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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中国大片到了嗜血如命的时代
2019-05-12 07:17:18
来源:爱思想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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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真正打动人的总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外形奢华而内容苍白的“大制作”可能意味着视觉冲击力和票房纪录,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意味着好电影。

  刚看完《黄金甲》的那几天,胃部的不适感一直挥之不去。那些血肉模糊的身体总是强制性地钻进我的大脑,“强奸”我的感官,让我一阵阵反胃。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观影感觉,那就是:这是一部嗜血如命的电影。联系到其他几部同样嗜血如命的所谓“大片”,包括《夜宴》《十面埋伏》《无极》等等,真的怀疑中国的大片是否到了嗜血如命、靠喝血赚钱的时代。

  想当年,当中国导演还在为资金苦恼的时候,中国电影界曾经流行过一个弥天大谎:如果中国电影也像好莱坞大片那样有巨额资金投入,拿奥斯卡奖有何难哉?如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本土“大腕”导演早已跻身所谓“亿元俱乐,他们拍的所谓“大片”的投入也动辄以亿元计,《黄金甲》的投资更是达到三点六个亿,然而结果却是在进军奥斯卡的道路上纷纷折戟而归。据《深圳商报》报道,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初选名单于2007年1月17日公布,参加“申奥”的中国大片《黄金甲》、《夜宴》双双出局。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了有资格角逐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初选入围影片,共有9部作品入围,名单上包括了在“金球奖”上失意然而却大得民心的热门影片——西班牙大师阿尔莫多瓦的《回归》和墨西哥影片《潘神的迷宫》,此外,还有《光荣岁月》、《水》、《婚礼之后》、《蒙田大道》、《窃听风暴》、《天才维塔斯》、《黑皮书》。但代表中国出征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均遗憾出局,中国的大片此番“奥斯卡”的征程惨遭滑铁卢。(参见《奥斯卡给“大片主义”当头棒喝》,2007年01月18日《深圳商报》)。联系到前几年学术界流行的“中国的教授要是月薪十万也能得诺贝尔奖”这个同样荒唐、自欺欺人的谎言,不禁感叹:中国文化界的“拜金主义” 可谓深入骨髓了。

  但是好的艺术不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好电影不等于奢华的场面和视觉的盛宴,更不是暴力和性的简单相加。正是在这里,中国那些热衷于拍摄“大制作”影片的明星导演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真正打动人的总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东西,外形奢华而内容苍白的“大制作”可能意味着视觉冲击力和票房纪录,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意味着好电影。打动观众与评委的,恰恰是那些简单却永恒的人生哲理,是真正能够触动人们心灵的故事,包括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由于我们的文艺作品曾经把艺术品的道德导向作用简单化地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致使有些人一谈到道德就是立即联想到“守旧”“伪善”等等,而没有意识到没有基本的公共道德底线的世界将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而维持这个道德底线曾经是、也永远是艺术的基本使命。

  不幸的是,我们在国产大片中看到的暴力美学和暴力崇拜似乎在提醒我们:中国艺术中道德底线的瓦解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可怕的事实。

  众所周知,所谓大片一般是离不开暴力和血腥的,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也是如此。但是我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大片像中国的大片一样,其暴力的展示居然完全脱离了道德制约和价值内涵,成为彻头彻尾的暴力崇拜和暴力美学。由于完全脱离了道德,面对一幕幕暴力血腥的场景,我们除了感到一次次被血液“强奸”,进而引发恶心、反胃和呕吐等生理反应以外,实在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暴力展示的任何其他意义。正如有人说的,今天的张艺谋就是一个油漆工,只会把红色的颜料大桶大桶地往银幕上倒。

  国产大片大多喜欢表现所谓复仇的主题,《夜宴》、《黄金甲》等等都是如此。但是,所有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统治者和造反者、权威和秩序的代表者或颠覆者、挑战者,几乎没有任何一方代表正义和良知,他们在使用暴力进行复仇的时候除了满足自己的权力和欲望几乎完全没有别的正当性理由。这些大片中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完全是悬置的,我们不知道应该同情影片中的哪个角色,所有角色完全没有好坏之分,没有一个正面角色也没有一个反面角色。他们只有欲望、阴谋和仇恨:国王和皇后的相互仇恨,王子们之间的相互仇恨,皇后和太子之间的相互仇恨。由于这里的仇恨和价值无关,所以它导致的杀戮就只能是暴力的滥用。

