新时代梦幻式的定位和中国真实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就是源源不断产生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外交战略中各类危机和陷阱的主要根源。而根据这种思维定势所产生的种种政治实践和操作性政策策略,尽管也能解决一些社会矛盾,但却无法根除深层的体制性弊病,甚至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即用专制独裁的手段去解决专制产生的社会矛盾,获得的效果往往是“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如此,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盛世思维”以及回归“领袖伟大”的个人集权,还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政治弊端,比如加剧党内核心层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随时可能引发的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或社会动荡;加剧官场腐败和逆淘汰,因为每一次回归“领袖伟大”,都会大批淘汰那些正直磊落、执法不阿、不事权贵、克已奉公的清廉官员,同时又会吸引大批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谄臣”上位;还有一条更为致命的政治弊端,即这一代领导核心层携带了地方一把手官员大量的“从政风格”和“土皇帝气质”进京,往往将地方官员的“任性”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推向全国。这些地方党政一把手官员的从政“风格”和气质往往是: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做起政绩来动辄就是“大手笔”、“大气魄”,无知加蛮干,将手中的权力滥用到极致,完全不计后果。那个贵州财政收入仅十多亿的独山县县委书记潘志立举债四百亿大兴土木搞出高尔夫球场、独山大学城、“天下第一水司楼”等“大项目”、“大手笔”,就是这类“土皇帝”的典型。想想不久前北京一夜之间驱逐数十万“低端人口”、致使无数“草民”深冬寒夜啼饥号寒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为祭“环保之剑”将江南规模养猪场几乎悉数摧毁、终于导致中共建政以来猪肉价格“空前绝后”成倍翻番的后果,诸如此类的“大气魄”、“大手笔”,是否颇具地方土皇帝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一刀切”的行事风格和霸王“气度”呢?

  而中共领导层“盛世思维”更为关键的“杀手锏”,则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维系一种“伟大时代”必须具备的“幸福详和、富足小康、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哪怕这个政治局面已经沦落为一个政治幻像,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将它维系,因为这个政治局面同时也是那个“中国梦”的整个“脸面”。这意味着,任何有损、破坏甚至颠覆这个“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对最高当政者的“打脸”行为,无论这种“打脸”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会被“零容忍”。而维系“伟大时代”的局面,呵护最高当局的“脸面”,便理所当然地演绎成各级党政领导的最高政治责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武汉和湖北政府当局还在竭力营造新春喜庆详和的氛围,还在不计代价地打造“两会”期间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组织了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和数万人的新春聚餐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武汉市周市长以“等待授权”作为延误疫情通报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无疑,疫情的发生就是一种严重的“人祸”,尤其像2003年非典这样的疫情弄不好就是“抹黑”“新时代”,就是打脸“中国梦”,而在什么时侯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公布疫情,和维系“盛世景象”和最高当局的“脸面”有着极大的关联,弄不好就是在“打脸”,这个责任是“核心”之下任何一级党政官员都不敢承担的,谁自作主张谁擅自“发声”就是作死,就是自掘坟墓。我想,这也许就是湖北、武汉两级政府和国家、湖北、武汉三级疾控中心及中央专家组在防控疫情二十天的黄金时段数次瞒报、延报疫情的终极原因吧!

  当然,武汉疫情的蔓延和失控还有中共最高当局另外两种思维定势的“推波助澜”,即由“盛世思维”孕育出来的两个连体怪胎:“正能量思维”和“维稳思维”。

  二,“正能量思维”

