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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做的民粹主义概念——论以民粹主义解释特朗普现象
2020-06-24 12:56:45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丛道若云(微信公号) 作者:丛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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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内容提要: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西方知识界的主流一直不认同甚至敌视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价相当普遍,也相当激烈。[1]而对特朗普现象的学术定性,除被边缘化的少量保守主义学者外,主流学者和媒体人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2]民粹主义概念被改造成了一个筐,对特朗普的各种负面标签都被装进这个筐里。显然,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19世纪以来公认的民粹主义主流有明显的不同。按学界以往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特朗普与之虽有某种相似或交叉之处,但实质上差异甚大,甚至完全对立。于是,大多数学者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欧洲右翼势力一起,称为“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或new-populism)。[3]所谓“新”,就新在他们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4]而右翼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一是威权主义。所以,特朗普牌号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被加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等修饰词,成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5]、“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传统的民粹—威权主义”(traditional populist-authoritarian)[6]。有人索性把排外和威权两者结合起来,视之为“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7]还有人直接称其为“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8]

  当代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学者缪勒(Jan-Werner Muller)正确的指出了民粹主义概念完全被滥用的乱象:“几乎所有的东西:左派和右派、民主和反民主、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都被称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既被视为民主之友,也被视为民主之敌。”[9]然而如我们后面就要指出的,缪勒本人并没有澄清这个概念混乱,而是将混乱进行到底。民粹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大体形成了关于民粹主义基本内涵的共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西方学者将特朗普现象纳入民粹主义范畴的时候,就不得不一方面对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进行曲解,[10]另一方面对民粹主义内涵进行修改。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削足适履,为特朗普量身定做了民粹主义概念。这可以说是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的“猎巫”行动的一部分。

  一、西方知识界的左转与“旋转门效应”

  本来,民粹主义一般是反映和表达下层平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以它的主流具有鲜明的左翼进步主义色彩。历史上公认的三大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晚期美国人民党运动和20世纪中期以来拉美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都是代表下层平民大众的左翼运动。大体上,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者与社会主义有某种关联。如果再向前追溯民粹主义的前身,古代希腊城邦民主衰落时期由无原则地取悦于平民大众的煽动家(demagogue)操纵的暴民政治[11]、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追随政治强人的平民派(Populares)和无产者(proletarius)[12]的行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运动,共同构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即左翼底层民众运动的传统,其极端的形式即暴民政治。

  

 

  但是,自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开始把右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归类为民粹主义,其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鉴于其与历史上典型的民粹主义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将其称为“新民粹主义”。有人甚至干脆认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不存在左翼民粹主义。比如缪勒就明确表示: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英国的科尔宾、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归为一类,统统视为民粹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后者才是民粹主义。[13]

  缪勒的认识在西方学界具有代表性。即使一些学者承认存在左翼民粹主义,但其关注的重点也在他们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14]当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有所抬头时,他们如遇到洪水猛兽般恐慌,毫不掩饰其敌意,共谋遏制之策。在这种场合,人们看到的不是学者客观中立的研究,而是如美国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军师谋士。当学者们谈到民粹主义兴起的现象时,往往只列举各国右翼势力的兴起,而激进左翼的兴起,如法国的梅朗雄、希腊的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桑德斯一派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真正威胁西方文明前途的左翼民粹主义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警觉,甚至会得到同情的理解和宽容。

  这样,在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坐标大幅度偏移甚至翻转的现象,右翼民粹主义成了民粹主义研究的焦点。其原因在于,数十年来,具体来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持续地左转。由于他们大幅度地左转,与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相当接近,而与右翼保守派的价值立场渐行渐远,直至水火不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普遍与激进左翼产生共鸣。从这种立场看上去,右翼保守派就是一种极端现象,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有人直接站在左翼民粹主义立场上批评右翼民粹主义,结果就是民粹主义者批评对立一方是民粹主义。这就是旋转门效应:大幅度左转的知识界将民粹主义帽子戴到右翼保守派的头上,为此,他们不得不修改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做民粹主义的标签。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蒙德没有把左翼民粹主义排除在民粹主义之外,但他特意区分了“好的民粹主义”(good populism)和“坏的民粹主义”(bad populism),[15]这个“坏的民粹主义”标签是专门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得到豁免。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校正评判民粹主义的坐标,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的实质。

