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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的独白
2020-06-02 17:47:5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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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官家”维系毛泽东历史权威的立场和动机,和百姓中“拥毛派”们崇拜毛泽东的立场和动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甚至激烈的分歧、对立、对抗。
  一、从人们推崇文革式反腐说起


  我之所以写下这个别扭、矛盾且文理不通的题目,是因为我下面的博文是在一种无语的心境下写出来的。既然“无语”,又何来下笔千言?或许将我这篇博文看下来,就能理解我出于何种矛盾的心态。

  事情的缘起,是一位老同学在微信中发过来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的题目叫做《毛泽东何以造就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下文简称《清廉时代》)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极为拙劣,其似是而非瞒天过海的伎俩一眼就可看穿。不妨摘要如下。

  一,“贫穷带不来清廉。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清正廉洁归因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没东西可贪。这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中国很多贫困地区,贪污程度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解放前比毛泽东时代更加贫穷,物质更加匮乏,但贪污异常风行……”

  这是不值一驳的。不错,毛泽东时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的确使各级官员在贪腐问题上有所自律和收敛,加上当时刚从战争走过来的各级干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保持着政治信念,因而贪腐现象比眼下要轻得多了,但毛泽东之所以搞这些政治运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天下,并不是将百姓利益视为反贪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理由。这一点,他和朱元璋反贪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说在落后国家的腐败往往比发达国家严重这一普遍现象中,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是一个特例,那真是贻笑大方了。比如在三年大饥荒中,全国农村有大量的基层干部以权谋私,多吃多沾,甚至克扣农民的活命粮,弄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可见,正因为当时农村已极端贫困,到了饿死人的地步,所以农村各级干部哪怕多吃多沾,也比眼下官员贪污十万元、百万元钱的性质要严重。因为你的多吃多沾,很可能剥夺了别人的活命机会,实在罪不可赦。否则,几年后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呢?并得出了“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呢?

  二,“重刑主义也带不来清廉。现在很多人把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归功于毛泽东支持法院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这同样是个错误的判断。对贪官的严厉制裁,同样不能避免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朱元璋对官吏贪污,处罚极重……尽管这样,朱元璋并没让他的大明王朝走向清廉,相反,明朝是前所未有的腐败王朝。重刑主义带不来清正廉明。”

  这个论断完全正确。但是,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毛泽东,举凡施行“重刑主义”的确能使贪腐现象收敛不少。但是,贪腐而且是不可逆转不可救药的贪腐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而毛泽东和朱元璋坚守的同是专制主义制度。因此,不要抱怨朱元璋的后代们放弃了对贪官的严惩,从而使腐败泛滥。因为在专制制度下的吏治腐败,有一个由表层到深层、由局部到全局且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因此,不根除腐败的制度根源,对于王朝势不可免地走向不可救药的腐败,一万个朱元璋也会束手无策;同样,不从一党制走向现代宪政民主,面对一党制下不可逆转的全面、深度腐败,一万个毛泽东也将回天无力。

  三,“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源于民主和法治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是那么的清廉呢?毛泽东自己的答案是‘民主’。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啊哈,毛泽东用“民主”实现了清廉?这倒是一个十分新奇的论断。好吧,我们来看作者是如何立论的。为了防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妨将此立论全盘托出。

  “一,民主导致自由,自由导致透明,透明导致清廉。腐败都是见不得光的。即使最腐败的政府、最腐败的官僚,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宣示自己的腐败,都要给腐败贴上绚丽的金纸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立着牌坊做婊子。即使是最腐败的时代,一旦发现腐败,也是见光就死的。说毛泽东在文革犯了‘左倾’错误,这是很恰当的。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时期,自由度超过了时代的需求,大字报、大辩论无疑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这种无约束的自由使中国一度形成了无政府状态。但大字报和大辩论却让中国保持了空前的透明状态。官员们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所有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所有百姓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监督、批评、批评官员。”

  这可能是文革中一时的现象吧?那些被“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的官员,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敌——倒楣透顶的“走资派”吧?对这些人,当时的群众的确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监督、批评”。然而,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官员”,比如,损公肥私的王洪文,从故宫“顺了”若干文物的康生等人,以及当时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们(上世纪初七十年代初我亲耳听到家乡老干部议论:那些军代表们上任时只带一只被包一只挎包,几年后卸任时的“家当”就得用军用卡车装了)你敢对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监督、批评”吗?你敢将他们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吗?恐怕那样做就不仅是失去自由的问题,而是脑袋搬家的问题了吧。比如江青当年在上海的“陈芝麻烂谷子”中的哪怕一粒“芝麻”,你敢翻出来试试,恐怕成千上万人要遭殃。情同此理,现在举凡落马的贪官们,也同当年的“走资派”一样“倒楣”,恐怕也基本能将他们“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吧!

  “二、民主导致平等,平等压制特权;文革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完全平等。这是种超前的平等思想。毛泽东的一生,对平等有着极端执着的追求。毛泽东非常看重教育对保证人民享有平等权力的意义,所以,在文革中,毛泽东大力提倡并发展基础教育,当代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发展,是中国超越印度的最重要的因素。英国威尔逊在《毛泽东》一书写道:毛最精彩的论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阵痛中作的一次讲话,其中谈到,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毛为妇女的权力而战,为青年学生的权力而战,毛力保青年学生有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

  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这不是“天方夜谭”吧?懂事后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谁都记得当年中小学是如何“停课闹革命”的,复课后又鼓励“交白卷”的,文革期间小学生中学生是如何学知识的,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大学又是如何停办数年的,只要问问这些“过来人”,就会知道文革是怎样造成整整一代人的知识空白的。请问,这叫“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吧?文革中的“民主”还导致“平等”?真正的最大公约数的平等,也许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才有吧?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社会,除了违法者被剥夺由法律规定的相应权利外,所有人都享受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不允许任何阶层、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允许掌权阶层拥有有任何特权。比如说,升学、“提干”、进厂,除了犯罪分子被法律规定剥夺的有关权利之外,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升学”、“提干”、“进厂”的权利和机会。然而,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呢?恐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被冠以“地、富、反、坏、右”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分子”罪名的无辜者有几千万人吧。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在“升学”、“提干”、“进厂”等种种向上流动的“好事”上,是没有权利的甚至他们的旁系亲属及其子女,也被同样剥夺了这些权利,所有这些被剥夺基本权利打入冷宫的人加起来有过亿了吧!一个社会的全体居民中竟然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被剥夺了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能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这是信口雌黄吧!还有,文革中领导者被领导者达到了“完全的”平等?这是梦呓吧?你知道当时高中级干部享受着种种“特供”种种“特权”吗?包括毛泽东本人也在享受之列,而且享受的都是“极品”吗?他抽的香烟,他使用的瓷器,都是不计成本特制特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当然,平等是有的。比如停办大学那几年,所有的青年学生都被“平等地”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然而大学一旦部分恢复,不是通过高考而是通过“推荐”上大学时,不平等就立马接踵而来。或许你可以调查一下,当年被“推荐”上来的所有“工农兵学员”中,各级领导干部子女和有政治背景的人有多少,通过找各种各样“关系”而被推荐上的人又有多少,硬碰硬靠个人努力而没有找任何关系的人又有多少。不错,毛泽东为“青年学生的权力(应为权利)而战”,赋予他们暴打批斗侮辱自己老师、校长的权力,但在他们最需要接受知识教育的时侯却让他们成为政治斗争的马前卒和牺牲品,尔后又剥夺了他们继续上学的权利,统统把他们赶下乡去,也就是说,毛泽东因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将中国大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学业荒废掉了,到头来竟然还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青年学生的权力而战”!

