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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被伟大”的吗?
2020-06-08 10:54:45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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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当代一些“新儒家”们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们被当局一针“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鸡血打得热血贲张,忘乎所以,竟然要重现“帝师”风采……
  最近,有人以《梁实秋论鲁迅: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下文简称《梁论》)为题,重新发表了梁实秋《关于鲁迅》一文。这篇《编者按》加文章,似乎引起了不少文友的认同和共鸣。而我是不会产生和赞成这样的认同和共鸣的,因为我从内心深处体会并赞赏鲁迅的伟大。而一说到鲁迅的伟大,似乎就会和梁实秋当年这篇文章及今天“小编”按语的旨归冲突起来。请看按语中这样说:“然而鲁迅到底是个怎样的作家、怎样的人?和他同时代的人又是怎么看他的?他的被‘伟大’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种种最本质的关于鲁迅的问题,却被淹没在喧哗的舆论中。”可见,这位“小编”重发梁实秋文章的“旨归”,就是想借梁实秋的文章证实鲁迅不伟大,而鲁迅的“伟大”是“被”出来的,是人为地“塑造”出来的,以呼应梁实秋关于鲁迅的人生观察是“零星、局部和肤浅”的结论。
 

  那么,鲁迅是伟大的还是不伟大的,抑或鲁迅的伟大是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是不是关于鲁迅评价的“最本质的问题”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但是,“最本质的问题”在于,鲁迅有伟大的地方,也有诸多“不伟大”的地方,而鲁迅的伟大则是一种深刻的、独树一帜的伟大,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鲁迅问题”本质的一面,而“本质”的另一面,则是许多人包括梁实秋先生和这位“小编”,根本不知道鲁迅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伟大。

  我个人以为,鲁迅的伟大至少表现为三个主要方面。

  鲁迅伟大的第一个方面

  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近四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君主专制史。在这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历朝历代除了皇帝和他们极少数亲属外,所有的“国民”都无一例外地沦为奴隶或奴才。在这种长达数千年的奴役中,中国君主制度在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和人性层面,究竟给近现代中国社会留下了哪些根深蒂固的遗传基因,留下了哪些难以救药的积弊沉疴?这些遗传基因和积弊沉疴在传统中国和人类现代文明之间,在“自由人”和奴隶、奴才之间,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形成了多大的悬殊?在鲁迅之前,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会从这个视域、会用这种方式、会以这种执著提出这个问题;鲁迅之后,我相信也不会有任何一位学者、作家会像鲁迅那样,对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和人性深处留下的创深痛巨、腐败恶臭、万劫不复的奴性、溃疡、脓疮穷追猛打,进行如此彻底的揭露,如此痛苦的思考,如此深刻的批判,如此淋漓的针砭。

  我们知道,对于中华民族这一世界上惟一能够从远古一直走到今天的文明实体,要对它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叙述和价值评判,是需要首先从正面肯定这个文明实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它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发展等各个社会领域总结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正面价值和正面贡献的东西,其次,才谈到这个文明实体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个文明实体毕竟是人类一个庞大族群延续了数千年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经历了无数次惊涛骇浪般毁灭性的挫折、灾难、砥砺才挺到今天,足见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内核的某种合理性。因此,从这个视角看,鲁迅紧紧抓住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劣根性”不放,并穷根究底痛加贬斥,的确偏颇、偏狭、偏激,无疑会令太多的中国人伤了自尊,感到不快、不爽,觉得鲁迅太过分。

  然而,这恰恰是鲁迅的伟大之处,理由如下:其一,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类实质上是从动物世界的野蛮、愚昧、互残的丛林法则中一路走过来的,在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的门槛之前,人类仍然残留了太多的兽性,积淀了太多的人性之恶,遗传了太多的甚至比动物界互噬还残酷邪恶的恶基因。因此,如何对人性深处的这些阴暗面进行清醒、彻底的认知、检讨、反思、清算、修正,是人类能否跨入现代文明门槛的决定性因素;其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无论是面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还是面对别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在进行全面的叙述和评价时,往往极容易有意或无意地疏忽、掩盖甚至粉饰这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所谓多栽花,少栽刺,这是人之常情,揭短扬丑之事吃力不讨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一点,学者专家们往往也不能免俗。然而,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阴暗面、劣根性得不到直面和正视,得不到检讨和反思,得不到批评和矫正,那么它对这个民族的肌体和灵魂将继续如附骨之疽,遗害无穷;其三,能够在历史传承中找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劣根性”和“恶基因”、并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的,绝非等闲之辈可以胜任的。这样的人必须拥有厚重的历史学养,深阔的思想视野,敏锐、非凡的洞察力,直面“惨淡人生、淋漓鲜血”的巨大胆识和勇气,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倔强性格和不阿权贵、特立独行的硬骨头精神,以及对人民,对民族的大爱。总之,这样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思想家,然后才可谈其他必备的各种素质。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种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真是笑话,一个平庸之辈,无论他如何“怀才不遇”,四处碰壁,他的“泄忿对象”怎么可能会落到“礼教、制度、传统、政府”这样的“宏大叙事”的头上呢?他有这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这样的学识、视野、洞察力和思想深度吗?恐怕恰恰相反,只能在他“蝇营狗苟”的名利圈子里寻仇觅敌吧!梁实秋是在“反因为果”,即正因为鲁迅挖出了民族的“劣根性”,从而触痛了这劣根性留在众多“阿Q”们心灵深处的那块“癞疮疤”,才引发众多“阿Q”们将鲁迅视为“泄忿”的对象吧?染实秋在鲁迅生前揪住鲁迅不放,鲁迅死后还貌似宽容实质上却抓住机会加以诋毁,是不是那帮以鲁迅为泄愤对象的“阿Q”队伍中的一员呢?难说,难说!

  说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早有一种论调加以反驳,说什么人性都是相通的,中国国民人性中的诸多弱点,其他民族国家也同样有,并无什么区别,鲁迅揪住国人的“劣根性”不放,且大做文章,实在是别有用心和不厚道也。其实,这样的调子不值一驳。不错,人性是相通的,而正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所以相通的人性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中如何表现和如何成长是极不相同的。一个深山中还要靠自己背课桌上学的孩子所处的教育环境,和一个一线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所处的教育环境,悬殊极大,虽然不能排除孩子个人内在素质和“天资”的作用,但总体而言,两种不同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在各方面的教育结果,都会呈现出巨大的落差。不错,在人类君主专制制度下,都会培养出“臣民”人格中的“奴性”。但是,这种“奴性”恶化到何种程度,呈现出何种形态,翻新出何种花样,堕落到何种境地,以及从奴隶中产生奴才的“产出率”是高是低,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时间、国家权力在君主手中集中的程度、统治集团对广大“臣民”政治奴役、经济剥夺、精神控制的烈度、广度、残酷度等,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专制程度不同的君主专制下民众的“奴化”程度和具体的表现形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和存在着各类分权状态下的君主制对民众的奴化程度是截然不同的,由宗教垄断社会意识形态的君主制和由君主一手遮天垄断社会意识形态的君主制在对广大臣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禁锢的程度和表现形态上,也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

  因此,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无论在时间跨度上,权力高度集中的程度上,君主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滥用权力的空间上,还是君王和皇帝集团对臣民生杀予夺、迫害奴役的血腥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欧洲君主制。而如此长久、如此残酷、如此血腥、如此森严、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生态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民的奴化,以及由此种下的民族劣根性和遗传下来的人性恶基因,是欧洲各封建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正是在这个事实区别上,鲁迅对中国人的奴性和民族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中华民族能否和如何向人类现代文明的迈进,对于中国人的奴性向人性的回归,有着特别重大的、特殊的、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下面我们不妨从制度、文化、人性这三个层面,看看鲁迅是如何揭露、批判、针砭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肌理深处的溃疡、脓疮和恶基因的。