  上文已经说过,中共核心层的“盛世思维”和历史真相与社会现实形成了巨大的事实反差,而要强力维系“国泰民安、幸福详和、安居乐业、富足小康”这样的“盛世景象,”,就必须向民众和国际舆论掩盖病入膏肓的病态体制和“王朝周期性衰败”这个巨大的历史事实。怎样掩盖?核心举措当然是对舆情和言论思想的严密严厉的控制。也就是说,对国内所有思想和言论的公众表达平台进行全方位控制,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网络自媒体及各类网络表达平台,还包括大中学校教师的讲台、各类演讲活动、讲学活动甚至学术研讨活动。所谓对思想言论的政治专制性质的控制,其内容当然是一柄双刃剑,一刃是砍向所有影响损坏“盛世景象”和执政集团“正面形象”的思想言论,哪怕这些思想言论反映的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另一刃则是竭力营造为“盛世景象”涂脂抹粉和对最高当局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的“时代氛围”。为了祭出这柄双刃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能量思维”便脱颖而出。何为“正能量思维”?就是将所有为“盛世景象”涂脂抹粉、为“领袖、党、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思想言行称为“正能量”,而将所有有损“盛世景象”和批评、揭露、抨击各级政府和官僚弊政、懒政、恶政及现存社会制度深层弊病的思想言行,哪怕所反映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定性为“负能量”,并将所谓“正能量”和“负能量”的政治定性推送至社会正义的天平:即举凡宣传“正能量”、信守“正能量”、力行“正能量”的人自然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好公民”,而举凡宣扬、信奉、传播、力行“负能量”的人,便自然沦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汉奸”、“卖国贼”、“西方敌对势力的应声虫”了。这些年来“正能量思维”在国内大行其道,“蔚然成风”,不仅全国各类媒体的批评声音遭到全面封杀,而且网络上各类自媒体、表达平台的批评声音也遭到大规模大面积的删贴、封号、封博,全国舆情处于只有“正能量”、没有负面批评甚至连“负面事实”也不敢披露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即便那些实在包不住的“负面事实”在报道时也要千方百计将它“转换”成“正面宣传”的“正能量”,甚至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抱怨了国内的雾霾,也遭到了国内成千上万“爱国者”的围攻。

  实质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所演绎出来的新闻自由,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被尊奉为监督批评政府、履行公民权利的第四种力量。新闻自由追求的惟一目标就是事实和真相,而整个社会正义如果不建筑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它就是沙滩上的高楼。而新闻自由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集团履行治理职责、解决社会矛盾、化解各类危机、健全纠错机制,委实太重要了。它所探究、披露、抨击的每一个重大的事实真相尤其是所谓“负面”的事实真相,对于执政团体和各级政府的国家治理和施政实践乃至社会进步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十九世纪美国新闻媒体掀起的针对吏治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扒粪”运动,不要说对美国的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有着怎样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它几乎可以说是挽救了整个美国的现代民主制度。而对于一个近乎病入膏肓的专制国家的当权者来说,封杀新闻自由就意味着讳疾忌医,就意味着作法自毙,就意味着自掘坟墓。

  而更关键的要害在于,像温疫爆发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政府对疫情的公布、防控和新闻媒体对疫情真相的追踪报道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对于疫情有效控制还是蔓延恶化这两个向度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足的直接关联。

  比如一个地方政府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的处置思路是封锁消息,防止引起民众恐慌,保持社会稳定,甚至维系政府脸面,那么它必须对媒体实现新闻封锁,阻止媒体对疫情真相的报道。如此,它必须将所有的防控措施压缩在封锁舆情、防止恐慌这个维度里。而这个维度内的防控举措实质上根本无法放开手脚,起不到任何实质性效果。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为什么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后还搞大型文艺演出和数万人的新年聚餐,就是因为如果取消这些人员高度聚集性的公共活动就意味着宣布疫情的严重性和真相。而在“疫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的统一口径下,绝大部分武汉人根本没有任何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就是由“封锁舆情、防止恐慌、稳定社会、维系“脸面”这条防疫思路产生的不堪设想的恶果。而这条思路所造成的二十天疫情防控黄金时机的错失,和整个湖北地方媒体及其全国媒体对武汉疫情真相不敢披露、禁若寒蝉的现状是对应的,契合的。然而,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的处置思路是公开疫情、借助舆情、全面防控,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局面。而新闻媒体的第一时间的介入,不仅能起到维护民众知情权、平息民众恐慌必理的巨大正向作用,而且能够为政府和防疫部门提供有关疫情动态的大得惊人的信息量,这对于各项战略性防控治疗举措的及时制定、落实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怎么说呢?一旦媒体的新闻触角深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以事实和真相为目标的新闻报道,就会像战场上的照明弹和探照灯一样,将敌我双方的阵地布局、实时战况、实力消长照得一清二楚,并且能将战斗战役各个关键环节上出现的矛盾、困难、阻力、失误、障碍及时报告“指挥部”,以便“指挥部”迅速作出调整、增援、迂回、突击、推进、包抄等各项决断。不仅如此,新闻媒体面对疫情中的民众在政府动员、防疫知识普级、医患互动、医患配合、提振民众战胜瘟疫的信心和勇气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发挥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可见,在一场大规模的防控疫情的战役中,以政府为主帅的指挥部如果能在第一时间敞怀接纳广大新闻媒体的介入和监督,那么它将得到一支披坚执锐、耳聪目明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获得的“敌情”和敌我双方的大量信息足以让指挥部知已知彼,从容部署,从而大大增加决胜把握。

