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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
2020-04-29 10:57:02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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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七十年来,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埋下反美仇美的种子。如今,这些仇恨之芽已相继长成大树,并一代代开花结果,微信圈里那些不分年龄段的群友中反美仇美人士往往占压倒性优势,就是明证。
  近来网上热传一个段子,一名兰州的农民工老汉一面吃着十元钱的烩面,一面和同桌不相识的小伙子分析着“天下大势”,老汉最后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疫后,美帝必将完蛋,中国将成为世界“老大”。其实,近来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仇美情绪似乎日渐高涨,如同燎原烈火,你能随时从空气中感受它那灼人的腾腾烈焰。越是接近社会底层,就越能感受到仇美烈焰的炙烤。随便转几个微信圈子,无论是同学圈、同事圈还是朋友圈、社交圈,里面仇美、咒美、怼美的言论比比皆是,其情绪的激烈堪用“深仇大恨”、“切齿大恨”来形容。我常常百思不解,这些底层百姓对美国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这种发自内心的深仇大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在哪里?梳理一下现代中美关系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00年美国是八国联军之一,参与了对华作战,但美国是这次侵华事件中伤害中国最轻的国家,且分两次退还它获得的庚子赔款;二战中美国和中国站在一边,可以说美国政府和人民全力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和在太平洋战场上歼灭了日军大部分有生力量,恐怕中国的抗战仅用八年是远远不能取得胜利的。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世界阵营开始形成,美国一开始显然是希望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组建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共和国,并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调停。然而调停失败,两党终于爆发全国内战,一开始美国是支援国民党的,而苏联也在暗中支援共产党。因为两党的政治立场分属于正在形成的两大阵营。后来美国虽然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援,但和中共的积怨或许已经种下。中共建政之后,中美关系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有三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为代表:一是中共建政初期的“抗美援朝”;二是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三是近两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而这一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的中美在病毒源头和疫情国际蔓延的国家责任等问题上的互怼,是否能够发展为中美关系冲突的第四大标志性历史事件,恐怕还没有最后见分晓,但概率很大,甚至存在着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因“新冠疫情”中的“互怼”而全面崩溃的极大可能。
 

  那么,由上述三大标志性历史事件所激发出来的中国国民对美国的仇恨,是不是一种民族仇恨呢?按中国大陆所推崇的“爱国主义”定义来说,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而“仇美、反美”似乎还是大陆爱国主义的第一要义,还在反日、反西方一般帝国主义之上。然而,民族仇恨、国家仇恨的缘起,所牵涉的大抵是国土被侵占、主权被侵犯、人民被蹂躏、“国格”被凌辱这样的奇耻大辱,除此之外一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尽管有时积怨甚深,但也不至于发展成深仇大恨。比如就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来说,当时伤害中国最深的有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等国。以俄罗斯为例: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政府认为侵华时机已到,除积极参加联军作战,还趁机扩大事态,屠杀中国边民,造成俄军占领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1900年7月16日,俄军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因此,不管现在如何,至少在近现代历史上,按侵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蹂躏甚至屠杀中国人民这三条埋下民族仇恨国家耻辱的“金标准”来衡量,只有俄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够格”。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华也有不少相关劣迹,但和俄日对华的伤害而言,还远远够不上“规模”。而美国,则离这三条衡量爱国主义和民族仇恨的“金标准”更远了。其理由如下:当年的抗美援朝,是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小兄弟”北朝鲜率先向以美国为首的敌方阵营发起军事进攻的,美国组织联合国部队参战,其目标是维系两个世界阵营在远东的现有边界,抑或也会产生借机让南朝鲜去“统一”北朝鲜的念头,但恐怕绝对没有借朝鲜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剥夺中国国家主权的主观动机和实际行动吧?因为美国上世纪初“出道”以来的整个对外扩张政策,都是建立在“门户开放”主义这个战略基础之上的。何谓“门户开放”?即我的资本在世界范围扩张,只要求各国对我开放门户,开放市场,但我对你们没有领土要求,没有主权要求,不会将你们变成我的殖民地。至于美国对台湾政府的支持,阻止中共收复台湾,同样是两个世界阵营的对抗和冲突,就像当年中国支持北朝鲜抗美、支持越南北方抗美一样,美国不会将台湾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中国也不会将北朝鲜和越南北方占为已有。至于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战,恐怕属于两国做生意中的利益冲突吧,尽管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大抵不属于两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之争,至于这次新冠疫情中中美互怼,恐怕更与两国领土主权问题无关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近现代以来,美国对华没有领土野心;第二,历史以来,美国对中国主权虽有侵犯行为,但其范围、规模、频率、危害程度甚小,不可和日、俄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日而语,同时和美对华的帮助相比也小得多;第三,美国军队或美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像俄、日以及其他欧洲列强那样规模性地蹂躏、凌辱、屠戮过中国百姓。抑或有,也是极少数甚至个别案例。

