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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斋先生扶桑观察系列(一):法政速成科与东亚转型
2020-04-02 11:46:06
来源:合传媒 作者: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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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人听闻英国为爱尔兰问题所困,复为印度独立运动所苦,而英国内部工运高涨之时,仰天长吁“英国之末日来了,破灭之时代来了……白人文明之总清算时日来了,因果报应之理又轮回来了”
  (文章原标题: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从“法政速成科”看中国近代法政转型与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论[1]

  目录

  第一节 情非得已,各有预期

  第二节 东亚意识、种族意识与世界意识

  第三节 富强为基,以文明立国

  第四节 历史记忆与法律文明秩序

  第五节 历史为人世奠基,为人生立法

  [内容提要]“法政速成科”的设立不仅表明传统的东亚中华世界主导的天下体系解体,中日千年文化格局开始向日本倾斜,而且,意味着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所建构的现代世界体系统治全球,法律文明秩序取替过往的农业-伦理文明。在此,中日双方调动了各自的历史记忆,围绕着国家建构及其法政体系,追求以富强为基础,而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为愿景的现代建国进程,讲述了一个大转型时代东亚意识、种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纠结下的法律叙事。

  [主题词]法政速成科 法制 历史记忆 以文明立国 以政治立国

  “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日本法政学校的临时教育设置,今日借此史料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2]考其源流,前后只有五载,总计受教不足两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3]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而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更是一场已然席卷赤县神州的大变革正式登场的前夜,则因缘际会,辗转推陈,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或者,非其所能预料。人间许多事,阴差阳错,因缘际会,概莫如此,故而今生难料后世,而后世复哀后世。惟借历史作媒,方始获得后见之明,而多少有些预期。就此而言,历史与历史意识不仅为人世奠基,而且,构成了人性的基本维度。

  所以,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生聚作息,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也就因此,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此刻基此史料,简略梳理其间要害,以窥近世中国法政转型早期思想文化的外缘脉络,缕述东亚文化命运共同体这一命定格局,为的还是认识当下,造福人生。总括而言,凡此种种,缘起于文明变迁,落实为文明格局,着力探讨的是九曲回肠的文明脉络,故而,概为一种个案研究的文明论。

  第一节 情非得已,各有预期

  《法政速成科纪事》收录的全为原始资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主事者的言辞。抚卷细读,端详再三,其心思,其推理,昭然自现,耐人寻味。事涉中日两方,缘起于当日情势,载述于言说文本,本文递次分别论述。

  先说日方主事诸公。法政速成科之设立,其时出长该校的梅谦次郎校长是关键人物。但梅校长之有此举,据现有史料,则缘于留日中国学生曹汝霖、范源廉的动议。二人先有此意,商榷于梅校长,并得大清驻日公使杨枢的积极响应,遂成善果。起承转合,可谓官民同心,老少合作,投契无间。此于收见集中梅氏“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可见一斑。梅氏自述“爰与清国留学生之有志者谋”,可见端倪。[4]据曹汝霖回忆,1903年,即将归国的范源廉找到他商议,“想在日本办一速成法政班”。几经考虑之后,二人前去拜访梅谦次郎,“梅博士很赞成这办法……过了数日,梅博士约我们同去见他,他说你们两位为中国热心养成人才,我很感动,我也愿意为你们出一点力,担任此事,地址即可在本校……我们得了梅博士的允诺,深致谢意,此事即算定局”。梅谦次郎在获得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首肯后,“会晤清国公使杨枢,其赞成劝说清国各省督抚,并上奏皇帝,派遣留学生。”此后事成,曹汝霖、范源廉暂且滞日,充当课程译员。[5]

  既有速成科设置,此后开学结业,梅谦校长总有致辞祝辞发表,颇付心力。例如,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梅谦次郎在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对此速成科设立之缘起和宗旨,特别是促成此举之内外情势,概为解说,心意和眼界俱现。其中几段话,今日读来,感受尤深。在他看来,“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而且,“频繁引入新知”,盖因“情非得已”。[6]各位,当时的东洋贤达立足东亚和世界格局,对于衰败的“清国”,1904年风雨飘摇的“清国”与列强的比较劣势,一清二楚,亦不讳言。因而,两年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才有教员代表志田博士致辞中所谓“清国长夜梦觉,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这句话,也才有其时学监乾学士告别辞中“获取新知,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诫勉。[7]

  此梦并非当日才醒,否则,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清醒自觉。[8]其实,早此十载,大清北洋水师葬身鱼腹,而且,为蕞尔小国所灭,即已唤醒四万万。要不,也不致于到“速成科”来混。苟非如此,生存堪忧,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此刊布史料,并且集会研讨了。只不过,彼时彼刻,世艰势蹇,愈见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势,以过来人自居,以身作则,亦非始自当日。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侵华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军门丁汝昌的劝降书中,就已作此陈述。大意谓,三十年前,日本如此,为洋人所欺,被迫取法西洋;今日清国重蹈日本之覆辙,惟有引入新知,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才能有将来抬头做人、比肩并立之日。“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由此,“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9]

  职是之故,今天读到梅谦次郎的这句话,反复掂量“情非得已”四字,实在是百感交集。所谓“情非得已”,并非只因施行新政,人手不够,以至行政无法展开,立法不得完善,故尔才需培养新政施行之才。此为原因,但属表浅,不足以震撼。更主要的缘由在于,整个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东亚在内,面临西方强势之际,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那个武装到牙齿打过来的侵略者学习,强令转变生活方式和理念价值。否则,不但求荣,连求存亦难,径要灭了。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震撼四万万也。此就一面言之,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择善而从之举,恰为死而后生之路。所以,学习西方也好,效法东洋也罢,在大历史看,势所必然,例属文明传播的常态。但于具体情势下的当事人而言,风僝雨僽,则在在“情非得已”,是以羞辱来洗刷羞辱。情非得已,事到临头,只好如此,朋友,不在其间,不知其难嘛!对此进程,以及更为广大之现代转型,在下曾以“法意阑珊,不得不然”概述,同样有感于此而发,其意在此。[10]时过境迁,从普世主义眼光来看,说实话,有什么你的我的,但凡有利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这一“现代中国”的创世纪,有助于亿兆芸芸过好生活,不讲你我,不讲东西,不讲古今,拿来便好。

