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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经济下行压力的深层次根源究竟是什么?
2019-04-20 08:39:36
来源:向松祚(微信公号) 作者: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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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行之有效的就是现代公司治理,股东、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现在要求都加上了党委,那么跟董事会、管理层怎么协调?这些重大的问题,让人们非常困惑。
  【导语】去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向松祚的一次公开演讲曾经引发广泛关注,也引起一些误解。近日向松祚接受某媒体专访,深度解析经济下行深层次原因,也对去年演讲引起的一些误解做了澄清。
 

  媒体:您去年底曾演讲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远达不到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6.6%,而是远远低于官方数据。您说的数据是如何来的?当前经济形势到底有多严峻?

  向松祚:首先必须要说明,这不是我估算的数据。我在演讲里也没有说这是我的数据。有人利用他们的方法和数据做了估算,也没有发表。我引用一下,只是想说,各方信息都表明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并没有肯定那个估算就对。今年中国政府将GDP增速确定为6-6.5%,23个省市都下调了2019年GDP增速预期。说明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而且当时是一个内部演讲,具有研讨性质,我才提出来大家参考。谁知道有人把演讲视频放到网上去,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误读,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

  2018年以来出现的比较“突然”的经济下行,原因当然很多,我想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民营企业信心受到很大影响,企业家信心不足。第二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超过预期。第三是金融风险凸显,很多企业不得不去杠杆,收缩投资。这些原因目前仍然在起作用。2019年一季度GDP官方增速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但我们看到制造业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速依然下滑,说明经济还没有真正企稳,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企业家信心有所恢复,但是中长期投资意愿仍然不足,这从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较低也能说明问题。

  2018年以来的问题首先是民营企业家信心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遭受重创。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非常值得深思。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让民营企业家精神得到弘扬。如果改革朝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化,应该不会出现这样情况。但是在2018年确实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媒体上出现很多消灭私有制、节制或约束资本、暂时不消灭私有制、终究要消灭;民营企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以退场了,等等,许多奇谈怪论。有一些学者甚至搬出《共产党宣言》,说这是所有共产党的初心。很多民营企业家就产生疑问:这到底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多民营企业家非常疑惑。因为谁都知道,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一方面搬出《共产党宣言》,要消灭私有制,一方面说要鼓励民营经济、保护产权,二者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显然是矛盾的。企业家是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自然会联想到近年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很多企业家开始忧虑恐慌,造成了思想逻辑上的混乱。很多企业信心受到打击,没有信心长期投资,甚至急于想套现走人。

  幸运的是,去年11月1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开会,重新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但民营企业的焦虑问题其实今天依然存在,譬如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智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2019年年会,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民营企业家信心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家说:“需要他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他们是崇高的理想”,这就反映了民营企业家一种困惑矛盾焦虑的心情。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私营经济离场论”、职工参与民企管理等奇谈怪论都出炉了,并且一些地方要求或强制民营企业设置党支部、党委。就企业来讲,有董事会,有股东大会,有CEO和管理层,设置党组织到底是起什么作用?企业自愿设立党组织当然很好,但不能强求或要求。作为一个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企业经营好,增强竞争力。只要不违法,不挑战政权,为国家创造税收和就业,为什么需要设立一个党组织?11月1日举行的民企座谈会,重申了“两个坚持”和“两大毫不动摇”,但是很难完全打消企业家的顾虑。我们需要多多倾听企业家内心的诉求和呼声。

  这还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平等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事实上,这些年对国企民企的政策是不平等的,在信贷发放、市场准入、案件裁定等方面有歧视性倾向,对民企有失公正。虽然去年纠正了物美张文中等一些案件,但是很不够。最重要的是,从法治上、制度上确保企业一视同仁,就像刘鹤副总理、易纲行长所强调的“竞争中性”。

  今年两会期间,最高检一位副检察长讲了一番话引人深思。他说到某个省去调研,那个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企业家,竟然有40多位被抓走了,骇人听闻啊。他还说,去年否定民营企业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竟然两三个月没有看到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领导人出来为民营企业讲话。这同样匪夷所思。这位副检察长要求今后不要随便抓人。

  可见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家辛辛苦苦几十年好不容易创办一个企业,一旦莫名其妙被抓,企业立刻就会完蛋破产,后来发现是冤案,纠正改判,问题是纠正改判能够将破产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吗?能够将企业家的美好前程起死回生吗?

