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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中美关系重在补“政改”之课
2020-07-13 10:58:41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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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估计,在中国整个知识群体中,持各类“左派”、尤其是“毛左”三观的人,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甚至还要多。

  我心里很清楚,写下这个题目为时已晚。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中美关系的恶化正如坊间所传,已如“自由落体”,双方势不两立的死磕局面大致已“尘埃落定”。实质上,如果胡温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虎头蛇尾,甚至“无疾而终”,如果习李时代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上不是大踏步后退,将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政改成果毁于一旦,如果中美贸易战初期中共哪怕在“左转”进程中稍微退却一步,哪怕朝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稍微挺进一步,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绝对不会如此糟糕,中共执政集团的国际形象也不会如此难堪,新一轮“次冷战”也不会如此迫在眉睫,剑拔弩张。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同在全球化经济的供应链上,两国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美关系向好和可持续的立足基石呢?道理非常简单:美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它二战之后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及价值观,就是反对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专制制度,并以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为政治宗旨。因此,美国欢迎中国改革开放、支持中国进世贸组织并大幅扩大中美贸易、增进中美经济及各个领域交流的初衷,是期望中国在融进经济全球化浪潮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由一党制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

  我这样说,国内的毛左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他们会怼我:中国为什么要仰美国人的鼻息?你不知道所谓的“制度转型”,就是美国多年来希望中国发生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吗?如果美国的“初衷”是这样,只能说明“美帝亡我之心”仍然不死,而你如此迎合美帝的“初衷”,实质上充当了“汉奸”、“卖国贼”、“美狗”的可耻角色。

  不错,希望中国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是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但是,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现制度转型,不是美国人的事情,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因为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国门被“坚船利炮”撞开之后,在中国实现由皇权专制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也一直是他们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你能说当年康梁倡导践行的戊戌变法对晚清王朝是“和平演变”?你能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对晚清王朝来说是“颜色革命”?对此,毛左们会马上反驳:可新中国建立的不是皇权专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无论为这个制度加上怎样冠冕堂皇的头衔,说穿了就是一党专制。这样的一党专制,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就在中国大陆搞过,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瞧,中共建政之后的70年,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实施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这种由政党、领袖、主义三位一体实现的一党专制,好不好呢?不好,肯定不好,因为和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当年蒋介石国民党搞这个“三位一体”的一党制时,中国共产党就强烈反对过。不妨将1943年中共的《新华日报》中摘引一段话来佐证:“为什么不搞多党制?怕什么?想来想去,可能怕失去权力。为什么不搞司法独立?恐怕是怕被审判。为什么不搞宪政?怕不能以权谋私。为什么要搞党国?党无非是个社团组织,怎么能代表国家?为什么不搞新闻言论自由?怕民众不再被愚弄。为什么不搞直接选举?怕做不了官了。”据说,这番慷慨激昂、正义凛然的雄辩,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可见,当年的中共比谁都清楚一党专制不好,不仅不好,而且近乎恶贯满盈了。然而,中共一旦夺取了全国政权,为什么要大搞特搞当年他们十分憎恶的一党专制起来了?有一种说辞,那就是中共的一党制和国民党的一党制不同,中共的一党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是为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的。而当年毛泽东就开诚布公地宣布过中共的这个最高政治纲领。既然有“最高”,那当然就有“最低”了。那么,中共的最低政治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实现由多个阶级和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宪政民主”,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然后过渡到共产党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这个理由说白了,就是共产党一党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肯定要比多党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前者肯定要比后者更民主,更能解放生产力,更能让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这话也对,你不让他试一下怎么知道他这个理由不对呢?而历史真的给了他一个试的机会。结果呢?试了三十年,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洗劫”收场。你说中共一党制可以给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政治迫害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哪怕说一句“党和领袖”的“不是”,就会遭到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你说中共一党制下的社会主义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但举国民众哪怕买一块肥皂、割一斤肉、扯一尺布都要凭票供应;你说中共一党制下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会极大地丰富,文学艺术会呈现极大的繁荣,但怎么弄到最后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像令几十万知识分子遭殃的反右运动、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就不必说了,仅那导致数千万人受迫害的“浩劫”就占了三十年中的三分之一时间。像这样的一党制恐怕比当年国民党的一党制还要坏吧?实质上,共产党一党制政权造孽的情况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全世界皆然。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清楚,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说过的一句话:“列宁主义已经被打得粉碎了”。既然如此,他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将列宁主义坚持到底呢?如果说他坚守的是一种政治信仰,那是站不住脚的。中共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呢?就是造福中国人民,争取人类最后解放。结果这样的政治信仰弄出的政治实践造成了这样大的灾难,让中国人民受尽了痛苦和迫害,这样的政治信仰还值得坚守吗?说穿了,个中真正的原因还是毛泽东自己当年所说的:舍不得失去手中的权力呀!

