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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磊:人民币国际化的差距与困难
2019-07-04 12:41:21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作者: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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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看到越往高层次走,我们的差距越大。这个现象的背后说明我们整个的法律、政治、各式各样的体制还是有一些不足。越往国际化深层次走,要求就越高。
  (文章原标题:日元国际化最好的时候,是日本最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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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海证券研究所宏观组组长樊磊在第146期【鸿儒论道】的评议。

  围绕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在这里做一点补充,提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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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关于中国为什么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刚才夏博士更多从财务收益的角度和从国内改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战略或者是安全的角度上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国际化是本国货币区的扩张,它带来的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避免明显的货币错配。在宏观上来看,本币货币区的扩张给予了本国中央银行在全世界调动资源能力非常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在危机关头,这种能力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对比一下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和2007年发生次贷危机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出现问题的时候,美联储很容易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债务都是以本币计价的。这样的话,中央银行就可以提供安全资产,打断金融体系自我加速不断走向崩溃的恶性循环。

  反过来讲,可以看一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的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很多的债务是以外币计价的,他们的央行很难发挥作用。作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讲,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金融体系里面的货币错配,对于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方面会有更加重要的或者是战略性的价值。

  反过来讲,从财务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或者很难达到目的的。刚才夏博士提到,中国从长期来看是可能成为一个对外负债的国家。我们用人民币借钱,不行的话,人民币可以贬值,通过这种方法似乎可以占便宜。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金融市场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市场,越是不想占便宜了,这个人、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体系反而才可以占便宜,反过来越是想占便宜,就越是占不到。

  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在印度,很多年前,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印度的农民虽然很贫苦,但是他也有一点小小的结余,印度的土王,就想把这些钱抢过来。他就派士兵、税务官去抢。农民就想各种办法,或者是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放到地里,或者是确实是真穷,只是多了几块粮食或者是糕饼,就吃到肚子里。你发现印度土王抢过来的东西真的很有限。

  反过来,当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也想利用印度的资源。《国富国穷》的作者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说英国“用大英帝国的信誉加上区区3%的利率”,从印度的这些非常穷的农民那里借到了很多的钱,这些钱就支持了英国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扩张,它的舰队、军队都可以借助印度的资源。

  对于国际货币来讲,你要让大家信任你,他愿意使用你。如果只是想占便宜,我们现在用人民币借你钱,将来贬值掉,你这么想人家也这么想,你就很难进行国际化。金融市场真正能够想要占大便宜的,一定最开始不要想占便宜,越是老实的国家。所以如果说我们报有想在财务上获取什么好处的想法,可能反过来做,才能做好。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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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刚才从很多的图表和资料包括夏博士的讨论和达飞博士的PPT,我们都发现在2015年前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出现了比较大的挫折,大家普遍觉得人民币汇率贬值这些事情有点关系,但是是不是贬值就会导致国际化的进程放缓?我对这个事情持有一定的怀疑的态度。

  人民币是升值的,海外愿意持有人民币,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人民币贬值的话,海外愿意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负债,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能不能简单说升值和贬值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值得商榷。我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鼓励货币流入,但是防范资金流出。因为有这个不平衡的因素,人家没有办法到中国发行熊猫债券等债券。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起来的情况,如果资本管制更对称的话,也许我们对于贬值升值对于人民币的影响还是要重新考虑。

  另外我们反复讨论到的特里芬困境的问题,尤其是像中国,我们一直是贸易顺差比较多,如果贸易顺差比较多的话,你老给别人东西,人家欠你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难输出人民币,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值得仔细思考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资产,如果你要让别人持有你的资产,除了你想办法欠他的钱之外——我们要有贸易逆差,他才能持有你的资产——你通过持有别人的资产,你去投资的过程中间,你也可以输出人民币。

  我始终觉得特里芬困境是不是货币国际化的根本性的障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尤其是从日本的情况上来看,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最好的时候,反而是日本很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有比较强的贸易顺差的,这个问题我们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但是个人觉得背后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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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块,我非常赞同王老师讲到的,金融背后本质上来看是要拼制度、体制的。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看,如夏乐博士最开始讲到的,国际货币发挥什么作用,无非是交易的工具,储藏的手段,和价值的尺度。但是这三个工具的功能是由浅到深的,最容易做的是交易的工具——我就是暂时性的用一下这个货币做交易。如果说国际化的程度更深,我愿意接受这种东西作为存储价值的东西,往更深里走,定价的时候,我愿意人民币做为基本的定价的单位。