  “三,民主在组织架构上保证了腐败者无立足之地。当美国黑人孕妇还被法律强制要求给白人让座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开始在用豆子来实行一人一票,这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即使在小岗村,那时候的小岗村村民也可以自由地批判村书记,可以很自由地把不满意的村支书选下台。”

  这明显是偷换概念,颠倒黑白。所谓中国农民的一人一票现象或许在中共建国前的“边区”或“解放区”存在过,那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建国后农民的选举活动虽然在村或大队级范围也存在着,但实质上是徒有其表,农民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由公社大队的党组织决定,并被剥夺了一切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这就产生了五十年代大饥荒时村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文革期间农民养了几只鸡几只鸭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咄咄怪事。甚至农民进城办事住旅馆,都要生产队大队开证明或介绍信。试问,农民失去起码自由的“民主”,还算民主吗?而当时这种“办家家”式的“民主”还想让普通社员“监督”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不腐败”?那会把人大牙笑掉。试想,如果大饥荒年代社员们的“民主”能阻止大队公社干部强行推行的高征购,或阻止他们巧取豪夺多吃多沾,还会饿死那么多人吗?

  “四、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上的法治。毛泽东时代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构建了极具可操作性的经济法规体系,并且把这些经济法规彻底、完全地在社会上进行实施。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人治时代,而不是法治时代。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不在于制定的法律条文有多少,而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大程度上被法规体系所监督、控制和约束。毛泽东时代制定了大量的、极具操作性的经济管理法律和规定,从毛泽东自己出巡食宿、总理、副总理喝茶,到中级干部的衣食住行,到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完全被纳入相关规定的控制之下,这些信息对于整个国家、组织来说,是完全透明的,人民能够完全、彻底地监督法规的贯彻和实施,任何贪污腐败,都很难隐匿,因此,毛泽东时代很少人敢以身试法,从而造就了历史空前廉洁的社会。现在法律条文汗牛充栋,又有什么用?没有人民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法律条文只能成为压迫百姓的工具、而对官员们毫无震慑力和约束力。”

  那么请问,毛泽东一声令下耗费巨资在家乡建造自己的“行宫”滴水洞,是根据那一部“经济法规体系”中的哪一章、哪一款、哪一条实施的?这项工程到底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这项工程又是如何“完全透明”的?“人民”又是如何“完全、彻底”对其进行“监督”的?还有,建国后不久,专为中央领导人建立的“特供”基地,又是根据这部“法规体系”的哪一条哪一款实施的?其“透明度”既然是“完全”的,那么又有多少老百姓知道这些“特供基地”的具体“信息”?如果连“知道”都做不到,又谈何去“监督”?再有,“人民”是根据这一“经济法规”的哪一款哪一条,去弄清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衣食住行”的?你有权利去“监督”他们吗?是啊,凭着“喝一杯茶都要掏钱”的这一条规定,就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地推断出所有“领导”的“衣食住行”都由一部“完全透明”的“经济法规体系”管着,殊不知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享受的大量特权,是根本无“法规”可管的,或者即使有“法规”,也是高度保密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请看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文革中大红大紫的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后的“衣食住行吧:“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里,不妨再摘录一段“红二代”的回忆。罗点点是罗瑞卿将军的小女儿,父亲被打倒后历尽世态炎凉。她将当时的高干生活称之为“乐园”。请看她的一段回忆。“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她描述道:“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地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侯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瑞卿达到一生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居党、政、军十多个要职,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以及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罗失去权力之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不知作者看了这段罗点点的回忆,会作何感想?文革期间当权者的“日常生活”是否被一部“完全透明”的“法规体系”所规定、监督、控制和约束?

  最后,关于毛泽东的“民主和法治”,作者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语,不妨全文录下。

  四,“后毛泽东时代腐败再度泛滥的原因:虽然毛泽东在具体事务上凭借其天资英纵,能扭转乾坤(宋楚瑜语),一生战胜了所有的敌人和对手,清涤了他理想道路上的所有障碍,虽然毛泽东把‘民主’确立为国家理想,但他没能建构起可操作、可延续、可良性发展的民主组织形式和过程控制架构。毛泽东的民主模式,在组织形式、程序架构上过于粗糙、过于激进和过于浮躁的,在操作上导致局势的失控,最后不可避免地了失败。在毛泽东去世后,当有人以一句‘不争论’,一夜之间,就几乎剥夺了中国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和改造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空前强大,腐败再度泛滥成灾。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尽管如此,拂去上面的尘埃,剥去粗糙的表面,毛泽东的民主和法治思想,依然有着永恒的合理性和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看来,作者对现代宪政民主的常识是一无所知。这个常识的核心价值有两条。一条,由被统治者选择、监督统治者;另一条,每一个公民拥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如果和这两个常识背道而驰,那么无论什么“组织形式”、“程序架构”,都是独裁、专制和极权性质,和民主、法治没有一毛钱关系,而且是现代民主的对立物。而文革中,如果连国家主席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打倒在地,遭受非人的折磨,被摧残致死;如果数百万数千万无辜的“公民”被粗暴野蛮地剥夺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如果八亿颗大脑必须由一颗大脑“全权”代表他们去思考,举凡出格者一律冠以“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的罪名而严惩不贷;如果对“最高领袖”稍微出言不逊,就像当年有人触犯朱元璋的名讳或禁忌,便会带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如果……还需要再“如果”下去吗?亏作者想得出来,居然将这样的血腥暴政说成民主法治!说有人以一句“不争论”“一夜之间就几乎剥夺了中国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和改造政府的权利”,真是荒谬绝伦,天大的笑话。不知作者经历过文革没有?在那个年头,除了最高领袖在指令认可的范围内你可以“自由、民主”地“批斗”政府官员外,你能有一个字批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府——比如中央文革、军管会、革委会的权利吗?试试瞧,胆敢有一个字的批评,立马就有牢狱之灾!哪像今天,尽管言论自由的空间仍然被钳制,但相比文革,要宽松得多了。比如今天坐在电脑前,你不是照样为文革这样的倒行逆施张目,“批评”政府当前的腐败吗?只要你不过分触及敏感问题,有谁找过你的麻烦?还说文革这样的专制暴政奉行的是“民主和法治”,并有“永恒的合理性”和“绵绵不绝的生命力”,真不知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二字。告诉你吧,哪怕文革式的“民主法治”再光临中国一次,老百姓面临的就是一场更加血腥残忍的“大祸临头”!

