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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论“举国体制”
2020-03-18 16:53:2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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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现代国家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最终要由“法治”来保障,而“举国体制”的要害,则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高度垄断的行政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
  记得一位前任中共总书记在总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用了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保障,就是所谓“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一词,大概最早用于中国大陆的体育赛事上,意指在国际体育比赛上举全国之力培养一流运动员,并以夺取各类国际比赛的金、银、铜牌为目标,即以体育赛事为跳板,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后来“举国体制”这个概念延伸至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并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通俗用语概括其内涵,于是“举国体制”就顺理成章、约定俗成地被看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政治特征了。


  这一次武汉抗疫,“举国体制”又一次获得了强烈的印证和热烈的呼应:“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获得了疫情中后期的初步胜利,而且疫情在国际社会的蔓延及爆发又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抗疫模式”的优越性,印证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提起“举国体制”在这次武汉抗疫中取得的硕硕战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和广大民众莫不欢欣鼓舞,如数家珍:建筑面积达3.4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达7.9万平方米、拥有15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在疫情发展的关键时刻从开工到交付使用分别仅用了不到10天和10天时间;前后十多座方舱医院平均三天左右建成,可收治上万轻症病人;全国各地派出二百支左右医疗队支援武汉和湖北,至今全国各地支持湖北医疗队人数已达4万余人;全国各地包括单位、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向武汉、湖北支援、捐献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全国十六个省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对口支援除武汉之外的湖北各市,以支援疫区急需的对口医护人员、管理人员、预防人员及医疗物资为主等等。


举国体制的表现之一——方舱医院

  的确,在武汉抗疫中,中国大陆的“举国体制”体现了它在行政效率上的优越性,在“举全国之力”阻断日趋恶化的疫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一个不长的周期彻底扭转了局势,在疫情后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行政效率上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运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对核心疫区的疫情分布进行最有效的物理空间切割,这种物理切割对封堵传染源、切断核心疫区集群交叉感染链条、分层隔治感染病人有着釜底抽薪的效果;其二,在调集全国财政资源、医护人力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支援武汉核心疫区时,没有任何法律的、财政预算、民意机构督查审核等种种压力、顾虑和后顾之忧,由一个行政权力核心发出的指令可通行无阻、一路绿灯、雷厉风行地得到执行和落实;其三,拥有全国官方媒体、全国行政权力网络发声并支撑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我们看到,正是“举国体制”的这三大行政效率优势,即高度垄断的行政权力在拥有没有任何羁绊的“人事权”、“财权”、“物权”的前提下,才足以在数天内建成两座病床逾千张的大型医院和十多座方舱医院,才可以以最快速度调集全国的人力资源和医疗资源向武汉疫区流动。平心而论,“举国体制”的行政效力往往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宪政国家的行政效力,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行政权力受宪法、国家民意机构、法律制度及其机构、反对党派以及媒体等多重制约,且财政制度非常严格,每一笔财政支出都必须通过民意机构的审核,因而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较为复杂,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另一个,即宪政国家的执政团队往往同样具有官僚主义、办事拖拉懒散、平庸、以权谋私等权力惰性,只是因体制内外的监督使之不敢太过招摇、且具有比较强势和及时的纠错机制罢了。

  可见,这种高效率的“举国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战时体制”,即一个现代国家在遭遇全国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危机、或被大规模武装侵略引发的全国性反侵略战争、或全国性内战等情况时,通常采用的国家战时体制。

  然而,对于现代宪政国家而言,这种“战时体制”只是在国家安全受到根本性威胁的突发危机和紧急情况下运用,一旦危机过去,就会被搁置一边,恢复平时体制。而这种战时体制一般会被预先写进宪法,以保证届时实施战时体制的合法性。

