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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浩: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对犹太社会的影响
2019-04-21 07:46:39
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四期 作者: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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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浩:现代宗教并不单纯地和理性相联系,也与历史、传统及宗教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因素相联系。这一观念对德意志另外一种社会思潮即历史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当理性主义的光辉还没有全然消失的时候,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开始在德国悄然兴起。这一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激进理性主义的反叛。德国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积极追求宗教和文化融入的犹太人表示鄙夷,将犹太教作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对立面和异己因素予以大加鞭挞,从而给犹太人和犹太教生存带来巨大挑战。关于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海涅的《论德国》、勃兰兑斯的《德意志浪漫派》、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以赛亚·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蒂莫西·C.W.布莱宁的《浪漫主义革命:缔造现代世界的人文运动》、陈恕林的《论德国浪漫派》等。尤利尔·塔尔的“德国青年知识分子论浪漫主义和犹太教:19世纪早期精神的骚动”一文,研究了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影响下德国青年浪漫派中兴起的反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思想和运动;彼得·R.厄斯帕莫的《不可捉摸的宽容:从莱辛到拿破仑战争时的犹太问题》展现了浪漫主义兴起时代德国知识界围绕着犹太人和犹太教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并据此揭示了启蒙运动以来对犹太人宽容政策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迈克尔·梅耶的《现代犹太人的起源:犹太身份和德国的欧洲文化(1749—1824)》论述了德国主流思想从启蒙理性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及其对现代犹太历史进程和犹太认同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在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德国浪漫主义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域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进行的攻击和批判,揭示其对犹太人生存和犹太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一 、政治浪漫派对犹太人的攻击

  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时期,已经出现浪漫主义思想的端倪。腓特烈二世拥护一种新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对启蒙理性主义表示反感。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服和统治造成了大批启蒙反对者,反对拿破仑占领。随后,对一切法国事物的反对都在浪漫主义、保守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德意志民族观念中得到表达,普鲁士国家开始公开攻击启蒙和大革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督教群体开始以一种新的公众舆论,即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来定义自身,并将国家推到了最高政治理想的地位。文化民族主义同政治保守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政治浪漫派”。与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不同,浪漫主义强调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意识(而非相似性意识)。政治浪漫派与反对革命的复辟、封建以及等级观念有瓜葛。浪漫派所珍爱的对象——中世纪、骑士、封建贵族制和旧城堡,看上去是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对立面。

  1808年,费希特出版《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从浪漫主义立场出发,阐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民族有机体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拥有活生生的语言,对所有精神文化生活抱有认真的态度。他们诚实、勤奋、认真,且不辞劳苦。德意志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有机体,其有机性源于古老的德意志风俗、文化和传统,这些构成了永恒的德意志精神,而这种精神具有无限性和不可分割性。在费希特浪漫主义民族哲学的影响下,古老的德意志民族使命和责任观念开始复兴。这一观念强调儿童必须接受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教育,而不是普世主义教育。德意志是一个深深植根于过去的民族,这样的过去使德意志人知道自己共同的遗产和命运。在面临法国侵略、占领以及德意志民族分裂的严峻形势下,新的民族主义强调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民族主义的自由斗士从德意志的历史中借用了条顿帝国统治下理想的中世纪观念,并将早期的德意志统一和爱国主义观念置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之上。他们努力克服德意志在地理上的分裂以及政治上的衰弱,倾向于接受新近提出的关于民族权利的学说,指责西欧启蒙关于人类权利的陈述太过理性化和个人化,与德意志精神相对立。许多爱国分子宁愿选择具有倒退性的德意志民族的乌托邦意识。那个时代的一位德意志青年在信件中这样描述道:“我们的国家将再次团结为一个帝国,我们德意志人将再次成为统一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将回到原始纯正的形式,即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或正在成长的个性形式。”在费希特、阿尔恩特、雅恩、施莱格尔等民族主义理论家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鼓吹下,德意志民族主义开始以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方式加以阐述,即德意志民族是通过纯正的血统、身体和传统联结在一起的有机体。上帝召唤这个民族统治世界,这一统治不是建立在理性和抽象伦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德意志自身光辉传统之上。