  二、校准民粹主义坐标

  民粹主义问题上的旋转门效应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降,西方社会在整体上迅速左转,拥抱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已经具有明显的民粹化倾向。有关内容本人在《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和民粹化民主》一文中有详尽的阐述,[16]该文确定了判断民粹主义的基本标准,本文是该文基本观点在特朗普现象上的运用。这里不再赘述相关内容,但需要对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几个要点做一个交待。

  当代西方社会由后现代主义价值观驱动的民粹化的具体表现在于:

  (1)平等日益泛化,无止境地追求更多更大的平等,走向激进的平等主义。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走向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

  (2)个体主义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个人权利不断泛化,突破边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R. Inglehart),从而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

  (3)民主由大众民主走向民粹化民主,追求大众无节制的平等参与,由公民权利的平等走向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权力的平等分享,特别是不同身份群体按其人数比例平等分享权力。

  (4)由政治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推进到多元文化主义。由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宽容和尊重走向追求无限的多元化,直至将一些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化的光环,设置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赋予其特权。为追求多元化而不惜损害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民族认同,牺牲作为社会根基的主流文化传统、国家主权和利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样,就形成了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即:

  (1)越平等越好;

  (2)越自由越好;

  (3)越民主越好;

  (4)越多元越好。

  诚然,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这些现代价值,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但它们都有特定的内涵,也都有其界限。将其内涵做泛化的解释,不承认其界限,在西方国家的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都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的基础上,还不顾条件和后果,以激进的方式无止境地推动其突破适当的界限,这就走向了民粹主义。

  那么,在当代西方,什么才是民粹主义的要求呢?

  (1)仍然要求或推动社会更多平等,使其走向平均主义甚至弱势者的特权,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并严重伤害经典的自由和人权;

  (2)要求和推动更多的自由,特别在个人生活和个性表现领域,鼓励突破传统禁忌、习惯和信仰、损害人类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人生活的放纵;

  (3)要求和推动更多的民主,不在乎牺牲民主的质量和效率;

  (4)要求、推动激进的社会多元化,特别是种族或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贬低和损害传统的主流文化,无原则地推崇各少数族群、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甚至将其神圣化。

  一般说来,提出这些民粹主义要求的属于激进左派,或进步主义者,同时,他们也属于后现代主义者。政治文化专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区分了传统的、经典的经济议题上的左派和按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标准区分的文化议题上的左派。[17]文化议题上的左派其实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物质主义者”。这些人一般是特朗普一派的对立一方。[18]

  这些激进左派、进步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后物质主义)者批评特朗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

  (激进的)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

  放纵的个人主义(个人生活方式上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个人选择的自由”);

  民粹式的激进民主主义;

  (准)无政府主义(对秩序、国家和权威的解构);

  (非/反宗教的)世俗主义(针对本土主流宗教);

  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本土文化的虚无主义);

  理想化的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反民族主义);

  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19]

  (原教旨式的)激进生态主义。

  在激进左派那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平等、自由、民主、多元主义等,都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说,都被进行了激进左派的改造。而对全球化、和平、环保这些当代进步趋势,在他们那里都采取了脱离现实的激进态度。这样,当他们批评特朗普反对这些价值的时候,许多人仍然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以为特朗普反对的是这些价值的传统含义或这些进步趋势本身。[20]只有认清这些左派已经有多“左”,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批评的含义,也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将特朗普归类为民粹主义。

  在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是大众民主走向衰败的综合症。西方民主在走向民粹化,这是社会的大趋势。西方知识界的主流是这个趋势的顺应者、推动者。相应地,民粹主义已经成了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各界精英的共识或无意识。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批判民主的种种弊端,其结论往往是要更多的平等、更广泛深入参与的民主。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专家缪勒正确地指出,“当今民主的最大危险是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堕落的民主形式,许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即让人民来统治)。”[21]不过,一般说来,这种对民主的理想化追求主要是左派的行为,右派不但不热心于扩大民主,反而由于其自由优先的立场而对扩大民主持怀疑的态度。可奇怪的是,缪勒在这里指的却不是激进左翼,而是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

  其实,按民粹主义概念的本来涵义,也就是思想史上的传统定义,左派是天然的民粹主义,其意识形态内置了民粹主义的基因。激进左派往往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而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如果存在的话,它们与民粹主义也只有部分的相似性或有限的交叉,[22]属于非典型性民粹主义。如果不能把握民粹主义的实质特征,以这种有限的相似性来判定民粹主义,就会导致民粹主义内涵的无限扩大,以至于分不清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甚至将纳粹主义也归为民粹主义的一个类型。

