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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制度的韧性与转型——与黎安友教授对话录
2019-03-07 14:00:16
来源:合传媒 作者:荣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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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个制度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它的适应力强,它不可不适应环境的变化,政治制度不可不适应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主要包括老百姓态度的变化,现在的老百姓不是过去的老百姓……”
  (本文首刊于2012年8月

  2012年7月赴美,为了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进行一次对话,我在临行前还是做了一些功课。在目前国内的阅读环境中,黎安友教授的许多重要著作尚未被引介到中国,这对于全面理解他的相关思想和设计这次对话的主题,显然还是构成了一定的障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一直是中国国内学术的重要参考,也是中国政府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态度和看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中美学者在相关领域和层次的对话实际上持续存在,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则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在赴美前……一篇黎安友的相关文章,提到了他的一个看法:“中国的制度还有韧性。”正是这个看法,为我设计这次对话的主题找到一个切入口。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可调性、灵活性,和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许多“中国模式”论者是从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出发来论证中国制度的合法性,而对此持反对看法的学者,则往往是从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中拒绝承认中国制度的有效性。我由此感到好奇的是,黎安友教授关于中国“韧性威权”的说法,会从哪个角度展开他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评价?


  为了让对话者更好地了解我的问题所在,我在出国前设计了5个问题,提前发电子邮件给黎安友教授,期待他能在对话中有针对性的回应。这5个问题是:

  1.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中共领导人在乎美国人的评价,这是斯诺采访毛后奠定的传统,正是斯诺的采访让毛在西方世界获得巨大声望,这个声望是他后来构筑权力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文革时期,维特克女士来中国要求写江青传记,江青全力配合,她是想学毛,让维特克扮演斯诺角色,只是效果不理想,江青自取其辱。改革以来,美国人又写了两本传记,一本是库克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是江的传记,另一本是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传》。前书我看了,书写的水平高下不论,可以看出江的心态,想通过美国人的笔进入史册,成为历史性人物。傅高义的书我还没有看到,看到了一些评论,我感觉不会有很新的见解。现在轮到他们后面的领导人了,美国人会怎么看?每当一个新的中国领导人即将登场时,美国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他是谁?你们现在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吗?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涉及到对这十年的总体评价。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里,经历了三代领导人,他们大致分别领导了十年,都有自己的理论,如何比较分属于他们的十年,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是不是?

  2.关于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我在中国的……网上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中文题目是“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不知道英文是如何表达的。我注意到,您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一样,对于中国的现有制度还是有积极的评价,说“中国制度依然有可观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左派已经完全放弃了早先具有的一些批判性思维,把中国的制度视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张五常写的那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是应科斯教授之约而写,为的是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他主要提出了两点,一个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个是他概括的县际竞争优势。我的说法是,中国制度的总特征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两个轮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是国家这个轮子,一个是市场的轮子,张五常提到的县际竞争概念,或者说,地方竞争概念,是属于国家这个轮子的。中国有两个轮子推动,西方只有一个轮子推动,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西方赶不上中国。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在世界史上可谓独一无二,您是不是这么看?问题是,这种制度安排在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个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制度还能像以前那样运行吗?还能继续创造如此之高的效率吗?从理论上看,对中国制度的认识,是不是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概念:合法性(Legality),正当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按照这几个概念,中国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是存在的,也有一定的正当性,但缺乏合法性。您对此如何评价?

  3.关于中国的历史问题。福山去了中国后,我看是被中国迷倒了,说了中国不少好话。他有一个观点,我认为还是讲到了实处,他说中国和西方的分野来自于秦,从秦以来,中国注定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在研究中国封建主义问题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秦建立的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其制度安排是从上到下垂直型权力结构,而在秦之前,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和西方中世纪制度相似,是横向的权力结构。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安排直到现在还决定着中国和欧洲的制度差异及其发展的不同模式。从历史上看问题,好像问题很简单,中国一以贯之,现在还是“秦制”,所谓“汉承秦制”没有改变。要向西方式横向的权力结构演化,有可能吗?不知教授对此有何看法。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是否只能在历史规定的轨道中运行?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只能在历史的轨道中运行,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不能指望了,如果可以越出传统的轨道,按西方的轨道发展,有这个可能吗?说实话,我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太强大了,包括制度、文化、习俗,能够被轻易改变吗?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比如左派,是令人鼓舞的,他们会说,中国只能沿袭秦以来的道路发展,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比如右派,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大困惑。

  4.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问题。改革是中国目前讲的最多的一个词,但大家好像都有共识:改革停滞不前。近二十年,中国在迅速发展,但改革是停滞的,这不是悖论吗?发展既然不需要改革,那就把改革当招牌吧。中国执政集团之所以不积极改革,是因为不改革,发展得好像更快些。改革是利益调整,是限制权力,是扩大社会的自主权,这就会限制目前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权力,改革是要打掉这两大势力,改革动力怎么能形成呢?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发展谁呢?显然不再可能发展国家主义和利益集团。因此,中国没有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改革主体分散于民间,还不能形成和这两大势力抗衡的力量,不改革,意味着目前这样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现在只能说改革,而不能干改革。改革如何突破这种格局,教授不知有何看法?没有改革和改良,会有革命。现在商人和政治家都在担心革命,因为这两类人是属于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的,他们当然害怕革命破坏秩序,改革还有其他替代方式吗?