  在政治浪漫派的影响下,普鲁士在1807—1812年间所进行的旨在保障个人自由、财产和平等权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改革,如斯坦因、哈登贝格和洪堡具有进步色彩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遭到反对和攻击,陷于停滞,最后被取消。农奴、农民、手工业者、犹太人等社会群体的解放也受到抵制。以亚当·米勒和阿尼姆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力图借助《柏林晚报》(1810—1811年),把自己变成反对派新闻代言人,对抗哈登贝格的改革。他们在1811年联袂创建“基督教德意志聚餐会”。这是一个由彼此不相识的名人组成的商讨法律事务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等级议会制”的雏形。按规定,妇女和犹太人被拒之门外。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排斥,并非出于种族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晚期启蒙运动市侩”的化身,而浪漫派对资产阶级市侩是恨之入骨的。浪漫主义者认为,斯坦因等人的改革中了犹太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魔杖,是分裂德意志精神的力量。他们强调,上帝没有创造自由和平等,而仅仅将个人置于自然和宇宙的有机体,置于他生长的家族和民族的有机体之中,解放犹太人、手工业者和农奴“违背了我们的本性”。解放他们意味着走向一种异质传统,并从家族、过去和作为我们民族精神源泉的宗教的庇护下分离出来。当1812年普鲁士颁布解放犹太人法令的时候,就有德意志青年这样评价道:“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正直的道德,我们的传统……所有这一切都在走向瓦解直至腐朽。”“我们的民族精神决不能为那些‘犹太卢梭’所弱化和玷污,任何陌生人、外来者和异类都不能以所谓自然权利为借口来分享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花朵、我们的鸟儿和我们的天空。”

  拿破仑对犹太人的解放无疑是对那些寻求从“外国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德意志人爱国情感的严重冒犯。阿尔恩特以宗教般的热情表达了德意志民族情感,诅咒世界主义、人道主义,主张排外性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认为,宗教的最高形式就是要爱祖国胜过爱法律、君主、父母和妻子儿女,启蒙运动不应成为宣扬博爱精神、传播平等的毒药,这是一个只有犹太人才会犯的根本性错误。许多抱有强烈爱国情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犹太人的解放不能被宽恕,因为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犹太人被这个时代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所拒绝,他们被看成非德国人。这一新的时代精神可以从亨丽艾特、拉赫尔和施莱格尔举办的犹太沙龙的衰落看出来。许多过去曾经是犹太沙龙客人的异教知识分子现在却成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德国桌社的成员。多元化、普遍性的沙龙开始让位于民族主义、保守和排外的俱乐部。民族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动特征在德意志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得很明显。反犹主义开始以新的术语重现,鄙视犹太人开始从神学立场转向民族立场,现代国家的犹太人成为德意志民族实体的局外人,反犹主义者开始指责犹太人的国际联系、犹太人缺乏对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面对普鲁士在同拿破仑战争中遭遇的一连串失败和羞辱,一些德意志年轻人指控犹太人的背叛和腐蚀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和精神的严重危机。一位名叫乌尔里希·霍夫曼塔尔的学生这样写道:“由于犹太间谍的叛国行为以及巴伐利亚、乌滕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等邦国的背叛,反普鲁士的同盟已经形成,我感到非常心痛,就好像我的双腿从身上被卸下来一样。我现在发誓要将我全部的生命献给德意志帝国复兴事业……在这些日子里,我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犹太化是多么邪恶、多么可鄙、多么不道德、多么具有灾难性……法国理性主义、法利赛人的僵化主义、西方的怀疑主义和犹太知识主义统统在毒害着德国的灵魂、我们的河流和森林、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精神。”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一场企图恢复革命前统治秩序的运动开始了。在保守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反犹主义情绪在民众中不断滋长并猛烈爆发,来自社会许多阶层,包括知识界在内的反犹叫嚣——“Hep Hep”(十字军口号,可能表示“耶路撒冷陷落了”),进一步强化了犹太人的幻灭感。解放的犹太人被看作法国统治的遗留物而受到攻击,他们在拿破仑统治期间获得的诸多权利遭到剥夺。1817年10月18日,在莱比锡战役胜利四周年之际,德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学生组织在瓦特古堡集会,庆祝德国摆脱拿破仑征服和法国精神奴役,要求实现德意志统一。集会公开表达了反犹情绪,犹太改革者索尔·阿舍尔1815年出版的《关于德意志人》被焚毁,浪漫主义者指控他的书是犹太《塔木德》和法国理性的混合物,是非德国的、干瘪的、无灵魂的、机械的存在,具有反民族主义、超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会损害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一名耶拿的犹太学生在他的私人信件中针对此事写道:“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没有像这一周一样,不断地被问及是否是犹太人。也就是在这一周,在瓦特古堡事件后,一些人可怜我注定是犹太人,也有人控诉我;有人因此而侮辱我……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哦,你知道我多么失望,多么伤心,多么有挫败感和耻辱感,怎样的心痛和绝望。我们都不相信,这就是费希特、阿尔恩特这些伟大人物所照亮的生活:人人获得完全新生,人人都成为德国人,实现道德重生、民族统一,我们的心灵获得最终拯救,回归人类本性和真实存在的日子。”

