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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革命的三条底线
2020-06-23 10:28:20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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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三条底线是什么呢?我以为,其一,人道主义底线;其二,人类自由天性和思想解放的底线;其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底线。
——兼评汪晖“革命者人格与胜利”论


  最近看了荣剑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评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另一篇是《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并由此读了汪晖先生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而写的《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下文简称《人格》)一文。对于荣剑先生批评汪晖的各种观点和论证,我深表赞同,这里就不重复了。本文只想讨论一个问题,即自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之后,席卷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类以改造社会制度和建立理想社会为名义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那么,所有这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究竟是在推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将人类真正引向自由和解放,还是在制造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从而将国家、社会和人民推入现代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深渊,是否应该有一个区别和衡量两者的标准?我个人以为,这个标准不仅应该有,而且极为重要,人类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政治革命和以后发生的任何此类革命都应该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这是避免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巨大人间悲剧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认知机制。

  这样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有三条底线,任何所谓现代政治社会革命无论是同时突破这三条底线还是突破其中一、二条底线,这样的“革命”就是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而动,即便还没有制造出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其导致的文明倒退恐怕离此也不远了。

  那么,这三条底线是什么呢?我以为,其一,人道主义底线;其二,人类自由天性和思想解放的底线;其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底线。

  在官媒公然为汪晖此文站台的《导读》中,对十月革命作出了这样的历史评价:“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帝国主义争霸与战争催生了俄国革命。在1875年至1900年的欧洲,由于长期经济萧条下的资本主义垄断加剧与经济金融化,不断推动着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化,也不断推动着殖民地争夺与列强竞争。欧洲社会也同时撕裂成左翼社会主义与右翼国家民族主义尖锐对立的两极。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引爆了,而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也从此具备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问题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二十世纪各国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其政治性质和本真面目上,究竟是推动人类现代文明的真正的革命,还是一场导致现代专制主义甚至现代极权主义悲剧、从而致使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进程大大倒退的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下面,不妨以上述三条底线为标准,对列宁模式的所谓政治革命进行一个鉴别。

  一、列宁模式革命对人道主义底线的突破

  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坐标,是保证人类每一位社会成员作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而在“人权”的所有项目中,人类个体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个人合法财产权,构成了“人权”的基础,恰恰是这三项作为人权基础的三项权利,构成了人道主义底线。也就是说,当这三项基本人权被任何社会政治暴力剥夺,就意味着人道主义底线已被突破,因而这样的社会暴力或政治暴力无论打出怎样的革命旗号,也无论它想建立如何“美好的理想社会”,只要它始终坚持对这条人道主义底线的突破,都是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根本反动,都是邪恶的、不可饶恕的政治祸害,它所建立的那个“理想社会”,都往往成为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当然,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前期虽然犯下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罪恶但最终导向现代宪政民主之路的政治革命除外。

  我们看到,作为列宁主义革命策源地的俄国和苏联,在不到一个世纪的现代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统治下,有数百万农民被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残酷的强制性的粮食征集政策和民族迁移政策活活饿死,有数百万的知识分子遭到监禁、流放、驱逐和枪杀,有上千万的普通无辜公民被逮捕、被关到集中营、被枪杀、被劳役致死,即便在列宁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也有数十万党员、官员和军官在大清洗中遭到逮捕、监禁和枪杀。这种残酷血腥、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的政治屠戮、迫害、奴役除了兽性的肆虐和疯狂外,哪里还有一丝“人”的味道,哪里还有一线“人性”的成色,它是人性向兽性的大倒退,大返祖,是对现代文明的猖狂践踏,而所有设计、主导这些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所谓的“革命者”、“革命领袖”,无论他们有如何的“政治功绩”和“伟大”头衔,都应该冠于嗜血恶魔和人类公敌。

  苏俄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绝非个案,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普遍性:在所有以列宁模式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过规模性的政治迫害运动,而突破人道主义底线在这些国家的现代专制统治下几乎成为家常便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共执政下的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造成的三千多万人饿死、文革中达上千万人遭受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迫害;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时期对普通民众严厉的政治镇压、政治控制和思想言论禁锢;朝朝鲜劳动党治下血腥的政治迫害、残酷的杀戮和监禁以及体制内的大清洗;柬埔寨共产党治下大规模的大屠杀大监禁;古巴共产党统治下恐怖的监禁、枪杀和高压管制等等。