  列宁主义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这是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的决心所在,也是他老人家通过近三十年的折腾翻然醒悟痛定思痛得出来的结论。中共不仅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市场经济,而且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指出的政治方向。

  但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其政治目标是不是像中共当年指责国民党一党制时所列举出来的种种理由那样,必须放弃中共的一党制,真正实现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梦想,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现代宪政民主性质的共和国呢?国民党一党制加共产党一党制将现代中国磨难了大半个世纪,酿出了无数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血腥灾难和悲剧,无论有多少理由,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锁定在由一党制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这种转型上,相反,他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恰恰将这种转型的所有通路统统堵死,实质上是铁了心地继续维系中共的一党制政体。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即坚持一党制,而其他三条都是为之铺垫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中国改开走市场经济道路,实行生产资料多种成分的混合所有制已经远远脱离了列宁主义关于清一色公有制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定义,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一“天条”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框架中,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无论是否名实相符,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是万万丢不得的,这仍然是奠定中共合法地位的金字招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在中国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委婉的代称,其中的历史渊源在于中共建政之初想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再搞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必须联合各阶级和党派参政议政,是一个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因而这个时期的“专政”不能直接称“无产阶级专政”,用“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合适。但是,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共建政后没几年就抛弃了当年和各民主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将“人民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变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并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这两个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而改革开放之后将“七五宪法”中赤条条的“无产阶级专政”提法返回到“人民民主专政”,暗含了“人民民主专政”依然以共产党为领导这个历史上的“约定俗成”,实质上就是依然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政治信仰和国家学说,中国还有别的党派以此为旗帜吗?可见,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彻底断了由一党制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切后路。

  当然,邓小平并不糊涂,他清清楚楚宪政民主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必将走上这条“必由之路”。但他认为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当下条件远远不够成熟。邓小平可以列举种种理由说明这一点。比如当前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或政治党派能够取代共产党对中国进行领导和治理;比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如果搞多党制必然天下大乱,重新回到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四方割据、国家分裂的局面等等。这些理由当然都有些道理,但事在人为,历史发展并无不可跨越的障碍,时代前行也无不可变更的条件。以一个经营了几十年的大党如今政权在手,军队在握,比当年立宪派、革命党人为举“宪政、共和”之旗所面临的险恶政治生态和单薄历史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只要精心培育、呵护中国宪政民主的新苗,给它以健康的成长环境,这棵新苗是肯定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当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只是顺应了民意,并没有刻意地进行系统的宪政训练和转型准备,不是也成功地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吗?难道中共面临的压力和困难还比孤悬海外一隅的国民党政权大?实质上,纵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拒绝放弃一党制,只有一条理由是最根本的,那就是中共政治统治集团在几十年的权力经营中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特权,这种政治利益和特权非要用一党专制来保护不可,一旦把宪政定为政改目标,则所有这些利益和特权将彻底丧失,终成南柯一梦,这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万万不能答应的真实理由。

  这就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中国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能走多远?它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时代由一党专政所带来的深层次的体制性弊病?如果不能解决,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它给今后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前途?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大致做了这样几件主要的“大事”:其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其二,重建中共核心层的集体领导制,实施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其三,创立中共最高领袖的半退机制,即中共主席或总书记任满退位后,仍保留一定职务,以坐镇、监督或协同下一任主席或总书记的领导工作,一方面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贯性,另一方面防止党的核心层因执政观念和思路冲突引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斗争。实质上,这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半退机制到胡锦涛总书记任满退位后,就结束了;其四,党政分开,等等。其他还有,难免挂一漏万。但我看关键的就这么几条。我们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改思路中,政改目标的主要落脚点应该放在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防止党的核心层中个人专断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否以此认为,过去近三十年所产生的全部问题的总根子,就在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而领袖的个人专断是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产生的,是党的高层领导机制出了问题。因此,似乎解决党的最高领导层个人专断的问题,改进党的领导机制,并在全盘工作中实施党政分开,就能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避免重蹈文革这样政浩劫的覆辙。

  但我不相信邓小平会如此自欺。以邓小平极为丰富、深刻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他岂能不知道毛泽东时代所有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都出自于一党专制,他岂能不知道任何政党、任何统治集团只要长期垄断政权,就没有不被权力腐蚀的道理。但是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对山一样无法撼动的党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和特权,面对他自己及亲属也卷入其中的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只能走到这一步,而且走到这一步,也非常不容易。无论这一步如何隔靴骚痒,如何虎头蛇尾,如何功亏一篑,如何前功尽弃,但这一步是必须肯定的,它毕竟使党的高层出现了些许“民主集中制”的新气象,毕竟规避了党的核心层内残酷血腥、毫无底线的权力斗争,毕竟使党的最高权力能够在和平有序中交接和继承,而从整个体制性质来说,这些党内的政治改革将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推进到改开时代的威权体制。这样的政治进步,仍然可圈可点,难能可贵,它使中国人民获得的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巨大而深刻,其意义和价值仍然重大。

