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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的书
2020-04-30 10:06:56
来源:丁东小群(微信公号) 作者:丁东、邢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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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看得中的书,往往出不了。能出的书,我又看不上。庆幸的是,这本《雁过留声》成为少见的例外。可以有把握说,近期值得推荐的就是这本。
 

 

  和金雁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最初是文友,都是《东方》的作者。当时,金雁和秦晖刚从西安调到北京。《东方》的总编辑钟沛璋、副总编辑朱正琳、梁晓燕对他们夫妇非常看好,格外倚重,连续发表了他们多篇力作。他们为《东方》增光添彩,《东方》也把他们推上了公共焦点。他们纵横驰骋,持续发声,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今仍在思想前沿。

  1997年,《东方》遇挫。这时,姜诗元接办了《华人文化世界》,邀徐晓、刘自立、陈雷和我们夫妇参与。这份杂志以叙事为主,说理为辅,文章篇幅比《东方》短小。秦晖以说理见长,文章洋洋洒洒,动辄篇幅过万,未便向他约稿。但金雁不光能写学术文章,散文也很精彩,于是请她供稿。她很快发了两篇,《平民总统热列夫》一文至今还有印象。可惜这份杂志没打开市场,我们坚持了一年,只好罢手。

  转眼到了1999年,赵虹创办《社会科学论坛》,邀我参与策划。我在北京找了几十位活跃在一线的学者,金雁、秦晖都在首选之列。他们提供了不少优质稿件,也多次参加赵虹举办的活动。有一次在河北赞皇障石岩,金雁、秦晖一家三口和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同行的还有成都学者萧雪慧、北京学者杨支柱,一行人在山间畅谈,海阔天空,令人难忘。

  直到2014年,我参加《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金雁和秦晖仍是我倚重的作者。《炎黄春秋》有一个栏目叫“海外事”,每期只发一篇,说的是外国事,但要对中国读者有启发。我找金雁、秦晖约稿。他们和东欧转型过程中的一批重要政治家有过实地采访对话,很快给我发来一批存稿。可惜,我只发了一篇,因篇幅所限,还是节选。

  除了文友,我们也曾为旅友。一起赴以色列、约旦旅游,现场领教了秦晖对地理空间的惊人把握。没有去过,他在车上就能感知前方将出现什么建筑,什么古迹。金雁说他相当于GPS,所言不虚。长途旅行,大家轮流出节目,有人唱歌,有人吟诗,金雁的一番独白,让初次聆听的旅友对她的口才连声惊叹!

  金雁的专长是研究苏俄和东欧历史,相关著作很多,《倒转红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篇幅最长,其中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反思,让我耳目一新。

  

 

  有人说,这本书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而是长篇随笔。其实,以为学术论著的文风必须板起严肃面孔,只要理性而不要感情,只要逻辑而无须文采,是时下对学术理解的偏狭。如果只有古板的文章才算正宗学术,不看学术也罢。我的看法是,金雁这类文字给学术注入些许活力,减缓了汉语学术的枯萎。

  金雁在大学教书,在学术天地里耕耘是职责所在,不能不做。就她的性情来讲,更愿意写的是闲书,就是通常说的散文。这本新书《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就是一串散文。部分内容以前陆陆续续读过,这次合成一个整体,仍让我饶有兴味。

  

 

  常有朋友和我问起,有什么新书可以推荐。回答这类问题,前些年我张口就来,愿意把自己的心得让朋友分享。近几年,我越来越难以回答。我看得中的书,往往出不了。能出的书,我又看不上。庆幸的是,这本《雁过留声》成为少见的例外。可以有把握说,近期值得推荐的就是这本。

  这本书讲的是作者前半生的经历,是姥姥、爸爸、妈妈,是同事、老师、丈夫,是做饭、缝衣、种地,是曾为知青、售货员、中学老师的日常生活,是从小学、中学、大学到考研、留学的一路奇遇。这么多故事,如果让小说家演绎,可以铺陈出三部曲、四部曲,而金雁笔下只流出十几万字的篇幅。言简意赅,又不乏史家眼里的生动细节。不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学历高低,学界内外,都可读可看,不难获得某种共鸣、些许启迪。