  列宁模式革命作为一种波及全球的现代专制主义政治运动,它起源于一种纯粹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它不是从各个相关国家和民族传统的政治土壤和政治关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而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空降”至相关国家和民族,并融合进这些国家和民族具体的政治历史情境中和现存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积蓄力量,谋求发展,抓住适当的历史时机用暴力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然后按照其尊崇的政治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设计和构建各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实施一党制专制统治。毫无疑问,作为列宁模式革命观念源头的理论学说,其初衷显然是以建立“理想社会”和实现人类“终极正义”为目标的。因此,列宁式政党在建政前后所进行的政治运作之所以屡屡大规模地突破人道主义底线,就其自身来说,是有其所谓的“正当理由”和“正义解释”的。而仅就规模性的制造人道主义灾难这一点来说,列宁模式革命的“正当理由”和“正义解释”最主要、最重要的理论宗旨,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迄今为止的一整部文明史,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无产的以出卖劳动为生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条主线,而人类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就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私有制,就是有产阶级对无产者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那些作为政治统治集团的掌权者不过是有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而人类最后解放的必由之路,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在这场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革命目标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消灭所有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他们的政治文化附庸,这里当然不是指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指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政治权利,但在他们进行反抗时或在革命面临危机的必要的时侯,也不排除将其中最凶恶的敌人从肉体上消灭。而正是这种所谓“必要时”的放纵,撕开了人道主义灾难的口子,给无数残忍之极、令人发指的兽行提供了理由和借口。实质上,在二十世纪共产党国家所发生的所有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正当理由”进行的,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严酷血腥的政治运动,在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时表现得格外突出和典型。

  我们看到,人类之间的迫害、奴役和杀戮一旦找到了“正当理由”和“正义解释”,往往变得毫无底线、毫无节制、丧心病狂、灭绝人性,而这样的“理由”和“正义”一旦激发起那些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嗜血魔王的“灵感”和“神奇的想像力”时,他们以政治权力制造出来的惨绝人寰的血案,会变得更加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比如由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一手导演的全国规模的大屠杀,实质上实施的就是对柬埔寨及其外国侨民中的“有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人的肉体灭绝政策。

  那么,以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所谓无生产资料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是否是人类所有剥削、压迫、奴役、杀戮现象的终极根源,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否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否必然导致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所有制的建立、从而实现消灭人类一切不平等的人类最后解放呢?回答是否定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重大理论根据和预测,是错误的,是根本悖离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真状态和客观进程的。我这样说,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剥削、压迫、奴役、屠戮的总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制度,是由少数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统治集团和广大被统治社会群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对抗产生的。而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仍然属于被统治社会群体,他们同样受着统治集团的奴役、盘剥甚至迫害,只是一般来说他们和统治集团的利益交集比其他被统治社会群体多罢了;

  第二,垄断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不是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的政治代表,也不可能仅仅代表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实施自己的政治统治。所有专制形态下的统治集团都会无一例外地产生自己特殊的、独特的政治利益,并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凌驾于所有被统治社会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而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社会群体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和利益交集,完全视统治集团对自身特殊利益的需求和考量而定;

  第三,在人类劳动的历史中,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形成、对立和各自的分化融合,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生产性分工,这种分工是人类劳动走向有序化和最大效率化的必然产物,是调动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双方劳动积极性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第四,以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的资源优势和经营权力的绝对优势而言,他们对处于无权无资源境地的无产者阶级的剥削、压迫甚至奴役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抗、冲突也会时时发生。但是,其一,由于双方由生产性互动形成的依存关系,因而在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着一条隐形的分割线,以维系这种生产性互动的大致平衡。生产资料占有阶级无论具有怎样的优势,他们对无产劳动者的盘剥和奴役,必须在这条分割线以内进行,一旦越过这条分割线,则无产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后代延续就无法保障,双方的生产性互动就会中止,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崩溃,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的自身生存也会成为问题;其二,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无产劳动者之间随时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分配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其最大限度缩小双方差距的路径是不断提高后者的政治地位,让后者争取到自己起码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用所谓两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去消灭私有制。因为即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后期的商品经济,也必须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为基础,否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市场无法形成。如此,提高广大无产劳动者的政治地位,让他们获得起码的政治权利,则取决于广大被统治社会群体和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专制统治者的斗争,取决于人类专制制度的消灭,而当广大无产劳动阶级在新的宪政民主制度下获得他们起码的政治权利时,他们就可以在一个合法的法律平台上和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就各自的利益分配进行对等谈判,他们就可以以公开的利益诉求和群体的力量对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压缩对无产劳动者的经济盘剥。因此,消灭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专制制度,才是最大限度缩小阶级之间不平等和社会各类不平等的必由之路;

