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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历史“悖论”的根源何在?
2020-07-29 15:22:25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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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国大革命中的帝制产生和王朝复辟,一方面是对宪政民主潮流的逆动,另一方面是对宪政进程的补充,一方面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却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在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另一篇读后感《阳光下的真理》中说过:“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如此隆重地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写在自己的精神旗帜上,另一方面,它在革命过程中履行这些‘阳光下的真理’时却产生了和这些真理背道而驰的东西:杀戮、断头台、暴政、专制帝国。”

  对法国大革命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那么,这个历史悖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托克维尔在书中《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这一章中实际上已经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悖论,是因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派”在为大革命提供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中先天缺失政治自由的因素;第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中过于注重的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往往和政治自由精神背道而驰,因而导致了新的专制:“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碍他们计划的东西应该打碎。他们不大尊重契约:毫不尊重私人权利;或者,准确地说,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请读摩莱的《自然法典》,你就会在书里找到经济学派有关国家的无限权力、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全部学说,就会找到最近这些年代法兰西最为害怕的许多政治理论,我们似乎正看着它们的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第三,因此,法国大革命产生这个历史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大革命丧失了健康的政治自由精神,而在托克维尔看来,像民主、平等这些政治原则,如果没有自由精神的统领,极有可能导致新的政治专制。就是说,民主、平等的精神内涵,和自由的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为此,托克维尔公然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治、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然而,从托克维尔开始,对自由和民主、平等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看法,至今仍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读。托克维尔所说那个“健康的政治自由”究竟是什么?实质上是宪政精神,也就是说,导致法国大革命产生那个历史悖论的根本原因,是革命领导团队和革命民众的宪政精神和宪政训练的缺失。而所谓“宪政精神”完整而健康的内涵,恰恰是由“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这三位一体作为全部支撑,缺了任何一样,整个宪政精神都无法站立,而构成宪政精神的每一项内容,都有自己本质和性质的特定界定,都有自己内在的对立统一模式,突破这个界定,事情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这里不妨从政治自由这个概念说起,看看所谓“宪政精神”内涵的“三位”一体,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它们的依存又是如何构成宪政民主政体的常规格局的。

  人类社会面临的所有自由,都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之分,而每一种类型、每一种性质、每一个层面的自由空间,都有着不同的界定,特别是人类社会群体共享的自由空间,其界定更为严格,一旦突破这个界定,则自由会立即转化为不自由。比如,在某欧洲国家每一个餐馆,就餐时都是静悄悄的,每一个就餐的人,都能享受到在公共场所清静、安宁、愉快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获得是由每个人失去另一项自由为代价的,即在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大声喧哗的自由。可见,每个人在公共场合享受的清静、安宁、愉快的自由空间,则是以“任何人不得拥有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华的自由”为特定界定的。一旦这个界定被突破,则前面那个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同理,在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的自由中,空间更为狭窄,往往一部分人拥有的自由,是剥夺另一部分人相应的自由为代价的。正如托克维尔描述大革命前法国领主的特权一样:“……领主几乎处处强迫当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用其压榨机压榨葡萄。”就是说,领主们拥有的驱使居民使用其磨坊和压榨机的自由,是以当地居民失去使用自己磨坊和压榨机的自由为代价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本质和性质是什么,它的自由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的特定界定是哪些。

  所谓政治自由,是指人类社会在进行政治统治及其社会管理过程中被界定的自由空间。就是说,凡涉及到政治统治或社会管理范围的个人或群体自由,皆可称为政治自由。比如个体生命的人身自由,就可以在特定的含义中被纳入政治自由范畴。中国毛泽东时代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走出自已的村庄外出办事,都要生产队或大队开出的证明,否则在城里就住不上旅馆,甚至被盘查。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就属于政治自由范畴。而如果你因为腿脚残疾而不便出门,这种人身自由的限制是由于你的生理状况造成的,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无关,那就不是政治性质的人身自由限制了。

  而政治自由,又通常被分割分两个性质不同、又紧密联系的空间。一个是政治权利空间,一个是政治权力空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掌握政治权力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都是少数人,而被统治和被管理的始终是绝大部分人。政治权利,是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统治、管理过程中各自所拥有的地位、自由和权利;而政治权力,则是统治者、管理者在实施统治、管理过程中拥有的权力,因而,它始终掌握在少数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人们手中。

  因此,在政治权利空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拥有的自由(权利),可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可以是平等享受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专制政体中,政治权利可以完全被集中在极少数统治者和管理者身上,而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则被剥夺殆尽。这种状况,尤其在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地重叠在极个别独裁者身上时更为典型。信手拈来一例:1395年朱元璋正式颁布《皇明祖训》之前的四十年中,杀了大量的文臣武将,“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甚至都不敢出一口大气了。……”直到杀得官员不够用,也仍不罢手:“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门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有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其中的空印案更为荒唐: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所派上计吏去户部核算钱粮军需数目为图方便都带空印文书,朱元璋怀疑其中有贪腐猫腻,下令地方各衙门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吴晗:《论明史》)可见,当朱元璋把所有的政治权利悉数集中到自己手中时,他的所有臣民的政治权利,则被剥夺得精光,直到连起码的生存权、生命权也被剥夺殆尽,已形同猪狗了。其中他属下的官员尽管也属统治者和管理者行列,但其政治权利被剥夺得比老百姓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酷烈彻底,有的仍在行使权力,但起码的人身自由已经没有了,那戴着镣铐办案的御史就是典型。

