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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面临的“后现代”挑战
2020-07-27 12:06:35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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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只相信,人类社会绝对不会沿着一条哪怕是曲折的“康庄大道”向前走,其前途会有无数出人意料的歧路和变数。
  此文标题中的这个“成熟”是有点问题的: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趋于“成熟”的历史进程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因为这个制度每前进一步,都会出现若干个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探索解决,人类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是在不断解决新的问题和困难中前行的,它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能说它已达到“成熟”,它成熟的过程永远在路上。因而我所说的“成熟”是有特指的,即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至少已经达到两大标志:其一,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已大体“成熟”,不会发生致命的振荡、撕裂甚至崩溃;其二,成熟、稳定的法律体系、大众民主和精英治理之间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及其成熟、稳定的政制构成,从而不会发生政体模式和政制构成方面大的振荡、撕裂甚至颠覆。 其实,这种特指的“成熟”,在人们心目中已“约定俗成”,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而通常的说法,把这种发达国家成熟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看作“后现代化阶段”。我在多篇文章中说过,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所实现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只是以“人”为尺度的那些可以通约的、人人可以平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它与那种消除人类个体之间一切差别的绝对“平等”,相距甚远;如果人类实现“终极正义”的价值链条是指消灭人类之间一切差别的“绝对平等”,那么宪政民主所实现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仅则处于这个价值链条的中段,即可以通约的、可以实现的“相对平等”,而且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坚信,人类个体之间大量的差别和不可通约的不平等,其中有一部分或许通过人类的社会发展可以消除和实现平等,但仍有大量的差别和不平等恐怕永远不能消除,永远无法实现其“绝对平等”。因此,“后现代化阶段”中的“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几乎都与人类关于“终极正义”的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层关系。笔者不才,列举几种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后现代化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对如何迎接这些挑战、进一步完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探索和理论思考有些许参考作用。
 

  一、追求过度平等、过度民主和过度自由

  人类追求过度平等、过度民主和过度自由的现象贯穿于人类整个文明史中,但在实现比较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后现代化阶段”,这种“过度”追求的现象,往往在其规模、性质、广度、深度和烈度上呈“几何级”增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实现“人权”范围内的平等和自由后,广大民众误以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那些不可通约的“平等”和“自由”。

  近读合传媒网站上发表的丛日云先生《量身定做的民粹主义概念——论以民粹主义解释特朗普现象》(下文简称《民粹主义》)一文,深为感佩,文中侧重就是讲“后现代化阶段”的美国出现的民众追求过度平等、过度民主和过度自由的现象。比如此文总结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即(1)越平等越好;(2)越自由越好;(3)越民主越好;(4)越多元越好。”

  实质上,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所实现的那几条可以通约的、人人可以平等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其道理非常简单通透:一旦逾越“可以通约、人人享受”这条底线,则任何“平等”、“自由”就会立即走向它的反面,某些人的“过度平等”,就是对另一些人“平等”的侵犯,某些人的“过度自由”,就是对另一些人“自由”的侵犯。比如,在不久前美国白人警察因过度执法而导致非裔黑人弗洛伊德的死亡,从而引发美国各地黑人广泛的抗议活动。无论这位白人警察过度执法是否存在着种族歧视动机,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动机,这是由司法机构调查的事情,由法律对这位白人警察进行客观公正的裁决和惩罚,但美国黑人因此而举行种族歧视的街头抗议示威仍有他们正当的理由,也是宪法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然而,如果超过这条公民权利的底线,把和平的街头抗议活动演化为破坏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纵火、打砸、抢劫,演化为侵犯其他公民同样拥有的基本权利时,比如抢劫他们的私人财产,以殴打、威胁、辱骂、非法囚禁等暴力手段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那么,黑人抗议运动中所有这些非法行为和犯罪行为都必须得到法律毫不留情的严惩,并且必须做到一个也不放过,所有的罪行必须一个不漏地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才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保护每一位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根本要义。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任何弱势群体,任何民族、种族,在法律上都没有享受“特殊照顾”和“特别宽容”的特权。同样,在这场黑人抗议运动中,有些黑人借机抢劫私人商店,当街狂殴无辜白人,这早已超出了公民自由的底线,你有抢劫别人商店的自由,商店主人就失去了私有财产被保护的自由和安全经营的自由,你有任意殴打行人的自由,街上行人就失去了安全出行的人身自由,可见,现代宪政国家对任何侵犯任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非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地保持零容忍,否则,这种暴力危害公共安全和侵犯他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一旦无限蔓延和加剧,则宪政民主制度将会面临崩溃之厄。当年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正因为过度宽容和容忍希特勒纳粹党侵犯犹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容忍纳粹党组建自己武装力量的犯罪行为,才导致了希特勒政权的登台以及后来的一切悲剧。