  那么,既然“举国体制”具有这样高的行政效率,在宪政国家为什么只在突发公共危机和战争状态下实施,而不在平时实施呢?有如下几点“核心”理由:其一,举国体制的长期存在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核心永久、全面地垄断国家政权,才有实施的制度保障。鉴于政治权力既可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又会被人谋私、寻租、滥用、作恶的两面性,举国体制几乎必然会被权力永久垄断者加以利用,成为其寻租、谋私、压迫、榨取、剥夺等作恶利器,且不受任何有效制约,承认“举国体制”,就等于接受专制祸害,因而宪政国家的人民绝对不会允许执政集团长期采用“举国体制”,也就是说,“举国体制”实质上是和现代宪政体制处于尖锐对立的专制政体,随时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祸害和灾难;其二,一个现代国家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最终要由“法治”来保障,而“举国体制”的要害,则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高度垄断的行政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实质上是对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蔑视、破坏和践踏,也就是说,“举国体制”从其政治本质上来说是和法治社会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的状态;其三,“战时体制”需要所有普通公民让度出大量的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对于以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现代民主国家而言,这种让度战时可以,平时则坚决说“不”。

  也就是说,如果将“举国体制”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句话概括,其巨大的行政效率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理解;正向方面,在消解事关国家安危及全体人民利益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方面,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反向方面,可以为高度垄断国家权力的掌权者的权力寻租、权力作恶行为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将其制造的灾难无限放大,达到“罪恶滔天”的效果。当然,“举国体制”并非千篇一律,它是有分层的,而分层的主要依据,则是执政集团对全部国家权力的垄断程度。垄断程度越高,则统治者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霸占比例就越大,而对社会资源霸占比例越大,它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对人权、法律、财政、民意机构牵制的顾虑就越少,尤其是作起恶来就越随心所欲,越肆无忌惮,越没有人性和人道主义底线。

  我们看到,中共建政之后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种垄断程度最高、层级最高的举国体制。中共建政之初由所谓“新民主主义”向所谓“社会主义”短短几年的过渡,就完成了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高度、全面的霸占和垄断。其一,实质上,五十年代之初对“政协”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的重新定位以及后来的反右运动,实现了中共对整个国家政权和所有政治资源的高度垄断,也就是说,中共在主宰整个国家政权的运行和全部社会政治生活中,可以不受任何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的束缚,可以不受任何民众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羁绊,可以不受国家立法或民意机构以及其他党派的任何牵制、监督和问责;其二,中共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的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实质上不仅让中共执政集团垄断和控制了全国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且垄断和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和社会物质资源,甚至全国民众的生活消费品也在高度垄断和控制之列,这就是中共执政集团在“办起大事”来毫无“财政顾虑”的底气由来。至于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精神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垄断和控制,除了对全国所有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各类科学人文机构和出版物的“党国化”外,还有历次政治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围剿和思想整肃,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没有“举国体制”是根本搞不起来的,比如反右,比如文革,它的“举国”动员、它的“举国”运行、它的“举国”政治效果,是极其“声势浩大”、触目惊心和匪夷所思的。尤其在执政集团垄断、控制了社会所有政治资源、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之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心态中的设计和发动,就显得更加可怕和恐怖,它造成的巨大灾难可以用“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成语来表达。

  不妨以当年的三面红旗运动为例。三面红旗运动是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以“举国体制”把经济建设“运动化”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我们知道,这个运动的恶果是造成三千多万百姓饿毙的三年大饥荒。这个巨大的社会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之所以可以连续持续几年,并且在党内高层已出现问责声音后仍能继续坚持错误饿死了更多的人,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滔天大祸是由中共的举国体制支撑的,同时也是党和领袖对来自各个方面极微弱的批评、监督无所顾忌、打击起来毫无底线造成的。比如在舆情方面,由于国内所有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都是由中共高度垄断的,没有一家媒体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敢对大饥荒真相报道一个字,即便有人私下发声,也会被立即弹压。因而党和领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顾忌;在政治方面,原先所有的“在野”党派和除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团体要么被消灭,要么屈从于执政党膝下,成为中共“统战对象”,其领导机构纳入政府行政和财政供养序列。而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民意立法机构仅仅是执政集团的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他们岂敢对党和领袖说一个“不”字?因而来自政治方面的监督和问责几乎不存在,岂有顾忌可言;至于“法律”,拉倒吧,在中国一党制下,所有的宪法和法律,都是执政党手中可以任意玩捏的泥团,领袖早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于所谓法律,党和领袖从来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根据需要随时可“弃如敝履”;那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呢?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当年大饥荒时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场景足以说明一切:当村里饿死许多人、走投无路的村民集聚外出逃荒寻求一条生路时,那些基层干部和民兵却拦在村头路口对逃难村民围殴暴打,不准逃荒,将他们赶回村里活活等死。这种视百姓生命为蚁蝼的残暴还顾忌什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最后兜底的是财政。一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带有社会大实验的空想性质,如果没有所有社会资源在手的“财政底气”,谁敢保证这场运动只赢不输?结果呢?赔得精光:生产力遭到巨创;经济崩溃;财政触底;连芸芸众生赖以活命的粮食资源也即将告罄。但那又怎么样?在举国体制的托举下,“党和领袖”照样拒绝粮食外援,照样“勒紧裤带还债”,照样出口白花花的大米以“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头来呢?到头来哪还有什么“财政”去兜底,连粮食都“兜”不了了,最后“兜底”的是几千万条人命哪!可见,“举国体制”在作恶时连几千万条人命的“底”都能“兜”得住,且能保住“领袖不倒,政权不崩”,这样的体制可怕不可怕?恐怖不恐怖?

