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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钱锁桥:林语堂还属于二十一世纪
2019-01-18 10:47:51
来源:经济观察报(企鹅号) 作者:燕舞、钱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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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燕舞 访、文

  2018年圣诞节前后,钱锁桥的英文版新著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的两个中文版《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分别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同期推出。

  钱锁桥现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8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在深圳大学外语系执教五年,1963年生人钱锁桥所完整亲历的“文化热”,与作家查建英在访谈录《八十年代》中所转述的一模一样。因缘际会,他翻译了伯克利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其台湾译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帮助钱锁桥拿到了伯克利的奖学金。

  刚刚本科毕业时,钱锁桥就在书店里偶遇了当时“还从没听说过”的作家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汉译本《中国人》,“感觉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1990年他终于入读伯克利,少数族裔研究系黄秀玲教授提供了一份亚美研究专业的助教工作。钱锁桥这时“重逢”林语堂。当时流行的一本亚美文学教科书,一方面将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先驱,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因为林语堂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确”。受此刺激,钱锁桥将所有关于林语堂的著述通读了一遍,从国内延续至伯克利前两年的对“西方理论”的迷恋逐年减弱。1994年,钱锁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确定专攻林语堂研究。

  钱锁桥从一开始就不是做所谓“单一作家研究”,2011年在Brill出版的首部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是一部理论导向的跨文化批评,他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突出彰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而首部专著完工之前,钱锁桥就明确意识到要写一部像样的林语堂传记,以之“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而史料上的悉心搜求更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6年他拿下博士学位,转折点出现于1997年至1999年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名校博士帽并没有让求职如想象中那般顺遂,钱锁桥索性去了哥大巴纳德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做的是从林语堂研究延展出去的“华美文学研究”。哈佛名教授维尔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及其中国高徒尹晓煌对钱锁桥多有支持,尹博士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尘封的“庄台出版公司”档案——该公司由华尔西创立,出版了赛珍珠的《大地》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中国题材畅销书。钱锁桥如获至宝,有两个月里,天天开车从曼哈顿赶到普林斯顿去查档案,“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西/赛珍珠的来往信件”。

  新世纪之后,钱锁桥又从美国回香港,在城市大学教了13年书,此间2009年赴哈佛出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又与时任芝加哥《美国-东亚关系学报》主编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及石静远、陈勇、余茂春等一众学者,就林语堂研究多有切磋,还曾去林语堂三女儿林相如府上做专访,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摩林家的绘画和书法收藏;后来,还得到台湾著名林语堂研究专家秦贤次先生的史料分享与支援,也应龙应台之邀赴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了一个月“驻馆学者”……2011年,钱锁桥在香港召集顾彬、陈子善等海内外学者开了一次林语堂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评论文集》)两年前由其母校的东亚研究所正式出版。

  钱锁桥想写出一部“智性传记”,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和鲁迅、胡适一样,林语堂视“批评”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标识,他捍卫“德先生”最为得力、最为坚定、最为雄辩;林语堂虽然也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像鲁迅、胡适那样激烈,他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备可用资源与活力。

  日前,笔者与钱锁桥教授进行了一次笔谈。

  |访谈|

  受访人: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跨文化履历对林语堂研究的帮助

  燕舞:您在新书后记中特别致谢了叶文心教授,那您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哪几位?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您有影响吗?

  钱锁桥:我去伯克利那年,Cyril Birch(西里尔·白芝,1925—)教授刚退休,系里迎来一位哈佛刚毕业的才女Lydia H. Liu,就是刘禾教授,我在她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刘禾教授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叶文心教授是我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有一位是William Nestrick(威廉·内斯特里克)教授,他是搞文艺复兴研究的,但对日本、中国感兴趣,对中国学生(起码是对我)非常nice。我记得到他的办公室,屋里全部堆满了图书和纸张,完全没有立足的地方。可惜,他给我的论文签字通过后不久便突然去世了。

  其实,我到伯克利后的头两年一直都是跟着Hubert 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和Paul Rabinow(保罗·拉比诺)到处听课,听海德格尔、福柯等,他们统称“理论”;后来,跟历史系一帮人厮混,他们都是Wakeman(魏斐德,1937—2006)、叶文心的学生。伯克利最让我受益的是它的图书馆(英文和中文的)以及中国研究中心,当时各路人马都到中心逗留,做演讲或访问,所有活动我都去听,眼界开阔不少。

  我当时当然也看过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他那本书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写林语堂只有一页。我在哥大时有幸见过夏先生,很健谈,真是个怪才。但我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对整个台湾先我们大陆来的一辈留美学人都很失望,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关注林语堂(周质平先生是个例外,但周先生是我多年后2009年到美国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才“发现”的)。

  燕舞:您本人学术旅程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这对您理解传主的跨文化实践和“种族与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

  钱锁桥:我们往往说“学贯中西”,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林语堂不仅“学贯中西”,而且真正生活于两个世界。要能真正理解林语堂,能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历当然对林语堂研究帮助很大了。我虽然是学英语出身,但来英国前对英国的了解都是纸面上的,对纽卡斯尔的了解更是根本谈不上。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它在19世纪可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重镇,是有名的“煤都”,也是造船中心——北洋舰队(以及日本海军)的船都是从这儿出去的。我在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时,又读到林语堂抗战时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林语堂要告诉美国,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毋庸置疑,如果质疑这一点,那就等于是“carrying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纽卡斯尔)”。我读到这儿时惊呆了,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英文,我要是没来纽卡,绝对不可能理解这句西谚。然而,并没有记录显示林语堂来过纽卡。我把这句话讲给我同事听,问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他们都乐了,哈哈,现在还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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