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世界 > 国别 > 字号:
从华盛顿的蓄奴和美国初创前后屠杀印第安人说起
2020-07-14 18:34:52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美国联邦政府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美国黑人在美国宪政政体中获得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是有可能的。

  (这是七年前写的一篇旧文,今天重发此文,是想对当前关于美国宪法对黑人“变成奴隶和财产”是否负有“原罪”的争论表示自己的一点看法。)

  当前,美国初创前后曾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国父华盛顿不仅没有废除奴隶制度,连自己家也蓄奴,成了毛左攻击西方民主普世价值最得意的口实。难得悔之先生如此为华盛顿辩解,实为宅心仁厚。其实,毛左们放出这番谬论,实在出于对历史常识的无知,这些不值一驳的谬论除了证明毛左们的愚蠢之外,不知还能证明什么。

  关于西方现代宪政民主精神的核心价值——全体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和自由如何形成的历史常识,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政治权利和各种人身、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追求,首先是从某个阶级、某个阶层、某些政治团体的局部范围内发轫的。而当这些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从统治集团那里获取这些权利和自由、并参与甚至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一般不会将同样的权利和自由主动地“施舍”于其他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甚至还会阻挠公民权利“扩大化”的历史进程。这是由人的自利本性和集团利益的构成决定的。而公民权利扩大到其他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往往是在这些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的不懈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分子的努力之下共同完成的。如果因为获得公民权利的阶级反对其他阶级获得公民权利,就否定公民权利本身,就大错特错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已经确立现代宪政民主体制和原则的国家,在统治集团和特殊阶级的利益和其他阶层要求公民权利的斗争发生冲突时,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机制,来保证事态向有利于公民权利扩大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已经实现宪政民主制度、或者公民权的扩大已经基本覆盖国内所有阶层时,这个国家或民族在对外殖民化过程中和处理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时,基本不会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施舍”于这些被殖民化的民族和国家,同样也基本不会将这些普世价值用于处理国际关系。这里不仅有资本增殖的“自利”性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然而,如果因为宪政民主国家不把宪政民主原则用于比它弱小、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怀疑、否定宪政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方向性和先进性,或者拒绝本民族本国家对宪政民主制度的追求,那就不仅大错特错,而且是愚不可及了。

  第三,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即人性和兽性的混合体。对于人类来说,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无疑是人性觉醒的最伟大的转折点。而人性觉醒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性的比例逐渐大于兽性的过程。因此,对于那些人性首先觉醒的部分群体,千万不要神化他们,也千万不要迷信他们。他们同样有强烈的自利性,他们身上的兽性和那些与他们相比仍处于野蛮或愚昧状态的同类相比,不过相对少一点罢了。因此,他们不仅要争利,而且对那些文明程度和他们不在同一水准上的落后的同类,很难平等待之。尤其当那些“文明社会”的通则在这些同类中行不通或遭遇兽性的反抗时,这些文明人品性中的兽性,同样会被激发出来。但是,如果因此而拒绝人性的觉醒,或者借此而赖在愚昧专制的社会状态中不走,拒绝向现代宪政民主社会前进,那就不仅大错特错、愚不可及,而且是冥顽不化,无可救药了!

  好吧,我们就拿这三条历史常识,来看看美国初创前后的印第安人问题和黑人问题。

  自十五世纪欧洲人发现北美新大陆之后,欧洲人陆续向这块神奇的土地移居,开疆拓土,建立新的家园。随着移民规模逐步扩大,和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必然激化。到了十七世纪,欧洲移民和当地印第安人的战争持续了数百年。问题是,应该用怎样的社会正义观和历史是非观来看待这场旷日持久、内情复杂的战争。