  一、制度层面

  实质上,中国君主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专制,它的阴暗面究竟有多黑,它的政治生态究竟有多恶劣、残暴和血腥,鲁迅早就用“吃人”和“人肉宴席”将它形象地比喻出来了。而它对除君主皇帝及其极个别亲属之外的全体臣民的奴役、驱使、宰割究竟到了什么程度,鲁迅仅用两句话就精辟形象地总结出来了,那就是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奴隶的时代,另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中国君主制下极其险恶和恐怖的政治生态则来自于全部国家政权都高度垄断在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手中,并在他们的直系血缘关系中代代相传,由此引发的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特别六亲不认,特别不共戴天,特别你死我活,特别灭绝人性,几乎在每一个朝代,这样的权力斗争都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导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的战争,导致层出不穷的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导致统治集团和各路争权者对普通民众无所不用其极的疯狂的奴役、镇压、掠取、盘剥、践踏、屠戮。而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集团为了保住其个人和家族手中通吃一切的权力,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压缩全体臣民作为“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有把他们变得猪狗不如才可让其任意宰割。就是说,统治者手中无限膨胀且可任意滥用的权力和被统治者作为人的起码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的程度是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的。比如,一个皇帝如果可以在街上任意射杀行人和牲畜,那么,他的所有臣民起码的生命权实质上已经被他剥夺了。而以全部国家政权只有高度垄断在极个别人手中并进行残暴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历史逻辑必然派生出这样独特的政治生态:其一,中央集权制下的君主王朝具有不可逆转的不可持续性,它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生命周期;其二,一旦周期结束,朝廷崩溃,就必然出现一个各方政治力量用暴力重新争夺最高国家权力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中,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悲剧几乎不可避免。而这种反复的历史轮回便产生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组恶基因:即治乱循环,分合轮替。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臣民为什么只能面临两个时代——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根本原因。且看,鲁迅是如何犀利、深刻、无情地剖开中国制度肌体和政治生态中这个最大的脓疮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鲁迅《灯下漫笔》)

  瞧,鲁迅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本真面目”的解剖,可谓鞭辟入里,淋漓尽致!

  二、文化层面

  我想,要说清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也有和中国君主制度对应的阴暗面、溃疡、脓疮和恶基因,首先必须厘清文化和制度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而这种观念形态,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物化”的或“物理化”的观念形态,比如劳动工具,劳动产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这部分可称为人类文化的“硬件”;另一部分则是直接以观念形态表现的人类生存方式或生存活动,比如思想,理论,哲学,文学,艺术等等。这一部分可称为人类文化的“软件”。应该说,任何被人类活动“物化”或“物理化”的文化硬件,都是从作为人类思想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文化“软件”中孕育出来的。比如一把斧头,先由人类思想活动中的选材、工序、构思、设计和造型这一系列的观念活动之后,才有实践这些观念活动之后的斧头的诞生。而斧头,就作为人类“物化了的观念”、作为人类的“硬件文化”问世。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作为人类生存方式中“物理化”了的观念,也是从诸如思想、理论,学说、哲学等“文化软件”的母腹中脱胎而来。但人类社会中的各项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硬件”中占据着极其特殊、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制度,尤其在所有制度中起领衔和轴心作用的政治制度,是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社会成员组织起来进行日常生产生活的枢纽和载体。因此,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它凝聚着一个共同体软件文化中的所有精髓、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比如,作为中国文明实体的生存方式的本真状态和特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政权在严格的血亲关系中传承,就是血亲等级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庞大的组织系统中起轴心作用的内核。这个内核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中的核心理念,而且成为中国君主政治制度和其他所有社会制度架构中的核心元素。而制度架构中的核心元素无不是由“文化软件”中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提供的。因此,如果将中国君主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两件不大相干的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不仅如此,制度硬件和软件文化是在互动中生成,成长:软件文化孕育着、养育着、促成着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制度实践又拓展着、充实着、提升着软件文化,两者血内相连,相辅相成,互为一体。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囊”中弥漫着难以救药的溃疡、脓疮、恶基因,那么将这个制度孕育出来的“母腹”并伴随其成长的中国传统“软件文化”,难道能逃脱干系吗?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直接以观念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中,也深藏着同样的溃疡、脓疮和恶基因,并时时“遗传”和“物理化”为中国君主制中各个历史时期的制度架构。那种认为“中国病”的病根在制度,而不在文化的观点,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比如中国三代以后的皇权专制制度,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儒家精神乳汁的养育的。隋唐开科举考试之风,培养的是支撑整个王朝的基石——庞大的官僚队伍,其核心教材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四书五经,也就是说,没有儒家精神乳汁对全体官员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的培树,没有儒家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对全国百姓的巨大的“教化”作用,中国的君主体制是支撑不下去的。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什么首先以尊孔读经开道的根本原因。

  当然,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实体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创造的灿烂的成就,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是说不过去的。毫无疑问,就总体而言,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突出位置和厚重、优秀、灿烂的一面,是不容否认的。我个人以为,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价值的软件文化,其优秀的一面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甚至近乎完美的“国家意识形态”,即以君主制统治集团意志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主要包括:以人类大同为目标的完美的政治理想;以所有统治集团成员为培树目标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道德;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完整的、严密的伦理道德体系;整个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和核心目标;产生巨大“教化”作用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缓解阶层冲突和社会矛盾内部张力的关于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实践路径;为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提供的理念支撑和价值支撑;构建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文官官僚制度的理论指南和路径探索;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且繁荣灿烂的文学艺术成果的创造;以社会终极正义为方向和目标的、作为民族灵魂和精神脊梁的士大夫精神的培育和养成,等等。所有这些优秀文化因子都是中国古文明能够立足于世界古文明之林,且生生不息、百折不回、表现其国家治理、制度传承顽强的可持续性的核心动力和精神源泉。

  那么,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软件”中的黑暗面、溃疡、脓疮、恶基因有哪些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儒家学说为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勾勒的终极政治理想和“大同世界”,不过是一个遵循着严密血亲等级制度、国家政权由“天子”垄断并在其血亲系统中代代相传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和谐静美是由按血亲等序构建的一个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维系的,我们知道,这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充其量就是一个专制性质的封建等级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无法杜绝政治和社会等级造成的奴役、压迫和不平等,无法杜绝权力的高度垄断带来的所有灾难性后果,无法杜绝“把人不当人”的人道主义悲剧频繁发生和“人性指数”悬崖式下跌的血腥陷阱。这个蓝本在人类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只是一个没有摆脱人类野蛮状态的历史片断。因此,当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队伍都把这个“历史片断”当成人类终极理想社会追求时,那么首先发生的就是中国知识群体的一个巨大的认知悲剧,一是对人类社会本身的真相、本质、规律、未来和人类解放的探索认知到此为止,一是由于将自然界的“天”当成君主权力合法性的惟一来源,将“天事”和“人事”混为一谈,从而无法真正打开对自然界认知探索的大门,在这道门槛之外止步不前。其二,以儒学为主流价值的中国知识群体,他们的整个思想探索、认知重任、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几乎都是在为以君主、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理论支撑,为当权者的国家治理和愚民教化提供制度架构和道统支持,为统治者对全体臣民的政治奴役、经济剥夺、精神禁锢、文化压迫提供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等多方面的种种“理由”,加上个人的生存、命运、荣辱、前途和“官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至少三代以后,中国知识群体就其整体而言,对皇帝集团有着极强的政治依附性和人身依附性,说得更直白一点,即中国知识群体不可避免地整体沦为皇帝“官家”的奴才。这样的情形,恐怕在全球各大文明实体的历史发展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中国知识群体以数千年的“奴才”身份在险恶复杂生涯中积淀下来的奴性以及对权贵、权势的膜拜、崇尚、攀附、贪恋、顺从乃至追捧、谄媚,根深蒂固、花样翻新甚至不可救药,并成为中国知识群体生存价值中“代代相传、屡试不爽”的“遗传基因”。其三,由于中国知识群体几乎拥有统一的政治信仰,而他们的个人理想和职业生涯的惟一出路也就是“入仕为官”,其中一小部分或相当一部分能“如愿以偿”,因而中国知识群体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他们作为皇帝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或者向往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通常是站在“官家”政治立场上思考做事的,因而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是极难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或者极难产生“公共活动空间”的,即便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挺身而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在骨子里还是为朝廷的长远政治利益考虑的。这一点对中国知识群体非常致命,这是中国知识群体队伍中无法产生出摆脱专制枷锁、探索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的根本原因。其四,由于中国知识群体几乎整个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都是围绕皇家统治利益这个轴心运转,因而其整体的政治理念、价值核心和道德操守中,没有一条起码的人道主义底线。在他们所竭力维护的森严残酷的血亲等级制中,面对诸多张扬兽性、泯灭人性的人道主义罪恶和灾难,他们往往充当着助纣为虐的走狗、帮凶、卫道士的角色,甚至成为直接的“始作俑”者。比如对灭绝人性的宦官制度的维护,吃人礼教中对妇女的道德戕害和肉体摧残,对无辜生命的肆意剥夺和践踏,那位以儒家道德楷模的声望扬名立万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双手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因此,以“仁义”为本的儒家学说在其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中居然没有为民众争取到一丝一毫的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为国人由“臣民”向“公民”的身份转换作出过任何有价值的追求和贡献,甚至在中国人的奴性培育和“官家”愚民政策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中发挥过巨大的正向作用,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中国知识群体的奇耻大辱,是他们铁证如山、挥之不去的“原罪”。其五,以儒家学说的价值核心和理论架构为轴心形成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尽管其中包含着不菲的“普世道德伦理”元素,即人类各种时代和各种社会都能“通约”的道德伦理元素,但其主体架构和核心理念则是紧紧围绕皇帝集团根本的政治利益刻意铸造的。所谓“忠君孝亲”这个道德伦理核心,所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皇权”和血亲等级制家庭中的“父权”和“夫权”,而围绕这几项极端自私的权力形成的诸多伦理规范和道德“天条”,往往是反人性的,反人道的,反人类的自由天性的,甚至是残忍的,高度奴化的。比如一味强制性地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三从四德”,要求她们保持“节操”的纯洁性,把妇女的贞洁提升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伦理境界,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口号,其骨子里实质上不过是维系夫权和父权在直系血亲中传承的纯洁性和合法性,在皇帝家庭中,这样的道德信条是皇权在直系血亲中传承的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当然,皇权传承中血统的纯净是上了“双保险”的,除了对妇女严酷的道德约束外,还有宫廷内部的宦官制度,后者更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综上所述,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它的“软件文化”是由一个人数不多的知识群体为担纲主体创造的。而这个“软件文化”创造得如何,是优是劣,是深是浅,是愚是智,主要取决于两点,一点,这个知识群体在一个怎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他们的文化创造:是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探索、自由地交流和互动、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总之,是有一个自由广阔的思想平台、精神空间,还是一个逼仄的、严酷的、处处不自由、处处有雷区、处处有禁锢、处处有束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另一点,即知识群体在“软件文化”的创造中出于各种私利考虑的“功利主义”在他们整个思想探索和真理追求的“动机”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在这样的动机中除功利主义元素之外,还有其他大量的“非功利”因素,比如对未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对探索和创造本身的热衷和热情,对人类未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等等。总之,这种动机中功利成分的比例越高,非功利成分越低,则其“软件文化”创造成果的境界、品位、质量就越低。可见,生态的恶劣,环境的逼仄,功利主义的弥漫张扬,是知识群体创造“软件文化”致命的障碍和软肋。