  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样大的历史趋势下,威权体制致命的要害,就在于毛泽东时代一党制下那些深层体制性弊病,会在新的社会生态中迅速发酵膨胀,且愈演愈烈。比如吏治腐败,在中国走向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之后,各级党政权力增加了大量的与社会经济活动接触的机会,为权力谋私、权力寻租以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从而使吏治腐败以空前的速度、广度、烈度和深度在中共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各个领域中蔓延,且呈不可逆态势。而吏治腐败以惊人的连锁效应败坏着整个社会,它以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方式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整体崩溃,而这三大体系崩溃产生的连锁效应也是惊人的,比如社会正义不彰、社会公平缺失、司法公正难求、假冒伪劣横行、贫富差距悬殊、医德师德败坏、政府侵权不断、群体事件频发、官民对立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等。

  毫无疑问,中国改开中后期上述深层次的体制性弊病爆发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一味地坐视不管,任其发展,这个社会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然而一味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文已经说过,一党专制产生的深层体制性弊病,只有在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当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将这个转型的所有路径堵死之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路径和思想资源,只有回过头来到毛泽东时代那里去寻找了。我想,当下中国大陆至少有数亿“毛左”们坚信,彻底解决当前不可逆的吏治腐败及其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惟一的路径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运动,均以以铁腕手段极为有效地整治、肃清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走资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腐败分子,从而弘扬了社会正义,净化了社会风气,扶正了社会价值观,美化了社会道德环境。但这些毛左们根本不知道,当年毛泽东所整肃的主要目标,根本不是党内的腐败分子,而是党内外那些没有站在他的“路线”这边的人。借问,当年被毛泽东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作为“走资派”被整肃的各级党政领导,他们贪腐了多少巨款?包养了多少情妇?插手了多少工程?不仅如此,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几乎都是以政治迫害为目的,以此形成的畸形的人际关系种下了无数人性之恶的种子,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这些种子无不开花结果,“茁壮成长”;至于文革期间变本加厉地加速个人集权的极权架构,在党内外的政治生态中铺就了等级、特权和腐败的更加肥沃的土壤,当年这片土壤中最初长出的腐败“幼苗”就是所谓的“开后门之风”,而这幼苗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呵护”。实质上,改开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吏治腐败和社会腐败,就是由这“幼苗”一步步长成的“参天大树”。

  总之,一句话,面对体制性深层弊病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有两种“从根本上解决”的路径和思想资源,一种,就是借鉴、运用西方人民和中国人民为争取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积累下来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政治实践成果,实现由中共一党制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这无疑是一条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但是,要将这条路走通,必须将被四项基本原则堵死的通道统统掘开。另一种,就是回过头来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实现由改开后的威权体制向毛泽东式的集权甚至极权体制倒退和回归。走这一条路的结果,无疑是抽刀断水,引鸩止渴,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不仅如此,走这一条路还必然产生一个极为要命的“副产品”,那就是党的核心层权力向个人手中集中的回归,就是邓小平之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走向瓦解,甚至个人专断或“个人迷信”会卷土重来。实质上,列宁式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尤其是核心层架构,天生就是一个集权坯子,一是其金字塔结构,全党各级党员必须无条件听命于处于塔尖的核心层领袖集团的意志和决策;二是党的实验性、运动式的政治实践都出自于人为的“设计”、“方案”和“计划”,而这些设计、方案和计划必须出自于党的核心领袖集团,具有很浓的个人色彩,且不容两套设计、方案、计划共存。如此,举凡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出现社会政治危机时刻,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在领袖集团中的“总设计师”手中,便势成必然了。因此,所谓“集体领导”在列宁党内永远是一种暂时的过渡,个人专权甚至个人独裁才是常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邓小平改开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将前功尽弃,付之东流。

  我们看到,究竟选择哪一种路径和哪一种思想资源,取决于中共核心层最高权力的继承者,取决于这些继承者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三观”、思想倾向和政治视野。我记得坊间有这样一个传闻,中共元老陈云曾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还是让我们的后代接班好,至少他们今后不会挖我们(共产党)的祖坟。我不知道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但是自胡锦涛总书记离任后,从中共“红二代”中选拔中共核心层最高领导人,今天已经成为事实。而在胡温离任之前的几年内,当时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侯选人有两位呼声最高,一位是习近平,另一位是薄熙来。这两位的父辈都担任过中共重要的领导职务,是中共的“重臣”。习薄博弈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胜出,而以“西南王”著称、以山城“唱红打黑”运动轰动全国、吸引了全国人民眼球的薄熙来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