  另外,过度民主的危害也极大,过度民主的恶果往往是真正民主的丧失。我们知道,在现代宪政政体框架中,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和权力的实际运行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现代宪政民主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证国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即这个来源必须是人民。因此,所有执政集团必须由全体适龄公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实行任期制;另一个,就是监督权力运行的全过程,防止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发生。因此,现代宪政民主并非指普通公民人人有行使国家政权的权利,行使国家权力在民主国家永远是少数经过选举产生、经受过专门训练、有着丰富从政经验和各种有关国家治理专业知识的政治精英。作为人民代表的民意机构在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过程中,除了对掌权者重大决策的正误、是否有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存在等内容之外,不应该在其他方面干扰、阻碍、甚至中断国家权力的正当运行,尤其要保证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运行效率,保证其畅通无阻、发挥权威,保证其不因民意机构的干扰和其他社会因素而碎片化、连续性中断以及失去权威和效率。因此,要求人人参与国家权力运行和重大决策的“过度民主”是极其荒谬极其有害的,是必须坚决严禁的。只有在“公投”等特别罕见、极为特殊的历史场合,“人人参与决策”的“民主”才有必要。

  二、民意机构内无原则的党派内斗

  现代政党政治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运行的常态。即便大众民主时代,对执政地位竞争的主要模式,仍然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而为了拉拢民意,争夺执政地位,争夺民意机构中多数派地位,各参与竞选的政党或政治团体之间为了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甚至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而进行无原则的内斗,是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老毛病了。虽然这种基于党派政治利益的内斗是不可避免的,它对于掌权党派权力运作的制衡也有诸多正向作用,然而,这种内斗动机中的党派政治理念中的偏执性和政治私利一旦膨胀,甚至无限膨胀,则其中的危害性将大大超过它的正向作用,导致宪政民主的体制性弊端的积累和放大,如果长此以往,得不到根本矫治,则会引发整个宪政民主制度走向难以挽回的衰败,并在国家治理和重大决策方面铸下灾难性的大错。

  实质上,即便在最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所谓“政治正确”的核心价值也不是“民意”,甚至不是“主流民意”,而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廉正程度和效率。因为即便一个国家的“公民素养”再高,所谓“民意”甚至“主流民意”都极可能出错甚至出大错。因此,民主国家的所有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固然会以主流民意为基础,但它们的核心指南则是科学性。也就是说,这种“科学性”不是顺从民意或主流民意,而是肩负着梳理、引导、纠错民意或主流民意的功能和任务。然而,在当前一般的宪政民主政体中,民意机构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尽管受到其他两方面权力的制衡,但实质上它对其他两方面权力的制衡作用更大,有一种“说了算”的至高权力和地位。也就是说,一旦民意机构被党派政治私利和偏执的政治理念所绑架,或者被错误的“主流民意”所绑架,很难被问责和纠错,尤其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机构对其实施主动问责和纠错。比如不久前美国弗洛伊德案引发的全国性黑人抗议运动中,一些民主党掌权的城市,就因民主党的竞选私利和其理念偏执而故意放纵黑人抗议中的“打砸抢”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导致了当地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个人财产得不到保障的灾难性后果。那么,如果议会也被党派利益绑架,由谁来对这些城市的民主党执政者进行问责、处罚和纠错呢?因此,为了防止民意机构被党派私利、偏执执政理念和错误的民意或主流民意绑架,实施对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科学性的审查和纠错,宪法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常任机构,作为代表宪法的最高权威机构实施对议会等“三权”的一切违宪行为进行审辩和纠查,下设拥有最高宪法权威的调查委员会,负责组织对“三权”重大违宪行为、国家重大决策失误、重大突发事件的调查,为宪法委员会的仲裁提供客观的、科学的、权威的依据。比如,这次美国黑人抗议运动作为突发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民主党掌权人严重的渎职行为,就应由这样的常任宪法委员会展开全面调查和仲裁。