  

 

  不过,将特朗普现象归为民粹主义还不完全是出于这种概念混乱,这种做法大多出于左翼民粹主义立场的偏见。知识精英在不自觉地向左大幅度偏移,拥抱后现代主义文化,但仍然自以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在他们心目中,特朗普属于非常另类的政客、局外人,令他们非常反感,而他的支持者则是一群无教养、粗野、充满偏见和易受煽动的下层民众,与他们这些精英在气质上格格不入,甚至连传统右派或建制派的精英也难以接受他们,于是,便很方便地将其归类为民粹主义。

  三、民粹主义的价值偏好及所锚定的民众

  有的学者完全不承认民粹主义具有稳定的、普遍的价值偏好,比如保罗•塔格特就明确提出,民粹主义是“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缺乏能为之献身的价值”、“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23]

  否定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偏好,这违背基本常识。作为与其他政治思潮并立的一种政治思潮,必然有其固有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必然有其特殊的价值偏好。它不但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组合,也有特定的价值排序(核心价值或优先价值与其他价值的主次轻重),由此构成一种思潮可辨识的特征。民粹主义亦不例外。

  有学者试图窄化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称其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或“薄中心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 意为它不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社会各方面基本问题的价值体系,而是在有限的领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其理论的核心是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24]如果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厚的意识形态(thick ideology)相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薄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价值空心化,也不可能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

  学者们常谈到,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诉诸人民或人民崇拜。[25]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民粹主义当然崇拜人民,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然而,自古典时代起,人民概念就有两种基本内涵:一是指公民或国民的共同体,包括贵族与平民、精英与大众;一是指共同体中的下层,即平民或普通大众,或其中的某一部分。[26]民粹主义之“民”指的是后者。所以,“平民主义”这一译名才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记住这一概念的构词基础,即“平民”,不能离开这一概念的原本涵义随意解释。当民粹主义者高扬人民的时候,它与健康的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所说的人民特指与精英对立的平民,或人民的下层,或人民下层中的某一特定的弱势群体。不同时代和场合,平民有不同所指,但他们总是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所以,民粹主义不是一般的人民崇拜,而是平民崇拜,是将人民中的下层或弱势群体作为人民的代表或精华,并将其作为道德典范、道德判准。这样,它就将弱势群体推向了具有道德优势的高位。[27]

  这样一种立场决定了,民粹主义不是价值空心化,而是激进或极端的左倾,在当代美国社会,它的基本价值立场就是拥抱激进社会主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28]、进步主义和左翼平权主义。特朗普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属于保守主义,从他所维护的政治法律制度到推行的内外政策,从坚守的思想信仰到提倡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美国,正是保守主义,无论是经济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还是基督教保守主义,都是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或天敌,是对抗民粹主义的主要堡垒。

  具体来说,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是哪类民众呢?或为哪类群体所拥抱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糊涂认识。

  传统上,人们将蓝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视为社会底层,认为他们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大多数民粹主义也的确如此。但在当代美国社会,我们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做一些调整。

  

 

  如果按经济收入的标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或他为之表达诉求的群体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共和党初选时,特朗普的选民年收入的中位线为7.2万美元,高过美国平均水平,高于希拉里、桑德斯、克鲁兹的选民。按经济地位、所受教育水平来衡量,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在社会的中层和中下层相对较多。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群在大选中投票给了希拉里。[29]更重要的是,但在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下,出现了大量的不劳动者、依赖福利为生者。这些人大多也将票投给了希拉里。不工作、只享受福利的人,大多属于社会的寄生者阶层,没有为社会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将民主拉向民粹的方向,构成民主制度的败坏性因素。[30]

  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承诺更多的福利,桑德斯允诺的福利又超出他们俩人。最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成了许诺福利的竞赛。而特朗普并不允诺福利,他允诺工作。他表达的是那些需要工作的人而不是依赖福利的人的诉求。当他执政一年以后,女性、拉丁裔、黑人的失业率不断下降,达到数十年来的最低。而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也得到明显提高。对此,特朗普一再表达对此成绩的喜悦和自豪。不工作而依赖国家福利的人和需要工作从而为自已的生活承担责任的人,哪种人更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呢?