  那么,这种障碍和软肋对于中国知识群体而言,它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呢?是三代以后中国知识群体几乎整体都匍匐在皇权脚下,不仅是肉身的跪拜,而且是从思想到灵魂到人格的匍匐。而想当官,攀附权势,成了绝大部分知识群体追求的至高目标,甚至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当然,也有例外,但毕竟是少数。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上,鲁迅的独到之处和伟大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洞察了中国知识群体这一致命的软肋,将中国传统“软件文化”的要害,看得非常通透,揭露和批判得极为彻底。

  请看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一文中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对于以儒学为主流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至今仍在追捧儒家学说的人,鲁迅这寥寥数语可谓剜心剔骨的诛心之论。鲁迅偏激吗?或许有一点,鲁迅这样说,等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从道义上打入十八层地狱。是的,在古代中国,难道浸透儒家精神乳汁的士大夫阶层对底层百姓的苦难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和同情同理之心?难道历朝历代高居庙堂之上的群臣大儒对改善民生和百姓的休养生息问题没有任何关心,没有任何呼吁,没有任何努力甚至牺牲吗?是的,总体而言,即便在皇权统治最严厉的时代,朝廷中仍不乏忠直谏臣为民情鼓与呼,为民生奔与走。他们的忠君爱民情怀是真金白银,这是无须置疑的。但是,无论从儒家学说深层次的学理和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士大夫身体力行尊奉儒家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政治实践来看,它们都建筑在这样一个轴心政治理念上,即无论是百姓的安宁幸福,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甚或“小康社会”、“大同世界”能否实现,所有的一切都维系在“天子”一人身上,即天子能否顺从天意行“大道”,能否达到“内圣外王”的至高政治境界。然而,“天子”有吗?“天意”有吗?“大道”有吗?“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有吗?如果把所有这一切圣洁理想的光环都加在掌握并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皇帝集团身上,岂不滑稽?岂不虚妄?岂不荒唐?哪有什么“天子”,哪有什么“大道”,哪有什么“内圣外王”,中国由古至今的专制统治集团,有的只是他们极端自私的政治统治利益,有的只是他们悉心维护的“家天下”、“朕天下”,有的只是他们对民众生杀予夺的奴役和贪得无厌的榨取,有的只是他们骄逸淫奢、花天酒地的靡烂生活。既便有清醒者认识到百姓如水的道理,他们的全部重心仍放在皇帝集团这个“舟”如何不被“水”掀翻,如何以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的手段让“舟下之水”不激荡,不发狂,不“滔天”,保证它们温顺驯服地“载舟而行”。这个严酷的现实,历代士大夫们是否从内心看清和认同,谁也说不清,但他们面对的当朝皇帝,究竟是真“天子”还是假“天子”,其所行的是真“大道”还是假“天道”,有过郑重其事、追根究底的甄别吗?恐怕大抵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无论眼前这个皇帝是流氓还是暴君,是黄口小儿还是懦夫白痴,一概予以“信以为真”的默认吧?如此,当他们自欺欺人地为自己政治意淫中的“天子”头上绚丽光环奔走呼号克尽职守时,实质上不过沦为皇帝脚下的奴才和走狗。

  如此说来,鲁迅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侍奉主子的文化”,可谓一语中的。而只有站在“主子”的立场或以“主子”身份自居的人才有赞赏这种“侍奉文化”的充分理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对中国传统文化“软件”的总体价值评估,鲁迅是怎样看的呢?对这个问题鲁迅虽然没有过系统的论述,但在他多篇杂文中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以为,鲁迅这些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由于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因而这种文化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基本无关,和民众相当隔膜。这一点,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请看:“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应该看到,鲁迅是站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作出这个价值判断的。平心而论,当人类文明还处于普遍的专制制度时代时,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传统文化难免掺杂大量的为专制统治者服务、洗地、站台、亦即“侍奉主子”的文化因子,这些带有奴性的文化因子所占比例往往相当地大。然而,清一色“侍奉主子”的文化是产生不出现代民主和现代人权的思想探索和政治实践的。也就是说,欧洲古典文化中除了“侍奉主子”的文化因子外,还有站在和专制统治者对立的民众立场和民众利益一边的文化因子。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大量的“仁者爱人”、“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文化因子。然而,这样的文化因子和欧洲相关文化因子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的目的是防止皇帝统治之“舟”被民众抗争之“水”颠覆,却从来不为民众争取丝毫政治权利和自由,后者的全部出发点,就在于为被统治者和底层民众争取他们“做人”最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而恰恰是从这样的文化因子中产生出人类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二,将儒学比喻为官场功名的“敲门砖”,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又一惊世骇俗的价值评估。且看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是怎样说的:“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我想,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如果一个文明实体中作为主流文化、传承了数千年的“显学”成了官场上争名逐利的“敲门砖”,它在人类的认知领域,还有什么“真理、价值”可言?尤其在人类对“真、善、美”的无功利、崇高的人文主义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终极正义、终极价值和终极理想的无私追求中,还有什么成就、价值、地位、脸面、信誉可言呢?其实,儒家思想中并非没有对人类未知世界“形而上”的追求,并非没有对人类终极正义和终极价值的理想主义追求,并非没有对“真、善、美”的人文情怀的崇高追求,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所有这些追求都止步于实质上的“皇家政治利益”时,它被皇帝老儿当成维系其至高权威的“器具”,被官场上逐利之徒当成敲开“升官发财”之门的“敲门砖”,那不就成了铁板上钉钉的事实吗?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并没有错,且评估得相当精准深刻。三,正如上文所说,如果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被鲁迅视为官场“敲门砖”,被专制统治者当成其统治的“器具”,那么它对人类社会领域真理的探索就成痴人说梦。试问,如果连专制统治集团的核心政治利益都只能歌颂不能批判,那么这种所谓“主流文化”中还有社会科学真理丝毫的存身之处吗?同样,如果将专制统治者的专制统治当成“天意”和“天道”,且将“天事”和“人事”混为一谈,这样的主流文化中还有自然科学一丝一毫的存身之地吗?鲁迅将儒家学说这一致命的认知软肋实在是看得透透的,因而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对儒生们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无知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且看:“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对未知领域和现代世界及其地理知识可笑的无知也就罢了,但如果仍自以为是,冥顽不化,死不认错,这种认知上的僵化、停滞和愚蠢对于一个大国数千年的传统主流文化而言,实在是太悲摧了;四,上文说过,中华文明在人类近现代之前,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国家治理还是文化成就,在当时整个世界中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一点鲁迅是认可的。他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一文中就这样说过:“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

