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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平:卡廷,苏维埃的大屠杀
2019-05-10 14:51:20
来源:《律师文摘》2009年第1辑(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8期) 作者:何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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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苏联治下新组建的波兰人民政府,一样要维护苏联不可动摇的救世主地位。在战后数十年间,“卡廷”变成一个绝对敏感的政治词汇,不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
  (本文原载于《律师文摘》2009年第一辑;作者:何东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前苏联士兵把波兰战俘们一个个带下囚车,立刻套上绳子反绑双手,两个士兵架起肩膀,另外一个将枪顶住战俘的后脑勺射击,运作娴熟而面无表情,表明这样的枪杀对于他们的无聊。子弹从每个战俘的前额击出,脑浆四溅,鲜血顺着额头污染被害人的脸,一具具温热的尸体仆倒在事先挖好的大土坑里,被掩埋,接着腐烂。一秒钟之前,这一具具尸体还是胆战心惊的生命,他们祈祷着,虽然明明知道难逃一死,还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上述恐怖的屠杀是电影《卡廷惨案》最后几分钟的场面。冷静的记录式镜头带出的客观视角,看得人心惊肉跳,难以忍受。随之,银幕漆黑一片,低沉的音乐响起,庄严的合唱直击人心。

  观众们其实一开始就猜到了这些战俘们的死,尽管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卡廷惨案”是怎么一回事,也并不了解波兰在“二战”时期遭受的苦难历史。

  2007年9月,81岁的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依达一生中最黑暗的影片《卡廷惨案》上映,这部用17年时间磨砺出的影片即使不能看做他一生艺术生涯的总结,也该视作他向自己向波兰人民交出的一份无愧于心的答卷:面对残忍的历史,我们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可以用良知与生命,对那些肆意践踏他人生命和尊严的不公与邪恶,说一声“不”。

  苏维埃的屠杀

  1939年。一座废弃的铁路大桥上,有两队逃难的人群相向而来。画面西边的人群密密麻麻,东边的人群稀稀拉拉,大家都慌慌张张。西边有个人对着东边的人喊:你们要去哪里啊?快回去吧,德国人在追赶我们。对面的却喊道:苏联军队也入境了!然后继续朝西走。

  瓦依达用一个戏剧化的场面,暗示了波兰的双重灾难,交代出影片的历史背景:紧随德国闪电战袭击波兰,苏联人趁虚进攻,极不光彩地从东部边境入侵波兰,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将波兰军队悉数俘虏。此时,苏德是战时同盟国,苏联人和德国人在战俘营地互致军礼,亲切地互称同志。

  《卡廷惨案》是一部典型的瓦依达式电影,他的电影首先是拍给波兰观众的,他知道波兰观众了解什么,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正如他的经典“战争三部曲”一样,这部悲惨的片子同样传递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波兰人民面对苦难时表现出来的令人尊敬的勇气。

  影片中有一个场面令人印象深刻。在将军被俘后的某一夜晚,将军的妻子与女仆像往常那样摆放餐具,无论怎样,生活都是要继续的。虽然将军不在,她依旧给丈夫留了他惯用的盘子,然后她点上蜡烛,看着这个不会有人来坐的位置发愣,凝重的音乐响起,用盘子支头伏案的将军似被这音乐惊起,抬头望出画面左方,好像望见了沉默担心的妻子。妻子也像看见了他,不由得嘴唇微张,像是要说些什么又说不出来。这两个不同时空的镜头接在一起,让人顿感欷歔。

  进来的士兵报告说:他已经发现了第一颗星星,于是将军走进由教堂改造的逼仄监舍,向他的士兵们发表演讲———他之所以在第一颗星星出现时开始他的讲话,无非是因为他可爱的女儿艾娃每晚有看星星的习惯———伴着将军的演说,镜头缓缓升起,俯瞰整个画面。将军要求这些混杂了科学家、教师、律师及画家等知识分子的军官和士兵们活下去,而非去战死:“你们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自由的波兰离不开你们的才华。”镜头紧接着缓缓落下,又向后拉去,将军结束演说,唱起波兰国歌,所有的军人摘下帽子,同声合唱,镜头又向上升起朝前推进。画面切转,雪花纷飞,他们肃穆的歌声回响在空中,让人相信,他们是有希望的。

  这希望转瞬成了泡影。

  1940年3月5日,斯大林等人签署了“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批准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这样写道: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在三个大战俘营以及其他营地和监狱中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并处以极刑,即枪决。据此,25700人惨遭杀害。