  其一,从一般道义上来说,欧洲人移居北美是“侵略”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的家园,具有“非正义性”。然而,印第安人进行的武装反抗并非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从而其“正当性”被大打折扣。比如,欧洲人最初登陆的时候,印第安人对他们往往视若神明,一些部落纷纷和白种人结盟,以共同剿灭敌对的其他印第安人部落。欧洲人正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在美洲东海岸站稳了脚跟。再比如,在北美,欧洲各国移民内部,也因争夺地盘和向殖民统治者争取独立而发生多次战争。印第安人为了报复和泄愤,也盲目地参与这些战争,从而铸下大错。在北美最初的三场战争,即七年战争、独立战争、和英美战争中,印第安人都站到了美国的敌人一面。这也是美国建国后仍然痛恨甚至屠杀印第安人的重要的历史原因。

  其二,以战争和屠杀争夺生存空间,不仅是人类野蛮时代的产物,就是今天的文明时代,也会局部发生,这是人类“兽性”尚未完全褪尽的典型表现,也是人类处于幼年、童年、少年时代不成熟的标志。有人会责问:其时的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正在把人们从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中唤醒,而这些沐浴着新时代人文精神的欧洲人为什么给印第安人带来的却是屠杀和种族灭绝?不错,作为兽性张扬的屠杀是有的,但种族灭绝是谈不上的,而屠杀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剖开肚皮,剁下四肢,这是印第安人招待俘虏的常礼,至于剥下头皮装饰居室,就是他们的著名传统了。人类历史要真是凶残者得天下的话,恐怕就应该是印第安人去占领欧洲了。 屠杀同样属于一面之辞。欧洲人最初修建的那些定居点,包括居民、士兵、房屋等等,经常会在几年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白人内讧的独立战争期间,印第安人也趁火打劫,搞了好几场大规模的屠杀。在美国独立以前,白人和红人基本上都是相互屠杀的,直到后来力量差距越拉越大,才变成了主要是白种人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失败原因的内部观察》)可见,在十七、十八世纪,当人类政治文明刚刚曙光初照的时侯,以战争和屠杀争夺生存空间的规则仍在大行其道,这道曙光根本无力阻止这个规则,因为整个人类刚刚开始从少年时代步入成年,或者刚刚开始摆脱兽性的束缚。尤其在初创前后的美国,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普选权”的覆盖面仅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白种公民,连本国的穷人、妇女、其他种族民众都没有惠及到,谈何“惠及”到一直与美国为敌的印第安人?因此,不看历史条件,硬要当时的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创始人将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施舍”给印第安人,这不是让他们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唐可笑吗?

  其三,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大批欧洲移民移居北美,建立国家,你能说这不是人类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难道不正是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脚步吗?这样的脚步你能阻挡得了吗?而从印第安人本身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仍然处于人类史前社会彼此征战、相互屠戮的原始部落时代,连国家的雏形都没有形成,如果让其自然进化到文明时代,不知要经过多少年。而欧洲人的“入侵”,在短短几百年间就把他们带入现代文明社会,结束了部落之间野蛮的战争和屠杀。当然,为此,印第安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从丧失家园到民族文化丢失,这对他们是不公正的。但这也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往往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结论,有什么办法呢?

  其四,印第安人的“种族”并没有被白种人带来的现代文明灭绝,恰恰相反,正是在美国健康发展的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给北美印第安人种族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制度保证。美国的法律规定,印第安人享有独立的对保留区内事务的管辖权,印第安部落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各部落政府与州政府平行,其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部落内的司法管辖权在部落法院,但联邦法院对部落内的法律事务仍有管辖权,印第安人受双重司法管辖,涉及非印第安人的案件由联邦法院审理。当然,这样的制度仍然无法保证印第安人的自治权得到完全体现,尤其无法保证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在和现代文明的撞击中不走向消亡,这仍然需要印第安人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利不断向美国国会和政府争取,而当下美国的印第安人恰恰获得了这样的政治权利。

  因此,借口美国初创时曾屠杀过印第安人而否认美国的初创者们在建立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制度中立下的巨大功勋,否认他们奉行的“普世价值”,是极其荒谬和愚蠢的。