  然而,在当前整个“正能量思维”定势之下,疫情的出现无疑是负面事实,尤其如果疫情的发生有人为因素,则当地政府官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对它的真相的任何披露,无疑属于“负能量”,是打当地政府的脸,甚而打最高当局的脸。因此,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实质上对于媒体就有着本能的敏感和敌意,而他们故意隐瞒、缩小、延报疫情的主要动机,恐怕还不是防止引发民众恐慌,而是怕被疫情打脸,如果只打自己的脸也就罢了,一旦疫情的披露打了中央的脸,则主政官员将面临着“撤职查办”的灭顶之灾。因此,当地公安对那八名医生所谓散布疫情谣言的查办,实质上是杀鸡给猴看,不仅警告普通民众管好自己的舌头,而且对于当地和全国的新闻媒体网络平台,也是一个严厉的训诫。那么,八名武汉医生造的是“谣言”吗?非也!他们披露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主体事实,只是在病毒名称上有所出入。这个主体事实就是这种冠状新型病毒和2003年出现的非典病毒同源同宗,即人类不知其来源、不知其传播途径、且无药可治。不同的是这种新型肺炎病毒内部基因结构和非典不同,因而它被命名为2019-nCoV,而2003年非典的命名则是SARS。尽管八名医生错将nCoV当SARS,但一来当时连病毒专家也没有弄清这种病毒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更不谈如何命名了,二来这八名医生凭自己的临床经验判断这种肺炎病毒和非典一样不知所踪,无药可治,一旦蔓延,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他们认定的这个主体事实对于疫情的了解和疫情防控具有极大的认知意义,不仅各类新闻媒体应该抓住这条重大新闻线索不放,穷追真相,引起社会警觉,而且各级政府部门和防疫机构也应该高度重视这八名医生披露的这一疫情的主体事实,即便在没有弄清这种病毒的庐山真面目的情况下,也应该在认定这个主体事实的前提下采取不亚于2003年非典时期所采取的一切防控措施。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湖北各级媒体甚至中央电视台对这八名医生因“造谣”而被“依法处理”的“义正辞严”的报道和指控!是武汉、湖北和全国成千上万“爱国粉丝”对武汉公安这一举措“同仇敌忾”的点赞和声援!

  可见,在满满“正能量”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中,无论是各级当权者、大部分新闻媒体还是大部分“爱国”的“吃瓜”群众,对于nCoV这位“不速之客”“闪亮登场”的具体事实以及披露这个事实的声音是非常不欢迎的,是极端仇视和拒斥的,但他们拒斥的理由却并不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人道主义的种种考虑,而是认为这个具体事实充满“负能量”,而说出这个事实就是“造谣”,就是向“盛世景象”抹黑,就是打“国家”、政府、党和社会制度的脸,就会有损“伟大时代”的正面形象,但这个nCoV又不像势单力孤的拆迁户、越级上访的访民和街头讨薪的农民工那样收拾起来易如反掌,而是带着死神狞笑的恶魔,因而他们唯一的对应方法就是掩耳盗,将说出这个事实的人抓起来,就像那个段子说的那样,将天下所有的公鸡都杀掉,天就不会亮了,以为没有人说出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一样。

  当然,并不是说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和政府就没有处理过重大社会问题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中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处理后没有获得不菲的成绩,但“正能量思维”在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以及国际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已成“定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正能量思维”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所掩盖的那些深层的、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以及体制性弊病,所潜藏的危机和引发的恶果,难道还少吗?这不,眼下嚣张至极、张牙舞爪、穷凶极恶的nCoV在人们“正能量思维”掩耳盗铃的闹剧中粉墨登场,大发淫威,又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

  其实,2003年那场非典病魔,就因一些最高当政者掩耳盗铃式的“正能量思维”而大肆其虐,使社会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等这场瘟疫过去之后,但愿这句名言成为历史!