  二、面对被推崇的“文革反腐模式”,我为什么“无语”

  这篇文章作者上述的一条条胡说八道,简直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而令我无语的并不是这些胡说八道,而是这些胡说八道在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百姓中引起的强烈共鸣。为此,我找到了刊载这篇文章的博客,无论是原创还是转载,但后面千余条跟贴,却令我无话可说。这里,不妨先引录几条。

  一,“ 時代的倒退,恰恰是拋棄了毛澤東思想這根無堅不摧的東海定海針!”

  二,“即使像崇祯一样清廉、过着苦逼一样的生活,也照样控制不了手下的贪污腐化成风。所以,毛主席虽然自己以身作则,但毛时代清廉的根本原因,还是真正实行了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

  三, “最根本的原因是:群众专政”;

  四,“难得看到老叶写篇文章,很好,支持。不过文中应该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提倡的民主,绝非如今‘民主派’们呼吁的西式票选民主”;

  五,“社会主义是可以选出来的。在中国,谁举毛主席的旗帜,大多数老百姓就认谁,选谁,918游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害怕一人一票的应该是右派,而不是左派。左派应该理直气壮地主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公平普选!——在中国会有傻瓜举着华盛顿的画像为自己拉票吗?”

  六,“毛时代旳人民,有信仰丶有理想丶有民主丶又有人民民主专政!毛时代的官吏是中囯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

  好了,举不胜举。在一千多跟贴之中,至少大部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如果将所有持赞成态度的跟贴梳理一下,其中对文章观点有两大认同:第一,以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的“暴力”反腐,是文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毛泽东“大民主”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二,对当前官场的严重腐败,非要采用文革式的反腐运动不可方可见效。

  那么,当前中国大陆吏治腐败的严重情况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是否仅仅依靠体制内的“纪检”反腐和法律反腐败已经难以救药或无力回天?这里,笔者不妨从一位律师谈中国大陆司法腐败真相的文章中摘录一段,或许可窥斑见豹。

  朱国琳先生在《司法腐败已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一文中披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摘录如下 :“许多人认为,打官司的猫腻,是从开庭后甚至判决时开始的,只能说明你不懂打官司或者是打官司的菜鸟,真正的猫腻,从立案就开始了。多多少少,每个醒目律师(你懂的),谁都有自己熟悉的法官,如果你的案件恰巧分到你熟悉的法官手里,哈哈,你懂的……”如果案件不能分到熟悉的法官,“我立过案后,会直接找到立案庭领导,要求把这个案件分到某某人那里,这对领导来说,是小菜一碟,只需要一句话:小某,这个是兄弟的事情,放在谁谁那里!我跟谁谁,天天晚上在一起厮混!……有了上一步,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判决我都可以先写好,发给法官!这个案件,如果可左可右,也就是说:证据的认定,或者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列位,你们懂的!如果我必赢,列位,你们更懂了,我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最短时间内,拿到判决书!如果我必输,比如借款(当然:这种情形适用于我代理被告时,比如我的当事人欠了别人钱),我可能让法官把这个案件,拖个一年半载,本来一两个月能判的案件,一年你也见不着判决,被告即使距离法院只有几百米远,传票送达也要半年以上时间,半年后还要去排队等待公告,又半年过去了,即使判决了,至少半年内让你拿不到判决生效证明;而即使到了执行庭,一个案子给你执行3——8年都有可能,等判决下来了,或者你终于拿到判决生效证明了,执行的漫长等待,财产也被转移光了,就算你有能力保全,你拖得起吗,还有二审呢!你赢了官司,却赢不到一毛钱!贪官们设计的法律制度、法院规定、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贪官服务的,说中国法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鬼都不会信!……我入行四年了,说实话,比一些干十几年的,挣的还多。为什么?你懂的。我每年对法官的开支在30万以上,基本是年节送礼和请吃请喝。社会上认为律师太黑,赚钱多,你们不懂,至少多一半是给法官、院长、司法局领导的,我们为了在中国这一行业站稳脚跟,为了与法院、司法局建立长期‘秘密合作’关系,我们剩余的并不是太多,让你当律师也是如此,否则,难以生存,难以发展。中国的大老板们为了拿到项目、拿到工程、土地、矿产,给各级领导者送礼,数额巨大,但是他们收益巨大。我们不行。吃饭喝酒,太可怕了,现在茅台1550,五粮液889,轩尼诗XO1280,一顿饭下来,万把块,下半场夜总会,又是万把块!不送、不吃、不喝,行不行?我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行!不是我想,龟孙子才想天天拿自己钱,请别人吃饭!但是,不走这条路,我几乎无路可走。我爹不是李刚,我也不曾是某高院院长秘书,我的律所主任,也不是彭真的儿子,我只是一个普通院校毕业的普通本科生,在一个普通的律所,从事普通业务的普通律师,我没办法!我的小女儿还在老家,之所以没接过来,是因为应酬太多,老婆在的时候,生过不少气,最夸张的时候,我一个月没在家吃一顿饭,天天凌晨4、5点才醉醺醺回家,老婆跟我大吵一架,回了老家,我只说了一句话:老婆,你以为我想吗!我容易吗!老婆在电话里大哭。”

  好了,从这“一斑”,我们基本可以“窥”到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真相和腐败程度了。显然,面对如此深度、广度、烈度的腐败,仅靠体制内各种手段的反腐,犹如杯水车薪,根本就是无济于事。道理非常简单,体制内各级反腐败机构对官员腐败信息来源的掌握,基本靠两个主要渠道:一个是“群众举报”,这条渠道非常狭,一是“群众”中知情人极少,也极具偶然性,二是即便知情,大多数人为了自保或省去麻烦,避免被打击报复,会选择放弃举报。因此,不到被逼得走投无路,是不会去举报的;另一个是官员们因为内讧而将彼此贪腐内情相互“咬”出来。这样的几率也很低,因为双方不到“鱼死网破”的程度,不会“同归于尽”。即便到了“鱼死网破”的程度,贪官们也会从双双自保的“大处着眼”,各自将贪腐内情深藏起来。不仅如此,在近两年中共核心层“全力反腐”的力度和达到的郊果来看,即便一个单位官员东窗事发,暴露的也只限于贪官群体中的个别人或极少数人,比如你抓了一个民事庭的庭长,然而其他所有庭长和法院领导都有贪腐的把柄,你却抓不到。即便院长“东窗事发”,还是一个“窝案”,抓完后新提拔上来的院长和几个庭长,还是照样贪腐,再抓下去,法院就不要开了。