  梅谦次郎并且以同文同种同教立论,概述留日习法的便利与“正当性”。如其所言,“清、韩自我邦取获文明,比诸取自语言全异之欧美,利便实甚”。尤有甚者,在他看来:

  况风俗、人情相似,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故道德标准多所相同。其他风俗人情一致者,亦所在多有。且考诸地理,比邻之国,一衣带水。故从距离、风俗、历史、人情任何一点观之,从迥异之欧美获取新知,皆不如从我邦获取便利,固无待鄙人多言也。[11]

  “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固非饰辞,也是迄止当日,旧日东亚中华秩序的残存片段。不宁唯是,可能,同样在他看来,更为主要的是,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与汉文明相融而成,又经输入欧美文明,裁长补短,几经调和实行,至于今日,方始适于生聚,而得正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更新之后的新文明,也是一个足以自立之强悍文明。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它等于宣告,旧有的东亚秩序已然解体,新秩序正在成长,日本蔚然领先,允当师说。其间,石原三郎喟言,“我校为增进清国智识,不遗余力,相信此举既为友邦,亦属我先进国家理所当为之事”,[12]正为此种心情和意态之昭然。至此,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今日涣然而为先生,时代在此节骨眼上变幻莫测,恍兮煌兮。溥天率土,黍离麦秀,映照的是一个大时代降临之际的峰回路转,错综纷纭。

  这一点,当年日本人并非自吹自擂,亦非鼠凭社贵所能打发。不仅这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如下文还将详述,延聘法兰西学人东瀛授课的做法之如法炮制,而且,更在于经此努力,终于一战而灭北洋水师,也就是挫大清,二战而溃沙俄,也就是拼列强,新发于硎,所以才这般自信。是的,若非举国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是混不到这个份上的。

  在此,当年变法修律大臣沈家本的一段话,可以解颐:

  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法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13]

  当年日本隆请法国民法学家布瓦索纳德(Boissonade)莅日讲学,擢选良才受教,现存日本法政史料馆当年听课学生笔记之恭谨端正,中文小楷,可以为证。不宁唯是,今年(指2015年——编者注)三月间访日,邀请方安排去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看了几则材料,亦且提供省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侧面。一是《马关条约》原件,有李鸿章的签字画押,二是甲午前后遍布于京津沪等地的日本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不少怕是另有隐匿身份,发回日本的各种报告原件。他们身居华夏,不避陋巷,每天收集、抄录中国各地报纸要闻与所获信息,包括某地新办一所学校、某官与某官儿女联姻等等,当日写完,毛笔、宣纸、文言、竖排,迅疾专递回国。

  以此观之,则日人情治,密如蛛网,几十年里,用“蓄谋已久”来形容不为过矣。[14]记得其中一位写道:今日清国战败,必将重蹈当年黑船来日之后,日本举国悲切而急起直追之情势。值此之际,日本应该敞开大门,利用同种同文之便利,积极培养清国人才,以便将来中国的立法和政治尽为吾国所掌握,云云。大概这个意思,这里引述,从正反两面,以佐证上引梅谦校长之言。实际上,早在明治维新后首批派遣的来华留学生,以及后来的来华留学生,不少即为专业谍报人员,以留学名义搜集情报,主要任务是“调查地理兵制”。[15]故而,我们今天不难理解,为何日本明治38年,西元1905年,前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勇吉在接受访谈时这样陈述:“往昔我学习于彼,今则地位倒转,多数清国人,无论在其国内外,皆呈现学我日本之盛况。此乃吾国荣誉,我国民以血泪取得之成效也。”得自血泪,自然刻骨铭心,岂忍流失而不精心护持。

  由此,寺田喟言:

  若彼等皆成中等以上之才,他日归国后,其效大著,诚可预期。故我国当局及教育家要利用此机,以图他日更上层楼。……日下虽处战争,然将来所进行之和平战争,则赖实业外交,方能收此战争之良效。就中对清国人实施适当教育,冀可收其效果。[16]

  这里所说“战争”,即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帝国主义之战,华夏百姓为此流离失所,伤亡数万,书空咄咄,亘古未见。寺田于此了无警醒,更无反省,说明国家理性观念伴随着自强维新,已然进入日人心智,一切围绕着国家利益打转,并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理由,早非“孔教立国”。其实,早在前述《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设置趣意书》,梅谦次郎即已援引日本经历,“以古证今”,一番推演,阐明速成科之必要。在他看来,“昔我邦明治维新之初,亦尝聘欧美学者,设速成科,以邦语通译,而教在位者及有志者矣。今日居枢要之位,其出于当年速成科者,盖不 。然则本大学此速成科之设,其有补于清国变法之前途者,必非浅鲜也”。[17]他的预期没有落空,钱财不曾白费。不仅留日学生回国后于役变法修律,不少人多有成就,而且,日积月累,三十年后,国中真的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亲日派”,身在中华,心在魏阙。逮至王学末流,亲日媚日者众,竟至于国破家亡之际,伪军数目赶超日军,诚为一大奇观,夫复何言!

  但是,若论梅谦次郎们仅只着眼国家理性,而无其他考量,既失于实,亦低估了此刻日本高层读书人的心智。其间,东亚意识、种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一起涌现,可堪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