  问题是,如果陈云真的说了这个话,如果这个话真的成了中共选拔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标准,如果今后党的领导中坚真由“红二代”们组成,那么这些遗传着父辈“红色基因”的“接班人”,会为今后的中国选择一条现代宪政民主之路吗?对这个问题,我曾有很大的困扰。我本以为,像习近平、薄熙来这样具有政治才华和潜力、并在从政经验、年龄段达到“接班”的成熟要求的红二代,尽管他们从小接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熏陶还是毛泽东那一套所谓“革命传统”的东西,但他们三观成熟的中青年时代却是在改革开放中度过的,期间,他们经历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经历了中共反思文革、进行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而他们从政的岗位和城市,拥有面向国际社会开放、进行国际交流的诸多条件和机遇,在和国际社会和西方世界的接触交往中,他们理应获得中国融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必备的知识、视野、胸襟和情怀,尤其应该获得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基本知识的储备、民主思想的熏陶和宪政素质的养育。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我大错特错了。直到最近两年,有人告知我诸多将帅之后聚会,多以“红色基因”炫耀,多以传承“毛式”革命传统自许。我虽然吃惊,但也见怪不怪,毕竟高层“红二代”们那些经典“革命言论”我时有耳闻。然而,当朋友告知我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同事圈、甚至名牌大学的同学圈,均由“毛左”们压轴,一些发表“自由派”看法的人遭到“群起而围攻”、直至被“踢”出群,我才震惊了。改革开放之后,对列宁党一党专制的反思和批判,对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十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不是理所应当由中国知识群体、至少由其中的大部分人首先进行吗?因此在我长达数十年的“想当然”中,中国老、中、青三代知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理应是“如假包换”的自由主义者。今天,我这个“想当然”被彻底颠覆了。比如我所在的单位也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近两年我从单位同事圈中竟然发现,像我这样持自由派观点的人除了我,几乎没有见到第二个!或许有,只是感到自己太孤立,不愿意加入这个“毛左”们压轴的群罢了。所以我估计,在中国整个知识群体中,持各类“左派”、尤其是“毛左”三观的人,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甚至还要多。

  而更可怕的是“毛左”们的“三观”,其内在有着完整的逻辑自洽,毛左们的整个思维活动无法出其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成熟且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和知识群体中产生的“磁场效应”是巨大的,难以想像的。我突然想到,如果连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毛左”思维的笼子,那么在中共高层“接班”的这些“红二代”,他们的“三观”又能高明到哪里去?他们身上的“红色基因”又能产生何种力量让他们冲出“毛左”思维的笼子?而如果他们在国家权力的高位上用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毛左三观”甚至“文革思维”去进行国家治理,实施社会实践,制定外交战略,是不是有点儿细思极恐,不寒而栗?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几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积蓄起来的党内政治力量,绝对会形成那些向“左”转、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倒行逆施的政治障碍,而处于中共权力高位的“红二代”们即便骨子里仍然由“毛左三观”压轴,但其站在国家治理和中国外交这个全局性的高度,也不可能无视现代社会条件和发展进程的新特点,不可能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无视国际社会的新格局,不可能无视党内反对力量的巨大存在。然而,毛左“三观”的“内逻辑”是顽强的,它足以控制一个人的思维定势和情感倾向,它不可能不在中共主政者关于国家治理和国际外交的主体思路上顽强地表现出来,尽管这些表现的方式可能是隐晦的,曲折的,矛盾的,加以伪装的。笔者不才,不妨将毛左“三观”中几个主要的“压轴观念”列举如下,并逐一点评:

  第一,美帝国主义正如列宁所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头子,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正在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天一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终有一天要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红旗必将插遍全世界。美帝是纸老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美帝丢盔弃甲,满地找牙,充分说明美帝是纸老虎,并不可怕。总之,人民必胜,美帝必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