  书中的几十幅插图,也出自金雁本人之手。历史学家写散文不奇怪,文史本不应断然分家。现在有不少文科教授,文科博士,只会写论文,不会写散文,其实不正常。学者画画,也不奇怪。我见过的学者绘画,多是国画、文人画、山水画草一路,画人物不多。金雁的绘画以人物为主,基本算是西画路线。这和小群是一类。我没问金雁何时涉足绘画,可以肯定,她比小群起步早。小群是素描,金雁是线描,各有各的趣味。去年冬天《社会科学论坛》在石家庄开会,我们应邀参加,小群还和金雁切磋了习画体会。小群是感觉文章越来越不好写,只好到绘画里,寻求表达的天地,无意之中,却和金雁成另一付笔墨的同道。因此,为她试画一幅肖像。

  去年,好友李建军出版了《重估俄苏文学》上下卷,小群曾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与金雁的比较,现将此信展示如下,奉献读者:

建军兄:

  谢谢相赠大作《重估俄苏文学》上、下两大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8年10月版)。大作的内容,我曾在《名作欣赏》杂志浏览过一些篇什。现在集中起来阅读,又有了不同的感受。

  

 

  你在《关于金人先生》一文中,通过对翻译家金人的介绍和怀念,谈及自己是怎样走进俄罗斯文学的。《重估》的“小序”中,又进一步阐述了研究俄罗斯作家、批评家的初衷。我也曾经是俄苏文学的爱好者。俄苏文学是我青少年时代阅读生活的重头戏。后来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正像你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离不开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投影和对俄罗斯现实主义经验的吸纳。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对俄苏文学的关注超过其他的外国文学。当然,关注的重心随时代而有所调整,早期是俄罗斯的作家、苏联时代的革命文学,晚近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道主义叙事”。读你这本书,勾起我太多的联想。

  我想选择《重估》中的三节,谈点粗浅的感受。

  先说“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重读别林斯基”。

  你讨论俄苏文学,一如你评论中国文学,洋洋洒洒,激情澎湃。“别林斯基试图帮助自己时代的人们理解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爱祖国与爱人类的关系。......‘在他的灵魂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液里,负载着社会的生活:他为社会的疾病而疼痛,为社会的苦难而痛苦,随着社会的健康而蓬勃发展,为社会的幸福而感到快乐。’......对生活的‘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自觉意识,必然合逻辑地指向这样一点,那就是强调文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所以,你提出“俄罗斯文学的健全发展和辉煌成就,与别林斯基的永不自满的尖锐批评,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尖锐而正确的批评,别林斯基培养了俄罗斯作家的世界观,培养了他们高贵的文学气质,培养了他们对文学的庄严而朴实的态度。”你虽然提到别林斯基有偏激、病态、精神与情感的分裂之嫌。但极力为他辩护,认为他有稳定的价值立场与明确的精神指向——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为了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他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和高尚的利他主义者。你这些论述,让我看到的是你自己的追求,是你对文学批评的自我定位。

  我对别林斯基缺乏研究,但我不久前接触过另一位朋友对别林斯基的研究,这就是金雁的《倒转红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潮》。你的书取文学史的视角,金雁的书取思想史视角。但她在讨论俄国知识分子时举的多是文学家例子。她说,因为当时文坛是俄国思想家的熔炉;俄国知识分子有文学中心主义情结;知识分子的特征总是通过文学形像表现出来。毋庸置疑,金雁也是读俄罗斯文学长大的。

