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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声: 对“文革病毒”来一次“核酸”检测如何?
2020-03-30 12:41:49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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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性”是指“人”对自己的同类保持最起码的尊重,至少把自己的同类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尊重,即尊重作为一个“人”拥有的最起码的权利、自由和尊严。
近读萧功秦先生《极左思潮是一种文化病毒》一文,很有些感慨。萧先生将极左思潮比喻为文化病毒,并和新冠病毒挂钩,委实是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先来看看文中最精彩的一段:“我突发奇想,觉得社会上某些人中根深蒂固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思维与盛行的‘阴谋论’思维,自改革开放40年来,仍然如此死而不僵,时时发作,真的就如同是‘新冠病毒’一样:它总是引起人体的过度的免疫反应。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和以杀敌为已任的白细胞极度增多,总是把人体中的健康细胞当作敌人来判断并予以歼杀,并在肺部形成粘液状的痰栓。这些痰栓堵塞了肺里的中大小气管,使新鲜的氧气根本无法进入。最后病人由于缺氧而活活地被痰栓闷死、被厚厚的粘液‘淹死’。”

  
当然,再精妙的比喻,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将“极左思潮”比喻为文化病毒进而新冠病毒,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极左思潮”并非像“新冠病毒”那样引发人体的免疫功能和健康细胞“自相残杀”,这种“病毒”本身就是对社会健康细胞进行正面进攻的邪恶力量,它是依靠自己而不是社会“免疫力”攻城掠地,行凶作恶,它攻击的对象不仅是社会的健康细胞,而且是社会肌体的整个免疫力,因而穷凶极恶,危害极大。

  
这里,我想对萧功秦先生的“文化病毒论”作一个引申。作为“文化病毒”的“极左思潮”,其“基因结构”当然是精神专制或思想专制。这一点和古今中外任何一种专制主义的思想基因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极左思潮”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产物,它是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基因树”上的一个变异病毒,属于中共夺取政权和建政之后这一个世纪中变异出来的新病毒,这种病毒的整个变异过程集大成于文化大革命,因而将其冠以“文革病毒”似乎更能显示出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

  

那么,“文革病毒”的基因结构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呢?我个人以为,在统治集团对被统治社会群体的“生杀与夺”的专制统治和精神奴役中,“文革病毒”和其他思想专制在“把人不当人”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革病毒”用以吞噬、蹂躏、泯灭人性的理由更加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厚颜无耻:诸如“人类最后解放”啊,“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啊,等等,等等。因而“文革病毒”在其“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的作恶过程中也更加丧心病狂,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没有底线。

 
因此我想,对于“文革病毒”,是否能像对付新冠病毒一样,对其进行“核酸检测”诊断,将其内在的基因结构来一个“原形毕露”?或许如此才能找到消灭这种病毒的治疗方法和“疫苗”?
 

这不,在萧功秦先生此文的评论圈中,就有一名严重的“文革病毒”感染患者,我们不妨以这名“患者”为“样本”,作一个“核酸检测”如何?
 

此人网名叫“鉴今先生”,他的留言如下:“文化大革命是‘灾难’吗?我认为这是以瑕掩瑜的极右立场!所谓‘灾难’,无疑是祸及绝大多数人的坏事。那么,文化大革命‘祸害’了多少人?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恐怕除了有权的走资派和无权的私有制奴才外,真正的广大劳动人民都是怀念和赞扬的吧!因为那时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嫖赌逍遥,没有假药毒品,没有黑恶势力,普通老百姓有权扳倒走资派,当官的不敢抢占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而社会生产却蒸蒸日上,国家实力也日益强盛!一些压迫和敌视普通群众的人受到某种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