  实质上,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可以同化比它“低得多”的文化,但中国文化在实践中是否践行并实现了它的文本中那些美丽动听的“仁义”和尽善尽美的“理想”?是否能将自己民族的事情做好,将国家和社会一步一步引向进步和光明?是否能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提供可供借鉴、效仿的经验、模式和普世价值?第二,如果遇到比我们更先进更优秀的文化,我们怎么办?是否愿意被别人“同化”?第三,如果我们想融入更进步的文明和文化,是否还要坚持唱我们传统文化的“老调子”?唱这种“老调子”对我们的民族迈开新的文明步伐有没有用处?是起正向作用还是反向作用?鲁迅的三个回答,直击要害,堪称经典: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将中国的事件办好,它的文本理论虽然寇冕堂皇,凛然大义,但极少真正践行,相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一次一次把中国引向黑暗:“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中国传统文化这支“老调子”为何不能将中国唱“新”、唱“好”,竟然总是将中国唱“衰”唱“完”?恐怕致命的要害就在于一种“侍奉主子”的文化,怎么可能将“主子”赖以存在的奴隶制度深层的弊病治好呢?它粉饰和歌颂还来不及呢!如此讳疾忌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一天天病入膏肓,寿终正寝;之二,面对比我们先进的文化,我们怎么办呢?鲁迅这样答道:“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当然,以笔者所见,鲁迅这样说,是要补充两个前提的:一个,一些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有用”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老调子”,还要世世代代唱下去。比如“孝顺父母”、“不得偷窃”这样的老调子,什么时代都得唱,甚至会永远唱下去;另一个,举凡被社会实践证明是害人的、坏的、不可持续的老调子,一经唱完,就应从此闭嘴,永不再唱。鲁迅当然指的是后一种老调子。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十分复杂的“老调子”,里面显然还有不少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有用”的、普世的元素,还需要继续唱下去的。那么,如何在其中甄别“有用”的、“普世”的和“坏的”、“害人”的元素呢?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要继续唱下去呢?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之三,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必继续唱下去的“老调子”是些什么呢?鲁迅一语中的:“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让“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永远苦下去”、或者决定中国人只能在“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个时代中轮回的文化元素,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君主社会的制度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中的制度架构、核心理念和政治内核。但这些制度性的害人元素和恶基因大抵被主流文化“软件”中温柔迷人的文本说辞包装着,诸如“仁者爱人”、“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等等,因而鲁迅说:“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可见,鲁迅的态度异常决绝:在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中,是一定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和核心理念中那些“让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永远苦下去”的有害元素和恶基因的,比如君权天授,比如内圣外王,比如皇恩浩荡,等等。而我看来,这恰恰是鲁迅兜底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伟大之处。我一向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巨大文明实体近四千年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在人类文化史是无疑是一座无比丰富无比博大的矿藏,里面的宝藏可谓取之不尽。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的知识群体完全可以大显身手,成果卓越,前途无量。但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千万不要将你学术研究中那些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政治架构带到现代社会实践和政治语境中来,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元素用来为现实政治或当代统治者服务,甚或再来一出所谓“托古改制”的闹剧。但现当代一些“新儒家”们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们被当局一针“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鸡血打得热血贲张,忘乎所以,竟然要重现“帝师”风采,不是企图将“内圣外王”的“贤人之道”这具政治僵尸塞进当今一党制制度架构和国家治理理念中,为一党制度涂上“民族文化复兴”的油彩,就是硬要在“孔孟之道”中寻出现代“宪政民主”的因子,其目的往往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文本中华丽迷人的“贤人政治”偷换现代政治文明中的“选举政治”,以便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把“老调子”继续唱下去。但他们无论怎样玩出新花样,只要在加持中共“人类最后解放指引者”这种和“君权天授”如出一辙的专制统治角色,他们塞进中国政治进程中的货色就是鲁迅所说的“让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永远苦下去”的“软刀子”。

  三、人性层面

  中国高度集权君主制造成的残酷的政治生态和制度环境,对人性的践踏、摧残、异化和泯灭,无疑是毁灭性的,中国人的“人性”究竟被扭曲、蹂躏成什么样子,它如何创深痛巨、千疮百孔,自古以来,又如何暴戾媚顺、荒诞变态,面对中国人性深处那些糜烂腐臭的溃疡和毒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自古以来是否没有一人敢于直面、敢于揭露、敢于无情地揭露、解剖、针砭和鞭挞的吗?而敢于这样做的,我以为鲁迅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只有鲁迅才如此决绝地对中国人人性中的溃疡和毒瘤像牛虻那样紧叮不放,痛加缠螫。那么,中国人人性中的巨创和扭曲,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奴性的极致;二,兽性的张扬;三,病态人格的张力。而鲁迅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痛加鞭挞,可谓“血肉横飞”,深可见骨。

  我们知道,将治下的人民变成奴隶,是人类社会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会产生的强烈的政治需求。国家权力越是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种政治需要就越迫切,它转化为的政治实践就越残酷。在西方古代文明中,奴隶制是作为公开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出现的,奴隶仅仅是整个社会群体中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形同牛马的阶层,而其他还有大量的社会群体是作为自由民身份出现的,而这样的古代国家,并不一定是专制国家,尤其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相反,它的政体还可能是原始民主制或共和制。而古代中国,却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被法律制度框死的奴隶群体,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奴隶制度。然而,古代中国却是一个散布着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的文明实体。秦以前的三代中,无论是朝贡制还是分封制,虽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庞大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分散在各地的小的政治实体中,君主制的发展趋势却日益向极少数人或个人高度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模式过渡。因此,在这些小的政治实体中,如何将治下的人民变成奴隶,甚至如何“培养”、铸塑治下民众的奴性,早已是统治集团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群体悉心探索和努力实践的重大政治课题。当年老子在憧憬他的小国寡民政治理想时,就悉心研究过如何让人民驯服于君主的统治。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一句话,让人民“无知无欲”,懵懂如婴儿,纯朴如赤子,如果治理人民如同摆布婴儿,那岂不易如反掌吗?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那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即不让他思想,不让他产生志向,只让他吃饱强壮就行。这不是饲养牲口的逻辑吗?这种典型的反智愚民政策,今天居然还有人为其辩解,说什么老子反对开启民智实质上只是反对开启民众的“奸伪”之智,提倡诚朴。这是拙劣的诡辩。开启民智,是让人民懂道理,讲道理,但人性有善恶之分,开启民智总会产生它的副产品,即总会有人借助才智谋私作恶,损人利已,这是一枚硬币中的两面,根本无法分割,就像吃饭总是难免噎住,你总不会因为怕噎而不吃饭吧。况且人类的智力开启和精神开化是一个不可逆、不会止的过程,你阻挡得了吗?因此,老子关于让人民回到“婴儿”、“赤子”状态的想法,是根本违背人类进化规律的,极不现实,极不可行。但是,他想的那些办法并非全不管用,相反,有的还非常管用,比如闭塞人民的耳目,禁锢人民的思想,封杀人民的言路,严禁人民公共场合的聚集等等,这些法子后来被法家诸如商鞅、韩非等人发扬光大并付诸实施了。但是,仅仅把人民关进各种“物理”性质的笼子并非万全之策,没有精神力量的控制,是不可能培养出内在的、持久的奴性的。就像圈养的猪一旦出栏,依然会横冲直撞,不听使唤一样。而思想“引导”、精神控制和道德教化,又恰恰是儒家的拿手好戏。因此,在数千年的“内儒外法”“珠联璧合”的专制统治中,中国人圆熟到极致的奴性终于养成。

  对此,鲁迅在《春末闲谈》一文中,有着极为精辟犀利的剖析。鲁迅拿一种叫果蠃的细腰蜂做比喻。他说这种细腰蜂将青虫捉进自己的窠中,当做储备的食物。为了让青虫不反抗、不逃逸,用自己嘴上那根“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鲁迅因此感慨道:“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由此将这细腰蜂和中国的专制者挂上了钩:“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致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