  那么,来一场文革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何?比如针对法官们的腐败,将所有的法院领导和所有的庭长法官们关押起来游街、批斗、暴打、折磨,采用各种“刑法”逼他们交待问题,相信这些平时养尊处优吃喝玩乐惯了的主儿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便会纷纷交待自己的问题,好了,所有斑斑劣迹都上了大字报糊到墙上去,激起了民众新一轮愤怒,更加激烈的批斗折磨接踵而来,直到贪官们被迫吐出了最后一点贪腐罪行,如此,几番折腾下来,每一个贪官的“底”都被“翻”得朝了天,达到了空前的“透明度”,如此,官场腐败的“奥革阿斯牛圈”就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终能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清明世界”。

  我敢断定,对文革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下至上对所有层级的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所谓“劣迹”都篦上一遍,通过批斗、暴打、酷刑、侮辱等手段逼其就范,让底层百姓痛哉快哉,出一口被压榨的鸟气,过一把痛惩贪官、扬眉吐气的瘾,恐怕已经不是一部分社会群体对文革“集体性回忆”所获得的“正义快感”,而是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对现实官场腐败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弹和“正义”预期。在没有可以借鉴的有效反腐方式的参照物和各种反腐路径已经回天无力、彻底反腐已经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文革式反腐就会被视为有效反腐的唯一手段,毛泽东就会作为人们臆想中的反腐英雄重新走上圣坛,成为百姓渴望实现清廉官场朗朗乾坤的一面精神旗帜。

  我相信,这种文革模式的反腐情结将会因官方反腐不力而产生不满情绪的持续升温而愈演愈烈,最终会像一个传染源,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官场腐败越是变本加厉,体制内反腐越是捉襟见肘,则这种传染源弥漫得就越快,越普遍。当社会和社会群体对吏治腐败的容忍度降到零的时侯,暴力革命或许就真的难以避免了。

  那么,除了文革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甚至更好更长远的反腐效果呢?比如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和法治,即所有的政务官都由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并由选民监督,同时动用“体制外”的各种监督手段对吏治腐败所有可能发生的“通道”严防死守,在制度层面上将所有官员所有收入来源和消费渠道置于玻璃罩下,让其真正做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通体透明”。然而,众所周知,这一条反腐道路,已经被官方宣布为“邪路”被堵死了。而我以为,并不是因为官方堵死了这条路,才使人们转而信奉文革反腐模式,不是这样的。情形恐怕恰恰相反,举凡信奉文革式的群众运动模式或信奉毛泽东文革式的“大民主”运动的人们,在反对、拒绝所谓西方式宪政民主的问题上,和官方的态度往往高度一致,且可能更主动,更坚决。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们钟情并认定毛泽东式的“大民主”是天下惟一的真正的民主,其他所有的所谓民主都是“假民主”、“反民主”。因而他们对“西式”宪政民主不仅不认可,而且深恶痛绝。因为所谓奉行自由主义的“右派”公知们正是用西式宪政民主的精神武器,痛击文革的“专制暴政”,批判一切匍匐在“帝王”脚下五体投地山呼万岁的奴才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诋毁“臣民”们心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问题是,既然西式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更文明、更理性、更人道、更有效地达到治理吏治腐败的目的,为什么“拥毛派”们却将其视为畏途呢?对此深思下去,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悟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钟情”于文革式的“反腐模式”,膜拜于毛泽东个人的威权之下,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中国特有的、有着数千年“臣民”社会传统的政治文化现象。或者更精准地说,是中国传统臣民文化在现代中国的“返祖”、传承、延续乃至坚守。由此我看到,古代中国臣民的精神脐带,仍然连结在现代中国社会所谓“公民”的精神生活之中,而通过这条脐带传输过来的古代中国臣民浓郁的皇权主义情结中的主要基因,竟然能集中体现在现代中国“公民”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迷恋之中。下面,笔者不才,试着剖析一下这几种主要基因究竟是些什么。

  三、“文革反腐情结”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遗传基因”