  第五,因此,综上所述,旨在真正推动人类现代文明的现代政治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只能是:一,消灭所有类型和性质的人类专制制度;二,消灭由人类专制制度带来的一切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和各类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政治特权和社会特权;三,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专制制度不会卷土重来,保证任何执掌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必须由社会全体公民选择并监督,保证每一名社会成员所享受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四,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所有由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产生的阶级、阶层都有自己合法存在的理由,都必须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阶层及其政治组织可以自称为自己是社会的所谓“先进阶级”,因而应该拥有“领导阶级”所必须“拥有”的政治特权,同时也不会有任何一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会被宣称为“落后阶级”、“反动阶级”,“剥削阶级”,因而必须接受被统治集团、国家机器和“革命阶级”打压、迫害、盘剥、甚至被剥夺起码的“人权”的悲惨命运。所有阶级、阶层、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抗,都必须在同一个法律平台上通过对等的和平谈判和政府的调解所解决。

  就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政治组织和杰出的政治家,能真正堪称“带领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先进阶级”“先锋队”和“伟大领袖”,同时,除了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外,没有任何由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形成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是命中注定的“落后阶级”和“反动阶级”,必须由“先进阶级”和“革命阶级”用政治暴力加以人为地“消灭”,或者从财产和肉体上加以消灭,人类社会中一切消亡的阶级,只要它是由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产生的,它的消亡只能是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本身自然法则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论证,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最后要提醒一句:列宁模式革命所制造的一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其动机并非单纯地是让阶级斗争理论对政治实践进行指导,如果那样,这样灾难性的后果会减少一大半,其残酷的性质也会减轻一大半,因为马克思本人所主张的“剥夺剥夺者”的阶级革命,如上文所说并非要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或者剥夺他们的一切“人权”让其沦为“猪狗”,马克思关于阶级革命的初衷仅是没收有产阶级“剥削”得来的财产和其种种政治社会特权,但仍让他们保持人的尊严。然而,几乎在所有列宁模式的政治革命中,制造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种种动机中掺杂了大量的人性之恶,比如,为夺取政权和维系独裁专制统治必须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政治迫害、政治奴役甚至屠杀;应付各类政治危机而大开杀戒的权宜之举;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引发的血腥倾轧、内斗、清洗和屠戮;共产党最高领袖权欲的恶性膨胀所引发的极为残忍的政治斗争和人道主义血案;在“革命”和“正义”名份的纵容下为获得兽性疯狂发泄的快感;个人独裁的权力任性和在残害同类的方法手段上展现惊人的想像力和各类“奇思异想”的“创意”,等等。总之,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制造的各类人道主义灾难中,人性的丑恶和兽性的残忍往往在若干个案中被发挥、张扬到极致。不久前看到一张纪实照片: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时代一群党的领导干部的餐厅里,一名年轻的女受难者被紧紧绑在靠墙的一面,头被固定紧贴墙上,图片说明提示,墙后有一把电钻,将穿墙钻进女受难者的头颅,现场引出脑汁供官员们早餐用。类似无法想像的残忍手段在波尔布特大屠杀中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兽性则是在马克思“消灭剥削阶级”的旗号下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进行的!

  保护每一位公民合法的生命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保证他们免受来自任何力量任何理由的非人的政治迫害、经济盘剥、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和生命剥夺,是人类现代文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底线,任何突破这条底线的所谓现代政治革命,都是在和人类的文明方向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