  点评:那种以争夺殖民地、进行世界战争的方式实现资本扩张、夺取国际市场的初始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二战后由美国牵头发起建立的国际秩序,着手彻底解决殖民地问题,各列强国家陆续退还了殖民地,各曾经被占领、被殖民的国家都相继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这种独立和解放是在殖民地本国人民的奋斗努力和其“宗主国”妥协退让的双方配合中实现的。这说明,在美国主导下,发达国家开始尝试将赋予本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扩展到国际社会的国家关系中。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其制度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新问题新麻烦,但总体而言,它们实行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仍然代表着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否则,就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形成的中美差距,中国短时间内是无法赶上去的,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主政者,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无论在国家治理还是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中,都会犯大错误的。要清楚,毛泽东当年的上述一套说辞是在两个世界阵营对抗、中国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特殊历史情境中说的,是他为别人编织的思想笼子,他自已未必真信,否则,他就不会在文革后期联美抗苏了。至于邓小平,他内心深处就更不相信这套说辞了。怕就怕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持毛左“三观”,骨子里对这套说辞还深信不疑,且以此为内政外交指南,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全世界将来都要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刻骨仇视,他们总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要时刻牢记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阴谋活动,时刻防备他们随时可能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我们要立场坚定地与之斗争,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要同仇敌忾,无情打击;既要有理有节,又要打蛇七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评点:列宁式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二十世纪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在各国已经宣告失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已经公开抛弃了列宁主义清一色的公有制,走上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创建市场经济所借用的思想理论资源,是从“西方敌对势力”那里“盗”来的“火”,已经和原教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和马克思列宁在其理论构想中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分道扬镳。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心知肚明的,因而他公开承认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实在处于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所以用“特色”两字加以掩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相比,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坐标上,还处于落后位置。如此,在国际社会秀中国制度优越的肌肉,实质上是一种自取其辱的愚蠢和笑话。而更要命的是这种与西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为敌的敌对思维。也就是说,以“毛左”们的价值观而言,他们一直把共产党一党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成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腐朽反动的政治力量。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消灭、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这就是“毛左”们极端仇视西方民主制度的“敌对思维”。实质上,“毛左”们这种敌对思维在其性质上,是一种现代专制制度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敌对思维,而这种敌对思维往往是无底线的。因为在国际社会中,举凡那些仇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形成敌对关系的专制国家,一般都会得到中国“毛左们”这种对西方的“敌对思维”的站台、支持和援助。而这些专制国家往往对内犯下了迫害本国人民的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的滔天罪行,毫无底线可言,对外则肆无忌惮地不讲规则,不讲信用,不讲契约,穷凶极恶,泼皮耍赖,无恶不作,通常也毫无底线可言。因此,中国这种敌对思维对这些专制国家的支持和声援,实质上就是对这些专制国家迫害本国人民的毫无底线的反人类罪行的支持,就是对这些专制国家毫无底线地破坏国际规则、破坏国际诚信、破坏国际道义的恶行的支持,长此以往,结果到头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也弄得毫无底线、形同泼皮无赖了。比如,反美的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政权犯下了屠杀百万本国百姓和外国侨民的滔天反人类罪行,其中包括几十万中国华侨,当时的中国政府竟然不顾中国华侨几乎被波尔布特政权屠戮殆尽的血腥现实,反而对波尔布特政权鼎力支持,中共领导人还对波尔布特大肆屠杀本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赞赏有加。据说,当越南因本国侨民被杀而用武力向波尔布特政权讨说法、并一举推翻了这个恶魔政权时,中国居然发动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来报复越南,以表达对波尔布特魔鬼政权的支持。可见,中国这种“逢美必反”的敌对思维早已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和国际道义的底线。至于中国官方运用这种“敌对思维”对伊拉克大独裁者萨特姆政权的支持和对利比亚独夫卡扎菲政权的支持,丑态毕露,不说也罢。当然,也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对他们所认为的“专制国家”不同样以“敌人”相待,不同样针锋相对,无情打击,采用各种手段想搞垮人家,他们运用的不同样是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思维”吗?说对了。西方民主国家对所有专制国家,的确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敌对思维,尽管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对其他国家亲疏远近的关系中夹杂了大量的本国利益考量和其他外交策略因素,但其主流和基本原则却以专制国家为敌。因此,仅就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专制国家的“敌对思维”来说,它和专制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对思维”相比,其本质的区别就前者是有底线的。什么底线?就是人性的底线,人道主义的底线,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底线,尊重任何现代独立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底线,还有就是国际规则、国际诚信、国际道义的底线。比如,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不可谓不残酷无情,不可谓不你死我活,甚至还对日本本土扔了原子弹。但战后美国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去霸占日本国土,剥夺日本主权,掠夺日本资源,奴役、屠戮日本人民。相反,在一个不长的过渡时期之后,美国就撤走了大部分军队,恢复了日本的国家主权,帮助日本重建了宪政民主制度,并以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日本重建战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几十年后,日本就发展为一个经济、科技强国。还有美国战后大规模援助欧洲进行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及其产生的巨大效果和影响,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中国必须彻底放弃以专制对民主的“敌对思维”,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政治制度真实的历史定位,站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坐标上看待西方世界,并以此为中国外交路线的指南,做到有底线,讲规则,讲诚信,恪守契约精神和国际道义,支持所有国家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才可能真正搞好和美国及西方的关系,才可能摆脱“战狼外交”造成的四面树敌、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外交窘境。

  第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阵地,占领整个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阵地。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们实行“舆论一律”,是的,我们就是要实行“舆论一律”,我们的“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但却允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风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的舆论,也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一律,诸如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党的领导等基本问题上,应该是舆论一律。另外,在整个社会舆情的掌控上,要以宣传“正能量”为主,要抵制那些盯住社会阴暗面、别有用心地用各种“负能量”的东西瓦解人民斗志、抹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反动言行