  
瞧,这位鉴今先生被“文革病毒”感染得已经相当深了,“发病”已到了“重症阶段”。而“文革病毒”直接攻击的是什么?是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人性和良知,也就是说,鉴今先生的人性和良知已经被“文革病毒”祸害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知道,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位公民都必须享受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如果一位公民因自己的过失而被“祸害”,只有一种情况是被允许的,即他触犯了法律,因而遭到了法律的制裁,你把这种制裁说成“祸害”也可以。然而,即便一位公民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他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了多少,是由法律进行公正的裁量的,其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借口对他实施法律范围以外的“祸害”,不仅如此,哪怕这位公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其重罪而被判决死刑,司法机关仍必须自始至终保证他做人的尊严不被侵犯。在现代文明国家,哪怕发生一例在法律之外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例,都是绝对不允许的,都是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极大威胁。因为允许一例,就意味着允许两例三例,以至无穷,其后果极其可怕。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无辜青年聂树斌被冤判处死刑一案吧?这个二十多年后才被平反的冤案为什么在全国引发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广大网民在网络上对枉法者发起了可称“全民规模”的“声讨”?就是因为执法权和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和蔓延,一旦出现执法枉法、草菅人命的普遍现象,那么几乎每一位普通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以及个人尊严都会随时面临严重的威胁,其后果细思极恐,不堪设想。不要以为这样的场景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就出现了这般人间地狱一样的场景。可见,绝对不允许一件“祸害”公民的事件出现,如果一旦出现,立即纠错并举一反三,对社会生活中各个可能出现类似案件的薄弱环节进行严防死守,防止这样的“祸害”继续出现,正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对鉴今先生的“病症”进行诊断了。

  
第一,鉴今先生认为,在一个国家,只有祸及绝大部分人的坏事,才算得上灾难。如果祸及的仅仅是少部分人,那算不上灾难,说不定还是好事。看来,鉴今先生对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认知十分无知、愚蠢、麻木和冷血。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存机理完全和一个人体一样,是有强烈的创痛共振效应的。对于一个社会肌体来说,一小部分人甚至一个人的灾难,往往如同断了一根拇指或戳进一根竹刺,会引起全身的创痛应激反应的。一个人体断一指伤一足,尽管所伤只是整个身体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整个生命肌本来说却可以说创深痛巨,不堪忍受。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体任何一个部位的小小创伤,引发的疼痛或巨痛决不是这个创伤部位在承受,而是整个肌体在承受,是整个生命在损伤。当年受胡风案牵连的人只有数千,反右运动祸及的人数充其量也只有数百万,这些所祸及的人数和全国总人口相比,或许连一个小拇指都不如,但对中国整个文学界、文艺界、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心灵所造成的巨创,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造成的伤害,却椎心泣血,永难痊愈;汶川大地震死伤受灾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什么举国抗灾,举国悲痛,举国反思?或许鉴今先生还认为当前的武汉疫情也不算灾难吧?因为因染病而“祸及”的人数也不过数万人,其中病死人数也不过三千多人,和整个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人口比起来,连根小拇指都不算,那么又为什么发动举国抗疫,为什么弄得全国十多亿人闭门在家,几乎弄得人人自危?可见,以祸及人数作为划定灾难的标准,是极其荒谬的。当年叶剑英元帅对十年文革中“祸及”的人数作过一个大概的估算,受各类政治迫害牵连的人数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大约一亿左右,占当时全国人口八分之一,相当于一个人体被活生生地砍去一只大腿,你能想像到其中的巨痛是什么滋味吗?如果这还不算灾难,那什么算是灾难呢?按照鉴今先生的标准,只有祸级绝大部分人才叫灾难,那么只有如下的奇祸才算灾难了:一是一场核大战导致全国人口死掉了十分之八;二是小行星和地球碰撞全球死掉了十分之九人口,三是像欧洲中世纪“黑死病”那样导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死亡等等。可见,鉴今先生竟有如此残忍的灾难观,相信他代表着一大批“毛左”们同样的灾难观,这种对人类生命价值和人类尊严的极度蔑视和冷漠,足见鉴今先生和他的“同类”们在其精神发育上还处于“巨婴”阶段;

  
第二,鉴今先生认定,文革中被祸及的基本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权的走资派”,另一种是“无权的私有制奴才”。他认为,“一些压迫和敌视普通群众的人受到某种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