  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贸易战。客观上说,去年一开始是低估了特朗普政府的决心,直到二三季度,才开始承认贸易战有重大影响。这改变了许多企业家的预期,很多人对产业链作出调整,甚至把企业迁移到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现在中美谈了多轮,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不确定,还是未知数。美方提出的很多要求,中方似乎很难完全答应。

  第三就是金融风险凸显,从经济本身来讲,也进入了新时期。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主要是靠加杠杆和债务积累,已经难以为继。很多企业无法还本付息。去年债券违约是过去四年的总和,达到了1195亿元,123家企业违约,风险是相当大。很多地方政府本质上也已经债务违约了。累积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这个因素今年仍然存在。

  综合分析这三大因素,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深层次的长期问题,深层次的矛盾,下决心从国家治理体系、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解决那些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很坦诚地去分析2018年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表面的,有些是根本的。最根本问题,是真正保障私有产权,让所有企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从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说,这些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类似2018年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理论上要说清楚,法治上要健全。私有产权不能得到妥善保障,国家不可能成为富裕强国。大家心里没底,都想把钱转移出去。好不容易赚了钱,都想转移到国外去,不想在国内做长期打算,那么国家怎么可能成为真正富裕发达的国家呢?

  媒体:从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到现在,官方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调整,譬如淡化“去杠杆”,减费降税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扭转去年的偏差。

  向松祚:中国经济去年增速6.6%,四季度是6.4%。那么,可以很认真地问一个问题,如果6.6%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要发慌啊,这是很高的增速啊。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没有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能维持6%以上的增速。如果6.6%是真的,经济政策其实是不需要调整的,继续执行之前的政策就可以了。如此大规模地调整政策,本身就说明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现在供给侧改革不怎么再提了,去杠杆也不大提了,现在的说法是结构性去杠杆,实际上甚至还要加杠杆。我认为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政策调整起码是值得商榷的。政策忽左忽右,对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要去杠杆,因为杠杆太高,很多部门很多企业,无论是国企民企,都是靠银行信贷、靠发债度日。现在又要求银行要给企业贷款,甚至指令性规定了具体目标,让银行新增贷款要按一定比例给中小微企业。。这种行政式措施是不是恰当呢?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银行也是市场主体之一,应该根据市场来经营。

  现在作出这么大调整,说明数据可能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中国经济政策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导致信号失真。其实,即使经济下行,有的是长期趋势使然,是正常的,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维持高速,一定是缓慢下行,因为大多数需求在被不断的满足,很多投资已经完成,增速肯定递减,放缓是正常的。长期因素不是靠货币宽松政策能解决的。现在突然又把货币信贷政策搞得那么宽松,实际上又在制造新问题。股市和房地产又在莫名其妙地上涨。

  中国企业整体负债率太高,这么多年市场没有出清过。经济增长是通过高负债所累积的规模,不是高质量的发展,有很多项目是没有收益的。很多产能是过剩的,是废资产。对应的负债是无法偿还的,必然要破产,该出清的要市场出清。僵尸企业本来要退出市场,现在政策调整要保增长,也不再严厉强调清理僵尸企业了。开始推债转股,这就是行政办法来阻碍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坏账该核销掉,不良资产要核销掉,该破产就破产,不管是多大的企业。但现在不这么做,这也是在扭曲资源配置。

  去年从10月份,经济政策开始进行大幅调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大幅调整不能走的太过,不能用行政命令。领导层本来强调“政府的手太长、太强了,要斩断,让市场的手去调节”,但是稍微遇到点困难,又不分青红皂白,马上要回到原来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落实速度快,下行政命令放贷款、搞项目。现在看起来,政策效果十分有限。今年1月份社会融资创造天量,达到4万多亿,人民币贷款达到3.5万亿,一季度银行贷款高达6.29万亿,社会融资高达8.18万亿都是历史新高。照这个速度,今年新增银行贷款估计超过20万亿,社会融资总额估计超过26万亿。不能说不是宽松啊。但是这些钱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很多又被拿去搞炒作。这种政策调整,是否能真正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个巨大疑问,相当一部分起不了作用。

  媒体:海外有评论者说:中国改革现在存在一个问题,似乎民间呼吁的改革,与官方宣扬的改革,不在同一频道上。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改革?

  向松祚:坦率说,我作为学者,现在困惑的是,今天所谓的改革,和以前进行的改革,是不是一个含义?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都很清楚,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基本方向,就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党管一切。邓小平当年反复讲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要求党要管一切。党怎么管一切?在企业强制设立党组织,这个真的有助于党的领导?有助于企业经营效率吗?党的领导和企业的效率,怎么平衡?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完全否定了过去邓小平确立的改革方针。八十年代提出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从九十年起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到新世纪仍然是提建现代企业制度。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就是现代公司治理,股东、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现在要求都加上了党委,那么跟董事会、管理层怎么协调?这些重大的问题,让人们非常困惑。譬如著名的华为公司就遇到这样的困惑,美国国会听证会,议员们反复问华为公司高管:既然你是民营企业,为什么要设党委?党委参与公司治理吗?起什么作用?很多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到海外投资、兼并收购都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和困惑。