  三,“维稳思维”

  稳定是“盛世”的基础常态,对于中国古往今来的“盛世”尤其重要。稳定是“1”,和谐、平安、幸福、富足等一系列“盛世景象”只是这“1”后面的一串“0”。失去了“1”,后面的“0”再多,最终也只能归于一个“0”。因此,“维稳思维”尽管改开以来早已有之,但对中共新一代核心来说,尤其重要,是“盛世思维”中的“基础思维”,所谓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便是这个“基础思维”在执政党政治实践中的显赫地位的宣示。

  然而,上文说过,对于一个深负体制性沉疴和身临王朝周期性衰败的社会肌体而言,是不可能“平安稳定”的,其内部各类深层社会矛盾及其潜伏的各类危机会通过多种方式、载体、机遇和个人行为、具体社会事件暴发出来,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往往又是现行政治体制无法根本解决和彻底化解的。比如政府逐利和官员腐败这对“连体”沉疴所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是中共一党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然而,既要维系“盛世景象”,又要保证社会稳定,解决这两难问题有什么好法子呢?上文说过,掩耳盗铃是一个法子,堵住人们的嘴,将说出负面事实真相的人管起来或抓起来,把“天下的公鸡”统统杀光,让人们“道路以目”,对所见所闻的“负能量”现实视而不见,禁若寒蝉,自然这些负面社会现实就消弭在“正能量”的幻像和意淫之中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粉丝”们不正是对大量的社会阴暗面和负面现实采取这样的鸵鸟思维,一味沉湎在自己“正能量”的幻像和意淫中的吗?但是,那些活生生的、可触可摸的现实矛盾光用掩耳盗铃或“鸵鸟智慧”是无法回避的,不以具体操作切实解决,社会仍然稳定不了。那么还有什么法子呢?还有一个既快又好的法子,那就是“外科手术法”。这个“外科手术法”来自中国一个著名的寓言:《外科医生》。这是明代文学家江盈科收录在其《雪涛小说》中的一篇,译文如下:“有一个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一个副将从前线回来,被乱箭射中,深入到肌肉里了,请(那)医生医治。医生就拿剪刀剪去了箭杆,然后跪在地上讨要酬劳。副将说:‘箭头还在肌肉里,请先医治。’医生说:‘这是内科的事,你不应该要求我’。副将说:‘世上竟然有这样欺诈的人。’”

  那么,将这位“外科医生”的方法用到“维稳思维”中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将所有内部病变在社会肌体表面“皮肤”上呈现出来的一切表现形态统统用“外科手术”铲平,而不管其在皮肤之下五脏之内的病因、病根如何。举几个例子:比如对众多访民上访的问题,有关政府部门不是在解决访民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而是在如何用威逼得诱等手段让访民撤方或怎样花样百出地截访上下功夫,只要自己所辖的一亩三分地上访民越级上访人次达到上级的要求即可视为“稳定”。再比如农民工讨薪问题,在大部分情形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包工头或建筑单位有意拖欠,而是有着各类官方背景的项目工程是当地政府为政绩而举债建设,并且是在资金严重不足或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强行开工的,其初始建设资金往往是建设单位先行垫付的。当政府的拨款迟迟不到位,建设单位和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也就成为无可奈何的事情了。而一旦政府成为拖欠农民工的主要责任人时,再在舆情上声讨或责令建筑单位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就是政府自我打脸。如此,“外科手术”应声而至:将街头讨薪农民工的头头抓起来,以治安名义治罪,事态即刻平息,依然“详和一片”,只是众多农民工白干一年,冤屈深深埋下。“只剪表皮上的箭杆,不管肌肉内的箭头”,这种“外科手术法”被大量地运用于各级党政部门处理大量的群体事件和“天灾人祸”之中。比如发生恶性工矿事故,工矿负责人和当地主政者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如何直面真相,吸取教训,认真整改,而是竭力封杀消息,拒绝媒体采访,瞒报死伤人数,降低事故级别,以求蒙混过关。一般来说,以强权抹掉的社会表皮上的“病灶”之后,下面的病根无论是“箭头”,是“断刃”,还是“溃疡”、“肿瘤”,大部分情况是不会立即“反弹”出来的,而且侵害的也绝大部分是普通百姓和社会公共的利益,因而这些“外科大夫”总能在“手术”之后获得一时的苟且之安,社会也能获得一时的“岁月静好”。即便即刻反弹的,也只是影响不大的个案,比如当年那个因强拆导致杀人的贾敬龙案,仅仅是全国性强拆埋下诸多社会矛盾中偶然爆发的个案,虽然在网络上掀起一轮波澜,但在强权高压下很快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以贾敬龙被押上刑场枪毙了结。

