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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睿哲、何瑞安: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共识
2019-03-12 11:58:37
来源:The Brookings institute 作者:卜睿哲、何瑞安/曹源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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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党派的共识,并不能准确地解释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争论。遏制中国的政策缺乏来自公众的支持,这将继续限制美国采取冒险的行为。

  

        华盛顿内部已经就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采取更强硬、不那么克制的方式达成了新的跨党派的共识。根据这一观点,美国姗姗来迟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然而,由于现在它已经意识到了,它将采取积极行动对抗中国。

  然而,跨党派的共识,并不能准确地解释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争论。关于中国政策方向的政治辩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自一九七九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政治分歧。真正的分歧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而是政治中间派和政治极端派之间的分歧。在过去的两年里,关于中国的辩论更多地转向了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尽管如此,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趋势将持续多久。这场辩论远未结束,尽管一些人努力暗示,美国已走上了一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

  笼统地说,当下华盛顿对中国的共识代表着左翼的进步主义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种联盟。那些认为有机会在此时修改对华政策以解决他们的特殊关切的人,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鹰派、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大战略家。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以前也曾想对中国采取类似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等人也有类似的倾向。当时和现在类似,一位新当选的总统倾向于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在克林顿总统政府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商界逐渐将中国政策推向更加务实的方向。

  然而,实际上那个时代和现在有明显的不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拥有的综合实力仅占其目前综合实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并不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很少有人讨论中国是否会寻求将其政治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否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网络入侵仍然是科幻小说的主题,两国科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几乎没有被注意到。

  尽管如此,从那一时期汲取的三个重要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目前的情况。首先,中国的行动极大影响了美国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的看法。这些行动如何被美国的政治精英所感知,决定了他们的对中态度。

  第二,更进一步地,商界的态度非常重要。上世纪90年代初,商界带头呼吁克林顿政府改变对华方针。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在推进改革,为外国区域经理创造一个更友好的环境,这为美国私营部门支持加深中美关系提供了动力。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正在巩固一种不均衡的局面,即外国企业集团要与中国同行展开竞争,这使得企业界的关键声音越来越多地收回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主张。

  第三个关键教训是,美国总统在为两国关系定下基调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尽管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导致当前美国对中国态度的重新调整,他只是进一步表达了出来。在2020年大选期间,围绕中国的政治言论可能仍将充满争议,因为在如何让北京屈服的问题上,候选人都在相互较量。

  在特朗普政府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尚不太清楚。尽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烈和积极,但美国人对中国还没有达成共识。盖洛普(Gallup)、皮尤研究中心(Pew)和芝加哥理事会(Chicago Council)的公开民调数据表明了这一点。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或者说,这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

  遏制中国的政策缺乏来自公众的支持,这将继续限制美国采取冒险的行为。在缺乏针对中国采取更激进策略的公共联盟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将很难维持纯粹对抗的策略。正如特朗普政府利用关税迫使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投降的努力表明的那样,双边关系是一场两方博弈,中国有充足的工具对美国的行动进行报复。除非美国公众相信有必要做出实质性的牺牲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否则他们将会厌倦为了不确定的长期收益前景而接受眼下的直接经济打击。这一点中国人很清楚,也很善于利用。

  鉴于目前的情况,一个关键问题是,华盛顿内部存在的、围绕着对抗中国这一问题的紧迫感,将成为公众对中国态度持续强硬的一个风向标,还是成为美国公众转而平衡美国政策圈热情的标志。虽然目前的答案还不清楚,但美国的最终答案可能会受到中国内外行为的影响,以及美国商界对寻求建设性的、注重结果的对华态度的热情程度。美国更具对抗性的政策是否会让中国在美国的优先事项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以及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立场是否会继续两极化的2020年大选结果,也将被纳入考量因素。

  建议系好安全带,因为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争论远未解决。

(原标题:The China Debate Is Here to St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