  除此之外,对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和价值诉求的分析,还要考虑文化维度。这也是当代社会的新现象。

  传统上,人们主要依据单一的经济标准来区分社会阶层。如前所述,按这个标准,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收入最低的和依赖国家福利为生的人。但在今天,确定民粹主义的民众基础还需要引进新的标准,即文化标准,或价值观标准。具体说来,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标准衡量的文化上的各类弱势群体并需要受到特别关照者,亦即“政治正确”所保护的文化群体,成为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文化专家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这是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到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转变的一部分。前者赋予经济和人身安全价值以最高优先地位,后者将与人的解放、自我表现、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赋予最高优先级。[31]

  在价值排序上,后物质主义者更强调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自由选择、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环境、更多的参与、更大的宽容(性别、种族、宗教、性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等等。相应地,他们降低了物质收入与需要、社会秩序与安全、家庭、宗教、国家与国防的价值。他们关注的政治议题包括: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少数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权利问题、妇女权利和地位问题、性别角色与性道德(LGBTQ、离婚、婚外性行为等)问题、个人选择自由和个人生活方式(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问题、公众参与(权力的分配,公共领域、企业和NGO的参与)问题、和平问题、全球化问题等。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引发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变迁,即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伴随文化的变迁,西方社会出现了以价值观为坐标的新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新的政治议题、新政党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即出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向价值观政治的转变”。[32]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当我们分析西方社会的政治分化时,就出现了两条轴线:一条是水平方向的,亦即传统的按经济状况划分的轴线;另一条是垂直方向的,亦即按新的价值观的归属划分的轴线。传统政治的焦点是经济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现在又增加一个维度,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社会划分。[33]

  按照这个新的维度,就出现了新的属于后现代社会“新政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当代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文化上的弱势群体,是传统社会的各种边缘群体,是自上个世纪六十年民权运动以来走到历史前台,提出各种文化要求的群体。

  当然,并非这些群体的个体在整体上都属于弱势群体,而是这些群体分别在特定的政治议题上属于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在新政治下提出新的变革要求、改变自身地位要求的那些人。比如在性别议题上的女性,在性取向议题上的LGBTQ,在宗教议题上的少数宗教信众,在移民议题上的新移民和非法移民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政治上属于精英阶层,在经济上属于中上层人士,在社会各界属于成功人士,但他们在文化上可能属于弱势群体或少数和边缘群体的一员。于是,在“新政治”中,他们仍然以文化上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当然,这些人并非都是民粹主义者,但很容易倾向于民粹主义。而无原则地取悦于这些人,超出合理的限度,甚至将这些人的要求作为道德判准,就具有了民粹主义特征。

  在这个文化变迁中,仍然持物质主义(或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人,在向后物质主义转变中受到冲击的群体,往往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传统上一直支持民主党的大批蓝领工人转向支持特朗普,与特朗普表达的观念更多属于物质主义或现代主义有关。他们拒绝前述“越……越好”的四项原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传统价值和秩序的捍卫者。这个传统是基督教传统,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在这些新的政治议程或文化冲突中,白人-男人-基督徒-蓝领属于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主流,也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在新政治下,他们是被新社会运动控诉的对象。女权运动攻击他们(男人)的男权主义,LGBT攻击他们(主流或常规性取向)性歧视,少数族裔攻击他们(白人)种族歧视,外来移民攻击他们(本土居民)排外,少数或外来非主流宗教攻击他们(基督徒)宗教歧视,环保主义者把他们(制造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工作视为危害环境的破坏活动,和平主义者视他们(爱国者)为好战分子……

  面对数十年汹涌而来的后现代的新潮流,他们处于被审判的道德劣势地位。他们发现,他们的性别和性取向成为他们犯错的根源,他们的肤色成了原罪的标记,他们的职业受到打压和歧视,他们传统的信仰必须保持谦卑,他们坚守的价值观具有了负面形象,他们必须贬损自己的文化赞赏别人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备受指责,他们传统的语言习惯必须改变,他们的祖先罪恶累累并被要求为其祖先赎罪……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种外来者理直气壮地“插队”在他们前面,他们沦落为“本土异乡人”,处境越来越艰难。

  人们对这些人可以有各种价值判断。你可以赞赏后现代的潮流,认为对这些人的审判与清算还不够,但却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他们不是民粹主义所锚定的人群,不是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是被动守成的一方,是保守主义者,而主动进攻的一方,是与他们对立的文化造反派,他们才是民粹主义所锚定的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底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