  在金雁笔下,别林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史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是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异数,却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行者。别林斯基出身神职人员家庭,一生面临贫困和病体折磨,为生计奔波,在自卑和自尊双重煎熬中“是个走极端的人”。他的写作愤世嫉俗、始终有“攻击性”。他热烈干预一切问题,不管切题不切题,他无所不谈。以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学生期期等待《祖国纪事》的出版。喜欢他拿精英开涮的文风。别林斯基有一显著特点是“善变”。他的写作活动短短十几年间,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大跳跃”,“一直到逝世前也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的思想轨迹大体是:19世纪40年代前是典型的体制”顺从论”,他对君主制颇有好感。喜欢“力量=权力,权力=力量。1840年开始,没有过渡,变得”不顺从现实了”。他在自己心中“起了一种邪恶”,凶猛狂热的爱自由爱独立。”同时,又自相矛盾:“否认自我吧,控制你的自我主义吧, 嘲笑你自私的‘我’吧, 为别人的快乐而存在;为着你的邻人而牺牲;为着你的国家及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这永生只有毁灭你的‘我’才能实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重复强调希望俄国再出现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拥抱彼得大帝是别林斯基生命最后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洛斯基评论他说:“别林斯基在自己短暂但却极有作为的一生中常常改变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每一次改变都有在他的评论作品和政治作品中深刻地表现出来。”说:“伏尔泰像撒旦,撒旦被最高意志从金刚石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他就利用短短时期的自由来危害人类”。又说“除了英雄主义我轻视一切”。别林斯基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代表,还是“俄国特殊论”的最早提出者。

  我相信,你们各有所本。出发点不同,对资料的选取也不同。在我面前就出现了对别林斯基不同的评判。我没有能力讨论你们的是非高下。由此我想到了中国舆论对别林斯基评价的多次翻转。你的书名是重估俄苏文学,重估这个词很有意思。由于别林斯基与中国文学关系特殊,百年来已经被重估了四次。他被介绍到中国虽然始于民国年代,但到1950年代受到特别的推崇。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上向苏联一面倒,文化上也全般吸收苏联的意识形态。由于苏联把别林斯基定位为布尔什维克之前的革命思想先贤之一,别林斯基也就成为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的典范。不但全面译介了他的文集,而且引起了一代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效法。当时如果哪篇评论文章被认为有别林斯基之风,就成为最高的赞誉。然而中苏的蜜月并不长久。1960年代就反目为仇。这也殃及到百年前早已去世的别林斯基。1966年,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其中有一段专门谈到“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从此,别林斯基成为批判的靶子。第三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要为十七年正名,在外国文学领域,别、车、杜重新受到肯定。以上几次翻转,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重估,不如说是政治裹胁了学术。现在,你和金雁前后脚出书,却出现了对别林斯基大异其趣的评判,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总算回归了学术。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和金雁对俄苏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只不过你的重心是寻找当下稀缺的走向崇高的文学批评,而她的重心是反思激荡世界二百多年的激进主义思潮。

  同样,你对赫尔岑的研究也可以和金雁作一比较。金雁认为:赫尔岑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有一段被沙皇强迫教育的痛苦过程。但半个世纪后,他们整体成为:与欧洲贵族相差无几的“有教育阶层”,并导致了与沙皇制度分裂的群体。贵族知识分子群体再分化过程中,又有了崇尚改革的“西化派”和保守旧制的“斯拉夫派”。赫尔岑是“西化派”中的代表人物。他还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跨教派秘密精英团体“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寻求宗教以外的精神神寄托,质疑、批判沙皇政权。是俄国贵族向往的“秘密教会”。十二月党人很多是“共济会”成员。赫尔岑也是这个文化圈子中的一员。金雁还提到:当在民族问题上,西方派、斯拉夫派、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表现的空前一致时,普希金、托而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的反抗切齿痛恨时,只有赫尔岑持不同的观点。自从赫尔岑在刊物上发表了同情波兰独立运动并对俄国扩张表示怀疑的文章后,他创办的《钟声》杂志很快丧失它所有的威望。

  你认为:赫尔岑是贵族家庭中的私生子。想像到他“处境有些尴尬”的身份对他人格的影响,对他社会和人生态度的影响。但是看到赫尔岑的政治热情的“与生俱来”,看到十二月党人起义对他的“人格淬火”。