  如果把《黄金甲》和它的原型《雷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改编以后一个根本变化就是把原先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给弄模糊了,《雷雨》中明确的价值立场没有了,正、反面人物的分界没有了。最明显的是:《雷雨》中的四凤在《黄金甲》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无辜善良的少女,而是一个参与了毒死皇后阴谋的谋杀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雷雨》不是一部宫廷戏,它的重点在强调一种觉醒和反抗,而不是阴谋和人性的卑劣,《雷雨》里也有幻灭,但那种幻灭下伴随的是另一阶级的崛起,而且这个阶级是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和价值内涵的(当然也被赋予了历史的合理性)。改编后的《黄金甲》则成为一个宫廷戏,其中不存在“另一阶级”,只有同一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相互倾压。更加重要的是改变后的故事人物,无论是利用暴力来颠覆国王的权威、国王所象征的秩序,还是同样利用暴力来维持这个权威和秩序,全都没有正当的理由。《雷雨》中明确的正义和邪恶的冲突没有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欲望、权力以及利益冲突,当然它的血腥程度是《雷雨》不能比的。

  必须指出的是:脱离了道德制约的暴力叙事具有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暴力”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施加的对身体的攻击(所以自然界的天灾如海啸地震都不是暴力现象,虽然也导致大量身体的消亡),包括借助武器的攻击(如使用导弹消灭身体存在)。因此,暴力的本质是对生命的威胁和否定,因为身体是生命的物质载体,生命权首先意味着身体的安全(特别是免于暴力)。暴力的这个基本属性使得世界上不可能有中性的暴力,任何暴力行为总是敏感地牵动人类的道德神经。只有当暴力的目的是出于正当防卫或除恶的时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而且即使是用于除恶的目的,暴力的正当性也是有限制的:首先,只有当非暴力手段难以除恶的时候,人们才有充分的理由使用暴力来除恶。其次,即使如此,暴力也只有工具的意义,是不得已而采用的除恶手段。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的合理性。暴力永远不可能成为合理的目的,不可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本身。暴力是工具性的,它需要另外的目的来指导它、证明自己作为工具使用的合法性,但不能自己成为目的。比如战争中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胜利,但是这不能证明“胜利”就是战争的合法性。只有当暴力服务于除恶、维护正义和和平这个目的的时候它才具有作为工具的正当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明社会对于文艺作品中的暴力叙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对直观的艺术(如电影、电视、戏剧等)限制更严。这种限制除了规定暴力叙事的时间和程度,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暴力叙事纳入道德的轨道,受到人类基本价值的制约。可以说,脱离了道德制约的暴力叙事是对人类基本文明准则的违背,其在艺术和审美中的表现就是使得血腥的施暴行为本身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观赏性,被反复地、长时间地、“客观地”、详尽地展示和渲染。特别是我们看到大片中的暴力常常是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暴力是其权力的最根本、最直接的体现。如果影片在展示统治者的施暴行为的时候没有同时伴以道德上的评价,那么,暴力的展示就会被理解为也只能被理解为是权力的象征,是统治者的权力、权威、地位的炫耀和体现,是统治者的快感的来源而且这种快感是值得追求的。这样的暴力叙事在我们的大片中随处可见。比如《黄金甲》中的棍刑的场景。影片对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十分夸张的特技来展示令人发指的施暴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施暴者(皇上)和被施暴者(裴洪)之间不存在正义和非正义的关系,而且这个棍刑就是裴洪发明的。结果这个暴力叙事告诉我们的就是:暴力就是权力的象征,谁有权力谁就能够对别人随意施暴。施暴者的合法性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原因是暴力叙述着把权力简单地理解为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和支配,而不是理解为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对话、协商和选举基础上的支配。这样的暴力叙述的逻辑结果就是强者为王的暴力哲学,其道德后果和道德危害是十分可怕的。

