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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重新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2019-02-26 15:42:29
来源:《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唐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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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是否真是一个安全困境,这种提问过于简单化了。以这种方式提问使得这一问题实质上难以回答。对冷战性质更为仔细的解读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的性质经历了数次变化。

  [“未名社科”按]对国际政治学者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至今仍然是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唐世平教授通过澄清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及其支柱概念“安全困境”,为这两场冲突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解读。

  文章标题为“未名社科”(“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微信公号作者)所加。

  安全困境的定义

  在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两个国家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然而,这两个国家不能确定彼此现在的或未来的意图(因为它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结果是,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害怕另一个国家可能是或可能成为一个掠夺者。因为两国都相信权力是获取安全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两国都寻求积累更多的权力。而由于即使是纯粹防御性的权力,都不可避免包含一些进攻性的能力,一方为了自身安全所采取的许多措施经常会威胁或被认为是威胁到了另一方的安全,纵然两国都仅仅想守护自身的安全。因此,另一方可能会采取针对这些防御性措施的反制举措。上述措施和反制举措的互动往往会强化它们对彼此意图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通过一种自我强化或正反馈机制:每一方都积累更多的权力却并不必然使它自己更为安全。这种恶性循环同样也可以导致不必要的冲突——战争威胁或战争。

  一战:一场螺旋模型而非安全困境的战争

  一战过去了一个世纪,学者们仍在就这场战争原因的性质争论不休。一派认为一战是“一场无意的战争”,主要由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引起。另一派则认为,一战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主要是由国家的好战性,尤其是德国的好战性,所引起的。对螺旋模型与安全困境模型的严格区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一战更为准确的诠释:一战绝不是一场主要由安全困境所引发的战争。

 

一战爆发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首先,那时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学都鼓吹以公然的进攻手段来获取安全。而这种意识形态为战争中的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所信奉。这种意识形态属于极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其次(且不奇怪的是),战争中的主要国家全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有意识地威胁彼此,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现有文献强调德国和奥匈的侵略意图,但是对其他主要参战国的侵略意图却强调不够。然而,正如施罗德所强调的,战争中的几乎每个主要国家都在某一个地区进行扩张,而它们对权力、威望和殖民地的竞争已经让它们处在了彼此冲突的轨道上。

  英国在东非、南非、东南亚和中亚扩张;法国在西非、中非、北非和东南亚扩张,法国还渴望对德国复仇,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奥地利则谋求通过在巴尔干的扩张以维持它的脆弱帝国;俄国在东亚和中亚扩张;最后,日本参战主要是因为它渴望扩大它在东亚的征服;美国可能是这场战争中唯一一个与其他主要国家没有直接领土冲突的大国,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扩张是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西太平洋,而没有其他大国卷入这些区域。

  总的来说,一战是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两个进攻性联盟之间的战争,安全困境的动力不可能在引发这场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考虑到主要参战国之间在主观和客观上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场战争确实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一些无意的事件(例如,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贝斯曼在1914年7月28日向维也纳转述德皇信息的模棱两可)对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也只不过是影响了战争的时间。

 

萨拉热窝事件

  当然,一战并非一场无意的战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螺旋模型的动力没有发挥作用。主要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信条,以及德国和奥匈一方对相对衰落的恐惧,在驱动1914年的螺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Z字型螺旋和安全困境

  当二战接近尾声时,许多美国决策者都还认为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基本上是善意的,并且由衷地期待一个由“四个警察”(两个超级大国加上英国和中国)所管制的战后国际体系。许多美国决策者还担心,两个超级大国有可能会因为安全困境的驱动而出现本可避免的对立。然而,因为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是一个真正的扩张主义者,所以这时候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只有几分扩张主义螺旋的威胁,却并没有真正的安全困境。美国是在想象一个安全困境。

  当然,美国没过多久就意识到了这个现实。通过一系列的示善努力——这些努力很明确地旨在向苏联示善并同时评估它的意图——再加上斯大林的扩张主义行为,美国很快就认定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具有侵略性。1946年上半年的伊朗危机是最后一颗盖棺之钉,而朝鲜战争则完全消除了双方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Beria)和马林科夫(Malenkov)两人都呼吁“和平共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在巩固了自己对苏联最高权力的掌握之后,明确否定了斯大林的某些扩张主义政策,并且努力争取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和平共存”。此时,冷战就从螺旋模型转变成了安全困境。但是,由于这个安全困境是从一个扩张主义威胁演变而来,因此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以及后来的肯尼迪)所继承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安全困境。

 

贝利亚



马林科夫

  赫鲁晓夫被解除权力之后,勃列日涅夫获取了政权,并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苏联又变回为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冷战也因此而回复为一个扩张主义的威胁。1982年,罗纳德·里根上台,美国也随之成了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于是冷战成为一个“相互威胁”或者“僵局”。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发起了“开放”和“新思维”,苏联重新成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冷战又重新回复为一个扩张主义的威胁。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更具进攻性的一方是里根治下的美国。当更加温和的乔治·H.布什在1989年掌权时,冷战又变回为一个真正的安全困境。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非凡努力,冷战最终走向终结。

  总体来说,冷战是否真是一个安全困境,这种提问过于简单化了。以这种方式提问使得这一问题实质上难以回答。对冷战性质更为仔细的解读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的性质经历了数次变化。

  本文节选自《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

  唐世平 著

  林民旺 刘丰 尹继武 译

  201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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