  第一种基因:中国的“臣民”历来相信只有通过贤明而强悍的君主、皇帝们奉行“天下为公”,才能够替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却从来不相信通过自己“当家作主”才能够真正为自己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就是拥毛派们为什么顽固地相信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式的文革模式,才能彻底解决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臣民们这种对至高权力崇拜的情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基因,扎根在普通百姓的意识深处。出于对皇权和“天道”的迷信,中国的臣民们往往将某个皇帝或某个官僚,“意淫”成完全为他们作主或“行道”的、“救星”、救世主、“青天”。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不掌握着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他也就不是毛泽东,或者什么都不是。正因为他掌握最高权力,才成其为毛泽东。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这也是他把保住自己权位放在一切之首的根本原因。可见,中国臣民们在这一点上最愚昧的误区就在于:无论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历代皇帝,还是现代中国垄断着全部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他们放在第一位的从来不是百姓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利益的首要之义,就是维系自己的政权。当所有臆想着毛泽东的文革模式能够解决当前吏治腐败的拥毛派们热烈地崇拜着他们的偶像时,他们在“意淫”中已经把毛泽东想像成专为解救百姓倒悬之苦、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权贵恶霸的“天敌”,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想像成纯粹为惩治贪腐、伸张正义、还百姓一个公道,还社会一个清廉世界朗朗乾坤的正义革命。然而,中国的臣民们根本不懂得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无论是反贪,还是让百姓得到起码的休养生息,都是国家政权的垄断者们政治利益中的一个因素,或许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在专制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中绝对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权力的垄断者或独霸者们必须随时消灭来自任何一方对其权位已构成主要威胁的政治力量或政治发展势头。为此,当这样的威胁来临时,权力的垄断者们为保住自己主要的政治利益,会牺牲一切自己政治利益中的次要因素,包括“反腐”和百姓的“休养生息”这样一些“次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作为显得格外典型。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恶果已经开始饿死人,毛泽东召开这个会议的初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在纠左。然而,当会议中途彭德怀上书将大跃进中的错误稍许“上纲上线”时,毛泽东便坐不住了,他深知如果大跃进错误被上纲到“路线错误”的高度,那么他的党内最高领袖的权位就保不住了,于是他不仅打倒了彭德怀,而且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将已经酿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继续推向极致,造成了又多饿死上千万人的悲剧。而文革则是毛泽东为继续“捍卫”自己党内最高权位而酿出的一场更大的悲剧,让人民付出了更大的牺牲和代价。请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真的是反贪吗?《清廉时代》的跟贴中就有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群众运动中所贴官员大字报中的主要内容,根本不是他们的贪污腐败问题。拥毛派们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不妨摘录其中的两个跟贴:“文革不揭露贪腐,不就是因为当时贪腐已经差不多消灭了?三反五反是建国之前,政权还没有稳定呢。就是因为有了三反五反,所以才没有腐败。”“大字报没有揭露贪污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贪污腐败,但大字报很多是批评官僚作风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官员们没有贪污腐败,为什么要把他们往死里整?难道仅仅有些官僚主义作风?这样未免太恐怖了吧?可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根本不是什么反贪污腐败,而是清除自己的政敌。其实,看看那些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实质上就是那些官员们如何“反对”毛主席,反对毛的“革命路线”,紧跟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的。至于什么“走资派”,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而以这个罪名把人往死里整的主要理由实质上是你跟错了人,反对了我。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口号,即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否真的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着想,防止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其实前面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所坚持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酿成了像三年大饥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难,而且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畸形和停滞、人民生活长期维系在最低生存状态、且出现长期经济短缺的现象,更要命的是,一些庞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整体遭受政治迫害,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一些老工人回忆毛泽东时代的“美好”生活,如稳定的工资收入,全面的劳保医疗福利等等。不错,当时工人的生活之所以“美好”、稳定,是因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是被纳入财政保障体系的,企业赢利上缴,亏损由国家财政兜着,工人工资劳保福利一应“旱涝保收”,就像眼下的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一样“牛”。然而,一来作为更大社会群体的农民,就丝毫感受不到这样的“美好”和稳定。因为他们被排除在财政保障体系之外,靠自己挣工分生活,能维系温饱就非常不错了;二来如果这些老工人以为只要毛泽东活着,或者毛的继承者继续奉行毛的“路线”,那么自己连同后代都会永远得到国家财政保障,那就只能是白日做梦了。要知道,任何国家的财政体制都不可能长期为产业工人提供保障,否则经济非崩盘不可。而毛泽东时代的财政保障体制已经捉襟见肘,由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副产品生产和供给极为短缺,已经出现了向农村下放城市居民的咄咄怪事,而由于财政保障体制紧紧束缚着工商业规模的发展,从而严重影响就业岗位的增加,文革中途毛泽东不得不将整整几届高初中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人下放农村,其中工人子女能够“幸免”的恐怕屈指可数。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再活三十年,不仅财政保障体制要逐步丢掉产业工人这个包袱,而且老工人下放到农村的子女,恐怕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城找到工作。

  我们再看一个很有趣很“奇幻”的跟贴:“主席意外归来,中国科学家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 新闻发布后,五洲震荡!12、24小时内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980万亿元。13、企业主动改制归公。 14、129万二奶主动控诉贪官罪行。15、2500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 16、全国股市一片红。 17、房价下跌60%”。毛泽东如转世再生,真的会像这个跟贴所预言的那样“美好”吗?我以为,这完全是痴人说梦。首先,如果真如跟贴所说,毛泽东“转世再生”采取的这些措施,只会使中国立即倒退到文革时代,其社会状态就会像今天的北朝鲜一样,清静是清静了,但冤狱遍地,饥饿横生,暴政高悬,人人自危,不知这位跟贴者是否愿去北朝鲜生活,亲身体验一下毛泽东“转世”后的滋味?其次,毛泽东真的会那么决绝以反腐吗?恐怕未必吧!大家知道,今天这样的深度腐败,它最初的“发轫”是“拉关系走后门”。那么,拉关系走后门这一腐败之源在中国的什么时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是从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后期。这一点,是毛泽东本人承认的。实质上,文革后期通过关系后门,借助权势人物的帮忙参军,上学,提干,安排、调动工作,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时打点权势人物只需要送点东西,或者东西也不送,只凭着老关系或私人感情就可搞定。记得那时侯通常两瓶好酒一条好烟就算不错的“礼”了。但不管如何,这就是“权力寻租的初级阶段”。如果不果断刹住,堵住其源头,那么其蔓延发展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今天的贪官们受贿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元,正是从“两瓶酒一条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果毛泽东真的能从反贪的百年大计着眼,那么就必须决绝地将走后门现象堵死,以未雨绸缪,堵大堤之蚁穴。然而,在文革后期“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坦然大度地“放了”开后门一马。请看他在1975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怎样说:“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其一,说毛泽东时代清廉,实质上到文革后期,已有“成百万人在走后门”,其向贪污腐败、收礼受贿发展的“苗头”和“势头”已经十分严重;其二,毛泽东对这一状况非常清楚,并承认自己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百万走后门”中的成员之一,如果提倡反对走后门,岂不要反到他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吗?;其三,不仅对此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根本不想去把这个贪污腐败的源头堵死,相反,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怕有人纠缠“走后门”而转移“斗争大方向”。那么,他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就是如何坚守他的文革路线,并且能够在他身后延续下去。因此,谁反对他的文革路线他就整谁;其三,他不仅承认自己也走后门,而且发明了一个奇怪的逻辑:只要是好人,走后门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亲不亲,路线分”。难怪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骄奢淫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以此推断,说毛泽东“转世”后县级以上干部全部退缴赃款,恐怕是跟帖者一厢情愿的意淫吧。我想,只要你紧跟“主席路线”走,恐怕一分钱赃款也不需要退!

