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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经济下行的原因、风险的认知和2020年的作为
2020-01-06 09:49:50
来源:网络 作者: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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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怎么收拾人心?怎么样激励人们创新往前走、大家一起共赢?从这个着眼点出发,“现代国家治理”讲的是包容性发展,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炉,才有新境界……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经济形势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2019.12.26,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


  王建秘书长是鼓励大家说得直率一点。我简单说一下,主要对这个座谈提纲的一头一尾,回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从直观形态上来说,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有我们主观上要求软着陆等因素,但这也是针对客观的变化。客观因素,应该讲首先的和更主要的是内部矛盾的凸显,再加上贸易战的不期而至,内外合在了一起。2015年后本来有十二个季度的明显企稳的平台状(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但2018—2019年又击穿6.7%的底部,继续下行了。这两年内部矛盾凸显继续在起作用,看起来有些事情必须得解决,但解决起来的走形和副作用非常明显:很多地方的环保风暴,实际上是一刀切打压小微企业,到人家解决了问题,比如不惜以更高的成本,把烧煤的烘干变成了烧油烘干,还是不批准人家复工。北京以打掉几万家店铺为政绩,这几万家可是打掉了多少就业,打掉了多少税收、GDP,特别打掉了多少底层人的生计?秋天又来了一轮,“军队不得经商”,西边好几条长街上原来的繁荣景象一夜凋零,这些打掉的是经济生活中的生气。当然做这些,表述的方向、原则都对:环保,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防范火灾危险,调整人口布局,等等,但怎么搞成组织棒子队火线立功,把人家居住的地方锅碗瓢盆全捣毁,无法生存?军队大院外墙的店铺出租,完全可以交给地方委托管理,为什么毫不珍惜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一刀切封死?这种矛盾凸显,很值得我们内部好好讨论认识一下。

  外部压力使市场预期更不好,所以,与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了。经济下行是自2018年下半年往下破局,6.7%的底线不存在了,现在到6%了。总结这个原因,我认为,可以把主客观的交织强调一下,内部外部的交织强调一下,更深层的,我们得问:共产党有那么多好的传统,怎么现在这些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好的愿望却引不出像样的行动,正确的处理。经济下行有“天灾"有"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祸。

  顺便说一下提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房地产。我看到的数据,一线城市的热度是被“930新政”以行政手段硬压下来的,而二三线城市在贸易战以后,还开始抬头往上走呢,如果拿景气指标——成交均价涨幅来看,是在原来相对低一些的水平,回到8%左右的同比增长,它体现的是一种市场力量。中国不缺成长空间,城镇化客观进程决定了这种实际生活中房地产支柱产业的作用,伴随的是工业化、高科技化还有相当可观的推进空间。所以,宣传上说的中国有回旋余地,有我们的韧性,从经济意义上讲,不是空话,我们发展到现在,仍然有可观的成长空间和经济意义上的韧性、回旋余地的。

  今天主要是讲问题,成就方面这里不说了。主要的风险、问题,是这几年形式主义猖獗,整个社会氛围里鼓励的是一些弱智化、情绪化的东西,官场的逆淘汰也越来越明显。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现在有非常明显的不利因素,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不到位,甚至还在滑坡,没有长期行为。2018年民企投资本来基本态势已经回升,2019年却又明显下降,而且下降是发生在中央领导2018年11月1日重要讲话给出了“自己人”的说法以后——实际生活中这当然对冲了一些民企投资下行的因素,但其后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发现还是不行,最近一段时间又下滑得很明显。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官场的为官不为,在地方上太明显了: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六个人、八个人在后面挑毛病,我们调研见到县长、市长、书记,说上午一拨,下午一拨,晚上可能还有一拨,是中央层面各个部委和省里派来的各种各样的督导组、巡视组、审计组、检查组、约谈组……挑你一个毛病,不说你因为改革试错可能出点什么偏差(而且可能未必是偏差但他们觉得是偏差),都是可以无限上纲往死里整,加上中国人"窝里斗"又在起作用,班子里的人被扳倒之后腾出位置,别人好上。这些东西搅在一起,有什么新局面?有什么生机活力?所以,这些风险已看得很清楚。

  企业的长期行为现在很难形成。国企高管往往是自己先对付过去,主要考虑我到点后自己的退路,民企更是“脚踏两只船”,看着不对头,拔腿就走。现在先富起来的,都在做海外信托、财富传承的安排。官场上,刚刚去世的李荣融主任,前面约一年多时我见过他一次,我问他,您现在对整个态势什么感觉?他也说得比较直率:“有活力吗?”改革开放,要的是活力迸发和释放,现在没有活力,还说什么?肯定是有风险、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从建议来说,我的基本想法,就是除了当下宏观操作的要领要尽量优化,中央有很多的表述(比如刚才晓波司长很多话也都说得很全面,讲系统性、合力,等等),但最突出的必须注意的,就是“三感":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在社会上大家议论中已在说的——到底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现在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成了问题了,说起一些话,都不对头。

  香港的事情,可引出更多思考,要看重领导人所说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怎么收拾人心?怎么样激励人们创新往前走、大家一起共赢?从这个着眼点出发,“现代国家治理”讲的是包容性发展,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炉,才有新境界,才有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短期看,我最基本的建议,就是利用我们的空间,要抓“有效投融资”,不能上来就只讲消费。消费潜力是摆在那儿的,14亿人,现在有钱人还跑到国外消费,还不在国内消费体现呢。关键是要以有效投融资给出可持续的增长势头,改善预期、激发活力,才能带动消费潜力持续地释放。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的参照看,我觉得明年应该提6%左右的目标,不要一下落到5.5-6%,没有必要一下落那么多。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可选择的事情,而且要争取以后6%左右或者5.5-6%的平台状,走出尽可能长的时间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有争议,但它讲的就是统计现象,在这个阶段上,“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要突然失速,不要由各种矛盾——经济的社会的政治化以后搅作一团,那就可能一蹶不振,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利,甚至酿成惊涛骇浪了。就说这些,谢谢!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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