  赫尔岑对宗教的态度是:宗教能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独立的公民。也看到赫尔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一切无条件服从和让渡,都意味着奴役和侮辱。但你认为他的宗教意识也是简单化甚至傲慢的。你认为宗教是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信仰基础,精神创造的力量之源。你一方面看到赫尔岑忽略了这种启示:如果没有上帝的这个镜像,人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和有限性,如果没有上帝,人就可能失去对审判和惩罚的畏惧,如果没有宗教精神,俄罗斯文学绝对不会在对人性的表现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获得如此在的成功。一方面又看到赫尔岑信奉了另一种“宗教”: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他没有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傲慢和种族主义的优越感,比陀思妥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高出一截。赫尔岑的精神背景决定了他的创作和文学审美意识。你看到他的政治和时代性是他审视作家作品的角度,看到他的思想家的修养,看到他第一流的鉴赏力和批评能力。认为他的小说经验,对中国当代作家有发蒙启蔽的意义和作用。而他的皇皇三巨册的《往事与随想》,糅合了戏剧冲突、小说叙事和诗的抒情——其中创作虚构与历史真实的独特结合,表现出这位真正的作家技巧。有着引人入胜的文学价值和魅力。

  对于赫尔岑,你依然是文学研究视角,但你明确了他的精神文化的背景,抓住了他文学与批评中的政治性倾向,也看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特质和迥异于其他的文学家的特征。我感觉这篇介绍与分析是统一的、丰满的、比较深入的。

  再看你对肖洛霍夫及《静静的顿河》的分析。

  肖洛霍夫曾权重一时,在苏维埃时期很左倾;关于《静静的顿河》是否源自抄袭,在很长时间里,是《静静的顿河》读者心中的一层云雾。

  你介绍,“肖洛霍夫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说真话,但是在特别重要的时刻,为了很多人的生存死亡,他没有选择沉默。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集体农庄运动和粮食强征政策下出现的惨绝人寰现状”:为了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他们“还大规模拷打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有时还把整个生产队的人关进仓房”“在瓦夏耶夫集体农庄,往庄员们脚下和裙子上倒汽油,点着火,然后再扑灭”;“60个成年人,60个苏联公民,被这位特派员下令次伸出舌头站着、流着口水;“审讯时,扒光了衣服,让人半裸着回家”;“一个妇女带着吃奶的孩子,被赶出家门,走遍全村,没人敢收留哪怕是孩子,清晨孩子冻死在妈妈怀里,母亲本人也冻僵了。”肖洛霍夫凭借自己在高层的特殊身份,正视真相,直上天廷。由此我想到中国作家赵树理为农民的不幸上书言事,或可有一比。赵树理上书的言辞其实很委婉,但赵树理最终的命运和肖洛霍夫相比,却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肖洛霍夫毕竟在“政治压力机已经拧紧到了极点——几乎每个人都被压平了”的情况下,历时十四年完成《静静的顿河》。前些时我重读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对哥萨克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更能体会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所继承的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及人道主义的力量!

  《静静的顿河》是否抄袭克留科夫也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你的文章介绍:“挪威的斯拉夫专家赫索特,组织了一个五人的研究小组,用可靠的电子计算机程序,通过对克留科夫的全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的对比分析和不一致的地方,列举拥有量、重合、重复率、多样性.....对比其作品的特点:克留科夫和肖洛霍夫所写句子平均长度、词类分布、使用的连接词的频率......机器对12000个句子中的15万个词,逐词进行了比较。”结论是:排除长篇小说作者是克留科夫的可能性。

  你用相当的篇幅继续分析了肖洛霍夫的在小说中的人道主义叙事伦理,主人公的复杂性和中间性,以及小说的反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包括他的写作风格,这显示了你的文学解读与分析的长项。《静静的顿河》的确影响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应该说是持论有据的。

  先简单谈这几点阅读大作的感受。以后有机会再交流。

邢小群

2019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