  那么,中共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所实施的是不是“举国体制”呢?当然是,举凡像中共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的一党制,都是具有专制性质的“举国体制”。不过,和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举国体制”在层级上要低了许多,即在执政集团所垄断、霸占的各个领域社会资源的比例上,要小了些许。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在经历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危机和实践危机之后,尤其在经历了文革这场“政治浩劫之后,中共执政集团比之毛泽东时代更加注意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更加注重自身的政治形象,并努力用经济发展成就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第二,修改了宪法,制定了诸多法律,努力塑造法治社会形象,尽管宪法和法律仍然不能束缚权力的任性,但不至于像以住那样毫无底线地践踏宪法和法律了;第三,在无人道、无底线地剥夺、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收敛了许多,也宽松了许多,至少在侵犯公民权时也有所顾忌;第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单一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包括私人所有、民营所有等多种成分所有制,放弃了单一的计划经济,开辟了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尽管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仍然以“国有经济”的形式掌握在执政集团手中,但至少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被下放到民间,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半市场经济”。而半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相当一部分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尤其是以个体为单位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也摆脱了执政集团的垄断和控制;第五,比之毛泽东时代,执政党对思想言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严密控制,有了很大的松动,尽管民办媒体和出版机构“出生率”极低,甚至中途夭折,大陆媒体和各类出版机构、影视平台仍由官方垄断,但检查尺度已经大大放宽,记者、作家、学者、科研人员等精神文化工作者的个人研创空间相对扩大,言论相对自由,各种思想、理论、学术、声音出现多样化趋势,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将舆情控制得严丝密缝已经不再可能等等。

  然而,尽管如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这片国土上仍有极大的用武之地。比如,以举国之力培养一流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夺金牌、以举国之力筹办奥运会以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教育上的举国体制——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上的“党化教育”;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国家学说”在大陆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定于一尊,当成社科真理的标准;经济建设中席卷全国的开发区运动、招商引资“运动”、城市化运动甚至“房地产运动”;以“举国之力”实施对全国舆情的控制:包括对所有媒体、出版机构、人文艺术创作的控制、对互联网各类公共发布平台和所有自媒体的严厉控制,其中设置各类千奇百怪的“敏感词”和数百万“五毛”以审查过滤各种“异见”文章和不同声音,以及不计其数的“册贴、封号”;以“举国之力”处理特大公共突发事件、特大自然灾害和特大人为事故,包括1989年的“六四”、汶川大地震、非典疫情以及当今以武汉为疫区中心的新冠疫情等等。