  影片主角之一安杰伊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他本来可以不去参加德军召集的大学会议。但是为了和校长同仁们站在一起,捍卫大学的独立与尊严,他还是选择去参加这个名为纳粹博士演讲实则是囚禁所有知识分子的集会,后来和他的许多同事惨死在纳粹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而他们用生命的代价,似乎也没有换取大学的独立,在战后多年时间里,因为“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的忠诚”,大学也不敢承认卡廷惨案是苏联人一手所为。

  苏联对波兰战俘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对波兰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有何区别?这正是导演加入这个情节的用意所在。当然,德国人也的确是这么干的。

  作为救星的强权

  1945年,战后波兰。苏联人押走了德国人。苏联成了波兰的救星,就像他们在押送波兰战俘去苏联不久之后开着吉普到处宣扬的那样:只有苏军才能把波兰从战火中解放出来。于是,所有的公理与荣誉,都归了苏联。在苏联治下新组建的波兰人民政府,一样要维护苏联不可动摇的救世主地位。在战后数十年间,“卡廷”变成一个绝对敏感的政治词汇,不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

  影片的后半段,表现的就是这段历史。

  安娜的侄子,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他一心想研修艺术,却由于学院要求他更改父亲死于苏联人之手的简历,拒绝了入学。当他愤然撕毁贴在墙上的苏军宣传画时,被军人追捕。将军的女儿艾娃帮助了他,他们一起坐在屋顶上享受阳光,望着远处薄雾中的波兰城,这可能是影片惟一的亮色了。随后,激动的男孩子冒失地吻了羞涩的女孩,并约好第二天在电影院见面,因为他们一个没有和女生一起坐在屋顶上,一个没有和男孩子一起看过电影。这美好的爱情就要发生,可惜一辆急驶的吉普车,撞碎了这个美梦。年轻的生命都要遭遇这样的不幸,自由的波兰如何可得?

  卡诺,一个参军的飞机设计工程师,他有两个妹妹。一个是大学院长,一个是前抵抗组织成员。姐姐认为应该忍辱负重与“波兰的敌人”合作,求生存而后求真理,而妹妹却坚持认为应该坚守信念勇敢去面对进监狱甚至是被杀死的结局。最后姐姐看着妹妹进了监狱,就像上帝看着吉普车撞死安娜的侄子。

  杰西,安杰伊的好朋友,一个在卡廷屠杀中意外幸存的低阶军官,在波兰战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不堪忍受良心的责难,终于在一次醉酒后开枪自杀。在他临死前的要求下,曾参与了卡廷惨案尸检,冒着极大的风险整理保存了被害者遗物的医学专家们,向安娜归还了安杰伊的日记。此刻,真相已然揭露,导演无情地展示出来,不是要故意伤害我们的感情,而是希望刺痛人们日益麻木的神经,唤醒沉睡的心灵。

  以上这些人,在影片某种命定的场合里发生联系,又被命运残酷地拆散、抛弃。

  或许惟一可以告慰这些人灵魂的事情是:在凶手和被害人面前,有人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在谎言和真相面前,有人选择站在真相一边;在极权和自由面前,有人选择站在自由一边。可是,死亡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当一把冰冷的手枪结果一个活生生的人,所有的意义,所有的祈祷,所有的希望,真理,正义,上帝,他们在哪里?

  瓦伊达用一个惨不忍睹的屠杀场面结束了影片,让人感到绝望又压抑。很多看惯好莱坞影片的观众恐怕要大跌眼镜。或许10个人中,8个人都没有听说过卡廷这个地方,更别说知道卡廷事件。在这种意义上,瓦依达的这部片子就尤为难得。一方面,他以真实可感的影像复原了这段已被历史尘封许久的悲惨事件,另一方面,提醒人们记住历史。

  《卡廷惨案》在世界电影节上的频频失利,似乎也说明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经济学人》便评论道,“现在流行文化要求的是一个有力并且简单的故事线……瓦依达先生没有做到:他采用了太多的角色,并且从中心线索中延伸了太多的细节,只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在电影越来越娱乐化庸俗化的今天,在好莱坞铺天盖地横扫世界代表一切流行口味的现在,不合时宜的瓦伊达,拍出的这部不合时宜的影片,令人满怀敬意。在世界影史上,这部片子可能是惟一一部以剧情片方式呈现卡廷惨案的电影作品。看这样并不娱乐的片子,需要观者的耐心,以及对历史的认知,还要不惮猜测复杂而可怕的人性。

  2008年,距那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已经过去整整68年。瓦依达绝非在制造不和谐的音符,刻意挑起民族间的仇恨。瓦伊达只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心血,表明一个基本立场:这部电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在波兰结束社会主义制度19年后的今天,这些话意味深长。

  * 摘自《南风窗》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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