  然后,重新提强化国有企业。以前说国有企业除了民企私企没法干、不愿干的领域都退出,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做大做强国企。但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国有企业能做强吗?做大很容易,靠行政命令,几个企业一合并就做大,资产规模马上能变成世界500强。但是有什么意义?做强就难了,现在国企有很多世界500强,有几个真正有全球竞争力?没有一个能像华为这样,在本行业拥有全球竞争力。

  所以,现在改革似乎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重大决定》也是不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重大决定公布后,人们都非常兴奋、很受鼓舞,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据说是习近平主席修改重大决定亲自加上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很重要。意味着,政府之手(更不要说党的手)要在资源配置中要退出去,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说的和以前的改革已经是不同的含义,到底怎么改,朝哪儿改?去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讲到“能改的坚决该,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究竟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没有一个明确说法。至少我没有看到明确说法。

  媒体:刚才您提到了国企,现在“国进民退”是很明显了,而国企问题迟早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交锋点。国企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向松祚: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这个问题讨论了三十多年了。很多人能举出无数理由,譬如国企可以创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产业、执行产业政策、增强国家竞争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等。难道民营企业就不能做这些事吗?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那么为什么民企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呢?难到民企就是异己力量,是反对力量?理论上说不通。

  应该明确:所有企业都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何况现在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整体的贡献早就超过国有企业。

  创造就业、财政收入、GDP,现在创造的最多的是民企。通俗的说法是“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企早就超过经济的半壁江山。讲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现在中国在全世界能拿得出手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真正让外国企业感到压力的,包括华为、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是草根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扶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当然可以有,我从来不反对国有企业,很多国家也都有,但是国企和民企要在同一起跑线,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而不是说要通过资源、政策倾斜让国企做大做强,这是资源配置的极大扭曲。所有贷款余额,国有企业拿走了85%,大量中小微企业拿不到贷款。中美贸易谈判,美方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中国要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和补贴。

  国企民企问题从改革开放之初争论到现在,其实仍然需要回到基本点上,即保障私有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活力。这是改革开放40年最基本的经验。国企民企要处于同一起跑线线上,做到“竞争中性”。

  媒体: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去年不少地方出现了松绑限购的情况,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重要拐点?

  向松祚:中国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问题非常严重,现在想极力捂住,不想爆发。但终有一天要爆发。中国这些年增长靠什么?靠土地财政、土地融资。去年2018年政府卖地收入7万多亿。政府的收入就是企业的成本。现在经济放缓,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变相地放宽房地产调控,希望房地产市场再刺激起来。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担心的,不知道在哪一天,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大幅度的价格回调。现在事实上很多城市,房价从最高点大幅度回落。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开来,比较接近周小川说的“明斯基时刻”。

  中国老百姓的80%财富在房子,房地产市值达65万亿美元,按人民币计算超过400万亿。银行贷款基本靠房子和土地抵押的。中国的信贷资金结构很奇怪,严重失衡。中国建行董事长田国立去年说,全部银行贷款38%,直接贷给到房地产这一个行业,间接的就更多了。据有的机构的研究测算,总体社会融资,房地产拿走了42%。很多制造企业靠房地产抵押。如果房价下跌,很多家庭、很多企业就会出现负资产。其实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中国企业开始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负债太高,只能卖资产。比如最近,号称“最大民营投资航空母舰”的一家企业,资产号称两三千亿, 30亿到期债务偿还不了,所以开始卖资产,拍卖土地。

  房地产调整必然要来临,如果来的太突然,就是“明斯基时刻”。现在是希望缓慢调整,尽量避免。但即使不出现,很多个人和企业也会付出沉重代价。用债务堆砌起来的辉煌会褪色。

  媒体:政治局在两会之前专门就金融问题举行集体学习,而各大银行纪检组被直接收归中纪委。越来越集权的金融体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向松祚: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严重不适应。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但很多体制非常僵化,根本没有能力应对。比如前几年影子银行突飞猛进,理财产品、P2P风起云涌,现有监管体制没有办法去处理。

  金融体系一方面是庞大的国有企业,一方面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这里面就有巨大的套利机会。所谓金融腐败,主要体现为利用国有金融企业和市场之间巨大的空间套利。利用国有的牌照、能享受的各种资源和优惠,到市场上套利。比如华融的赖小民,就是典型。如果私营企业家通过市场正常的方式拿到融资,就不会有这种寻租空间。国有金融机构有庞大的信贷资源,价格很便宜,转手贷给企业,中间有巨大利差。一个第三方财务管理公司的牌照,号称价格上亿。银行牌照、保险牌照,就更高了。很多国有企业本身也扮演了资金的二道贩子,很多国企的财务公司,规模相当于一个银行。他们从国有银行拿到很便宜的钱,转手高价给民营企业来套利。

  金融本质上是需要建立法治化、市场化的体制,一视同仁,而不能区别对待。金融腐败、金融乱象,是僵化体制和突飞猛进的市场发展之间的不相容。这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

  媒体:去年中国股市“熊”冠全球。中国证监会换了主席后,股市似乎表现不错,科创板也投入启动。您怎么看待2019年的股市?