  我想,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在传统儒家这一块,其“天子权威”、圣贤之德、三纲五常、森严等级,“忠君孝亲”、“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等“道统”的“精神力量”,和法家那些物理性质的“笼子”相比,在麻醉人民的“运动神经球”上,更堪称“毒针”的神奇威力;另一层,即便法家的物理笼子和儒家的精神毒针双管其下,事情也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完全了却统治者的心愿。那么,在国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吗?鲁迅说:“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其实,鲁迅替专制者总结出的如何将人民变为奴隶的最大“缺憾”,即“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也显得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在中国这种残酷的政治生态下,“人们的思想”即便是“刑天”的猛志,也实难产生出根除奴隶制度的思想来,反而会在和“治者”的“笼子”及“毒针”的冲撞中生出另外两种副产品,即上文所说的一种叫做“兽性的张扬”,另一种叫做“病态人格的张力”。

  那么,这两种“副产品”是如何而来呢?我们不妨来猜一猜,古往今来的“治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奴隶”,即既被“毒针”刺中神经中枢而没有思想,又能动弹着为“治者”贡献玉食的最佳“形象”,应该为何物?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形象应为羔羊:温顺,善良,卑怯,胆小,驯服,除了吃草,从没有非份之想,且任人宰割,贡献出自己的奶、肉和皮,而没有半分反抗的意思。更要紧的是,即便在去屠场的路上,它们在主人指定头羊的带领下,“便成了长长的一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它匆匆地兢奔它们的前程。”(鲁迅:《一点比喻》)

  应该承认,中国历来的“治者”在将臣民“治成”羔羊般“柔顺”的奴隶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恐怕历朝历代都有成百万、上千万的“羔羊”会从“治者”的“笼子”里和“毒针”下被制造出来,而鲁迅对“羔羊”式奴隶这种屈膝于权势之下、麻木不仁、听天由命、俯首贴耳、温顺怯懦、任人宰割的奴性,极为悲愤和痛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大量的、椎心泣血、痛切肺腑、犀利深刻的揭露、剖析、针砭,如铁屋子里酣睡不醒的群氓,《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波》中的九斤老太,《药》中的华老栓和看客,以及《孤独者》中那位充满对旧制度的反抗精神但终于自称“独头茧”而被专制精神枷锁困死的魏连殳,《伤逝》中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而终于失败的子君的人生悲剧等等。然而,“治者”的“笼子”和“毒针”所制造出来的仅仅是羔羊般柔顺的奴性吗?仅仅是闰土、祥林嫂、孔乙已、子君这样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吗?非也,非也!这里必须深入探讨一下,当中国专制制度残酷的政治生态造就人性深处的“奴性”时,是否同时能够将同样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兽性和人性之恶压缩甚至消除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这种奴性的锻造,所直接导致的病态人格会将潜藏的“兽性”和人性之恶放大,扭曲,变形,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和适宜的环境,这种被放大的兽性和作为人性之恶的“病态人格”的张力会获得极大、极恐怖的释放空间。因为即便从人类个体的个性和性格而言,也绝不是所有人都属于“羔羊”型的,那种“野猪型”或“狼型”的大有人在。而鲁迅的另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清了这种“出于奴性而更甚于奴性”的兽性和病态的人格,而且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解剖、鞭挞、讽嘲和抨击。

  我们先拿“兽性”说事。在中国近四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历代君主——作为成千上万奴隶的主子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血管中流淌的“兽性”之残忍,之疯狂,之狠毒,之嗜血,这里就无须多说了,一部《二十四史》中相关例证应有尽有,罄竹难书。但是,当主子同样用兽性的暴戾制造他的奴才和奴隶时,这些奴才和奴隶血管中流淌的兽性,会以怎样的具体形态出现呢?秦始皇实施他剪灭六国的统一战争时,他的部将白起曾经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兵,而项羽起兵造反后,也坑杀秦军二十万降兵,还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其实,秦以后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中的杀人恶魔比比皆是,尤其一些出身底层社会、深受奴隶之苦的更加生性残忍,嗜杀如命,他们血管中流淌的兽性也更变态,更疯狂,他们杀官兵,杀平民,杀各方政治异已,同一阵营内部彼此也杀得腥风血雨,尸骨如山。他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血案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态复仇”的程度和规模,如王仙之、黄巢,如张献忠,如朱元璋,如洪秀全等等。总之,除了“主子”的兽性之外,曾经的“奴才”和奴隶无论在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中,还是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中,无论是在群雄并起的军阀混战中,还是在落草为寇的缘林好汉中,都不乏将其兽性张扬得比他们曾经的主子更加血腥残酷、更加疯狂变态的恶魔。这一点,鲁迅寥寥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本质:“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不过,无论“主子”之间还是“主子”与奴才、奴隶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导致血腥杀戮和兽性的疯狂及张扬也罢了,上文就说过权力斗争的不共戴天和残忍之极本来就是中国君主专制的本质特征。然而,这种残酷的互残和践踏,在中国的奴才和奴隶之间,即便在无权可争的日常状态,往往演绎得更加激烈和血腥。对于这一点,鲁迅格外洞若观火,深恶痛绝。请看鲁迅是怎样说的:“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斤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鲁迅:《忽然想到七》)

  在中国君主制这种极端的政治高压下,人性之善在政治生态和生存规则中已经没有任何位置可言,它几乎完全让位于兽性的丛林规则。而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人性几近泯灭,人们之间野兽般相互践踏甚至彼此吞噬,几乎成为常态。我想,沦为被统治者之间的互残互害,其动机和原因大抵有如下几种:一,无论奴隶队伍还是直接为主子服务的奴才队伍中,,都有由统治者规定的森严的等级,这等级中高一级所享受到的权贵的“福荫”及其处境,当然要比下一等级好得多,因此,向上爬成了奴隶和奴才们相当普遍的人生目标。但“上位”有限,往往你要爬上去,就要把你的同类挤下来,于是争抢、互夺、践踏、相残成了奴才和奴隶内斗的常态,且血腥、残忍、狠毒,登峰造极,无以复加。那些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或用同类的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这些,鲁迅在《爬和撞》一文中有精彩的叙述和鞭挞;二,为了取悦主子或权势者。在奴才和奴隶中,相互践踏和残害除了自保成分之外,在极大的程度上仅仅是为了取悦主子或权势者。主子或权势者的垂怜、赏赐所激起的谄媚心态,极其微妙深邃,那种感恩戴德、感激涕零所唤起的臆想和意淫,真能达到“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至高境界”,甚至达到“俯首帖耳、顶礼膜拜”的政治信仰程度。因此,主子和权势者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还要表现出比主子对自己的敌人更加强烈的仇恨和狠毒。记得鲁迅说过,大意是奴才对自己的同类,往往比主子更狠毒。皇上御批的处分臣属的折子,到了办案大臣手中往往罪加一等,严惩不贷。其中的表现欲望不过是:我比皇上更恨皇上的罪臣;三,“施虐欲”的释放。施虐欲是动物世界兽性中最邪恶的元素,它集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为一体,往往从施虐异类或同类中获得奇妙的快感和乐趣。这种施虐欲是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所携带的兽性中的一朵“奇葩”,它会因为人类获得的自由空间和权力的加持被无限放大,且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其血腥残忍远远超过动物界。这种施虐欲藏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因人类个体在个性、成长环境、道德水准,教养等方面差异极大,它是否能够被释放、在什么时机被释放或释放的程度烈度如何,都是因人而异的,但在政治、宗教、战争等原因提供的激烈动荡的特殊机会和场合中,人群潜意识中的施虐欲往往能够得到最大面积、最大规模、最大空间、最大烈度的释放。其实,在鲁迅所刻画的那些麻木不仁、津津乐道于杀人场景的看客,尽管多属于良善百姓,但他们大抵也是借机释放心中深藏的“施虐欲”,获得一时的快感和乐趣。至于袁崇焕凌迟现场围观者争啖其肉,晚清变法六君子“弃市”时被众多看客扔臭鸡蛋烂菜叶,只不过是这种施虐欲释放的“物理形态”罢了。