  如此,问题来了,既然美国对中国在领土、主权和人民这三大民族、国家根本利益上从来没有构成实质上的侵害,为什么中共建政之后中国人始终将“仇美”放在“民族仇恨”中的第一位呢?即便在和美国关系相对融洽的时代,这样的反美口号仍然不绝于耳:“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决不能让美帝‘颜色革命’的阴谋在中国得逞”,等等。相反,对于俄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人民进行大规模侵害的国家,中国对其关系反而时好时坏、时亲时疏、时远时近。比如中共建政之初和苏联的蜜月期,后来的反目成仇决不是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缘于同一世界阵营中两个国家在价值观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而对苏联的解体中共当局总有兔死狐悲之感,对其政治制度的崩溃尤感惋惜,总想从中吸取教训。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共当局和俄罗斯重新走得非常近,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双方都有和美国对抗的共同意愿。而对日本的关系,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很大的松动,双方在诸多外交场合都释放过善意,改开后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日本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大量引进。而中国民间这几十年来对日本的民族仇视,大抵和国内影视界抗战神剧泛滥成灾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分不开的,而这些抗战神剧的制作者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唤起民族仇恨和国耻,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能够轻松通过审查关。

  因此,对于中国举国上下长达七十年、且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仇美情结的源头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即这种仇美情结并非源于中美两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领土、主权、人民这三个根本问题上产生的强烈的、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而是源于两国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撕裂和对立,源于两国政治制度上的悖离和抵牾。比如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明明是苏联对我国东北领土的大规模侵犯,但由于当时中共的苏维埃政权要效法苏联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竟响应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然站在苏军一边,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因选择别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关键是看你这种选择是否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如果是一种违背这些根本长远利益的错误选择,竟然还要将这种错误选择和所谓国家民族利益强行捆绑,那就显得非常卑鄙了。然而,要说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民族对立和国家对抗,不止美国一个国家和中国有冲突,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国都有冲突,为什么美国首当其冲呢?原因实际上非常简单:其一,二战以后整个以现代宪政政治为支点和方向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牵头并担纲的;其二,在整个冷战时期,对抗共产主义的西方“自由世界”阵营,始终是以美国为领导的;其三,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依仗自己形成的全球战略优势,无论在冷战之中还是在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之后,始终担纲着“围、追、堵、截”任何性质的专制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趋势,并付诸于实际行动。而“任何性质的专制主义”当然包括中国这样列宁式的一党专制主义;其四,美国无论就其制度模式还是政治实践,都堪称为现代宪政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典范。

  可见,中共建政以来之所以一直在骨子里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美国始终是敌方阵营强有力的担纲者和领导者,而美国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所显示出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巨大能量,无疑是中共统治集团面临的最致命的来自外部的挑战、威胁和压力,而这种压力针对的是中共统治的两大软肋:一个,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它无法遏制自己向整个世界扩张自己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欲望和冲动,而美国恰恰是遏制、阻击这种欲望和冲动的最大劲敌;另一个,中共政治统治在国内具有颠覆力量的主要政治敌人,恰恰是现代民主的政治力量,而美国随时可能和国内的民主政治力量形成呼应和声援,从而颠覆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皇权主义教育传统。皇权主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在全体臣民中进行培树的过程,是中国皇权道统力量的价值核心,两千多年来它在民众政治意识和心理记忆中产生了巨大的教化作用,导致了中国民众“身处社会最底层却具有统治阶级思想”(据传是林语堂语,但查无出处)这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中共建政后接过了中国皇权主义教育传统,并以现代国家主义意识的培树这个新形式将上述传统演绎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而中共多年来对全体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力灌输中,反美、仇美几乎是一个不变的重大主题,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国家主义教育的政治底色,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即将反美仇美教育和国家利益及“民族大义”牢牢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对美国进行“妖魔化”的过程中,不仅宣传美国是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头号敌人,而且要把美国描绘成企图霸占我国领土、剥夺我国主权、奴役我国人民、将我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野心狼”。

