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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经济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创新
2019-03-15 11:38:28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 作者: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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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所能带来的增速往往有限。相比创新,我本人更担心的是另外两个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

  2019年3月2日,第三届中国企业领袖读享盛典在国家图书馆国图艺术中心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应邀演讲,主题为中国经济展望。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三个重要变化

  最近几年新常态的提法比较多。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新常态本质上源于一种结构性调整。其中有三个重要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第一是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无限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是中国工业化高峰已过,进入“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新阶段;第三是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消退期。

  对于出口导向模式,其明显的好处是需求不用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增长,可以更多借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收入的增长,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空间。但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数据上已经明显出现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达到最高峰,接近35%,然后逐步下降,如今约为18%,日本还有17%,美国只有1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比例应该还会下降。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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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去工业化”,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容易带来误解,我用“去工业化”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中国工业化的最高峰已经过去,服务业已经成为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主力。在三大产业中,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就业占比就一直下降,服务业就业一直上升,工业就业在2010年之前还基本保持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头10年中国工业就业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40年上升幅度的总和。换句话说,加入世贸组织这头十年,中国工业化走完了过去40年的路。今后更多的劳动人口都只能依靠服务业。

  “去工业化”的深远影响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因为外需下降,国内需求主要靠国民收入支撑,而国民收入的增长一般不会太快,就像发达国家以内生性增长为主,速度始终起不来。另一方面,服务业和工业相比,技术进步率比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没有那么大。当然,服务业的好处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能回升,收入分配格局会改善。国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分成三部分,即居民、企业和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20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不断转移到企业,这是一种负向转移,使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经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整,普通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回升,基尼系数在改善。老百姓收入增长自然会伴随消费升级,消费降级的说法在数据上确实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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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在10年之前也是仍在增长,而如今已经没有优势。过去几年的劳动力总数也开始下降,虽然每年下降的量还比较小,但趋势很明显。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对于老龄化的准备非常不足。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总有人喜欢提出“中国特殊论”。事实上如果从上述三个重大变化来看,中国并不特殊,与日本和韩国的经历极其相似。以消费占比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出现在1971年。之前也是出口导向为主,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驱动。

  两大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挑战,很多人担心创新能力不足。我对此不太担心,更担心的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当然,担心创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也要清楚,光有创新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日本1973年以前的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尤其是1960年代的增长无与伦比,像中国一样被誉为增长的奇迹。但1973年之后增速慢下来,而且跌下不止一个台阶,此后20年间平均增速只有2.8%,1993年之后几乎没有增长,进入“失去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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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但1970-80年代仍然是各界眼中的日本高光时代,一度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在创新上,1980年代全世界很多创新都来自日本,但即便是这样的创新表现,也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速。因为创新的难度非常高,需要的投入很大,且风险很高,很难支撑整个国家的中高速增长。再加上日本创新底蕴不够深厚,1990年代之后就被创新的瓶颈所困。美国的创新后来居上,而且底蕴更深厚,但创新所能支撑的经济年均增速也只有2%左右,另外1%左右来自人口增长。中国也已经在向这个阶段靠拢,不少中国企业其实已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像华为和阿里、腾讯等都进入了无人区,可模仿的竞争对手没有了,增长就要靠创新。但创新所能带来的增速往往有限。

  相比创新,我本人更担心的是另外两个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人们经常对于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心存侥幸,视而不见。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人口结构仍然会继续老化。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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