  5.关于中国的未来问题。对于中国的未来,是前面几个问题设定好的:谁来做领导人?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怎样的改革?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从以往来看,中国是很难预测的,在1980年代,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现在这种状况,我们现在则怎么来预测未来呢?没有办法,谈未来只能谈历史,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我不知道教授对中国的未来是如何展望的?在我看来,决定中国未来有几个主要的要素是不能忽略的:年轻的一代、互联网和时间,时间不在我们这一代这里,当然也不在统治者那里,时间在年轻人那里,这大概是惟一可以确定的因素。让年轻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决定中国的命运。

  提出的上述问题,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我自己的部分答案或确定看法,之所以想就此继续和黎安友教授进行广泛讨论,我当然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洞见和参考。在面对一个深邃严谨的学者时,我自感才学浅薄,不足以对,我把这次对话看作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个平等的交流,一个畅所欲言的沟通。7月16日下午,在我的兄长荣伟和老朋友王君的陪同下,我们在黎安友教授的新泽西乡间别墅里,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对话。考虑到国内的阅读环境,我不得不对一些相对敏感的话题做了删节,但尽可能地如实呈现,包括当时的谈话语境和当事者的心境。整理稿如下,供有兴趣者参阅。

  荣剑(以下简称“荣”):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我的这个问题提纲里提到了这个“韧性”,怎么翻译成英文啊?

  黎安友(以下简称“黎”):Resilient,意思是像一个轮胎一样,你可以碰它,可以折磨它,它还一样圆圆的。

  原来这个韧性威权观点是我在2003年华盛顿 Journal of Democracy(《民主杂志》)发表的,那是王君也发表过文章的一个期刊,当时发表的是一个提纲,以后有很多次有人来采访,问问题,“还是韧性吗”之类的问题。最近他们有些学生,好像有个自己的网站,我不太清楚,他们做的一个采访。(王君:有两个学生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他们自己有一个网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网站把我2003年文章的观点又重新提了出来。

  荣:您有没有听说过自己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发表后的反应?您有没有感觉到?

  黎:没有,没有特别注意,有些学生从大陆过来提出这个观点,但我没有详细注意中国国内的反应。国内有没有过一个系列的反应?

  荣: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系列的反应,但我认为您的这个观点在国内发表,左派学者看来会很高兴,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国制度的适应性、有效性的客观评价。近年来左派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之后,主要还是谈到中国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这是大家提的比较多的,甚至把这个有效性上升到一个合法性的高度,是因为这个制度非常有效,中国经济在这个制度的安排下有非常快的发展,由此来证明中国的制度非常好。他是这么一个论证的逻辑。我感觉您的观点给这些左派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支持,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黎:我那篇文章是2003年发表的,现在已经将近10年,文章从两个角度被误解,一个误解是它是一个prediction(预测),它并不是一个预测,它是一个分析,从1989年开始我们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1989年到2003年过了10多年,我提出一个问题,它并没有崩溃,为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它永远不会崩溃,意思是它从1989到2003年还没有崩溃,为什么?所以它是分析过去的事情。当然,它分析的是那个时候的现象,并没有说它永远不会崩溃,而且2009年我又发表过一篇文章在同一期刊上,提到了“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威权的临时性或非永恒性),威权它会是一个临时的东西,而不是永远的。

  荣:过渡性的制度。

  黎:所以这是一个误解:认为黎安友说这个威权会永远这样。第二个误解是,西方社会科学往往会把分析和价值判断分开来处理,但是中国人和一般读者会认为分析就等于一个价值的评估,所以这个威权韧性并不是说它合法,或者说是一个好的东西,他就是一种执政技术比较成功,但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荣:黎教授在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2003年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这一年是胡温刚刚上来,便遇到中国出现“非典”,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事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窗口。我的观察是,从2002到2003年,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因为在2002年章家敦提出中国即将崩溃,这个观点在海外影响很大。当时荣伟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坏账是由国家巨大的信用体系支持的,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银行体系的标准加以评价,中国的国家信用为中国的银行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实际上就是以强大的国家权力做支持的。所以,在2002年西方一片看空中国时,您在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相比西方的主流观点来看,我认为是一个很独立的见解。

  黎:我为什么2003年提出,是因为2003年正好是接班以后。我认为威权政权接班问题是一个危机,在每一个领导人阶段这都是一个危机,毛时期接班是一个不断的危机,邓时代接班也是一个不断的危机,邓很难安排一个接班……以后江泽民能够顺利地交班,胡锦涛接班……从共产政权的历史来看,那是一个成就,是很少见的情况,共产政权能够和平地按时地交接。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写文章,意思就是想说,你看他们接班危机度过了,是一种韧性的表现。这一次的接班,也可以过,但过得不是那么顺利,而且当时从上到下的接班问题是关键,从下到上,我自己认为,中产阶级能不能接受这个政权是一个关键。现在中国middle class(中产阶层)比较大。而且1989年的话,中产阶级对共产党的心态是十分失望,到了2003年中产阶级对共产政权的心态,我的观察是,不是保持希望,但是可以接受,可以合作,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政权虽然并不合法,但它还能做事,还能够为国家为中产阶级作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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