  总而言之,上述“三元合一”的兽性,是中国君主专制高压下被统治群体自相践踏、自相残害的血腥底色,同时也是中国人奴性中的邪恶底色。

  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叫“病态人格的张力”。这是中国人奴性中的另一个副产品。所谓“病态人格张力”,是指当一个人在暴力环境下被强制性的奴化时,他的人格中所出现的本能的抵触、反抗、自我保护、维护自尊的机理,但这些机理的公开表达又不能以直接对抗的方式进行,相反,它必须以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的姿态出现,于是,这种机理在极度的屈辱、挤压中扭曲、变形,并在分裂的人格中形成病态的张力。而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文学形象,恰恰是这种“病态人格张力”的最形象、最逼真、最深刻、最生动、最完美的人物典型。我们来看看阿Q是怎样展示他人格上的这种张力的:“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鲁迅《阿Q正传》)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在高压奴化态势下主动、积极地自欺、自愚、自慰、自赏、自乐的基本大法。这就说明为什么《阿Q正传》发表之后,许多人像被揭了阿Q头上的癞头疮似地恼怒起来,认定阿Q的原型就是他!然而,千万不要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不,它会作恶的。只要一有机会,它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会吃人的。就像阿Q一旦获准“姓赵”或加入“革命党”,他是要“手执钢鞭将你打”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中被视为打击对象的知识群体内部的相互撕咬,以及诸多人被打成右派后还拼命地相互揭发相互撕咬,所依仗的不就是他们自以为还算是“赵家人”,或者比他的同类更“亲近”“赵家人”吗?实质上,中共建政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每一场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的奴性及其两种副产品——兽性和病态人格张力提供了尽情展示的舞台:政治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们被同类的无情碾压;亿万民众对“伟大领袖”的顶礼膜拜和山呼万岁;红卫兵运动、“红八月”中“狼性”的集体张扬;不同派别群众组织之间穷凶极恶、残酷血腥的内斗、恶斗,竟然是为了同一个“崇高目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北京大兴惨案、湖南道县惨案以及广西两派恶斗中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杀人、吃人花样;无数家庭成员之间、亲人之间、恋人之间、朋友同事之间的相互告密相互揭发等等,不说也罢。

  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是从人类专制性质的“奴隶制”中走出来的。它是怎样走出来的呢?当一个奴隶个体看到自己的同类在专制高压下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夺、被杀戮时,能够推人及已,举一反三,从而反思,从而觉醒,从而团结,从而抗争,从而从专制者和权势者那里争取每一个奴隶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人类政治文明就是从这样的反思、觉醒、团结、斗争中走出来的。而中国的奴隶与之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奴隶们对同伴身上的枷锁,对周围同伴们的血泊和尸体,似乎从来没有推彼及已、举一反三过,也似乎从来没有团结抗争向统治者和权贵争取全体奴隶做人的权利。因为同伴的血泊和尸体往往一半是主子的淫威,另一半恰恰是他们谄媚主子、邀功请赏的“杰作”。还有那些看客呢?同伴的血泊和尸体在他们冷血、麻木的视野中只是一道司空见惯的“风景”,甚至还是他们释放“施虐欲”的一种不可多得的“心理代偿”。而这一切和“皇恩浩荡”、“岁月静好”、“太平盛世”相比,又算什么呢?不信,你可以问问今天的“奴隶”们: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大陆大饥荒中的三千多万饿殍,都是你的同类,你会从他们的悲惨命运中推彼及已,举一反三,从而产生出对这个体制的痛恨和抗争,向这种体制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讨要永远不发生同类悲剧的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吗?我想,恐怕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奴隶”们会横眉怒斥:怎么,你想攻击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你想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吗?你为什么看不到新中国伟大的建设成就呢?你为什么看不到两弹一星、飞船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你居心何在?你、你、你……瞧,这三千多万同伴的生命,在这群“奴隶”眼中算什么呢?只算他们主子放出的一个屁!

  远的不说了,就拿眼前大疫之后举国上下群殴方方日记的成千上万的“奴隶”中,有多少人为了维护“今上”的神圣权威和“英明伟大”而恨不得将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多少人为了颂扬“党恩”浩荡、“岁月静好”而怒怼揭露阴暗面、为黎民疾苦向当权者问责、讨说法的方方的支持者?大疫之初铸下如此大错的当权者不仅没有公开认错担责,而且绝大多数“奴隶”或奴才不准说他们“主子”的半个不是,就像他们同样不准说当年三千多万饿殍悲剧的始作俑者半个不是一样。如此谄媚主子的权威、感激主子的恩典、隐瞒主子的罪错的奴隶群体,还有救吗?

  而这恰恰证明着鲁迅的伟大!

  鲁迅伟大的第二个方面

  如果说,鲁迅的第一个方面的伟大是作为思想家的伟大,那么,鲁迅的第二个方面的伟大则是作为文学家的伟大。也就是说,鲁迅是近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伟大的文学家。而对于鲁迅来说,伟大文学家这个头衔,决不是在毛泽东加上之后才有的,在鲁迅生前,这个头衔之于鲁迅,在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甚至全国民众和青年人的心目中,就是公认的。否则,鲁迅死后就不会被人用“民族魂”一旗盖上他的灵柩了。当然,梁实秋是绝不会承认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的,甚至鲁迅是否算得上一位称职的文学家,在他心中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请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是怎样说的:“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地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这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鲁迅的杂感多属片断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片断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

  尽管读着这些文字能够嗅到一股浓浓的葡萄的酸味,但平心而论,梁实秋是想努力用客观公正的尺度去评价鲁迅的文学作品,去判断鲁迅作品的文学地位的。可以说,梁实秋是一位中国文学界公认的、出色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可惜的是,他的思想视野、他的文学眼光和他的人格品位比之鲁迅来太低,因而他无法理解鲁迅的思想,无法理解鲁迅的文学作品,更无法理解鲁迅的人格力量,他自然不配评价鲁迅,自然看不到鲁迅在文学上的伟大。而他将萧伯纳和鲁迅相比时那些标准,比如两人身材形象的对比,作品数量和分量的对比,几乎是一种庸人的标准。

  上文说过,鲁迅思想的伟大和深刻,就在于他对中国数千年君主制特殊的专制性质、专制程度以及表现形态的深入思考和总体把握,就在于他能够洞察这种高度集权、残酷血腥的专制制度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锻造了怎样的奴性,留下了怎样的溃疡、脓疮和恶基因,导致中国的国民性产生了怎样的扭曲、病态和非人化。试问,自古以来,或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群体中有谁能像鲁迅那样对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积弊和精神溃疡作如此透彻的洞察,如此深刻的解剖,如此犀利的批判,如此愤怒的鞭挞?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性能够达到总体把握的境界,是需要思想高度的,是需要开阔的历史视野的,是需要博大的胸襟和独具的慧眼的。而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境界的,毕竟是极少数、极个别人,那些无法达到这样高度和境界的人,只能用他们自己心中那把平庸的尺度去衡量、理解、评判这极少数和极个别人,除了将伟人拉至和他们相齐的水准甚至比他们更低下,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么,鲁迅作为文学家,伟大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这种制度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及人性的戕害的总体思想把握,通过文学的方式和载体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极为成功、生动、鲜明、锐利、深刻、丰富,且如黄钟大吕,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不仅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即杂文。而恰恰是鲁迅的杂文,则不入梁实秋的“法眼”,认为其多属“片断性质”,不拘章法,篇幅通常只能填填报屁股,充其量只是发发牢骚,或零星讽刺一下,实难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梁实秋还好为人师,提出了自己如何做杂文的标准,请看:“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足可愤世嫉俗,但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为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对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

  我不想逐条评论梁实秋关于写“讽刺文”的这四条标准,我只想首先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体裁的文章,是否都要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框架去写呢?比如上文梁先生这第四条,就讲写杂文要有一定的长度和篇幅,这算不算一个框架?当然,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讲写杂文的动机和方式的,当然很有些道理,但与写者基本无用。因为当一个人创作冲动被激发起来时,他心中则早已有了是非善恶,早已有了爱憎分明。至于他的是非他的爱憎是否“宅心忠厚”,是否在“逞一时之快”,是否想打倒别人,是否是对个人攻讦(因为许多写文章的人都是从具体的人身上看到“共同对象”和“共同缺点”的),是否是“泼妇骂街”,与他,与文章的各类读者,感受和结论是极不相同的,比如梁实秋视鲁迅骂他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是个人攻讦,但鲁迅却分明从梁实秋身上看到了所有那些依附权势的知识群体身上的“共同对象”和“共同缺点”一样,形同公婆说理,难以弄清。至于第一条,似乎为鲁迅“量身定做”,对他人无指导意义,“深刻、老辣”该有的就有,没有的还是没有。因此,按照梁实秋这四条标准去衡量一篇杂文的优劣和价值,只会做出按图索骥的蠢事,或者这仅是梁先生从他自己文章中套出来的标准,这标准下只有他的文章世界第一,他人的文章恐怕永远不能全部达标。