  
鉴今先生的政治愚昧和对历史的无知,令人错愕!什么是“有权的走资派”?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之下一大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吗?你知道这些“有权”的人为什么被毛泽东打成“走资派”?就因为他们为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制造出来的巨大灾难揩了屁股,将中国经济从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绝境中解救出来,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努力恢复了国民经济,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这个饿死那么多人、史无前例的天大“人祸”就是作为党内一把手的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当然,毛泽东手下的同僚们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大饥荒的制造,负有极大的历史责任。但后来刘少奇等一线常委痛定思痛,迷途知返,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三年大饥荒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并力主停止三面红旗运动,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经济恢复和让人民吃饱饭上。可见,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对三面红旗的纠错行动无疑“功高震主”,触犯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至高权威,于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为打倒刘少奇制造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顶政治帽子,不仅迫害了刘少奇等一线常委,而且“修理”了当初跟着刘少奇力挽狂澜的一大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在三年恢复时期,刘少奇等人为经济复苏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像毛泽东对之裁赃的那样走的是“单干、包产到户”这条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实施中并没有脱离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所谓“单干、包产到户”只是中央个别领导干部的建议和极少数地方进行了尝试。因此,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唆使下刚吃饱肚皮的“亿万人民”将刘少奇等人当作“走资派”批斗,实在是恩将仇报、荒谬绝伦、无耻之极!不知鉴今先生对三年大饥荒那段历史真相是否知晓?如果不知晓,只能算幼稚无知,如果知晓,则另当别论,一个对被饿毙的三千万同胞毫无怜悯之心、反而对“扳倒走资派”乐此不疲的人,已经良知丧尽,人性泯灭,你不妨扪心自问:你如此漠视同类的生命,你还算人吗?那么,什么是“无权的私有制奴才”?你是指“地、富、反、坏、右”?这是一个达千万人口的庞大人群。他们要么是解放初被强制性地剥夺财产、划定成分,打入另册,要么是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迫害者,至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良善者,只要没有违法,他们整体都是无辜的。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凭什么不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凭什么可以拿他们当猪狗一样任意驱使、欺凌、宰割、迫害、侮辱?在鉴今先生看来,是否当今中国社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皆属于“私有制的奴才”?因为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人员早已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几亿农民实行的家庭承包等于变相的“私有制”,如此,这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罪不可赦”,理所应当地受到“文革式的冲击”?可见,在鉴今先生的“法眼”中,“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公有制”却是“人间正道”,他根本无视文革之前的公有制所带来的特权阶层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贫困,根本无视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包括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给大陆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心智已经全然“瞎”掉了;

  
第三,鉴今先生对“文革”的“盛景”充满向往:“真正的广大劳动人民”对文革充满“怀念和赞扬”;“那时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嫖赌逍遥,没有假药毒品,没有黑恶势力,普通老百姓有权扳倒走资派,当官的不敢抢占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而社会生产却蒸蒸日上,国家实力也日益强盛”。