  然而,尽管“只剪箭杆不问箭头”式的“外科手术”颇能获得一时之效,但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进入整个国家治理的权力运行中,那么对于全体官员政治道德的败坏和行政能力的退化,所起的“戕害”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于这种“外科手术”本身就是强权加“欺诈”的产物,因而它对各级党政官员的庸政、懒政、恶政的纵容、教唆、默认和对中国官场那些根深蒂固的顽疾和恶基因的激活、恶化、蔓延,是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诸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谄媚拍马,投上所好,养尊处优,尸位素裹,玩忽职守,争权夺利,贪腐成性,结党营私,恃强凌弱,无知蛮干等官场弊病,在官员维稳思维的政治实践中总会“推陈出新”,“创意连连”,不断有新版本。而所有这些的“综合效应”,就是整个官员队伍在处理重大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中的应变能力、预警能力和果断有序处置的决断能力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甚至表现得极其低能、无能和弱智。

  问题是,当那些只剪除了表面皮肤上的“剪杆”而埋在肌肉深处的“剪头”不是那些可以用强权一时摆平的百姓利益和社会各类矛盾冲突,而是像冠状病毒这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恶魔呢?当权者还能一如既往、心安理得地“剪箭杆”吗?我们看到,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染的第一例病人起,武汉当局和相关知情部门就在一如既往地“剪箭杆”。宣称此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是“剪箭杆”,两会期间一连数天确诊病例报告为零是“剪箭杆”,疫情已呈爆发状仍然举行团拜会和万人年夜饭活动是“剪箭杆”,抓八名“造谣者”更是“剪箭杆”!这诸多“剪箭杆”的“外科医生”在已成定势的“维稳思维”中自以为能够“一如既往”地将疫情掩饰过去,糊弄过去,最后侥幸过关,皆大欢喜,不料此“箭头”非彼“箭头”也,这恶魔如同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恰在诸公“剪箭杆”的“悠然”之间,正是它大显神通、大施淫威的黄金时刻,仅仅一个多月,一个上千万人偌大的武汉城就被这魔头搅得天翻地覆,“哀鸿遍野”,并以封城告急。

  “维稳思维”在武汉疫情的实际操作中,获得的是一个武汉疫情完全失控、迅速向全国乃至国际社会蔓延、引发重大公共卫生灾难和社会动荡的恶果。至于这短短半个月的武汉防疫战役中,整个“指挥系统”和权力运行系统中出现了多少乱象、怪象和丑闻,诸如省长连辖地口罩生产能力的数据都搞错几次,黄冈市卫健委负责人对本市疫情的关键数据一问三不知,湖北武汉两级红十字会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胡乱配送等等等等,不说也罢。要命的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被封城的武汉市区各重点医院医患防护设备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市区内仍有成千上万的疑似病人甚或高度疑似病人住不了院,得不到及时隔离和救治,处于自发流动状态,就像无数流动的传染源相互交织,随时可能在规模性的交叉感染中引发疫情更大规模的集体爆发,那样,武汉城将面临灭顶之灾,武汉人民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和更加惨痛的牺牲!

  这一切,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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