  1819年,年轻的犹太诗人海涅参加了波恩大学学生会“大众”社。该团体混杂着争取自由的努力、德意志国家统一的思想、反拿破仑情绪和条顿民族主义,海涅在其中亲身经历了一次反犹侮辱,并因此手持军刀和人决斗。1820年,在哥廷根大学学生会,海涅遭遇了与在波恩类似的经历:根据德累斯顿大学生秘密会议达成的一份章程决议案,所有的学生联合会组织都应具有“基督徒德意志人的性质”,据此,“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也不可能关心我们的祖国,不得吸收入会”,海涅因此被开除。像海涅这样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无法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建功立业而陷入深深的绝望,所以便玩世不恭地皈依了基督教,以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场券。

  二、文化浪漫主义对犹太教和犹太民族性的批判

  政治浪漫派虽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独特政治形势发展的产物,但它在文化上有着更早的根源。17、18世纪的一些文化文艺思潮,如虔诚派、启蒙运动、感伤主义特别是狂飙突进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浪漫派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影响。18世纪80年代晚期,启蒙运动出现了内在的张力,它所具有的激进批判精神正在威胁着它实现文化启蒙和公众教育的理想,即对于某些确定的道德、政治和审美原则的承诺。理性批判所造成的怀疑论和虚无主义正在使得人们对德意志文化产生疏离的情绪,这种情绪预示着对于民族未来的不确定感。年轻的一代渴望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构建可以想象的民族未来的方式来消解由启蒙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迷茫和不安。早期文化浪漫主义不是完全作为启蒙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是意在消解启蒙的张力,转变启蒙的方向,让启蒙精神落实在民族教化的理想中。

  浪漫主义在文化领域导致了对于过去文化、传统的欣赏甚至崇尚。德意志当时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的弱点中找出优越性和神圣使命,开始重新发现古老的德意志风俗、民间歌曲、民间服饰。蒂克、诺瓦利斯、施莱格尔等文化精英创作了大量的诗性作品来表达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感。在遭受异族统治的屈辱下,德国浪漫派力图抛开当时的阴暗时代及其现实感和冷酷的生存逻辑,退到另一个时代,即中世纪——在那里,人被视为精神力量的载体。这种浪漫主义渗透到德国文化生活、学术和艺术的各个方面。迷恋中世纪文艺,是因为它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表达方式自由。浪漫派对民族传统和民间文艺的重视,还含有鼓舞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的因素。海涅也认为德国浪漫主义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在中世纪的诗歌、绘画和建筑中,在艺术和生活中表现出来。但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受难之花。按照费希特的观点,以基督教形式出现的真正宗教是现代世界的萌芽,现代世界的整个任务是使这种宗教融入现存的古代文化,从而使这种文化超凡脱俗,变得神圣。费希特还跟从赫尔德的指引,把一切社群中的文化价值从精英阶层移到普通大众那里去。大众构成了人类“最伟大、最感性的部分”,人民的文化更像是一棵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万古长青。对于民间艺术、民间舞蹈和民间歌谣,我们不能蔑视它们的粗鄙,而必须珍重它们的原真。它们是“民族性的档案馆”“民族魂”“民族性的活的声音,乃至是人性本身”。

  浪漫主义对德意志古老传统、基督教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的推崇,旨在重新塑造德意志文化和精神形态,强化德意志文化独特性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启蒙文化的理性、世俗性和普世主义倾向,对那些正在追求启蒙现代性,并试图通过文化适应和同化实现融入主流社会目标的犹太人产生了较大冲击。那些自门德尔松时代以来就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对启蒙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事实上,当门德尔松还在世的18世纪80年代,他就遭遇了第一波文化浪漫主义思潮,并认识到自己的哲学有些过时而不能跟上时代发展。好友莱辛从启蒙理性主义者向历史理性主义者和文化浪漫主义者的突然转变让门德尔松感到困惑。在批判神学和传统宗教时,莱辛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视野,这就是“发展”的概念。他区分了“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针对基督教的正统理论和沃尔夫的神学理性主义,莱辛认为宗教真理只是一种事实真理。这种真理作为“事实”并不能使宗教宣称自己具有超理性意义而得到合法证明。宗教的等级高低取决于它的伦理特征和理性内容,它们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向人类显示出来。历史是理性得以现实化的基础。不同等级的宗教代表着理性历史化的不同阶段和程度。