  另外,任何民族和国家,各个阶级、阶层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都不可能达到一致,都错综复杂且彼此矛盾甚至冲突。在现代民主国家,一般而言,立法机构制定法律及行政机构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事业的重大决策时,除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外,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会成为重要依据。当然,会兼顾少数人的利益诉求。然而,即便是社会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人经“通约”而趋于一致的利益诉求,也有暂时和长远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别。因此,实质上,现代民主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全在于在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只有找到这个平衡点,才能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同时协调广大民众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兼顾,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可见,执政者和重大决策者如何在社会多种利益诉求中找到那个科学的平衡点,不仅对宪政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巨大且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如果为竞争执政地位的党派为拉选票而竞相迁就那些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民意”,彼此为争取选民的支持而进行无原则的内斗和相互拆台,如此,不仅民意机构会成为各党派为其政治私利而角逐的平台,而且国家的“三权”运行也会被党派私利的角逐所绑架,那么在国家重大决策过程中在各种利益诉求中寻求平衡点的工作就会无人问津,被束之高阁,其所产生的恶果就不仅仅是社会分配失衡、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解构,而且是政治动荡和社会撕裂了。

  也就是说,在过往的现代宪政体制模式中,以民意立法机构为核心或最高权威的三权分立和三权制衡的宪政机制,是无法杜绝“三权”的运行被党派私利绑架的各种可能和机会的,其漏洞多多,也无法杜绝国家权力机构被错误的民意左右甚至绑架的可能性,更不能保证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了。因此,必须对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的权力构成进行改进或重新设计,必须重树宪法委员会在通盘权力运行中进行以宪法为法理依据的审辩、调查、监督、制衡、惩戒的至高权威。

  三、盲目追求高福利

  现代宪政民主国家都致力于实现社会福利制度,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资源来自于所谓“资产阶级”的现代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福利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消减贫富差别、消除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并以第二次社会分配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全体公民共享的社会公平机制。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到什么程度,是实现“每一个人不管是否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都不会被冻饿而死”的最低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实现每一位公民平等享受“由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高福利制度,是由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决定的。当然,在专制和现代专制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实施的程度除了由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富裕程度决定外,还由统治集团对民众的剥削程度及其吏治腐败、滥用权力造成的经济浪费程度决定。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甚至在发达民主国家,不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制约而盲目追求高福利,几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盲目追求高福利现象产生的根源无非有如下几种:其一,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公民政治素养,每个人只从一已私利出发,缺乏社会公共思想和社会公共道德的教育和培树;其二,当各社会群体提出的利益诉求中包含着统一的盲目追求高福利因素时,就说明这种普遍的利益诉求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理性思考,失去了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履行应尽公民义务的社会责任感,彰显了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之下人的自利本性及其人性之恶的阴暗面;其三,出于一种较为普遍的、丑陋、扭曲的社会心理期待,即对社会高福利得陇望蜀、得寸进尺的自私、贪婪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期待是由高福利制度“惯”出来的,如果一味迎合这种心理期待,则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孵化”出无数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懒汉和蛀虫。这群懒汉及蛀虫的存在及其队伍规模的扩大,不仅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持续以及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维系是致命的,而且会导致“人种”的退化,这种“退化”对整个人类的未来而言,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灾难;其四,如果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盲目追求高福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大规模“街头”抗议的核心“命题”,则这种会导致国家债台高筑、财政体系崩溃甚至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崩溃的灾难,不仅中央政府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各竞选党派也有难以推卸的重大责任。那些为拉选票而一味迁就选民盲目追求高福利的利益诉求,并对此作出种种混账承诺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无论他们以此登上权力宝座,还是竞选失败成为“在野”,他们都是这种灾难的推手、帮凶甚至元凶,都应该被严厉追责和惩戒。