  上文说过,鲁迅在文学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的本质特性及其在国人精神生活中留下的溃疡、脓疮、恶基因用文学的方式和体裁揭露、表达出来,但如何表达得成功、生动、鲜明等等,尤其用杂文这种这种体裁进行表达,是大有讲究的,决不是梁实秋用区区几条标准就能囊括的,同时更不是有了几条标准就能够写出来或写好的。我个人以为,鲁迅之所以能够写出足以能够传世的杂文经典,至少拥有如下非凡的功底:其一,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政治历史病根和精神病根的总体的、深层的、本质的认知。这种思想功底决定了鲁迅杂文的极大的认知向度和认知价值,也是鲁迅杂文形成经典的真正厚度所在;其二,在对中国“制度病根、文化病根和精神病根”的分层分类的文学批判策划中,我以为鲁迅的做法是:高处俯瞰 ,总体把握,分割包围,深层解剖,直击要害,引起疗救。实质上,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有着清晰的层次和丰富的分类,各种论点和观点的形成有着彼此呼应和层层递进的关系,直抵本质。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鲁迅的杂文全部读下来,你会体会到鲁迅的思想和文论中是有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体系”的,这个体系足以让你对中国数千年的制度弊端和精神溃疡有一个全面的观照和总体的把握;其三,对这种弊端和溃疡进行“文学具象”,是极不容易的,是需要极为丰富的文学想像和语言功底的。关键之处在于:一,在杂文中对中国人“共通”的精神溃疡进行文学塑形,远不像小说那样用人物形象就能轻易做到,必须用精辟的文字和巧妙的意象结合起来加以勾勒,而且如此勾勒出来的文学具象作为载体必须拥有极大的内涵空间,必须能够将作者的所有创作意图都容纳进去,并棱角分明地凸显出来;二,杂文中每一个主打的文学具象都必须和某种普遍性或共相贯通,起到窥斑见豹,举一反三的作用,这就要求一个文学具象中各种精选出来的意象之间在逻辑上的相互应证和互补,这是对作者观察力、想像力和逻辑思维极大的考验,做得巧妙精当文章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上文提到的鲁迅《春末闲谈》一文中就用“细腰蜂”这个文学具象将他精选的所有意象组合起来,贯穿起来,且在逻辑上具有紧凑的呼应和对应关系,以致将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收拾得丑态毕露,淋漓尽致;三,文字的张力。鲁迅杂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集揭露、解剖、鞭挞、嘲讽、针砭、疗救于一炉,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读起来有着丰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有着振聋发聩、酣畅淋漓的文学美感。而这种体验的效果,除上述种种因素外,主要还来自于文字的张力。因此,杂文的文字必须简练如歌,精辟如诗,犀利如剑,辛辣如椒,诙谐如戏。且惜墨如金,以一当百;四,我们知道,中国人精神溃疡虽然灿若桃花,溃烂一片,但其病灶的每一种分类、每一层肌理都是由诸多“穴位”连结贯通的,穴位也是它的要害、本质之处。因此,鲁迅杂文的深厚功底在于“点穴”。所谓银针一到,点透而已,即可意尽,亦达疗效。因此,点穴要的是稳准狠,用篇幅去丈量,只能是削足适履,画蛇添足。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提到他用纸钞兑换现银的事情,就是精准辛辣地给自己“点了一穴”。他说:“……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就这么稳准狠的一针,就足以令读者一个激灵,想像无限,细思极恐。鲁迅的一些杂感往往只有几行字,但却字字玑珠,意象迭出,乃为“点穴”也。

  杂文这种文学体裁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的弄潮儿。而鲁迅则是中国杂文的灵魂和大脑,是大师级的杂文家。试问,如果没有对中国数千年君主制的制度毒瘤和精神溃疡的全面揭露和深刻批判,中国现代杂文还有它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吗?还能实现它的历史使命吗?还能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占据一个“众目睽睽”的显赫位置吗?而杂文一旦沦落为御用文人、帮闲文人、风月文人隔靴搔痒的批评文章和他们之间蝇营狗苟、嘲骂攻讦的武器,那么杂文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但无论杂文今后的命运如何,鲁迅的杂文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所承载的对中国专制文化遗传中那些深层痼疾的揭露、批判和鞭挞,将传诸后世,砥励后人,并永载史册。

  至于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因篇幅关系,就不多说了。对于小说家作品的价值评估,人们总是用其作品的生命力和生命的旅程作为硬指标,即这篇小说尤其是小说中主要的人物形象能否传世,能否让几代甚至几十代后人记住。像鲁迅小说中那些主要的人物形象,如阿Q,如闰土,如祥林嫂,如孔乙已,如九斤老太等能否传世,历史和读者自会有公认。总之,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压迫和精神奴役对于社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引发了无数人生悲剧。而鲁迅小说最大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就是把引发这些悲剧的那些共性的因素,聚焦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上,且在这个人物形象的特殊的成长环境、特殊的人生经历、特殊的个性等方面加以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塑造,因而避免了符号化、脸谱化的弊端。这足于说明鲁迅对人生的观察绝对是系统的,深刻的,连贯的,细致的,甚至在情节、细节的刻画和描写、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展示和梳理,都是逼真,精彩和到位的。可见,说鲁迅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就是一个笑话。

  鲁迅伟大的第三个方面

  有人也许会说,你上面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家,或许有些道理,但下面你还能说鲁迅是伟大的什么家吗?是的,对鲁迅而言,所谓“家”的头衔,也许这两个最合适了。因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知,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的。那么,鲁迅伟大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对中国人来说,有着巨大且深刻的启蒙作用,因而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历程来说,他实质上还是一位精神导师,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精神导师。

  当然,说鲁迅是精神导师,梁实秋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哑然失笑了。请看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怎样说:“……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对鲁迅的责难,恐怕是许许多多人心头的一个困惑。他们总是抱怨鲁迅,你把国民劣根性挖掘批判得那样深刻尖锐,却没有为中国指明一条如何摆脱这种劣根性、如何走向真正解放的路。其实,根本的原因,是鲁迅当时的确没有看到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他曾寄希望于孙中山的革命,也曾寄希望于国共合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来也对中共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和革命道路寄于热烈的希望,但接二连三的残酷事实令他的希望一个一个幻灭。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的确有很多主义,往往一个主义就是一条道路,比如三民主义道路,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无政府主义道路,直至共产主义道路,对所有这些道路,鲁迅都抱着深深的怀疑,都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让中国人民走向真正解放和光明的道路,都无法确定它们的“胜利”会不会只是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鲁迅之所以有这样与众不同的政治态度,其根本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他对中国君主专制数千年的轮回模式,看得实在是太透彻了;其二,他对中国政治生活中数千年形成的恶基因在当时中国现实政治斗争中仍然发挥的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看得实在是太清晰,太触目惊心了;其三,他自己没有想清楚有一条光明的路,就绝不去为年轻人指路,因为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且会让无数年轻人误入歧途、甚至丢了性命的问题。

  这是鲁迅的政治道德底线,也是鲁迅的人格力量所在。在路的问题上,鲁迅一向“敢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绝不会像梁实秋一样,用“改良主义”这一条早就被证明失败的道路去糊弄青年人,以标榜自己的“正面主张”,博得为年轻人“引路”的美名。

  寄望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推动中国走宪政共和之路,我相信是青年鲁迅和当时众多知识青年共同的夙愿。但经过辛亥革命之后,除了建立一个宪政共和的国家框架之外,旧制度下的社会现实、深层的制度弊病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使鲁迅感到迷茫、彷徨和绝望。这是鲁迅转为观察、思考、探索和解剖中国专制制度的深层痼疾及其留在中国人精神内核上的印记的重要契机,也是鲁迅转而加入新文化运动并领军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重大思想转折。而当共和框架下居然重演军阀混战的闹剧,国内围绕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中同类互残、残酷杀戮的再现、所谓“共和”政府露出专制本性、向民众重新扬起屠刀时,震惊、悲愤中的鲁迅痛感时光倒流,中国正在返回那个黑暗的、长夜难明的时代。他写道:“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直面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读着如此激愤如此悲悯如此泣血的文字,如果还有人认为其中缺少“忠厚”,缺少“爱”,“个人攻讦成分太多”,,缺少“正面主张”,我真的怀疑此人是冷血动物了。而仅这一段文字中的“正面主张”就旗帜鲜明,赫然在目!这个“正面主张”就是,作为共和宪政体制的政府,怎么竟然向青年学生开枪!这样的政府应该保护人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如果你不保护民众的这些权利,反而干着封杀言论集会自由、屠杀民众的暴行,那和皇帝的政府又有什么两样?而辛亥革命如果造就了这样残暴专制的政府,就证明这场革命失败了,这条革命之路没有走通!