  
相信鉴今先生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吧,否则,他不会说出这样无知、愚蠢和残忍的昏话。你凭什么说举凡经历过文革、今天尚健在的人都“怀念和赞扬”文革?你能代表他们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1976后清明时节被血腥镇压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是怎么一回事?那可是成千上万普通工人、学生、城市市民抗议文革极左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斩的示威呀;当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改“阶级斗争为纲”为“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为什么可以说是真正的“举国欢腾、普天同庆”,赢得了亿万人民的热烈拥护?那种全国人民都沐浴着一种被“彻底解放、获得自由”了的发自内心的喜悦,你经历过吗?体验过吗?说文革期间没有贪官污吏吗?但各级党政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享受的种种政治特权和物质特权又是怎么一回事?就拿毛泽东本人来说,国家花巨资为他所建的“行宫”在全国就有十多处,高级干部享受的种种“特供”文革中并没有中断,只要你政治上不倒台,这些特权照享不误,至于各级官员个人腐败的种子,恰恰是在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本人的纵容下“天女散花”般地撒了出去。我们知道,中共各级官员在文革中的个人腐败,是从文革中后期人们普遍寻求阶层上升的机会——参军、入学、招工、提干等各种机会中开始的,对于各级党政官员来说,这些机会同时也是他们手中权力寻租的机会。权力谋私和寻租的最初形式或方式,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人们通过和官员之间的亲友熟人关系打通关节,让官员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优先谋取上升的机会,官员也从中得到各种好处。当然,最初的贿赂数额不大,几条烟几瓶酒而已,然而,正是这些小小的蚁穴,酿成了整条“大堤”的整体腐败。没有文革后期的拉关系走后门,哪有四十年后动辄贪腐百万、千万、上亿的巨贪成群地出现?请看毛泽东对中共吏治“大堤”上这些祸害无穷的“蚁穴”是怎样说的。毛泽东在1975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而正是毛泽东眼中“不是坏人”的官员们包括毛泽东自己最初的权力寻租,成就了几十年后中共吏治中成千上万的贪官。是的,文革中的确没有公开的卖淫嫖娼,几乎没有“假冒伪”产品,但劣质产品却比比皆是,坑蒙拐骗不是没有,只是比较隐蔽罢了,吸毒贩毒表面没有,但“地下”却很难说,但文革却有比所有这些社会弊端为祸更烈的政治灾难,那就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政治恐怖,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迫害,对思想言论的极端禁锢,对经济生活的极端控制,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牢笼和政治牢笼中的囚徒。你知道吗?有人因为涂鸦了一条“反动标语”,喊错了一句口号,说了一句不满的话,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玷污了一张领袖像,打碎了一尊领袖塑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文革期间这类被枪决的“现行反革命”达十数万之多!还有文革中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者整人、整人者被整”的反复轮回,各地的两派武斗以用派性恶斗中的相互摧残,受到文革祸害的社会群体哪里仅限于“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两类人?大量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照样被整得肝胆俱裂、屁滚尿流,文革中被祸及的人群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阶层。至于说什么“普通老百姓有权扳倒走资派”,更是痴人说梦,一派胡言。文革中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是“奉旨造反”,只要稍微偏离领袖意图,便立即被弹压,只要毛泽东要保一个人,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请看,当年首都各大院校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有哪一个有好下场的?他们的厄运从毛泽东健在时就开始了!“社会生产蒸蒸日上”?“国家实力日益强盛”?这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知道吗?文革中每一位城市居民的生活日用品都是“上计划”的,都是凭票证购买的。每人每月半斤油、两斤肉、半块肥皂、二两糖、两尺布、三十斤米等等,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是要票的,一般人买不到。而所有这些,几亿农民是享受不到的。试问,如此窘迫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又如何印证“社会生产蒸蒸日上”?所谓“国家实力日益增加”不就是指“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吗?这恰恰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省出来的,而因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折腾,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综合实力和二战后同时起步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整整落后三十年,这个可耻的经济事实是“两弹一星”掩饰不了的。

  
总之,“文革病毒”在这位鉴今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极为典型,而这些“典型症状”无论是愚昧无知、冷血麻木也好,还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也好,它们的病根皆出于人性的退化上。何谓“人性”?“人性”相对于“兽性”而言。所谓“兽性”,是指地球上整个动物世界,几乎都构成一个食物链,在这根食物链上,通行的法则是以强凌弱,相互吞噬。人们通常将这一“互残”甚至“互噬”的法则称为丛林法则,而将动物这种“互残”或“互噬”的本性称为“兽性”。当然,将整个动物界的“互残”特征概括为“兽性”,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有许多弱小的动物天性良善,是不会残害其他动物的。因此,将动物界的互残定义成“虎狼之性”,或者简化为“狼性”,可能较为贴切。为此,下文就以“人性”相对于“狼性”。那么,何为“人性”?实质上,人性和兽性中的许多良善之处都是相通的。比如母爱、父爱、友情等等,人间有,动物界也有。但人性和兽性的根本区别,就是动物界互残,有“狼性”的成分,但“人性”之中虽有无数利益之争,但却不“互残”,这种“互残”是指突破人道主义底线、将“人”不当“人”,当做猪狗鸡鸭那样任意宰割、屠戮、践踏、蹂躏。反过来说,“人性”是指“人”对自己的同类保持最起码的尊重,至少把自己的同类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尊重,即尊重作为一个“人”拥有的最起码的权利、自由和尊严。

  
实际上,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甚至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达到“人性”的境界,是在“兽性”或“狼性”的丛林法则中度过的。因为在这长达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和动物界一样,为争夺生存空间和各种利益之争而互残、互噬。其残忍程度和动物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这一段漫长的人类史中,人类本质中的“人性”和“兽性”或“狼性”之比,后者明显占上风,即“人性”还没有从“狼性”中解脱出来。直到人类进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将人作为人的起码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用宪法制度固定下来,人性才可以说真正开始从“狼性”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对“文革病毒”感染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实质上就是对“患者”的“人性”和“狼性”之比进行“检测”。比如这位鉴今先生口吐狂言中那句“一些压迫和敌视普通群众的人受到某种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就释放出十足的“狼性”。当然,对这种“狼性”的“核酸检测”还有一个辨别其“真阳性”还是“假阳性”两种不同性质的方式和过程。我们不妨具体尝试一下。