  因此,如果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拥有一个常任的宪法委员会,它对盲目追求社会高福利的利益诉求和社会行动,应该持强硬的、决不妥协、退让的立场,至少应该做以下几件大事:一,全面调查这种盲目追求高福利的利益诉求中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在媒体公布调查详情和结果,发动公众讨论和辩论;二,公布国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公布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账目,公布年度国家福利支出明细,指明国家年度福利支出可持续性的最大限度,展开公开讨论和辩论,引导民众关于社会福利的利益诉求向理性思考回归;组织各方社会代表尤其是提出高福利无理要求的群众代表全面参与宪法常务委员会对盲目追求高福利的利益诉求所进行的调查,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宪法委员会必须对迁就、纵容甚至煽动这种无理要求的竞选党派进行训诫、问责、追责甚至惩戒;四,最终解决方案,由议会决出,在通过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后,由当届政府执行。

  四、“去国家化”、“去民族化”的所谓“政治正确”

  在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所谓“去国家化”、“去民族化”的思潮,是指将自己的国家看成一个完全实现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可以去掉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面对“世界人民”开放,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外来“人民”或族群可以无门槛、无障碍地进入国内共享“民主、平等、自由”权利以及各项社会福利。这种将自己标榜为“政治正确”的思潮极其荒谬和幼稚,一旦形成“社会正义”的话语权威甚至社会运动,将祸及国家、社会和人民,且遗患无穷。

  实质上,关于所谓“大同世界”中的国家消亡问题,目前仍然是彼岸的理想社会,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这个理想社会究竟什么时侯才能实现,甚至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问题。因此,以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这种政治统一体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政治格局。即便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以国家为本位的国际体系也会永久存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差异和区别也将永久存在,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以本国人民利益为本位的国家利益,仍然占据核心地位,会永久性地被本国政府首先考虑,或者永久性地被放在第一位,而各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纷争、矛盾、纠结甚至暴力对抗和冲突,也会永久性地“在所难免”,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大同世界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梦想。可见,即便再发达再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也不可妄言去除国界实现世界大同。欧盟似乎进行了这一方向的尝试,但事实证明这种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现在,我们不妨将“去国家化”、“去民族化”的“政治正确”在几个具体问题上荒唐表现梳理一下。

  其一,移民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任何一个比较富裕的主权国家,无论它实行的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民主制度,如果以其“世界大同理想”的政治标准实施无门槛的、“来者不拒”的移民政策,那么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道理很简单,就像中国红军时代“吃大户”一样,它很快就会被外来移民吃穷、吃光。因此,当下即便再发达、再富裕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也没有对“全世界人民”实行“无差别对待”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它的移民政策也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利益”、“本国人民利益”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个核心进行。比如,本国科技发展的人才储备不足,可以从“国际社会”引进高素质科技人才为移民项目;再比如,本国劳动力紧缺且青黄不接,可以以部分青壮劳动力为本国移民对象;还有,本国资本积累趋减、资本运作的内驱力失速,可以以携带一定数量资本、具有一定创业能力的“外国人”为移民对象,来补充本国资本“动力不足”的问题,等等。可见,在这里,有四条基本原则:一,民主国家的移民政策不包含任何向“国际社会”承诺实施“大同世界”模式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成分,它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无“政治正确”可言;二,在民主国家,举凡已加入本国国籍的外国合法移民和本国人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既不被贬斥,也不被优待,任何情况下都不享受“超国民待遇”;三,如果移民规模较大,必须通盘考虑对本国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及社会秩序安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尤其在宗教问题上要警惕移民中“异教徒”对本国主流宗教可能产生的冲突和对抗,要坚决杜绝那些具有狂热和极端宗教主义倾向的外国人移民入籍,防止他们在本国兴风作浪,引发宗教冲突,危及本国文化安全。一旦发现外国移民以极端宗教主义行为暴力攻击本国宗教信徒,实施邪教教恐怖主义宣传,侵占社会公共领域,必须依法严厉制裁,或剥夺本国国籍驱逐出境;四,坚拒非法移民,对所有非法移民一律实施遣返回国的法律规定。