  应该说,这种妖魔化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而这种宣传在教育、文学、文艺、学术、理论等精神文化各个领域的强力灌输所产生的思想和心理“合力”,足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精神磁场,可以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每一个人精神成长和“三观”培树过程之中。《合传媒》网站最近发表网名为孤独的将军的一篇题为《中文正在被毁,只可惜无人在乎》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种对美国的妖魔化宣传,不妨摘引几段:“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本书,叫《2019中国最美诗词年选》,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着实有点辣眼睛。里面有几首打倒美帝的赞美诗,是这样的:‘美国捣乱。美国本性搞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侵略朝鲜遭失败,至今对多国侵占。美国阴险。美国野心特阴险,暗中大力帮台湾。大量供台湾武器,给中国制造危险。美国卑鄙。美国手段太卑鄙,强增收中国利息。单方挑起贸易战,公开对华搞恶欺!美国破坏。美国肆意搞破坏,拼做全球反动派。反动本性太顽固,总想滋事搞破坏。……美国恶霸。美国是恶霸国家,强霸世界各国家,不让中华超他强,用贸易战搞欺霸。’”我不知道写这组诅咒美国的诗的作者是谁,我罗列了一下这组诗中使用的咒语,可谓“妖魔化”用词之大全,请看:捣乱,阴险,野心,卑鄙,破坏,威胁,欺负,恶霸,虚伪,恶鬼,欺骗,反动,凶恶,狡猾,残酷,战犯,狠毒,邪恶,渺小,奸诈。我不知道按此文作者所见,这样的“诗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文字的“优美”恶俗化,而这样粗鄙、恶毒的“诗歌”竟然入选《2019年中国最美诗词年选》,但我能够体察到这位“诗人”笔下流淌出来的那股对美国的刻骨的仇恨,体察到这股切齿大恨是如何经过强行灌输而深入他的骨髓之中,溶化到他的血液之中。
 


  显然,反美仇美情结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对中共统治的“道统力量”而言,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之一,而最为诡异的则是: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对于中共的反美仇美宣传有着一种海绵吸水般的内在呼应,有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共鸣,有着一种“正中下怀”的亲和力。我的几个同学、同事圈一提反美,大家立即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争先恐后地用各种语言暴力对“米帝”发动新一轮的狂轰乱炸。我以为,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共反美仇美宣传的内在呼应和心理共鸣是有极深的民族心理积淀因素和传统文化因子的,笔者不才,大致梳理出如下几条:其一,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主义教育,普通民众在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上素有以惟“皇上马首是瞻”的习惯,即“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分真假,不辩是非,不问善恶,即“跟风站队”,谁权力最大最高,就听谁的。这是中国君主专制下长期的国家主义教育和绝大多数“臣民”从来没有学会理性思考这两根藤上结出的同一颗精神恶果;其二,任何人的“三观”,在遇到新事物或他不认同的事物挑战时,都会本能地产生排斥、对抗情绪,这是人性中的共同弱点。而在中国这种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由于知识阶层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进程长期处于停滞和愚昧状态,因而这种对新事物的对抗排斥情绪尤其强烈和狭隘。而这种情绪在政治上通常针对的是两个目标,一个对内,即对各种社会、政治改革的排斥和仇视,另一个对外,举凡“异族”那些颠覆国人三观的东西,尤其是新事物,除了极少数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外,普罗大众甚至知识群体中的大部分则一律采取抵制、排斥和仇视态度;这一点在晚清时代表现得特别典型、强烈;其三,人类具有社会意识,这是人类和动物之间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类的个体对他所置身于的那个社会组织的感知和认同。而政治意识,则是人类社会意识中的核心。而所谓政治意识的轴心,则是人类对政治权力的拥有、运用及其话语权的欲望、野心以及各类政治情绪的宣泄和释放。而对于中国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中国数千年君主制森严政治等级的压迫和窒息,他们长期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以及政治话语权被剥夺而积蓄起来的处于压抑状态的巨大政治“能量”,往往会找到两个最佳宣泄口,一个是“奉旨造反”,另一个是统治者当局需要、允许、纵容民间“极端民族主义”和“疯狂民粹主义”燃烧起来的时侯。对于后者而言,统治者“天朝上国,万国来朝”的天下中心主义和底层民众“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的虚骄民族主义是一体两面,血肉相连的。