  我们看到,以“举国之力”所办的所有这些“大事”,有两大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赤裸裸地以维护执政集团的特殊统治利益为核心,或者将这种特殊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其结果必然是根本违背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比如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全国性的“秋后算账”,一方面摧残了广大学生和民众推进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大大延缓了中国走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放纵了当时已呈“全面开花”的“官倒”乱象,导致大陆执政集团加速走向全面深度的吏治腐败且不可逆转;再比如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党化教育、对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学术机构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对整个网络不同思想不同声音的全面封杀,都是以“举国之力”实施的,其恶果就是成批培养没有思想、人格缺失、价值观扭曲、原创低能的奴才、臣民或“精致的利已主义者”,阄割国家的大脑,毒化民族的灵魂,泯灭一个国家在当前智能时代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创新能力,这些都是背叛人民、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大罪。这不,由于对网络的“围城”和设置大量敏感词以封杀批评文章和不同声音的出现,国内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在和国际相关领域的对接中遭遇网络“防火墙”,严重影响了大陆学者和科研人员的探索研究;这次武汉疫情之后,孩子们因不能开学居家上网课,居然因大量的敏感词导致大多数网课无法正常开课,这样的罪孽恰恰是花纳税人的钱以“举国之力”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

  另一类,属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范围,包括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的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人为事故的处理;推动经济发展的“举国”举措;国家治理中实施全国动员、依仗“举国之力”对重大问题、难题的解决等等。尽管这些在公共服务、管理范围内倾举国之力“办大事”的行政效率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带病运行”产生的弊端也绝不可等闲视之。何谓“带病运行”?所带之“病”是何“病”?是体制之病,是深层体制弊端,非常糟糕的是,这体制之病在“举国神力”的催化下往往通体膨胀,无限放大,所带来的恶果和灾难往往超过“办大事”的正面效果。我们不妨按这些第二类“大事”的不同性质看看这所带之病通常的典型症状。

  其一,好大喜功,政绩造假。在公共管理、服务范围内几乎所有倾举国之力所办的“大事”,当政者和操盘者都会产生强烈的政绩冲动和好大喜功。而这类政绩冲运的个人动机,往往将保官提拔,官场升迁放在第一位,其集体动机或“国家动机”,则是证明执政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一党制的优越性。这两种动机都会必然地产生邀功诿过、政绩造假的冲动。比如在全国规模和各级政府开展的创建开发区和招商引资的运动中,就有大量的政绩造假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大面积地圈地,却无商可招,或招商不满,导致大片良田搁置荒芜,而在城市化运动中,大量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也应运而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且“官造数字、数字造官”,弄虚作假、奉迎拍马者升迁,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者被贬,加速了官场的逆淘汰;

  其二,政府逐利,官员寻租。中国特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这类“大事”,其本质就是权力和经济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亲密接触”,由此产生大量的政府逐利和官员寻租机会便成必然趋势。试问,从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到全国开发区的“圈地运动”,从大量中小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全民招商引资运动,从城镇化建设的“造城运动”到铺天盖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房地产热到各级地方政府幕后操纵的“炒地皮热”,究竟给政府创造了多少逐利机会,究竟给各级官员造就了多少寻租“利好”?恐怕以“不计其数”来表达也不为过吧?这是中国大陆经济活动和其他相关社会活动中的“举国体制”将大陆深度、全面的吏治腐败以几何级推进的由来,也是官员贪腐受赂的数额在短短几十年就由两条烟两瓶酒飞跃至亿万级天文数字的根本原因;

  其三,邀功诿过,隐善扬恶。四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是特大自然灾害还是特大人为事故,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都留存着权力作恶的斑斑劣迹。而倾举国之力对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的处理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由当权者责任人将这些劣迹遮盖起来,邀功诿过,文过饰非,更可恶的是将揭露真相、批评恶政的声音压制下去,遂使丧事办成了喜事,鞭鞑换成了赞歌。比如汶川大地震大批校园危房夺去了大量师生的生命,地震天灾的惨烈后果掺杂了大量的人祸因素,诸如预警不力、防范懈怠、校园危房这些严重的人祸因素皆出于当地政府官员和教育行政部门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绩造假、权力寻租等渎职行为,理应得到坚决揭露、严厉批评和依法处理,然而揭露者被打压,批评者被封口,渎职者仍逍遥,赞歌、鲜花、掌声遮盖了残酷的真相和渎职者丑恶的嘴脸、罪恶的事实,其结果一是灾难、事故深刻的教训不被记取,留下了人祸因素在下一轮天灾事故中被反复复制的隐患;二是良善被欺凌,邪恶被张扬,真话被封杀,谎言得奖赏,公平被亵渎,正义被践踏;三是政府公信力大幅下降,整个社会价值观遭到扭曲,可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也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一大原因。想想当今武汉疫情处置的前前后后,是否也有类似的现象?