  点评: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真理,自以为在引领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道路,这是所有列宁式政党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封杀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思想专制主义堂而皇之的理由。在这样的理由下,他们不仅将一种血腥的现代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强加给本国人民,而且以“阶级”划分层层的政治等级,并将所有反对他们倒行逆施或对他们不满的人、阶层、社会群体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其他什么“反动分子”,如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地、富、反、坏、右”,然后名正言顺地剥夺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实质上,在所谓“舆论一律”问题上,哪有什么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分,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吗?他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批评,有错吗?为什么就把他当成敌我矛盾打成反党集团呢?实质上,1959年下半年中共庐山会议之后,三面红旗运动造成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广大农村众多基层干部感到问题严重,表示不满,颇有微词,结果一场反右倾运动将他们统统打成右倾分子,人民内部矛盾顷刻转化为敌我矛盾,这些基层党员干部对造成巨大灾难的三面红旗运动难道有一丝一毫批评的权利和自由吗?至于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哪怕对文革造的孽说半个不字,就会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借问,哪有什么“社会发展规律”?哪有社会科学真理统统掌握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手中?哪有什么“先锋队”?哪有什么“人类最后解放的道路”?如果这些都有,为什么举凡夺取国家政权的列宁式共产党几乎在各国都造成巨大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甚至制造了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人道主义悲剧?再有,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贫富在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上都是一律平等的,由于所有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一旦长期垄断权力,则不可避免无一例外地会被权力腐蚀,会利用权力谋私寻租且剥夺奴役广大被统治人民,因此,其一,必须由全体适龄公民通过选票选择执政集团;其二,必须对所有选举产生的执政集团及其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防止由他们长久垄断国家政权;其三,所有公民拥有对执政集团和任何政府官员的批评监督权利,民意机构可随时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官员;其四,任何公民或合法的政治组织、政党,都拥有竞选执政地位的平等权利。由此,以对执政集团是反对还是拥护来划定“革命”和“反革命”,是极其荒谬的。在现代民主国家,除了违法犯罪分子和纳粹党这样以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为政治目标、并形成颠覆民主国家政权的实际行动的犯罪分子之外,没有“反革命”,没有“政治犯”,更没有政治上的“贱民”阶层和所谓的“思想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一代新领导人之所以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要对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冤假错案平反,之所以有取消全国所有“地、富、反、坏、右”的“贱民”身份,恢复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之所以要反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之所以要搞党内的集体领导,就是因为他们从文革的惨痛教训中醒悟到上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观念的错误和荒唐,意识到说党的领袖集团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掌握了“宇宙真理”,实质上是一种可笑的自欺欺人,意识到以执政党及其最高领袖的政治利益为核心在本国公民中划分“敌我阶级”、政治等级和“政治贱民”的做法是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潮流而动,终究要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正因为如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党的最高领袖集团才几乎整个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而邓小平等人为保证党的最高层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并苦心孤诣地制定一整套防止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的制约程序,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在保留一党制前提下毛泽东式的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仍然有重复发生的土壤,党内一旦出现个人专断,则意味着党内外的所有言路都会堵死,全党全国全军围绕一个人的思想意志转,出现大错的机率几乎不可避免,而一旦发生大错则党内的纠错机制统统失灵,再次发生文革那样的悲剧就不奇怪了。

  可怕的是,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所拥有的那份清醒,他们的历代后继者是否也拥有呢?以“红二代”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而言,他们是否理解前辈们这份难以启口的清醒,他们是否理解前辈们清醒着但又不得不欲盖弥彰顾左右而言他的苦衷呢?他们是否理解前辈们表面上仍在信奉着马列主义理念的“天条”,但心里却另想一套行动上也“另有分寸”呢?他们是否仍在内心坚信着上述马列主义的“天条”,一旦党权在手,就梦幻着自己已经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甚至“宇宙真理”,就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正在成长为毛泽东那样的伟大领袖,成长为党的“核心”,因而凭着一已之力就可开创一个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新时代”?是的,如果没有这份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宇宙真理”的自信,怎么可能向全党提出向“核心”看齐的要求?怎么可能亮出“不准妄议中央”这把刀子去封杀全体党员的口,封杀全国人民的口?“不准妄议”的理由何在?其马列主义的原理何在?不要说当年的马克思了,就是列宁,也没有对党的核心层和全体党员进行过“不准妄议”的封口,相反,列宁曾竭力提倡党的核心层就党的基本路线、重大决策进行公开的、平等的讨论、批评、争论和辩论,提倡广大普通党员关心、甚至参与这些讨论、批评、争论和辩论,以发挥党内民主,防止个人专断和重大的决策失误,增强党的纠错机制。实质上,毛泽东时代党的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错误都是在“不准妄议”这把刀子对党内外言路的封杀中产生的:彭德怀的“妄议”让自己在政治上遭受灭顶之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妄议”更为自己埋下了天降大祸的祸根,试问,如果当时党的核心层允许“妄议”,允许对党的重大决策和基本路线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争论和辩论,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可能发生吗?文革这样的“十年浩劫”可能发生吗?可见,每当党内有人亮出“不准妄议”这把刀子以封杀党内外言路时,除了党内高层或国家安全出现突发危机之外,往往象征着党内个人专断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党的重要决策铸成大错的机率大大提高了。