  其二,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的现代宪政国家,它的任何民族政策,都不应该建立在未来“大同世界”虚妄的理念或价值观上,而应建立在各民族一律平等但边际清晰、构成平衡、相处和谐的实际基础上。实质上,像美国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在多民族、多种族社会群落组成的政治统一体中,其民族政策、种族政策也必须考虑如下问题:一,在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同等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国内各民族、种族之间在人口增长规模、居住地域、文化习俗、利益诉求之间的边际,考虑这些边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的比例构成,考虑这种传统的比例构成在消磨各民族、各种族在生存空间、习俗碰撞、文化互动和利益诉求等方面产生的敌意、冲突和对抗所起到的巨大的平衡作用,考虑到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中继续维系这种比例构成以保障各民族、种族之间大体的平衡与和谐,一句话,以这样的平衡与和谐以保证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利益边际和公民权利不受到其他民族、种族或外来力量的侵扰和侵占,同时这种民族、种族的传统比例构成也能在文化多元中保证国家主流文化价值地位不至被颠覆。总之,这种民族、种族比例构成的平衡和利益边际的安全,不仅在处理国内民族、种族矛盾冲突时应通盘考虑,而且在实施国外移民入境时也必须通盘考虑,并采取有效对策。

  在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宪政国家,尤其在由一个在人口规模和文化传统占“压倒优势”的大族占据主体地位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主体大族”还是在人口规模、文化习俗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地位、尊严以及利益边际和所享受的平等的公民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都受到宪法的保护,各民族都恪守自己的利益边际,不得相互侵扰相互侵犯,这才是民族、种族问题上惟一的“政治正确”。

  其三,难民问题。国际社会动荡中的战争、天灾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宗教迫害会造成大量离境难民现象。这些难民的救援和生存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人权”问题,也是一桩极为头疼的大麻烦。为此,联合国于1951年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迄今为止,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参加了公约,成为缔约国。毫无疑问,国际所有现代宪政民主国家都是此公约的缔约国,它们因自己立国的核心价值观而更有义务履行公约各项条款,对世界范围的各国难民伸出国际人道主义的援手。然而,即便再民主、再发达的宪政国家,在接纳外国难民时也不可能无条件无原则地“敞开国门、来者不拒”,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安全、文化安全、本国接纳能力、社会公共秩序以及本国多民族构成比例等多种因素。因此,将“无条件无原则”接纳难民作为宪政民主理念的“政治正确”,是错误的,也是荒谬的。

  我个人认为,至少在如下特定情境下民主国家在履行《公约》条款时可便宜行事:一,大量难民强行非法越境时可强行阻止;二,在发生大规模难民需分流安置的特殊情形下,各缔约国包括民主国家有权提出自己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人数,或有权拒绝在本国领土安置,但提供另外的人道主义援助方式作为履约代偿;三,如果在本土安置突发性及人数规模超常规的难民时,为了考虑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以及本国人民的生活秩序,接纳国有权拒绝这些难民融入本国社会生活,即不履行《公约》关于难民在避难国享受的绝大多数该国国民待遇和外国人待遇的有关条款,可在边境或其他地区建立封闭性的难民营,由本国和国际社会为其提供必需的生活保障,直至这些难民安全地返回家园;四,举凡突发性的、因战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宗教冲突而产生的数量巨大的难民潮,其主要责任在于难民所在国家,根本的解决途径也在难民所在国家,国际社会应责成难民所在国家尽快拿出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而所有《公约》缔约国在对这样大规模难民的分流接纳中有权拒绝其融入本国社会,拒绝其享受相应的本国国民待遇和本国外国人的一般待遇,只为其提供临时封闭性住所和生活必需品。

  总之,各民主国家对于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对世界范围的难民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是在保证本国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视本国经济实力的前提下履行的,而难民发生所在国政府理应担负起解决本国难民问题的主要责任。这才是难民问题上真正的“政治正确”。

  五、以“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流文化价值

  在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已经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但同时也形成了本国或本民族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价值。一般来说,这种主流文化及价值有如下特征:一,以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及理念为轴心;二,经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淘洗和传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通约”和认同的普遍价值;三,为国家全体公民或各民族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民间习俗、文化偏好和心理习惯;四,全体国民对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前途的国家认同和价值共识。

  应该说,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坚守本国主流文化及其价值在国家整个文化构成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发展、完善、创新主流文化,不仅至关重要,而且“生命攸关”。因为由主流文化及价值支撑起来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共同秉持的前提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充满活力健康发展,一旦这种社会价值观全面崩溃,则现代宪政制度岌岌可危矣!