  其四,执法枉法,侵权过甚。举凡倾举国之力所办的大事,除了极少数特殊性质的以外,绝大部分都伴随着大量的执法枉法、侵权过甚的政府行为。就连这一次武汉疫情,也难逃此劫。如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疫情预警遭到当地公安机关传唤训诫,就是典型一例。指使执法机关对披露疫情真相的人实施封口,是导致武汉疫情预警失灵、防控失误的重大原因之一。至于在开发区圈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以及房地产的“举国运动”中,究竟有多少诸如“强拆”、“截访”这样的对老百姓的侵权行为,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吧?

  其五,拔苗助长,过犹不及。相当一部分“举国大事”喜欢“大呼隆”,喜欢“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喜欢盲目蛮干一刀切,喜欢削足适履拔苗助长,缺乏客观尺度科学精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大群工业基础平平、经济实力一般、人口只过百万的中等城市,居然争先恐后地提出数年内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和规划;北京大兴的一场火灾竟然引发了对北京周边数十万“低端人口”的强行驱赶,使无以计数的“低端劳动力”在深冬寒夜拖儿带女,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彻底消除雾霾天气,到处都搞一刀切,无数工厂企业不问情由一律关停,南方无数大型养猪场被强行关闭,北方连农村里煤灶柴草灶也被“一锅端”,如此环境整治,委实因噎废食,削足适履,虽然表面光鲜,内囊却伤痕累累,其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过犹不及,得不偿失。

  “举国大事”中还有一些弊端,就不一一例举了。

  在总结了中共“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所办的“大事”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类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武汉抗疫。实质上,武汉抗疫可以说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应以武汉封城为界线。武汉封城前为前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政者竭力隐瞒、封锁疫情,打压揭露真相的声音,且根本不想在防控上有所作为,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这样做的目的,恰恰就是第一类“大事”的性质:一切以维护执政集团的特殊统治利益为核心,表现在武汉疫情上,就是稳定人心,稳定统治,营造两节前后和“两会”期间详和喜庆的社会氛围,并将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压下去。这种视人民利益和生命财产为草芥、一味将执政党的特殊政治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的强权、自私和卑鄙,在武汉中心医院一位急诊科主任艾芬和该院监察科官员的对话中,表现得极为强烈和典型。艾芬眼下被称为武汉疫情最早的“发哨人”,“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发哨子的人》《人物》杂志 作者 龚善琦)而《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的报道则披露了这段对话:“根据该院急诊科艾主任此前对《中国闻周刊》的回忆,2020年1月晚将近0点,她接到医院监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艾主任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也就是说,2003年的“非典”至今令国人余悸未消,那可是一场人命关天的“天灾”,当类似“非典”的毒魔17年之后重新在武汉露头逞凶时,医院行政当局居然认为“武汉发展稳定的大局”比这场已经到来的“天灾”更重要,面对日益肆虐的疫情几乎处于撒手不管、任其自然的状态!我当然不相信对疫情真相的封杀仅仅是一家医院的决策,也不相信这项决策仅仅是武汉、湖北两级政府作出的,因为当时武汉的疫情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疫情,是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关注、质询和调查的。因而中共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疫情真相,而下面各级疾控中心、卫健委、党政机关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向中央瞒报疫情,这是弄不好天都会塌下来的大事,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是他们瞒报中央擅自决策,武汉湖北两级党政领导早就当了替罪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因而这个颇具“举国”意味的重大决策的“弦外之音”,恐怕不单单是维系“武汉发展稳定的大局”,而是要维系“全国发展稳定的大局”吧!