  这里涉及对“权力”和 “暴力”这两个概念及其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权力和暴力到底是什么关系?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曾经对此进行专门的讨论。她指出:西方政治哲学中一个致命的误解是把“暴力”(violence)等于“权力”(power),把暴力当作是权力的最明显表现,而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暴力则是终极的权力。比如韦伯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合法的暴力基础上的对人的统治,马克思认为: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镇压机器。政治哲学传统中通常的理解是:权力来源于统治本能,来自统治别人的快感;人们或者认为权力的本质是使得他人如我所愿地行动;或者认为权力在于我能够不顾他人的抗拒而行使我的意志。阿伦特认为,这些界定都是把权力理解为支配,理解为使得他人服从自己。这样的理解必然使得“政治”、“权力”概念“空心”化、非道德化,好像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胜负取决于谁拥有或垄断了暴力。这就毒化了“权力”概念。正如阿伦特所嘲笑道:“如果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有效性,那么,就不会有比枪口的权力更伟大的权力了,而我们将很难说清,一个警察下的命令和一个劫匪下的命令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产大片中看到就是这种暴力逻辑或强盗逻辑:拥有暴力即可以拥有权力,反之亦然,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别人施加暴力。至于权力的合法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则被悬置。在《黄金甲》中,二王子造反使用的是没有合法性的暴力,而皇上镇压这种暴力使用的同样是没有合法性的暴力。两种暴力的使用都和正义无关。

  这正是中国大片的暴力叙事中特别值得警惕的误区。不仅是张艺谋一个人,也不是一部《黄金甲》,事实上很多中国导演、中国影片特别是“大片”,都不通程度地带有渲染暴力、美化暴力的倾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片导演们在暴力叙事方面是那样富有想像力,能够设置出匪夷所思的打斗场景和杀人技术,《十面埋伏》中追杀小妹、《夜宴》中追杀王子以及棍刑,《黄金甲》中的天坑追杀、宫廷政变。等等。根据摄影程小东介绍,黄金甲》中的天坑追杀这场戏为的就是营造视觉高潮。他自称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工作。近30个忍者从近400米的高空沿绳索滑下,香港最会飞的导演也没飞过这么多,这么高。当地施工难度非常大,拍摄中一个镜头里有30 个人飞,就有30次危险,随时掉一个人就没命。他还告诉我们:这组镜头在片中仅有五分钟,但耗资三四百万。遗憾的是这个追杀场景除了炫耀技术以外好像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更不能给观众以基本的道德和价值的稳定感。我们常常听说美国的大片因为渲染暴力而遭到谴责,但是相比之下美国大片在嗜血方面远远不如中国的大片。至少美国大片的道德感是鲜明的,是非观念是清楚的,价值判断是明确的,正义和邪恶是能够分别清楚的。也许中国的大片导演或喜欢中国大片的人会不屑一顾地说:哼,好莱坞大片中的所谓道德还不是一些老掉牙的说教吗!这话大体不错,好莱坞大片的主题大多不过是扬善惩恶而已。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人类的一些基本道德本来就是一些简单的道理,这是因为人性中本来就有一些非常简单却又美好、永恒的东西。人类就是依靠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才得以和平共处,维持着基本的伦理秩序。光有这些道德底线当然不足以成就伟大的艺术,但没有这些道德底线,任何大片,不管其他方面多么超凡出众,都只能是走火入魔的所谓大片而已。所以,我以为中国大片表现出来的这种道德贫血――和银幕上的血流成河正好形成鲜明对比――是当下中国道德混乱、道德虚无和价值失范的一个征兆。中国的大片导演现在缺少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票房,而且也不是故事(我并不认为大片最大的危机是说不好故事),而是良知,是确立基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立场。这一点也可以从观众的反映中体现出来。据称能够表达网民真实意愿的“TOM娱乐英雄会”评选结果表明,2006年度最受欢迎华语电影是《疯狂的石头》而不是《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前者投资不到三百万元人民币,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二十分之一。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一个有益启示:光靠奢华、金钱、场面和暴力是无法拯救国产影片的。中国电影、中国艺术最缺少的不是资金,不是漂亮的画面,甚至也不是大家反复强调的讲故事的本领,而是基本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底线,再大的大片也只能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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