  我们看到,数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体制下形成的中国“臣民”的上述三种政治潜质,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产生的义和团运动中被表现得入木三分,淋漓致尽。而中共建政后强劲的反美仇美教育和宣传,则是对上述中国民众长期积淀下来的政治潜质的高度迎合,这种集政治、精神、心理三重层面的“神操作”可谓和后者“一拍即合”、“丝丝入扣”。七十年来,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埋下反美仇美的种子。“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一脚踢死美国佬”,这样的儿歌,至少和我同时代的儿时伙伴至今仍记忆犹新,出口成诵。之后每一个年龄段,这样的教育都在不断强化。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一代一代人,他们接受的反美仇美教育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将仇恨送进他们的心田深处:“仇恨入心要发芽”。如今,这些仇恨之芽已相继长成大树,并一代一代开花结果,我们微信圈里那些不分年龄段的群友中反美仇美人士往往占压倒性优势,就是这些果实的明证。

  那么,中美两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抗,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对抗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对抗就是现代宪政民主“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思想理念和政治实践上的对抗。而这两种思想理念冲突的焦点在哪里呢?这个焦点也极其简单:对现代宪政民主“主义”来说,它的理念焦点立足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一个,鉴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具有公共管理和谋私作恶的双重性,为了人类社会免受战争、奴役、迫害、屠戮等巨大灾难,必须将国家政权装进笼子,而迄今为止将权力装进笼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废除一切以暴力争夺政权和维系政权的专制制度,由广大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另一个,鉴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必须由宪法赋予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位公民以“人”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对于现代专制主义而言,它的理念焦点同样立足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一个,执政党作为劳动阶级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人类的最后解放,迈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因此,在理想社会实现之前的漫长过渡时期,执政党必须始终执政,即始终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另一个,鉴于上述理由,对于执政党领导下的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政治诉求不是什么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应该是听党话,跟党走,跟党闹革命,求解放,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所谓反美仇美的本质,并非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反对美帝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剥夺,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因为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而是反对、仇视现代宪政民主理念,反对、仇视由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反对、仇视争取公民“人权”的一切政治诉求。因此,当“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追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两个核心理念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越来越获得全球范围的普遍认同时,估计中国大陆占多数比例的国民却视这两个核心理念为撒旦的咒语,为颠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祸水,为美国及西方世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阴谋。

  实质上,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上述两个核心理念之间进行选择,即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还是建立现代一党制的专制制度,不仅和国家领土、国家主权的维护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和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阴谋”没有半毛钱关系,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样的选择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是否要走现代宪政之路?中国的人民是否应该享受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将实现这两条也称为“颜色革命”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早就从事这样的“颜色革命”了,他们早就为这样的目标奋斗了,只是这种“颜色革命”的梦想至今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罢了。

  而目前在这两种对立的核心理念之间进行选择的全部关键所在,就是那些坚持中国继续选择一党制政治制度的人们必须直面和解答如下问题:第一,你承认不承认人类社会中的国家政治权力具有公共管理和寻租作恶的两面性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你承认不承认“权力导致腐败、不受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一条屡试不爽、不可抗拒的真理?你承认不承认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长久霸占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都不可能逃脱权力的腐蚀、内部的腐朽、抽心一烂的崩溃?你承认不承认任何长期霸占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特殊的政治物质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乃至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如果你承认,就必须拿出你继续坚持一党专制而反对选择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理由;如果你不承认,就必须拿出你自已的实践和事实证据来推翻上述铁律和真理。