  武汉封城,颇具“壮士断腕”的悲壮气概,对于武汉来说,这是一座将抗疫这件“举国大事”由第一类性质“急转直下”跃至第二类性质的分水岭。前后的反差太大了,武汉抗疫由前期的推诿懈怠一下子转入狂飙突进,这显然是最高决策者大梦初醒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应该说,武汉封城走对了扭转疫情失控关键的一步棋,可谓“杀伐决断”、力挽狂澜。然而,凭举国之力走出的这一步棋,走得并不漂亮,它最大的功效,就是阻断了流动感染源向武汉或湖北以外省份及境外地区的扩散。尽管为时已晚,但仍算亡羊补牢。然而,对于困守孤城的近千万武汉人民来说,这步棋开始走得极为糟糕,几乎携带了上述举国体制“第二类大事”的所有弊端,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鲁莽抓瞎,舍本逐末。我们知道,抗疫封城并不等于军事性质的全城戒严,阻断交通,禁止除救护车等特殊车辆以外所有交通工具的出行,对于控制疫情的扩散蔓延并无实质效果,甚至对于不同患者的有序分流会起到反作用。从武汉疫情初中期聚集性感染源导致的感染人数规模性、几何级扩张的规律来看,新冠病毒感染途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在空气病毒浓度高的场所,无论其空间大小,只要人群聚集,则交叉感染越严重,人群感染率越高。而武汉封城之后,空气中病毒浓度高的场所主要有大小两种,大的是医院,小的是有人发病的家庭。而严厉的交通管制则加剧了这两种场所的人群聚集:因无车回家,大量的发热患者宁愿彻夜守侯在医院等待门诊和或床位,也不愿回家,甚至呆在医院等几天的人也有,而各定点医院不分昼夜人满为患,则是交叉感染成几何级上升的根本原因。至于那些无望乘车去医院排队门诊或取得床位的新冠病毒患者,只好居守在家,由亲人照料,在这封闭的狭小空间病毒浓度不断增高是大概率的事,因而家人之间的交叉感染也是大概率的事;另一个,一个人持续吸入或接触病毒比其偶然、间断吸入接触病毒的发病机率要大得多,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机率也要大得多,因而曾经长时间聚集在医院的人群无论感染率还是发病率、由轻转重率都会居高不下,且加剧疫情的规模扩散;至于居家隔离的新冠病毒患者,由于亲人的近距离照料,他们持续吸入或接触病毒也是大概率的事,全家感染发病也是大概率的事,为什么有些家庭几代人均发病死亡,恐怕与他们持续性吸入接触病毒有着极大的关联。可见,由于发热病人中有大量的非新冠患者因去医院侯诊而感染上病毒,在收治无望后返回家中又传染给亲人,这种状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迅速扭转,那么在人口稠密的有限封闭空间疫情的规模暴发呈几何级和连锁性递升就难以逆转,其后果则不堪设想。而武汉封城后疫情依然处于失控状态,恰恰是这种后果的早期表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连武汉的普通市民都看出来了,并提出建议:迅速征用大型公共场所,改造成临时观察、隔离、诊疗场所,将所有的发热病人、疑似病人、确诊患者应收尽收,进行分层观察,分层诊断,分层治疗,真正做到“应收尽收”。这件事显然比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更重要、更迫在眉睫,更刻不容缓。然而,直到二月初王辰院士奔赴武汉提出建方舱医院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后,四处流散的各类患者才被集中隔离收治,疫情失控的状况才逐步得到根本的扭转。然而,由于当政者和决策者在关键时段的颟顸、恐慌、迟钝、懈怠,错失了武汉封城后迅速控制疫情蔓延的最宝贵的十天时间。

  一位同事在群中转发了一个为武汉抗疫“算大账”的贴子,算了这样一笔账: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每天的伙食标准为200元,全国支援湖北的医生、护士已接近5万人,再加上本地的医生护士差不多15万人左右,每天医护人员伙食支出就3000万元左右,加上湖北医院隔离治疗的病人还有5万左右,按每人每天100元伙食标准,就是每天500万元,另外参加抗疫医护人员每人每天补助400元,每天需要6000万元左右,加上方舱医院的建设,一次性医疗物资的消耗、药物费用等等,还有每个病人的治疗费少则二十多万、多则五六十万,以及全国各省的巨资抗疫等,这些费用开支,几乎可以抵上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接着发贴人以中国如此优越的政治制度和如此雄厚的综合国力为自豪,说出这样的壮语:“让美国等敌对者睁眼看看,谁与争锋!”