  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中间看到,我们进行的最好的现在是什么——虽然刚才陈达飞博士说我们的人民币占据的比例仍然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目前最领先的是在贸易结算支付这一块——是交易工具。往更高层走,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在全球的排名,我们要远远落后于交易工具这一块。

  往更深层次看,如果我们把人民币作为决定商品服务乃至于本国货币的工具,我们会发现更少。最官方来讲,如果他要以人民币作为他计价的东西,有可能是把本国的货币和人民币挂钩,这样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而在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黄金、石油这些东西,以人民币定价的规模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看到越往高层次走,我们的差距越大。这个现象的背后说明我们整个的法律、政治、各式各样的体制还是有一些不足。越往国际化深层次走,要求就越高。如果说要让人家信任你,你印出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首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不要加强?财政部门的预算约束要不要加强?立法部门对于行政部门的约束要不要加强。我们在很多方面,可能现在还比较的欠缺。目前来看,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想要进一步推进,可能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或者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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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可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推动,除了在制度方面之外,提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比如说,在我们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国家,他们本身在产业链上比较有优势,能力比较强,我们想劝说他们使用人民币可能比较的难。但是我们和东南亚国家和我们临近关系比较好的,反过来他们本国的货币也不是很强,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使用人民币方面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

  比如说在不同的行业之间,我们一般商品贸易领域里面,我们常常是出售商品的,贸易顺差比较大,你是产品的制造者,客户都是上帝,你要对上帝提要求比较难。但是在服务贸易的很多领域里面,我们是购买者,我们有没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劝说我们的交易对手更多使用人民币?值得思考。从技巧层面讲,从这些方面也许可以帮助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更大的成绩,这是我这边做的简单的评论和思考,谢谢大家。

  Q & A

  Q: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强国,需要多久?

  樊磊:个人感觉比较漫长,咱们国家的在很多制度方面的改善,还是比较难的,我不想把它局限在关于政治或者是这方面的评论。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包括中国为什么和美国发生了制度上的冲突?我们的改革为什么困难?我想从更深层次角度上看。

  我们国家社会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他讲的中国的社会其实和西方的社会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社会结构有点像蛛网模型。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一个人是蛛网中心,围绕自己就会形成一圈一圈的关系,但是在每一圈上适用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体会的。比如说我和关系比较好的,我可能就采用走后门的,关系特别好的就是后门可以开的特别大,如果是陌生人我们就公事公办,走这么一套。为什么形成这样一套不同的规则呢?主要还是和我们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的传统有关系:农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和其它人的关系相对而言不密切。如果说有关系,在婚丧嫁娶的时候,我和邻里、亲戚有些联系,但是陌生人,我就和他就基本没有往来。我们因此采用非常不同的规则。

  西方社会不一样,最开始就是商业社会。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人最开始就东边的波斯人做生意,南边的埃及人、腓尼基人也做生意。结果就是他采用一套社会通则,比较接近藤式结构:个人和各种实体包括公司都像是藤上的葫芦,大家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大家都依靠藤——这样一个社会契约或统一的规则来运转。

  在政治体制之上,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政府也不过是藤上的一个葫芦,有许多其它的葫芦可以和政府并列,比如学术界、经济界,政府并不高于其他的部门。所以,要求政府权利被分割、制约,纳入到社会法治的大框架里。社会上最高的是法律,社会契约最高的,政府也需要遵从契约。但是中国社会政府是整个蛛网的中心,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管理企业、大学、居民。几千年东西方形成了非常不一样的传统。

  两种不同的模式,有没有优劣?在文化上讲不好说,但是从是不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可不可以促进专业分工的开展,可不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来看,毫无疑问,西方有一套通则,大家的规则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是有优势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社会想要进步,确实是有几千年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从器物制度到观念,我们制度的变迁背后还需要观念上的变迁,这个也来自于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如何看待国家、政府。如果大家觉得公共事务都不管我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样的话社会变革就很慢。因为历史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和转型就可能更加的艰难一些。

  如果我们关心中国的进步,我希望今天来的每一位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些事情的改变,不仅仅在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家、立法者、学术界,也在于我们的个人。如果我们共同努力的话,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的进步也会变的更快,我们就会更早一天,在金融等等器物的领域里面可以和世界一流国家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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