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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谈大国博弈和中国经济的动力
2019-05-14 15:21:40
来源:德润资本 作者: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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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如果不能让世界受益,那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社新书《中国经济的定力》,本文作者祁斌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历了高速的增长和发展。这是今天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下一步发展路径无法回避的背景。

  中国制造已占到全球的25%

  改革开放四十年,很多故事、很多发展变化数不胜数。图2.3比较简洁清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变化。细虚线表示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增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的比重非常低。1997年占5%多一点,2009年占比超过美国,2011年超过欧盟,而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的25%。

  最近有一篇文章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它回顾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在1978年人均收入相当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1/3,南撒哈拉沙漠国家是非洲最穷的区域,当时中国比非洲最穷的区域还要穷。

  今天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铁、超过一半的水泥和1/4的汽车,事实上德国大众有70%的车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德国2017年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发展。

  这其中也有部分发达国家从制造业领域退出的原因,现在特朗普提出美国要回归制造业,这个回归也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希望能够螺旋式上升。

  图2.3 1997—2013年各经济体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占比

  虽然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还比较落后,但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中国的传统产业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现在我们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150%~200%。

  当然我们有些专利质量并不是很高,但是优秀的专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清华大学2016年在美国申请和获批的专利数量在美国排名第二,第一名是美国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有好几个分校,清华大学的专利数仅次于加州大学好几个分校的总和,这确实是非常优异的成绩,值得祝贺。

  中国人的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得诺贝尔奖的寥寥无几?

  最近我在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有机会回顾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思考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路径。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了一个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我们在抗美援朝,坦克数量非常少,所以老一辈革命家非常着急,都说需要大炼钢铁。

  尽管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努力,但后来发现小高炉根本达不到应有的温度,效果非常差。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经济,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的钢铁产量已经是美国的8倍了。

  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经济的模式,而是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早期会出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著作和相应的思想理论?

  因为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和劳动力虽然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是资本的稀缺和劳动力相对没有谈判力,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失衡,客观来说,的确是有剥削存在的。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不光是经济学分析的著作,还有很多人类正义感和社会道德判断的内容。在其中,马克思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希望人类社会找到一个比较均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希望既能够利用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利用好民众对财富的追求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创造社会的繁荣,同时也不希望过度自由的市场带来社会的高度分化、分裂或不稳定,我们要走一条相对平衡的道路。总体来说,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

  在党校我重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发现他在1975年“复出”和1978年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市场经济,可以看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思考轨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只是提出要全面整顿,要加快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党和国家当时并没有找到完全有效的方法。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手段调动了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我们把原来想做的事、不可思议的事,超出原来想象很多倍地做成了。

  2000年我回国后,当时清华大学的顾秉林校长和我聊天,他说:“我现在做了校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中国的硅谷’。你学经济学,请你给我提点建议。”我说,硅谷的本质就是资本加科技。

  顾校长当时没有说话,我想他肯定觉得我过度强调了金融或者经济体制的作用。我在清华学的是物理,也留校教过一年计算机,后来去美国申请生命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因为当时我们相信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虽然今天好像还没有来临,但是我相信它早晚会来临。我在美国读的是生物物理,在这期间为了搞好生物研究还学了有机化学。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班上有一个中国人,只要这门课沾点数理化的边,那么中国人很可能是第一名。

  如果班上没有中国人,那么印度人是第一名。如果班上有两个中国人就麻烦了,这俩人就会竞争,如果这个考99分,那么那个考98分的就会很生气,但后来一看美国人平均才刚及格。我在美国待了一两年以后,感到很疑惑:中国人的成绩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得诺贝尔奖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我们没有很多高科技产业?

  1992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美国人的数学那么差,为什么却有一个硅谷?过去一百年人类社会的高科技发明,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或者是别国人在美国发明的。日本人获得了十几个诺贝尔奖,但是日本人没有发明出苹果手机,德国人也没创造出互联网。

  这些都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创新是由市场驱动的,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强大的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在美国,每个人都希望变成下一个比尔·盖茨,他们怀揣抱负和梦想,这驱动鼓舞着无数的人。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前后,清华大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探索,清华的科研产品最终转化率是20%,而这些产品走向市场的比例又是20%,但这两个20%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结果只有4%。像清华大学这样在中国工科大学中的地位,它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研经费问题。原来中国太穷了,要科研经费没有,要科学仪器也没有。

  而在今天,国家有很多科研经费下拨给清华,还有很多杰出校友捐助资金给清华,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对科研活动起着有力的支撑作用。

  第二个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传导机制问题。现在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比较迅速地走向市场,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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