  当然,在北洋时代,说鲁迅对革命已经完全绝望,也不尽然。他或许总以为北洋军阀政府多少遗传了旧中国的政治基因,是一种令人痛恨但有某种必然性的“反祖”现象。他说:“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鲁迅:《忽然想到四》)。不过,国共联手推翻北洋政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燃起了鲁迅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当国共两党也开始反目互屠,展开更大规模更为血腥的杀戮时,鲁迅惊悚了,迷茫了,绝望了。请看他如何痛心疾首地调侃这种血腥的革命:“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而已集小杂感》)当柔石等几位文学青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后,鲁迅更为悲愤地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有人说,国民党对中共发动的“四一二”清党大屠杀,是鲁迅的思想由进化论转向马列主义阶级论的缘起,也是鲁迅后来加入中共阵线的重要契机。我以为,此论虽言之有据,但未必尽然。实质上,鲁迅思想中最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中国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把握,恰恰在于他还相信进化论时对中国君主制肌理深处的溃疡、脓疮和恶基因的洞察、解剖和鞭挞。他所相信的“进化论”不过是认为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之后的中国,必然除旧布新,奋然前行,因而新一代必然胜似旧一代。但当他看到年轻的一代迅速分化为两个营垒,并像旧一代的屠夫那样对他的同类狞笑着举起屠刀时,鲁迅恍然了:原来他所认为的新一代必然胜过旧一代的想法大错特错了。而鲁迅同情中共革命、参与中共阵线甚至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革命身上,乃出于当时政治环境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天性”和软肋。即:一,对国民党政府专制行为本能的对抗和反抗;二,对中共当时所处于的被国民党统治者压迫、镇压、围剿、屠杀境遇的同情和悲愤;三,对社会底层百姓的苦难和专制体制、等级下的弱势社会群体的不平、关怀和维护;四,受中共“为无产阶级和穷苦人谋解放“宣传的影响;五,在中共“阶级论”影响下,对知识分子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的原罪感。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掩盖鲁迅对中共革命及其“阶级论”的深深怀疑和困惑。其实,即便接受了中共的阶级论,但鲁迅骨子里所深信的还是来自西方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理念,即人类压迫、奴役和互残等灾难的主因是政治权力被极少数人垄断,统治集团和广大被统治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恐怕任何所谓“阶级矛盾”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不妨看看鲁迅对国共反目的性质是如何理解的:“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难道国共两党纷争的原因真的这么简单明了吗?我想鲁迅本人也未必相信,但他偏要这样写出来,恐怕有两个原因:一,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打着“为民请命”或“替天行道”的造反“义举”和“革命行动”,其最终的归属和真实的嘴脸,均可用上文这一简单明了的道理一剑戳穿;二,鲁迅心中有一层不敢捅破的窗户纸:共产党会不会一旦夺取政权便成了新的权势者,并像以往历代权势者一样,到头来终会一心想着“更大的权力、财产和姨太太”?如果这样的历史轮回再次发生,鲁迅又会情何以堪?因此,对于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后是真的“让人民当家做主人”,永久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还是重新成为压迫奴役人民的新的权贵和专制者,对于这个问题鲁迅心中是难以定夺、矛盾重重的,对于前一点,无论当时中共宣传得如何冠冕堂皇,但鲁迅始终抱着深深的怀疑;对于后一点,尽管鲁迅或许从主观上或情感上不愿相信,但仍然怀有强烈的敏感和惕惧。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像一个山大王”,并对他的中共朋友说出了“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话,并气愤地称中共在左联的“领导”为“奴隶总管”、“工头”,称自己为“苦工”、“奴隶的奴隶”。

  其实,鲁迅的政治敏感和政治直觉是异常准确的,他感同身受了左联中周扬等人的“权贵”霸气,强烈地预感到中国的未来恐怕注定一时走不出改朝换代的历史轮回,他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而从血淋淋的现实中他分明看到被“指路”的年轻人一批一批走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受过他引导的年轻人,那种沉重的负罪感让他激愤地写道:“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鲁迅:《答有恒先生》)

  上文说过,鲁迅所处的时代,要想让中国走向真正的宪政共和,实质上是无路可走的,无论哪种主义的实验,都失败了,而当时代表世界时代潮流的两大思想流派——宪政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在中国的交锋,最终落进了中国君主制度数千年来的窠臼——以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和改朝换代。无论是决胜的中共还是败逃台湾的国民党,至少在一个不短的周期内实行的是现代专制主义。台湾之所以后来终于走上了现代宪政民主之路,是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它既是中国一座孤悬海外的海岛,又有着数百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因而各种政治文化思想因素都比大陆更容易摆脱传统历史的因袭,加上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的“初心”就是经过军政、训政的过渡而达到宪政的最终目标。孙中山的继承者尽管有诸多专制主义劣迹,但最后并没有放弃这条政治道路。而由中共统治的大陆尽管经过了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专制高压后启动了改革开放,基本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极权主义模式,但一党专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威权模式并没有真正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而这场改革就其政治性质而言,大抵和晚清的洋务运动相仿,在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过渡方面,连辛亥革命的水准都没达到,且仍然有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种种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如何才能抵达现代宪政民主目标,至今仍然没有一条清晰明确的路可走,而从中国近代起就横亘在中国现代宪政之路上的两座大山,仍然岿然不动,高不可及。这两座大山是:一,各派政治力量根本不愿意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广大选民的定夺,而总是用暴力大打出手争夺政权,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是最后决胜者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无一例外地实行专制主义,抛弃宪政民主。我们知道,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的恶基因所致;二,国民的皇权主义意识或其时代变种——国家主义意识极其浓厚,在其政治意识上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政民主,不需要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只需要一个“好皇帝”或一个“伟大领袖”带领他们获得“做稳奴隶”的“静好生活”,就是他们的最大奢望。因此,他们往往反而敌视和仇恨那些反对专制权威、为他们争取权利和自由的人。鲁迅虽然没有给人们指出一条清晰的道路,但他的全部思想锋芒都冷厉地削向这两座大山,就是说,他在没有路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一条路,即只有彻底踏平这两座大山,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

  那么,怎样才能踏平这两座大山呢?当然是人的觉醒。一是知识群体和政治精英的觉醒,二是普罗大众的觉醒。对于前者来说,觉醒所需要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视野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他们和权贵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关系,即他们在权贵者对民众巧取豪夺的盛宴中可以“入股”,可以分得一杯羹,或者为明哲保身而采取犬儒姿态,因此,现代的大陆知识群体和政治精英面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其中有无数人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俗话说就是在“装睡”。再一个,就是不少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虽然有着宪政民主的政治信念,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认清这两座大山的历史根源、内在本质和真实面目,因而像中国百年来诸多立志于宪政民主的仁人志士虽然舍身奋斗、流血牺牲,但仍找不到路,不是遭遇失败,就是重新误入专制主义的死胡同;对于普罗大众和底层百姓来说,这样的觉醒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绝大部分底层民众根本不具备认知这两座大山所需要的历史知识、思想深度、观察视野和政治意识,就是让他们认清自己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个鼻尖上的利益,往往也变得困难重重。这次武汉疫情中究竟有多少底层民众“怒怼”方方日记,就足以说明这样的困难有多大。当然,底层民众中一部分人的觉醒也并非不可能,毕竟现代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思考的能力也加强了。但是,只有在政治精英的觉醒和斗争建立了真正的宪政制度后,才可能正大光明地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的民主启蒙和宪政训练,届时底层民众的普遍觉醒才可能实现。

  总之,没有国人的普遍觉醒,没有踏平两座大山的启蒙和实践,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将仍然处于前途迷茫、无路可走的状况。而在国人对上述两座大山的认知上,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导师。我想,举凡那些通过读鲁迅而印证了那些由“两座大山”带来的大量丑恶现象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重现的“觉醒者”,一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和警醒,会对鲁迅产生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会深感他在自己思想觉醒过程中那种振聋发聩、无与伦比的引领作用,会在内心深处认可他是自己精神成长中的一位导师,一位极其伟大的导师。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将有更多的觉醒者会将鲁迅先生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