  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然而,瞒和骗在中国并不仅仅是文人的事,是文艺的事,更大规模、覆盖全国的瞒和骗,则是中国历代君主统治者的专利和拿手好戏。而他们瞒和骗的动机,倒不是什么“不敢正视人生”,而是为了维系手中的权力而必须愚民。至于中国瞒和骗的传统到了中共手中,则被运作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你能想像得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其真相竟然被中共掩盖得严严实实,同时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居然几乎没有一桩真实的消息被披露到海外,这种铜墙铁壁式的“瞒”和登峰造极的“骗”,恐怕中国历代皇帝都难望其项背吧?更加可怕的是将这种巨大人祸掩盖起来并缀上光环的“底气”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它从何而来?这个底气,就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宇宙真理”而来,就是从执政者“肩负人类最后解放使命”而来,就是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十二分自信而来。而正是由于这种丧心病狂、无耻之极的“底气”,所以这些巨大人祸的制造者们不仅作起孽来无耻无畏,毫无底线,而且“瞒”和“骗”起来也无耻无畏,毫无底线。因为即便中国历代中最残暴的皇帝,他也不敢拥有这样的“底气”,不敢把灾祸全部隐瞒起来。如果遇上个稍有恻隐之心的皇帝,说不定他还会下一个“罪已诏”呢。而今天的“瞒和骗”呢?我居然看不到有丝毫“改观”的迹像。大陆官媒对香港反修例事件的报道,究竟掩盖了多少真相?夸大、歪曲了多少真相?制造了多少谎言?以致于几乎整个大陆所有民众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这场百万香港人民参加的争自由、争民主运动的整体性质变成了一场罪不可赦的“港独”运动,变成了一场想把香港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暴乱!至于网络上对批评声音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负能量”的封杀,已经到了以“敏感字句”封号删贴、砍杀文章的疯狂程度,如今大陆整个互联网了除了对执政者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马屁文字和隔靴搔痒、无病呻呤的垃圾文字外,能够公开发表的稍有思想含金量的文字,还能剩下多少呢?而所有这一切,不就是紧紧围绕“瞒和骗”所作的功课吗?而这样的“瞒和骗”却是在网络时代、智能时代、太空时代——即地球村的所有事情都可以“一览无遗”的情况下霸王硬上弓地干出来的。这样干的“底气”,是否仍然出自于当年公然宣布“舆论一律”的那些振振有词、天经地义的理由,因而显得格外无耻无畏,没有底线呢?

  邓公的历史功绩在于举国对外开放。当中国融进国际社会中时,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家关系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立足的根本,就是诚信和契约精神,就是平等、对等的信息交流。如果一个大国不仅在国际信息对内反馈时对本国人民大搞“瞒和骗”,而且在国内信息对外交流时对国际社会也大搞“瞒和骗”,那么这个大国的尊严、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是否会崩盘呢?对这个问题,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难道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

  可见,如果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的主政者整个思想仍然停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天条”理念上,并一味自信自己掌握了“规律”和“真理”,从而与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敌,其后果必然是顽强地拒绝融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之中,其外交政策走入四面树敌、进退失据、左支右绌的困境之中,就势在必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无数先烈用他们不怕牺牲、顽强奋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创业精神”所形成的“延安精神”,已经铸成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这红色基因今后在中共领导的漫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征程中,必将代代相传,永保中国革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点评:平心而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包括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的确艰苦卓越,不同凡响,尤其是其中无数牺牲者奋斗的初心的确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解放。而上述的“延安精神”也的确可圈可点,有诸多可取之处。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整个文明史中,无数仁人志士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作出的无私牺牲,以及他们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来都不绝于缕,“代代相传”。就拿中国的近现代史来说,这种精神的传承不仅在中共的“革命”中,也存在于孙中山国民党进行的“革命”和民族斗争中,还存在于当年维新派、立宪党人为争取现代宪政民主的斗争之中。然而,以一党、一派、一个政治团体领导的“革命斗争”可以铸就“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说,就显得相当荒谬了。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上,举凡以暴力夺取全国政权、且长期垄断、霸占国家政权为政治目标的政治集团及他们领导的什么“革命”或“斗争”,从来不会铸就什么“为人民谋利、为民族解放”的什么“基因”,中国无私的公共精神和牺牲精神从来都是零星地、局部地、甚至昙花一现地出现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一些特殊、特定的历史场合,比如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比如一些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和民间人士为争取百姓的休养生息和社会公平而与暴政抗争等等。一句话,这样的公共牺牲精神在中国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它既不可能形成什么“基因”,更不可能在以“打江山坐江山”为主旨的任何政治集团和统治集团中“代代相传”。因为举凡秉持“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团体和党派一旦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企图永久垄断之、霸占之时,它便无法逃脱权力的腐蚀,它就注定要走向公共精神的反面。而中共无疑就是这种以“打江山坐江山”为目标的政党,它建政后的“宿命”就是不可避免地走上现代专制主义道路,且命中注定地要被权力腐蚀到极致。它根本不可能形成什么“红色基因”,也根本不可能将公共精神“代代相传”,这一点,只要公布一下中共所有中高级领导官员的私人财产,公布一下中国当下顶级富人中中共高官们的“红二代”、“红三代”们所占比例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在当前腐败成风、乌烟瘴气的中共官场究竟还有多少“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恐怕人们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这正应了当年宋美龄针对延安清朴之风的一句话: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可见,所谓“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过是中国历代君主王朝“天朝上国、万世一系”梦想的现代版而已。