  1780年,莱辛出版了他最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作《人类的教育》,这一著作标志着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在这本书中,莱辛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启示问题的方式:上帝将启示作为教育人类的途径,《旧约》作为一种初级启示已经为《新约》所取代,《新约》本身也最终成为被保留下来的启示。启示和理性在神佑的引导下发生交互作用,引导着人类走向更加成熟的精神理性。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比之前时代更高的宗教真理。莱辛认为,尽管一些卓越的犹太人已经在接近真正的上帝观念,但是,总体而言,犹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够真正地揣度上帝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时常放弃他们唯一的上帝并在其他民族的神癨中寻找最强有力的主宰者的原因。莱辛指出,犹太教是宗教启示的初级阶段(孩童时代),也是人类教育的初级阶段(孩童时代),只在它产生的时代有效,离真正的启示和真正的人类之道还有相当的距离。莱辛暗示,基督教以一种更高的启示超越了犹太教,并达到了启示和人性的高峰。门德尔松对莱辛新的关于启示、理性和宗教真理的观念并不赞同,且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启示被真理所取代,那么《托拉》和犹太教的永恒价值都遭到了破坏,也意味着基督徒在阅读更加高级的文本的时候,犹太人却仍然在读着过时的《旧约》,犹太教因此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受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启蒙的乐观主义在18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就开始退却,解放运动在1793年也告一段落,并未产生明显效果。普鲁士政府开始反对启蒙,并将其看作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力量。像歌德之类的较年轻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开始以浪漫主义立场嘲弄启蒙原则和启蒙领袖。在犹太社区,复兴希伯来语,并将之作为启蒙工具的尝试也遭遇失败,越来越多的启蒙者开始转向纯粹的德语。1797年,作为哈斯卡拉(犹太启蒙运动)宣传阵地的希伯来语杂志《采集者》订阅者跌到120人,随后宣布停止出版。到18世纪末,柏林哈斯卡拉事实上已宣告结束,因为普鲁士日益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哈斯卡拉不具备继续发展的条件。

  文化浪漫主义强调以基督教为载体的德意志文化的纯真、久远和优越,在文化和学术层面滋生了一种新的诋毁犹太民族性和犹太教特征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带有某些传统反犹的成分,看起来也和德国启蒙思想的反犹主义类似,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以德意志民族浪漫主义为定位,试图将犹太民族彻底排斥在德意志精神之外的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在费希特构想的德意志民族共和复兴的理想中,犹太人被排斥在外。他认为,犹太教和犹太人是宗教性质的、具有危险排外性的“国中之国”,对其他民族抱有敌意,危害其他民族的福祉。在《纠正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中,费希特提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要使他们获得公民权别无他法,那就是要在一夜之间斩断他们的头颅,用非犹太思想的头颅取而代之。

  柏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弗里德里希·鲁斯与海德堡大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家雅各布·弗里斯也表达了基于民族文化浪漫主义的反犹主义观点,认为对纯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信奉意味着排除一切异己成分。鲁斯发起了一场有关德意志民族特性和犹太民族性之间联系的漫长而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使人们形成了一个武断的观念,即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此绝对不可能在德国社会共存。1816年,鲁斯在他的通俗反犹著作《犹太人对德意志公民权的要求》中,指控犹太人是必须

  “完全彻底”灭绝的吸血者、食人害虫和瘟疫,要求以民族领结的形式恢复犹太人标记。受到费希特民族观念的影响,鲁斯认为,犹太教不是像启蒙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宗教信条,事实上它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权。犹太人的宗教律法乃是一种国家式的法律,他们的拉比掌握了立法权力。犹太改革者试图区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两种观念以达到分离犹太宗教性和民族性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像德国人一样,犹太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但非常矛盾的是,现在犹太国的公民也想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公民。他们因自己的特殊性感到骄傲,甚至身着披巾长带以显示他们的独特性,并将之看作荣誉的标志。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那些称犹太教是一种宗教并否认其具有国家特性的犹太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自然宗教和愚蠢的傲慢相结合的产物。鲁斯、弗里斯和其他一些持有浪漫主义立场的作家力图以激进的启蒙犹太人试图否定自我的话语——犹太人不成为基督徒,就不可能成为德国人——来重新解读犹太人问题。在他们的眼中,基督教是德意志民族的宗教,而犹太教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两者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不是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就万事大吉,他们要成为德意志的一员,就要全盘接受基督教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习俗,并且漂白掉所有的犹太成分。只要犹太人保留其宗教和种族方面的独特性,他们就不可能被看作完全意义上的德国人,因为无论是有文化的德国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信仰由祖先血脉相承、具有象征意义的祖国这一观念。显然,鲁斯和弗里斯以带有强烈民族浪漫主义色彩的反犹言辞重新回到了激进启蒙的结论:犹太人只有彻底放弃犹太性、真正接受和理解基督教,才能够融入德国社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可以说,在19世纪最初20年,浪漫主义造成的反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启蒙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挑战,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异质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抵制。这样的氛围使得犹太宗教改革和犹太解放的进程陷于停顿。在犹太社区,传统主义势力甚至利用政府的干预压制改革力量的增长,由此加强自身的地位。18世纪后期在康德哲学影响下的激进启蒙并没有引导犹太社区发展的方向,在经历了短暂的自然宗教狂热之后,柏林等犹太教社团的改革归于保守,除了在宗教仪式方面进行细微的变革之外,犹太教改革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甚至出现倒退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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