  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强势君主、皇帝包括现代中国的毛泽东,对反贪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的认识很清醒,然而他们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如何保住一已权力,即便这个“第一位”和反腐发生冲突。而仅凭着帝王们反腐行为和“予民生息”的“善政”就将帝王们臆想成“替天行道、为民作主”的“真命天子”、惩恶扬善、大慈大悲的南海观世音,以致“上听”给你一点甜头和“希望”,就自感“皇恩浩荡”而涕泗交流、五体投地、山呼万岁,这不正是中国臣民们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德性”吗?那些帝王们九泉之下看到他们的臣民们竟然如此愚昧如此“德性”,不知要笑翻几回。今天,我们从众多“拥毛派”们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德性在新时代的复活,以致竟然有人宁愿幻想用现代生物技术“克隆”毛泽东来“替天行道、为民作主”,也不愿以选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二种基因:对“同类”个体生命和尊严的漠视和冷血,是根植于中国臣民文化意识深处的另一种基因。不知人们是否发现,当数亿中国人在文革初期掀起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时,他们已经将仅数年前被饿死的数千万“同类”忘得一干二净。而当文革十年下来,面对近亿无辜者遭受残酷迫害、被剥夺基本权利和自由、个人尊严被践踏在地、甚至有一部分人被剥夺生命时,究竟有多少人对此发出这样的“终极”追问: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权利、基本政治权利、自由和尊严是否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前进的方向?怎样才能防止权力的垄断者随心所欲地迫害他的“臣民”们?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这一切?也许的确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追问,然而充其量仅仅是极少一部分“知识精英”有这样的觉醒。那么绝大部分普通人呢?当他们曾经亲眼目睹那一幕幕“同类们”被批斗、被暴打、被侮辱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悲惨场面掠过脑海时,他们有过关切、同情、愤怒、反思和追问吗?抑或当时仅仅带着看客的心态,对“同类”被任意宰割完全是一副漠视、麻木、无动于衷的心情?甚至还有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兴奋、且带有几分幸灾乐祸或暗自庆幸?而事后这血腥悲惨的一幕如同一缕浮云,很快就从记忆中飘逝得无影无踪了?

  恰巧一位老同学发来了一篇关于“五十后”的贴子,她说她看了感动得想哭,不妨摘录两段:“50后的小学生活简单而快乐,课本只有算术、语文,每本书三五毛。没有人请老师补课,课余也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摔元宝、弹球、跳绳、滚铁环、捉迷藏、抓坏蛋等等五花八门,不到天黑不回家。50后从小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好孩子,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学习雷锋、学习刘文学等等,总是站在革命的第一线。50后童年时代的理想就是实践共产主义,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少年时代的理想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作一名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家;青年时代的理想是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中年时代的愿望是有自己的事业,孩子争气,家有贤妻;老年时代,就是健康快乐了……”相信这也许能代表大部分“五十后”的集体记忆。而在这数十年跨度的“美好记忆”中,难道文革期间的记忆仅仅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好孩子,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难道这“大风大浪”中没有他们的老师、校长被批斗、殴打、侮辱甚至被逼自杀的画面?难道自己即便没有亲自动手,也没有成为“兴奋”的旁观者?这些残酷血腥的画面难道没有引起你丝毫的恻隐之心,丝毫的良知自责,乃至丝毫的愧疚、震动、质疑、愤怒和反思?我也是五十后,我留下这样的记忆了。那是一位从海外归来不久的年轻华侨老师,八月的烈日下,他被十多个拿着洋槐树枝的男女学生团团围着,被树枝狠抽着像狗一样在人行道上爬着,他条条血痕的脸已经肿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但从里面射出来的极度哀怜、恐怖、绝望、痛苦的目光令我几十年恶梦难断。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缕目光。不知道千千万万我的同类——中国大陆上的五十后是否经历过类似的场面?如果经历过,即便遗忘也罢,但我无论如何想不通,经历过这样场面的人是怎样将自已这一段扭曲的人生经历,变成自己作为“红小兵”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并“总是站革命第一线”的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的?

  人类个体成员的生命和尊严,是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兽的基本权利中的起码底线,人类和兽类的最终区分是以这条底线为界。人们总拿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建设成就说事,实质上,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看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向现代文明前进还是向野蛮愚昧状况后退,是向人性解放方向前进还是向兽性“返祖”后退,其根本的分水岭,根本不是看你的物质成就经济发展如何如何,谈到物质成就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时都很“牛”,而是看你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化程度如何,看你的社会成员个人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和尊重的程度如何。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漠视、贬压、践踏的主要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体社会成员对自己生命和尊严的自我贬低和自我作践。中国君主、皇帝对他的所有臣民具有“生杀予夺”大权,这不仅是君主皇帝们自封的,而且是得到全体臣民认可的,甚至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最近学界不少人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翻案,认为这不是儒家说的,儒家对君臣关系有完全相反的解释。然而,这句话根本不是由谁说出来的问题,而是中国数千年来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皇帝“赐”你一杯毒酒,你敢不喝?接杯后你还要下跪道一声“谢主隆恩”。当年朱元璋廷杖大臣,一打一个死,满廷大臣谁敢哼一声!大臣早朝前总把后事与家人交待,随时准备被皇帝当廷杖毙。因而,皇威之下,无论大臣还是百姓,都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尊视同草芥,在皇帝官府的屠戮面前,往往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甚至自我作践。对于剥夺自己生命和尊严的人,不仅鲜有不平、愤怒、反抗、仇恨和追问的心态,反而认可对方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威,即便心有冤屈也甘愿“引颈受戮”,死得“无怨无悔”,“心服口服”。不仅如此,更有甚者,被“上听”剥夺生命时,不仅心甘情愿,而且还对“君恩”、“皇威”格外顶礼膜拜,感激涕零。文革期间一些知识精英被逼自杀时留下遗书格外“虔诚”地向毛泽东和共产党表忠心,尽管其中也有保护自己子女和其他利害关系的考虑,但却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数千年来个体成员对自己生命自我漠视自我作践的“文化”心态。