  实质上,要想使人类的公共精神能够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执政集团和民间中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恐怕惟一的路径只能是“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只有现代宪政民主的公民社会才是人类公共精神薪火相传的体制性保障。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称7月9日上午,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了“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王毅在发言中呼吁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他指出“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面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仅使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也让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民调机构多次民意测验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都高居全球榜首……”

  中美关系的恶化仅仅是“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那么中国多年来由执政党一手操纵的举国上下愈演愈烈的反美仇美教育和宣传,是否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然发推将新冠疫情源头甩“锅”美国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将新冠病毒改名“中国病毒”在后,究竟是谁在蓄意挑起中美冲突,是谁在刻意破坏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但是在中国的大小官媒上,你能看到这“一千个理由”的具体内容、具体说辞吗?哪怕有十条、一百条开诚布公、实实在在、诚心诚意的理由也好。相反,官方民间举国上下各种谴责、非难、怒怼“美帝”、甚至对美国疫情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谣言四起的“理由”和新闻,恐怕远远不止“一千条”,呈铺天盖地之势吧?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将美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中共对全国民众施以反美仇美的思想灌输,恐怕下足了几十年的功夫,甚或至今对此仍然乐此不疲、“身体力行”吧?说什么中国制度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这不就是赤裸裸地以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为中共的现代一党专制“正名”吗?如此说来,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是否还要倒退到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制,才算得上基于“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已经历过“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完成由传统农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型,正在实现由传统专制社会走向现代宪政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下,连当年晚清的“老佛爷”都知道顺时变通,决定走宪政政改之路,中共各位难道连当年的“老佛爷”都不如?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借问,中国人民真的有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吗?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中国人民连批评一下这个制度、或表示一下对这个制度的不满都会被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遭遇牢狱之灾。在这种暴政之下奢谈什么“人民的选择”,岂非无耻之极?而改革开放之后让中国大陆人民基本摆脱了贫困落后的,恰恰是因为中共抛弃了列宁式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制度”,采纳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恰恰是因为邓小平扭转了中共多年的反美立场,展示了面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诚意,主动融入美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从而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鼎力支持和援助等等。试问,如果没有这一切,中国真的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吗?如果把这个功劳算在“社会主义”头上,岂不荒唐?至于在一个对民众思想言论控制极严的现代专制国家搞什么民意测验,那就是一个笑话。当年伊拉克独夫萨达姆的民意支持率通常都是百分之百;而如果在中国文革期间对大陆民众进行民意测验,对文革的支持率绝对是百分之百,甚至大部分民众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但文革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和浩劫。总之,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在本国想取得“民意”的高支持率,真是太容易了,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奴化的民众即便统治集团做出违背他们根本利益的坏事、恶事时,他们也会投赞成票的。因此,一个专制或极权国家以所谓民意支持率来评判其统治集团的是非善恶,实质上就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

  二战以后,以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已经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为其坐标和准则,它向全世界任何类型和性质的专制主义宣战,它所秉持的价值观与所有专制和极权国家统治集团的价值观的对抗,已经是一个永久的国际主题。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不可能和平共处。为此,举凡专制国家所制造和犯下的所有反人类、反人性和反人道的灾难和罪行,举凡专制国家统治集团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所有迫害、奴役、屠杀的罪行,只要性质恶劣规模庞大,都会受到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制裁和强力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掺杂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多少国家利益及其私心,但总的方向和总体性质是伸张国际正义和国际道义的,是符合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的,也是防止人类走向野蛮的自相残杀以致被战争狂人拖向毁灭深渊的一道有力的屏障。而一个“规模以上”的大国,如果执意走现代专制主义道路,如果坚拒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采纳,如果一味维系统治集团的政治私利和各项特权,它的价值观就不可能不和国际社会和宪政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产生对抗,它就不可能不对本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政治奴役,不可能不封杀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溢出“大国影响”和“大国效应时”,它不可能不在自己的势力扩张中扶持专制国家为自己的国际盟友,它就不可能不支持几乎所有的专制国家在价值观、内政外交以及军事、政治、经济领域中对抗美国和西方世界民主力量,它也不可能在自己整个外交战略中不对国际社会施加本国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制度模式的影响力。而它最终形成和以现代政治文明为坐标的、以美国为首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战略对抗,就势在必然了。

  因此,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共新一代的领导执意坚守列宁党陈腐的理论观念,执意中止并推翻邓小平进行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和改革成果,执意要走文革的回头路,执意加剧对国内民众的侵权行为,执意加剧对国内知识群体的打压和迫害,执意加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钳制和封杀。

  而只有彻底中止这些倒行逆施,恢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果,补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课,将中国的船头由倒退的文革方向彻底扭转到前进的宪政民主方向,融进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主流,才能化解中美交恶,才能解决中国大陆目前深层次的体制性弊病,才能顺利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坐标上实现祖国的政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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