  好吧,我们再从美国的黑人运动来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究竟在哪里。美国的黑人主要来自于移居北美的欧洲人对非洲黑人的胁迫绑架,他们被迫来到美国是当欧洲人的奴隶的。上面说过,美国初创时,所谓现代民主权利只被少数庄园主阶层享有。因此,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家都蓄奴,这并不奇怪。而美国创始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能够最终导引甚至保证公民权利不断向其他弱势阶层扩展。当然,这种扩展绝对不是统治集团的主动恩赐,而是靠弱势阶层自身的不懈争取和斗争。这种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宪法的方向和制度本身的设计,保证了弱势群体为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提供了合法和平的斗争平台。

  其实,早在1865年到1870年间,美国宪法的第十三条修正案、第十四条修正案、第十五条修正案就确定了黑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但由于坚决反对这些条款的南部白人集团重新掌握了政权,这些条款并没有认真执行,黑人被歧视甚至被奴役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联邦政府的官员们和北部政治领袖们也并不打算真正赋予黑人与白人同样的政治权利,他们宁愿让那些宪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他们“听任昔日的奴隶主白人主宰黑人的命运。总统不再关心民权法的实施,国会也没有制定新的民权法。最高法院不是宣布一些旧法违宪,就是对这些旧法作非常狭隘的解释而使其失去效力。对于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最高法院也予以这种有限的解释,使其不能达到保护黑人权利的预期目的。”(《美国式民主》第147页)

  可见,当时北方的白人政治领袖和南方的白人政治集团在遏制黑人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方面,有着一致的政治利益,他们不惜操纵联邦权力机构和玩弄宪法来维护这种政治利益。但是,他们却不敢公然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不敢公然镇压和取缔黑人为争取自身平等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在二十世纪蓬勃发展,愈演愈烈。看看美国联邦机构对黑人运动作出的种种政治反应,是颇耐人寻味的。

  一战前后,面对城市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他们要求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些想入主白宫的白人政治领袖们不得不重视这一支在选举中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选举团的特性和美国政治体制的格局,到20世纪30年代,对占据白宫的人——或者希望入主白宫的人来说——要无视黑人的心愿已变得很困难了。为了致力于平等保护的事业,我们的总统们转而任命赞成对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作广义解释的联邦法官。”

  20世纪50年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民权诉讼经过20年锲而不舍的法律抗争,开始显出效果。“在最高法院的领导下,联邦法官着手用第十四条修正案来推翻那些先前使该修正案不起作用和使联邦立法无效的判决。最高法院宣布政府强制实行的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为非法,并且清除了州和地方政府用来阻止黑人参加选举的大多数手段。总统们运用行政权力反对武装部队和联邦官僚机构中的种族隔离,并进而指示司法部实施现有的一切民权法律。”

  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作为联邦最高司法机构的最高法院和作为联邦行政权力最高首脑的总统都在竞相为黑人维权出力。他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吗?几十年前,他们曾极力反对这样做的。什么缘故使他们发生了如此180度的大转弯?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而这种政治压力以及这种政治压力的不断膨胀,正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本身造成的。就是说,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在坚守宪法基本精神方面,可以给争取自身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们以最大限度的政治活动空间,直到这些公民真正获得他们应得的平等权利为止。这种政治压力,终于迫使美国国会作出相应反应了。“1957年,国会排除了南部议员在参议院用冗长演说所进行的阻挠而制定了自南部重建以来的第一批联邦民权法。在50年代期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全国政府试图迫使南部诸州政府停止将黑人隔离到劣等学校、公园、图书馆、住宅里和下等的工作上。”

  但是,美国宪政作为民主政体,它允许不同利益集团都拥有维护自已政治利益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不仅黑人有争取自已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自由,而且那些反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利益集团同样有表达自已政治主张并开展政治活动的自由。因此,黑人在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尽管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反对力量依然强大,要让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律条文在现实中完全兑现,仍然要大费周章。如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为违宪后的十年间,南部大多数黑人儿童仍在种族隔离学校上学。北部城市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种族歧视依然如故。平等权利道路上的大多数法律障碍虽已土崩瓦解,但是大多数美国黑人仍然无法买到他们想买的房子,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作,为其子女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在街上行走而不受侮辱。这些一度以为是在南部存在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公认的全国性的问题。”