  不错,据说武汉抗疫的巨额开支目前已逾千亿元。在无数“爱国红粉”看来,这笔巨额成本正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产物,是由“制度的优越性”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的,总之,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其实,政府、党、制度都产生不了财富,而任何所谓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都不可能成为摇之不尽的摇钱树,所有的国家财富和国家综合实力,都是由纳税人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的综合国力究竟怎样,中国的财政底子究竟有多厚,从这样一件公开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底细:中国大陆三十个左右省份中竟有三分之二强的省份财政入不敷出,需要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才能把日子过下去。而大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已达到数十万亿元。说穿了,这次抗疫的巨额开支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如果中央财政透支,这些“真金白银”是需要每一位纳税人掏腰包买单的。有人会说,国家没有扣我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加个税,怎么会让我去为抗疫买单呢?其实,国家让你买单的办法太简单了,比如操纵做空股市,比如加印钞票引起通货膨胀,都能从每一位老百姓头上收割一茬“韭菜”。比如从去年开始猪肉价格为什么突然“史无前例”地成倍攀升?就是因为国家最高决策层为打“贸易战”而进口俄罗斯生猪引发大面积的非洲猪瘟,加上为环境治理而大批关闭养猪场,导致生猪出栏数断崖式下跌,猪肉价格自然火箭般攀升。而这一轮猪肉价格和离奇攀升,决不是由猪肉的市场供求关系引发的,通常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猪肉价格的涨跌,幅度不会这样大,而是由国家高层的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而这种高层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损失,由两种纳税人承担,一种,养猪人,另一种,消费者。养猪人的损失明摆着,不必多说,消费者原来一百元可买五六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二三斤了,你工资数额不变,但购买力已经大大缩水,无意中被人“割了韭菜”,“薅了羊毛”。而大陆纳税人几乎不断为执政集团的决策失误、好大喜功、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买单,被人一遍又一遍地“割韭菜、薅羊毛”,恐怕也是拜“举国体制”所赐吧?总之。中国大陆和西方宪政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防疫抗疫所需要的资金额度,必须事先由民意机构批准拨付,而且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透明,一目了然。而前者则是用多少算多少,从理论上说可以无限透支无限托底,至于究竟用了多少,这些钱怎么花出去的,有没有明细账,国家财政是没有向全体公民告知的义务的。也就是说,这笔巨款花得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浪费的现象?有没有花冤枉钱?花钱的过程有没有谋私、贪腐现象?所有这些问题,普通公民是没有权利质询监督的。这也正是大陆财政收支的“举国体制”的主要特色。比如近期引起众怒的对外国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就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和印象:中央决策层花起纳税人的钱是否很随意,很“任性”?

  当然,抗疫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是百姓的救命钱,要花好、花足。然而,这笔钱如何花,花多少,是否仍然有很大的讲究?其实,以十多亿人居家不出、全国经济社会活动停摆、全国规模的封城、封路、封市、封村这样的“一刀切”模式抗疫,尽管效果明显,但是否仍有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是否有大量的浪费、做无用功的现象?是否会产生一些寻租舞弊、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的现象?是否还有因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将大把的钱花在政绩造假政治作秀这样的糗事上?武汉是疫区核心,是病毒感染源头,且源头不明,“多头”传播,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封城封路,严防死守,极为必要。但武汉、湖北之外的各省,基本上都是输入性感染源,只要严把输入关口,就可以完全做到对输入感染源及其接触者的控制、追踪、隔离、观察直到诊治,从而完全控制本省本地区的疫情。如此,是否还需要长时间绑定全省各市各县封城封路封村,全体居民困守在家?要知道,如果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运转所揿的这个“暂停键”不是“暂停”,而是“长久”,那么,一旦超过经济、生存、心理等承受极限,则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是会崩溃的。因此,尽管中国的“抗疫模式”立竿见影,效果不错,但它却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因而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