  第二,社会全体“臣民”对“同类”个体生命和尊严的漠视和冷血。既然“皇权君威”对所有“臣民”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且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那么,无论“官家”如何随心所欲地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即便有朝臣斗胆向皇帝规劝进谏,官员和百姓们也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除了和自己关系极为亲密的人,对于那些成千上万被杀的“无辜”、“冤鬼”,人们不仅几无同情心,怜悯心,反而带有几分看客的心态,看热闹的有之,寻求感官刺激的有之,幸灾乐祸的有之,心存“逃过此劫”的侥幸有之。如果还感到某种恐惧,那么也只有暗中祈祷只要此等杀头之祸不要落到自己头上就行。至于这些人该不该死,为什么死,杀他们的人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阻止他们乱杀人,恐怕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因为那是“官家”的事,谁摊上官家的事,谁就得认命。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臣民”们来说,他们的记忆有着极强的选择性。由于他们膜拜“皇权君威”的倾向极为强烈,而“皇恩”以及“沐浴”“皇恩”的机会又极为罕见,因而举凡有关“皇恩”和“被皇恩沐浴”的诸事就会被记得极为清晰,而且会被无限放大,甚至演义为神通广大光环四绕的“传奇”和“佳话”。然而关于皇帝杀人官家害人以致成千上万无辜同类或命丧黄泉、或锒铛下狱、或惨遭酷刑、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于这样的血腥惨剧臣民们一般“集体无意识”地选择遗忘。中国历史上因政治斗争、各类战争、自然灾害、改朝换代而被屠戮、饿死、病死的无辜百姓,往往以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亿计,对此史书上虽有记载,但其中被保存下来的“细节”和个体遭遇,又有几何?比如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大饥荒、文革中到底死了多少无辜,被迫害的有多少人和家庭,甚至连准确的数字都无法澄清,而活着的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遭遇则选择遗忘和沉默,谈何那些“看客”呢。相反,毛泽东的那些“丰功伟绩”和“传奇佳话”,却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眩目亮点,被津津乐道,口口相传,添枝加叶,越传越奇。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屠戮和迫害,绝不仅仅限于皇帝和权臣、官家和百姓之间,而且大量地存在于“臣民”、奴才、奴仆之间的内斗,其残忍、血腥、无情丝毫不亚于前者,突破人道主义底线甚至禽兽不如的现象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同类之间的相残和践踏,早已将人类之间对个体生命应有的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彻底毁弃。这种同类相残的冷酷和冷血,甚至连野兽不如。因为野兽尚能“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而中国的“臣民”、“同胞”只要内斗起来,彼此践踏起来,则分外残忍和决绝。缘何如此?中国自秦以后,历朝历代都只有一个皇帝,然除皇帝之外的千万上亿的臣民,虽同为皇帝的奴仆或奴才,但都向往好一点的生活,他们面临的又是一个等森严的社会,于是向上爬,便成为实现这向往的惟一路径了。当然,如何往上爬,是需要技巧、学问、策略和“大丈夫之毒”的。且看鲁迅怎样说:“……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踏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都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那些一同爬的人……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又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鲁迅:《准风月谈:爬和撞》)可见,一同往上爬的奴才、奴仆们之间,往往不踏着对方的肩头就爬不上去,因而之间的仇恨、怨愤、妒嫉、憎恶、蔑视、算计、伤害、践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且不说“历史上”如何如何,只要看看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告密者”、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是如何“恶斗”的,就一目了然了。因此,举凡被“官家”迫害的大量的“无辜者”中,其实真正的“无辜”者是不多的,这些人大抵都是鲁迅笔下“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而没有推人、撞人、踏着别人肩头往上爬的人,其余的“无辜者”中因“推、撞、踏、踩”同类,恐怕至少要负上一笔良心债吧!毫无疑问,大面积、残酷无情的同类相残,对于个体生命和尊严所应该得到的关爱、同情、尊重的摧残,是毁灭性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同类的生命和尊严,漠视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以至于如今“毒”食品泛滥成灾,人们竞相向自己的同类“下毒”,如此互害,居然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心安理得,泰然处之。

  问题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学,虽然以“仁”为核心,主张尊卑等级差别下的“爱人”,但是,儒学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探讨和解决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命权和作为人的尊严如何受到尊重的问题。王阳明和曾国藩作为儒学理论和儒学伦理的杰出代表和顶尖传人被推崇备至,甚至享有“圣人”之誉,但这两人同时又是优秀的军事家,其一生为皇家江山剿匪平叛、镇压农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杀人无数。即便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杀人”有着官方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在这近乎疯狂的屠戮中,他们可曾有过对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的片刻反思和恻隐之心?他们是否从儒学的核心“仁”出发,来思考探究过人类社会的终极正义是否应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个体尊严都能获得平等的尊重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请看王守仁的赫赫战功:“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再看曾国藩是怎样处置他十一年的老对手洪秀全病死的遗体的:“8月1日,曾国藩断然下达了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无归。”(《曾国藩虐待洪秀全尸体:剁碎拌入火药发射》,来源: 深圳晚报 )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恐怕除了墨家,真正对关于人类个体如何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起码的生命权利和尊严、自由进行理论探讨的内容,基本没有。

  第三种基因: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对于这句话尽管古往今来有无数理解,但我以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其中的主要含义:人类天性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潜质,即无法抵御政治权力的诱惑。基于这种政治潜质,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政治生活中,中国社会从高层统治集团到最底层的百姓群体,他们的政治潜质中从来不缺“政治革命”的基因。何谓“政治革命”?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对于强权进行暴力性质的政治反抗。然而,这种暴力反抗往往在一条平行线的两极之间游走。其中的一极,是在“皇权君威”的旗号下进行,或者以维系君权的名义“清君侧”,或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以恢复前朝统治的名义造当今王朝的反等等;另一极,无论以宫廷政变、权臣造反的方式还是以军队哗变、农民起义的方式,则都以推翻当朝皇帝、自己坐上皇位为最后政治目标,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而在这两极之间游走的各类“政治革命”或政治反抗,就其政治性质和最后政治目标性质的区分,则拉帮结党、啸聚山林的有之;入草为寇、占山为王的有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有之;揭竿而起、聚众起义的有之。但是,无论是两极性质的政治革命,还是在两极之间游走的各类性质的政治反抗,都有如下本质特征:其一,打出的所谓“伸张社会正义、追求人类平等”的所有旗号,统统都是儿戏,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根据“实力”攫取不同“级别”、“当量”的政治权力,并把这种政治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求自身各种利益达到最大化;其二,通常采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和各种政治阴谋的手段达到目标;其三,这样的政治革命或政治反抗或许在现有法度上缓解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奴役程度,或者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但这样的情形往往不多且持续性有限,更多的情形则是奴役的变本加厉。更可悲的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无数次政治革命和政治反抗,在如何实现人类个体成员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竟然无任何突破和建树,致使中华传统文明迟迟不能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接轨。即便一个多世纪前现代宪政民主革命在中国发生后,在各类历史闹剧不断重演的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革命”和“反抗”在对待“同类”起码的生命权利和个体尊严的方式上,至少在大部分历史场合中,仍然是野蛮的、血腥的、残忍的,还没有摆脱“兽性”的藩篱,长时期地在人道主义底线之下游走。

  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血腥恶斗,以及在文革中发生的大量的反人道主义罪恶,再一次历史地印证了中国民众政治潜质中这种被激活的政治基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残忍恶斗,其政治口号竟然如出一辙:都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都把对方“假想”成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敌对阵营。而且对于武斗中的大部分两派成员而言,他们这种政治激情是真实的,虔诚的。然而,两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彼此恶斗的总根源,难道不是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即在夺权之后的权力分配问题上产生的分歧、矛盾、龃龉、恶斗吗?而这种拙劣的权力之争,恐怕只有两派组织极少数核心成员心知肚明,其余大部分普通成员,还蒙在鼓里吧,还真的以为他们是在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吧!至于文革中突破人性底线的恶性反人道罪行,恐怕“拥毛派”们否认不了吧?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被学生用皮带抽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将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逼死后挖心掏肺肢解尸体;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残忍暴行,所有这些兽性的疯狂,血债累累,铁证如山,令人发指。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文革期间广西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一组骇人听闻的数据:“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0多万人,其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8.97万,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在这些被杀者之中,很多人遭致的惨无人道手段令人发指。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柳州钢铁厂一位群众组织的头头将该厂人事科干部、另一派群众组织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圩,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死,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参与武斗将活捉的6名教师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做熊胆出卖……”(《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面对这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鲜血淋漓的数据和“兽行”,“拥毛派”们不知作何感想?他们还能对“文革反腐模式”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吗?