  
先从鉴今先生认为文革中“不算什么的某种冲击”中撷取出一段比较典型的历史场景作为“核酸检测”的“试剂盒”。王友琴在《炎黄春秋》2010年十期刊文回忆了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打死人的惨景:“……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在长达三四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号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再举一段:“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上都被烤出大水泡。……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上被 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被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这个所谓的“红八月”北京市到底被红卫兵打死了多少人?该文指出:“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在鉴今先生看来,这样一些普通的中学校长、教师算不算“压迫和敌视普通群众的人”呢?如果算,鉴今先生能说出这些校长和教师是怎样、在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方式去“压迫、敌视普通群众”的?如果不算,这些无辜者又为什么受到如些残忍的摧残和迫害呢?在“检测”之前,鉴今先生必须面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好吧,我们现在开始“检测”。如果鉴今先生亲睹卞仲耘校长被带钉子的棍棒毒打和开水烫三四个小时,被打得全身青紫且有多处血窟窿,他不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恻隐之心,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有一种“正义被伸张”激情和满足,并从心底崩出“打得好”的叫嚣,那么,就说明鉴今先生的血液中“狼性”已经占了绝对上风,“人性”已经几近于无,几乎是一个冷血动物衣冠禽兽了。

  
但这种“狼性”仍有“假阳性”的可能。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对于人间残暴的“兽行”之所以无动于衷,之所以幸灾乐祸,之所以感到“痛快”,甚至之所以“乐其不疲”,是因为这些被“兽行”摧残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根本没有切身的体验,他还根本不知道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究竟怎样。一旦他亲身体验到这种被兽行蹂躏的痛苦,亲口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之后,他的“三观”往往就会立即扭转,就会幡然醒悟:这种兽行万恶不赦,对人类是巨大的灾难,人类应永远杜绝这种人类互残的“狼性”。其中的道理和孔子的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脉相承的。许多人的“不欲”,往往在亲身尝到“不欲之事”的真实滋味之后才成为他们真正的“不欲”,而在亲尝之前,这些“不欲”往往还是他们的“欲”,并很乐意肆无忌惮地“施于他人”的。也就是说,许多人先前认为的“可欲之事”在亲尝其滋味之后转变态度,认为“其事不可欲”,因而“不可施于他人”。可见,如果这件先“欲”后“不欲”的事情是人类相残的“兽行”,那么这些人的转变说明他们血液中的“狼性”还算是“假阳性”,还有转“阴”的可能,“人性”还可以在他们的血液中得到全面“复苏”。

  
如此,我们进入“核酸检测”的核心程序:如果这位鉴今先生像当年卞仲耘校长一样遭遇到一场以“革命名义”施行的毒打,被打得全身青紫且有许多血窟窿,只要他还剩一口气便幡然醒悟,认为这种兽行太残忍,太血腥,太无人性,应该永远禁止,应该不得“施于”任何人,从而引起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批判,那么,他先前的“狼性”还只能算是“假阳性”,他的“人性”还有复苏的希望;

  
但如果鉴今先生在亲身领教这一番“卞仲耘式”的毒打之后,还坚持认为这种“文革式的冲击”没有什么,对于那些“压迫和敌视普通群众的人”是必要的,继续认为文革不容否定,他被毒打不过是“母亲误打了儿子”,那么,他血液中的“狼性”和“奴性”就已经不可救药,他注定永远是人类中的“冷血动物”和“衣冠禽兽”了。

  
悲剧就在于,当今中国大陆中究竟有多少各个年龄段感染“文革病毒”的“假阳性”的“患者”,能够亲尝文革中那些“虎狼兽行”施加的生不如死的血腥滋味而幡然醒悟呢?而没有“亲尝”的机会,他们或许永远不可能清除血液中的“狼性”,复苏“三观”中的“人性”了。

  
而正是大量的真假“阳性”的“狼人”的现实存在,潜伏着文革悲剧卷土重来的重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