  向松祚:我对中国的股市,至少从目前来讲,没有任何的信心。基本都是短期炒作套利。二月底到现在疯涨。企业利润没有改善、股市制度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涨呢?这完全是心理情绪和资金套利投机。

  中国股市本质是个怪胎。从出生之初就不是按照金融市场基本规律运作。最早是国有企业上市,号称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利用行政指令为每个部门、省市分指标,连教育部、共青团都有上市指标。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是一种计划经济的配给制方式来搞股票发行,搞审批制。这种制度不健康,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一,是人治股市,不是法治股市。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市场根本没有统一规范的架构。第二,是彻头彻尾的“政策市”。政策一变,就跟风炒作一番。第三,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没有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特别是国企上市公司董事长和市场没什么关系,甚至可以好久没有董事长。董事长跟股东和公司业绩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叫什么企业治理机制呢?

  并且,整体上市公司质量堪忧。股市是牛市熊市,能不能为股民创造价值,取决于上市公司能否赚钱。中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板、创业板,坦率说都不怎么赚钱,这反映中国经济内在结构的大问题。2017年全部上市公司利润3.3万亿,银行占到一半,房地产占17%,这两个行业加起来达到了三分之二。其他公司还有什么利润呢?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很多公司上市并非为了长远发展,很多是为了套现。股市很糟糕,但每年大股东套现都在5000亿以上,套现走人。

  所以,不管谁当证监会主席,如果基本制度缺陷不下决心去改,中国股市永远改不了“消息市”、“炒作市”、“政策市”。新主席易会满主席讲敬畏市场、敬畏法治,这话不错。关键是怎么落实,怎么建立法治,不是靠审批,真正让市场来选择,真正建立起严格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这仍然是任重道远。

  所以,中国资本市场问题,概括起来两大问题,一是基本制度的内在缺陷,二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内在缺陷。

  当然还有证券市场监管创新严重不足。20多年前,很多互联网公司要上市,京东、阿里巴巴没有同股同权,中国说因为同股不同权,所以不能在国内上市,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国有企业哪有同股同权?这样,BAT、京东等最有活力的优质企业都只能到海外上市。这些市值加起来,达到几万亿。这两年又开始想通过CDR,希望他们回归A股,但现在回归有什么意义呢?类似事情太多了。根源就是不尊重市场,不尊重企业。

  媒体:现在很流行说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美国当前正在想重构世界秩序,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向松祚: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没有看到很详细的论述。但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美国越来越多人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现在对美国不利了,所以要颠覆掉。并且觉得,中国对其构成战略威胁,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发生180度的调整,要遏制中国崛起,重塑国际秩序。

  第二,站在中国的立场,有人认为美国统治世界一百年了,美国主导地位要被削弱,中国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甚至说中国要取代美国当世界老大,国内国外都有这种言论。

  但是,虽然中国四十年经济总量取得成就,世界地位大大提升,有目共睹。但是在判断国际大格局时,需要非常慎重。

  要客观评价中国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硬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硬实力远远不是某些学者讲的已经超过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贸易战以来,美国制裁中兴,包括现在的华为事件,一再警醒国人,中国与美国特别是科技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否认中国在某些领域有突破,甚至走在世界前列,但不代表综合科技实力可以和美国叫板,甚至吹嘘已经超过美国。这种奇谈怪论是极不负责的。从经济质量来说,中国经济实力,不用说跟美国比,就是和日本德国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对于软实力,是价值观、制度、法治、教育、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这就更加难说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反对普世价值,这是很荒谬的。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领袖,必须有普世价值,否则怎么号召世界呢?你可以说不同意西方的普世价值,那你就要自己提出一个新的普世价值出来,而不能说没有普世价值。否定普世价值,是一种真正的思想理论上的自卑和自残。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但不能否认人类具有普世价值。

  无论硬实力、软实力,中国应该很客观、很理性、很冷醒去看待。中国不要急于在世界当领袖,根本的是处理好国内的民生、环保、经济问题,更重要。当世界领袖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呢?美国人为什么支持特朗普?其实也是在反思过去多年当世界领袖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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