  就是说,在美国宪政历史中,同样存在关于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宪法条文被束之高阁、在现实中形同一纸空文、无法兑现或不能完全兑现的问题。但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可怕,纸上的东西和现实永远存在着距离。关键看两点:第一,作为体现公民意志的政府权力机构是否身体力行地朝着“兑现”宪法条文的方向不懈努力;第二,当民众为争取在现实中“兑现”自身民主权利而产生超出法律轨道和国家政治生活一般程序的冲突时,政府如何应对处置,朝哪个方向解决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为改变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现状的努力并没有消解美国的黑人运动,相反,这个运动却日益朝着“越轨”的方向发展,这在专制主义国家,早被当成“不应宽容”的口实而对运动实施镇压和剿灭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黑人运动在美国此起彼伏。1963年夏,由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示威游行发轫,一场几乎波及美国所有城市的示威游行、抗议或静坐示威轰轰烈烈地展开,许多地方还发生了暴力冲突;1965年,“非暴力”的示威游行、静坐抗议演变成暴乱,首先在洛杉矶发生了瓦茨暴乱,接着在1966年到1967年,动乱的范围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大,“动乱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1967年的底特律暴乱,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骚乱。”

  种族歧视引发的社会矛盾如此激化,应该是对联邦当局“宽容”政策的严厉警告。面对暴乱和动荡,美国政府为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时不得不进行武力(并非使用杀伤性武器,是使用诸如消防水枪、警犬和拘捕等)弹压。但是,美国政府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呢?从1963年到1967年,我们依次看看政府当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

  “许多城市颁布了民权法令。这年(1963年)秋季取消种族隔离学校比195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肯尼迪总统代表全国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全面的民权法案。约翰.肯尼迪已经与民权目标休戚与共。1963年末,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举国为之悲痛,这又从政治上进一步推动了争取联邦采取行动的运动。约翰逊总统把民权立法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过数月辩论,他在1964年7月2日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使之成为法律。”面对底特律暴乱,“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的内乱咨询委员会,”以“调查动乱的起因和采取措施以防止或控制今后发生这类动乱。”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不仅丝毫没有为政府和白人社会辩解,反而对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美国白人从未彻底理解的东西——也正是黑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东西——就是白人社会与种族隔离有很深的牵连。种族隔离为白人的制度所维护,为白人社会所容忍。……我们的国家正在趋向于分化成两种社会,一种是黑人社会,一种是白人社会——两种相互分离而又不平等的社会……而唯有联邦采取规模空前的全国性行动才能改变这种趋向……”(以上引文均摘自《美国式民主》第149至151页)

  可见,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动乱只是引起政府当局更深刻更全面的反省,以及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而不像我国眼下各级政府为对付群体事件而采取的“维稳”措施,只是进一步限制和缩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空间。两相对比,这正是美国宪政的成功之处。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黑人可以投票选举,能够在任何餐馆进餐,能够在旅馆住宿,而且数以千计的黑人已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美国式民主》第153页),当然,美国黑人被歧视的状况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甚至有些还很严重,特别是低收入的黑人阶层的状况还有待根本的改善,但美国联邦政府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美国黑人在美国宪政政体中获得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是有可能的。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建立或选择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能够导引和保证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斗争最终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空间呢?还是建立、选择另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用强权和暴力维护的始终是少数统治者的政治特权,而大部分人却长期甚至永远处于“被”生杀予夺状态或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状态呢?

  我想,只有在人性和兽性比例中兽性占压倒优势、且良知全无、极为冷血的人群,才会赞同第二种选择。对于这样的人群,和他们争辩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别过脸,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

  如此最好。

排行榜
三天
七天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