  第二,其实,上述答案早已有了,中共建政以来,至少在毛泽东时代,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屡屡制造出巨大的政治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比如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冷宫的反右运动,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三面红旗运动,以及近亿人受到各种政治迫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一党专制下国家权力不受任何有效监督、因而形成权力被高度垄断、个人独裁、为所欲为滥用权力局面的铁证。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吏治腐败愈演愈烈、不可逆转则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真理提供了另一个铁证。试问,对于所有这些权力作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你们有过认真的反思、沉痛的忏悔、真诚的道歉、恳切的检讨,有过从根本制度上杜绝一切权力垄断和权力作恶的源头的思考和实践吗?如此,在你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及其自已制造的事实证据已经反复证明了上述铁律和真理后,你们继续坚持一党专制主义的理由只剩下一个:即你们只是为了维系自己的各项特权和统治利益,而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不顾,置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未来而不顾。

  第三,以一党专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实践走进国际社会,必然产生这样的国际政治格局:其一,你必须与国际上那些臭名昭著的专制国家为伍,否则你在国际社会找不到朋友,你的政治制度性质决定了你必须反对所有专制国家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革命,甚至以各种明的、暗的国际政治手段支持帮助专制国家统治者对民主革命的镇压,阻挠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如此,你就成了对抗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股世界发展主流的反角,尤其当你所支持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制造出巨大的政治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时,你扮演的角色就会显得更加卑鄙和丑陋,你会遭到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谴责、抨击和孤立,如此,你践踏的是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和国际荣誉;其二,一党专制下的国内经济无论怎样向市场经济靠拢,都不可能建成健全法制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统治集团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它必然要以权力干预经济过程,必然千方百计在经济发展中寻求寻租机会,必然挖空心思为政府逐利。因此,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不可能遵守或不可能完全遵守契约精神和法治规则。而国内的这种不守契约不守规则的恶习一旦进入国际经贸网络和世界市场体系中,则必然生出诸多投机取巧、耍奸使滑、破坏规则等让国际诚信体系不齿的行为来,如果长此以往,不思悔改,则必然受到国际经济社会的谴责、制裁、孤立和抛弃,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和国际体系接轨的路将越走越窄,国际信誉将越来越低,如果你因此重新回到闭关锁国,那么国内经济离开了国际社会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创新产品的支撑,离开了国际贸易的互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和结局,还用明说吗?其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相应的影响力。作为第二大国,要想获得和它的体位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国际信誉和国际威望,必须向全世界输出具有普世意义的理念、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而中国作为一党制国家,在思想言论自由遭到封杀、精神文化领域受到层层禁锢的恶劣政治生态中,真的能够产生和提供对人类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吗?即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搬出了孔子和儒家学说这样的“存货”,其“君权天授”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能够被现代文明世界接受吗?而没有这样的思想文化的软实力,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你何以在国际社会立足?你何以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你何以建立相应的国际信誉和国际威望?而以你长期以来对国际社会中专制国家的支持和对它们向现代宪政体制转型的阻挠,你是在推进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还是在拖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后腿?这些问题,国际社会难道不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吗?

  第四,中共建政七十年来,“培育”了以亿计数的“毛左”和“反美斗士”,制造了横扫一切“异端”思想、“政见”的“思想真空”,你以为这是你执政成功的标志?你以为这是你获得“人民广泛认同和拥护”的荣耀?你以为这是国家的荣幸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你以为这是你坚持“三个代表”、因而一以贯之“伟、光、正”的证据?错了,大错特错也!如果一个文明国家现代民族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缺乏理性思考和现代文明素质的愚民,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群体中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匍匐于权贵脚下的奴才,那么这两个“百分之八十”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人性的泯灭和奴性的张扬,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认知能力的严重滞后,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人类的自由天性和思想机能被活生生地扼杀,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大脑空置、灵魂堕落,最后,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今世界中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创新能力的枯竭和消失。总之,所有这些“意味”都意味着“最后的危险”,即像苏联那样被开除“球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