  因此,正如《民粹主义》一文所说,以“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流文化价值,目前在美国成为一种“民粹主义”典型的表现,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正确”。

  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宪法之所以赋予每一位公民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承认各种不同文化平等的地位和生存空间,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和文化发展领域是多元的,不承认这种多元性,不保护这种多元性,则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就谈不上丰富、创新和繁荣,就谈不上人类的根本进步和文明发展。

  而“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流文化价值的主要理由,就是文化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实质上,这是一种“文化平等”论。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文化平等”论当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应该说,所有国家、民族、种族、特定社会群落的不同文化,都是它们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都是历史地产生的,都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在现代宪政制度下,一国之内各个民族、种族和特定社会群落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并可自由表达他们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是宪政赋予它们的平等权利,这个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只有在这层意义上,说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是有其道理的。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各种文化,无疑是有先进落后之分,野蛮文明之别的。人类野蛮时代食人部落的祭葬文化和现代文明中的殡葬文化在先进和落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区分上已有云泥之别,而中国皇权专制时代的“礼教”文化和中国现代以科学民主为理念的新文化在落后和先进、野蛮和文明的区分上也决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在对待多元文化的问题上至少应坚守如下原则:一,国内各民族、种族、特定社会群落的文化,只要出于自己传统的生存方式,无论其中包含多少落后、野蛮、专制、愚昧的因素,它们都有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和叙述表达的自由,都有在生存空间边际之内加以发展创新的权利;二,多元文化之间既有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的和谐,又有彼此敌视冲突对抗的矛盾。现代宪政民主国家为国内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以及相互的冲突对抗提供了“法制”的平台,即和平共处,平等互动,在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冲撞中,必须在平等、和平的前提下通过思想交锋和观念辩论的方式解决。一个民主国家的精神生活领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并为其提供自由的思想争论平台,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信”,即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先进文化战胜(取代)落后文化、“文明”文化战胜(取代)野蛮文化中实现的,而这种“战胜”,只有在充分自由的思想争论环境氛围中才具有真实意义。同时,举凡包含着反动、专制、愚昧的落后文化和野蛮文化,随着产生它们的生存方式的消亡,它们也会趋向消亡,而人类文明进步不断淘汰着野蛮落后的生存方式,已成历史注定。由此,这些落后文化应该让其在历史发展中自行淘汰自行消亡,而不必以强权暴力打压人为消灭;三,坚守民主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主体地位和生存空间,理应是民主国家广大知识群体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是责无旁贷。而“坚守”的主要阵地和方式,就是思想阵地上的坚守。这样的文化坚守有三个层次,其一,不断推动现代宪政民主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和创新;其二,从思想理论上反击和诠释其他思潮对宪政民主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的攻讦、解构和质疑;其三,普及宪政民主常识,对国民展开公民教育和宪政民主思想训练;四,应该特别警惕那些以“纯粹观念形态”出现的极端“价值主义”的思想流派,包括政治恐怖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种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思想流派往往以实现人类终极价值和人类终极正义为幌子,兜售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的“魔鬼理论”,并力图付诸政治实践。如当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魔鬼理论”。对于这类“魔鬼理论”和“魔鬼文化”,一方面要在思想理论领域予以痛击,以事实和说理粉碎其荒谬的理论学说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坚决杜绝其在政治实践方面发展坐大的一切空间,对其遏制由国家法律执行之;五,对于那些充满专制、反动、愚昧因素的落后文化攻讦、围剿、蚕食主流文化及其价值的现象,无论这些文化的“宿主”是不是弱势群体,都决不能姑息纵容,一方面在思想阵地上予以反击,在自由平等的法律平台上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辩论,另一方面对其超出思想争论边际的暴力不法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比如眼下美国黑人抗议运动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推倒一些美国国家创始人的广场塑像,就是这种性质的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厉制裁,决不姑息。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深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现代文明的前途、命运和最终归宿,是否像我们乐观想像的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终将走上现代宪政民主道路,实现一个以“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理念和制度架构的“大同世界”?这个想像,或许是历史决定论的另一版本,我个人不作如此乐观估计。我只相信,人类社会绝对不会沿着一条哪怕是曲折的“康庄大道”向前走,其前途会有无数出人意料的歧路和变数,人类整体走向某条歧路从而导致彻底毁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其中两种因素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种是地球大自然或太阳系天体的巨大灾变,从而毁灭地球毁灭人类,另一种就是“人性之恶”。千万不要低估“人性之恶”毁灭整个人类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即便全球都实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人性之恶”这个最大的变数仍然会衍生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毁灭性的祸端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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