  四、无言的结语

  本文的结语之所以“无言”,并不全因为我对如何“结语”已无话可说,而在于我以为眼下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的各种发展趋势,很可能导致一个或多个“无言的结局”,即历史闹剧的再一次重演。今天,中国大陆的“官家”和处于底层百姓中的“拥毛派”们在毛泽东的问题上可能会完全走到一起,以共同打压、挤兑、消灭主张现代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和话语空间,我相信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宣战或许真的能取得“共同”的“完胜”。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官家”维系毛泽东历史权威的立场和动机,和百姓中“拥毛派”们崇拜毛泽东的立场和动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甚至激烈的分歧、对立、对抗。对于“官家”而言,他们维护毛泽东,完全是为了保住他们现有的政权。因为他们这个政权、体制的合法性,完全来源于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如果他们抛弃了毛泽东,就等于割断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抛弃了政权赖以立足、体制赖以延续的合法“旗号”。然而,既然要将毛泽东的旗号打下去,就必须正视被毛泽东视为其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一旦“正视”文革,纠结便随之而来。一方面,本来,邓小平在世时已经对文革下了结论,定性为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和一场政治浩劫。但是,这个粗疏的结论是难以阻挡人们和历史对文革性质的进一步追究的。一旦追究,文革严重的政治罪错和灾难性的后果在理论上和现代人伦问题上将必然颠覆毛泽东个人威权的合法性,导致“全盘”否定毛泽东。那样,毛泽东的“旗号”就打不下去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就会被切断,这对于想继续坚守毛泽东创建的政治体制的“官家”而言,是非常尴尬、可怕的;另一方面,当今“官家”中虽然有强烈的意见分歧,但其主流政治倾向,是非常忌讳或反对文革式的政治运动的,一旦爆发再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当前权力体系和政治格局中的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当今“官家”绝对不愿看到的。由此,当今“官家”对文革采取了“掩耳盗铃”式的鸵鸟态度:一方面在各种媒体上严控“自由主义公知”们对文革灾难后果的声讨和深究,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权威;另一方面也对“左派”们竭力鼓吹“文革模式”政治运动的声音进行打压控制,以防止文革“卷土重来”。总之,在“官家”一步一步收紧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形下,文革话题再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政治禁区;而对于“拥毛派”而言,如果取“官家”阵营中反对主流声音的既拥毛又拥护文革的“反对派”和底层百姓中的拥毛派的共同点,那么,他们是强烈要求对当今深度吏治腐败和社会崩溃现状再来一次文革式的暴力政治运动的,不过前者的动机是以此反对同一阵营中的“政敌”,以“正统”毛派自据夺取权力;而后者的动机则如上文所说,是想通过文革模式的政治运动横扫贪官污吏和社会道德溃败现象,还中国一个朗朗乾坤清廉世界。他们以为只要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中共领袖,这一美妙前景即刻就会实现。实质上,在毛泽东这面共同的旗帜下,官家和拥毛派之间的敌对态势已经泾渭分明,“昭然若揭”:在“官家”眼中,竭力推崇文革暴力的拥毛派就是一群企图颠覆自己统治秩序和剥夺自己既得利益的“暴民”,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拥毛派尤其来自底层百姓的拥毛派眼中,“官家”阵营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或“干净”的,他们不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走资派”,就是毛泽东欲坚决铲除的“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因此必须用文革式的大民主再一次“横扫”这类“牛鬼蛇神”。那么,在同一面毛泽东的“旗帜”之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谁更符合或更接近“原教旨”的“毛泽东思想”呢?谁更能传承“正统”的毛泽东衣钵呢?恐怕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两种政治理念在其实践中是否真的能“各得其所”,或者是否真的能达到双方所期待的政治目标。而我以为,在这场角力中无论双方谁胜谁负,各方政治理念一旦付诸实践,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反而会走向这些目标的反面。请看:对于“官家”来说,举凡以暴力维系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并始终将这种维系置于执政实践中的核心、首要位置并拒绝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者,是无法阻止吏治的全面腐败和社会的全面溃败的,而当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统治集团以暴力镇压因吏治腐败和社会溃败引起的各类反抗包括暴力反抗时,无论它取得了怎样的胜利,这种胜利都是暂时的,它终究会迎来一场葬送自己的暴力革命。这是所有以暴力维系统治、以暴力镇压反抗的专制政体无可逃避的生死规律;而对于“拥毛派”尤其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拥毛派”而言,他们臆想中的“文革式”反腐运动在今后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荒诞幻影。第一,即使毛泽东本人,他只有在自己的权位发生极为严重的危机、面临极为强势的挑战时,才会发动“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绝对不会在自己权位相当稳固的时候,专为“反腐”发动一场文革式的政治运动;第二,亲手将自己创立的政治体制打碎一遍、将几乎所有的各级官僚群体全部“修理”一遍,这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发动文革的最大的政治胆魄所在,中国历史中在这一点上可与毛泽东比肩的或许只有朱元璋一人;第三,将自己的体制彻底打碎一遍、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修理”一遍、且又能保住手中的政权、从“天下大乱”抵达“天下大治”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以为对毛泽东而言,这样的秘诀有如下几点:其一,几十年用枪杆子树立起来的在党内、国内绝对的至高的个人独裁权威。这种个人权威,在中国历史中基本上只有用枪杆子建立起长久王朝的“开国皇帝”或“开国天子”才拥有;其二,以“君师一体”模式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的极为成功的控制;其三,林彪为代表的“举国造神运动”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四,毛泽东个人通过驾驭林彪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五,毛泽东本人的极为丰富老到的政治经验和机敏、果决、准确的决断能力。我以为,上述五点要素是毛泽东能够在打碎自己创建的政治体制后应付各种政治变数而成功保持国家政权的根本原因所在;第四,如此,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至少在今后中共统治的全部历史时段,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第五,如果中共的核心层中今后再有人企图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一场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化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危机,那么,他是不可能应付自身体制被打碎后出现的政治变数的。就像文革中如果毛泽东不以自己绝对、至高的权威掌控军队,发号施令,扭转局势,那么全国性的两派对决则必然发展为全国性的内战和混乱,那就不仅仅是群众组织之间在打派仗了,而是军队也卷了进来,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将重新回到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历史悲剧之中。可见,“拥毛派”们臆想中的“文革反腐梦”是不折不扣建立在沙滩上的,它的幻灭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