  但在现代民主政体或宪政民主政体中,无论少数统治者、管理者还是绝大多数被统治者被管理者,都能平等地享受同样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平等的法律权利,批评政府、监督官员的权利,参政议政的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通信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迁徙自由等等。我们看到,在政治权利领域,所有的自由空间,都被全体公民平均分割了,即便掌握全国政治大权的总统或首相,他享受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超出一个普通公民享受的政治权利范围。

  但是,也只有在政治权利领域,其自由空间才能被全体公民所共享,超出这个领域,到政治权力领域,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尽管政治权力向少数人手中的集中会带来政治权利同时向少数人身上集中和广大被管理者政治权利被剥夺,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撇开统治者享受的种种政治特权不谈,如果就单项政治权力而言,它是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必须具备的社会职能。

  那么,政治权力特有的本质和本性是什么呢?它和政治权利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呢?第一,关于政治权力空间的分割问题。政治权力的根本性质是统治和管理,因而它永远是少部分人发号施令,大部分人“听命”服从。因此,政治权力空间不可能由全体公民平均分割,就是说,不可能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发号施令的空间。如果权力空间也像权利空间那样人人有份,将导致天下大乱。所谓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仅仅表现在如下几点:一,具有选举执政者或掌权者的权利;二,具有选举自己政治代表的权利,他们委托这些政治代表(议会议员)对掌权者的施政纲领或施政措施实行监督、修正、审查、批准,并对掌权者本人进行监督和必要的撤换;三,通过言论自由、新闻舆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权利平台批评政府的施政举措,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四,直接依法组织政党或政治集团,参与执政团队的竞选。

  那么,政治权力空间是怎样分割的呢?大致有几种性质的分割?其一,利益性质的分割。将国家或民族的所有政治权力,在几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阶级中进行分割。这种分割只有在专制政体中才能进行,如中世纪的君主制和封建制。这种分割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同步分割。即所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只在一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中分享。这种利益性的分割,在现代宪政政体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种政体下所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都来自全体公民的授予,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说,所有政治权力归全体公民所有。其二,职能性分割。这种分割是实施社会管理或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如权力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割,在政府的不同管理领域和不同管理职能之间的分割等等。由于这种分割为国家管理、公共事务和社会运行所必须,所以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切政体中通用。比如中央集权制和地方自治制,无论在专制政体中还是在共和政体中,都会视需要和国情而被采纳。其三,监督性分割。主要是为了防止因权力高度集中而被滥用或权力被掌权者的私利所绑架而采取的分权措施。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割和彼此制衡等等。

  第二,政治权力的双刃性问题。政治权力一方面具有开展公共事务、实施社会管理、维护国家安全、伸张社会正义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却具有被掌权者滥用、谋私、寻租的必然。而后者往往由掌权者的利益所驱动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表明,权力的滥用所换取的,不仅仅是掌权者的现实利益,也不仅仅是掌权者政治权利空间的无限扩张和被管理者政治权利空间的无限萎缩,而且还包括掌权者力图将其张狂的梦想或想象力化为现实而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灾难和政治灾难。因此,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也许比如何防止权力被掌权者私用还要重要。那么,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目前为止,只有宪政民主政体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笼子,不仅仅是分权,更主要的是全体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意味着:所有掌权者一律由公民选举产生,这表明所有权力惟一的合法性从全体人民而来;对掌权者的监督、罢免同样由选民或选民选出的民意机关决定,这意味着掌权者一旦胡来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权力的常态管理和非常态管理问题。在政治统治者运用政治权力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分。在常态中,无论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还是地方自治国家,也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都处于平和相处的状态,各级政治权力的行使也处于“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相对宽松、相对分散的状态。然而,权力的管理一旦进入非常态的紧急状态时,如社会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外来武装侵略的来临或国家处于各种性质的战争状态时,政治权力的社会管理机制便会立即作出应急反应,主要表现为:权力迅速向最高权力核心集中;打破正常的权力决策程序,应对危机或解除危机的各种重大举措,由最高权力核心的极少数人或极个别人临机决断;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权利也相应朝掌权者和决策者身上集中,而人民的政治权利也相应地作出部分让渡。比如,为了对入侵者进行军事封锁,公民的迁徙自由可能被取消;为了战争需要,公民的私宅可能被强制征用;紧急戒严状态时,公民的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会被强制取消等等。由于战争和各种性质的社会危机给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带来威胁,因此,权力集团采取的任何有利于争取和平、消除危机的努力和举措,都应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总之,如果说权力管理的常态像一个松散的巨大的托拉斯,其中各个分厂、各个部门可以安然地各司其职,各行其事,那么权力管理的非常态或紧急状态就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巨轮,为了避免迷航和触礁,一切权力都必须集中在船长室,重大决断权都集中在船长手中。

  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主面的,如革命领导集团重大的决策失误,革命阵营面临的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实现宪政民主的历史条件不成熟,等等。然而,其中产生那个巨大历史悖论的主要原因,则是革命者和革命领导者缺乏基本的宪政民主训练,混淆了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区别,颠覆了“政治自由空间”的特有界定,违背了宪政民主必须遵循的原则、规则、程序和纪律,甚至违背了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政治规律。

  我们不妨举例说明。

  关于民众的革命狂热问题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全民狂欢,几乎革命进程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以民众狂热的激情为主要动力的。这种狂欢是什么样的狂欢?这种激情是什么样的激情?不妨采撷一二令人血脉贲张的场景:“人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在广场上唱,在民众集会上唱,在监狱里、剧院里,甚至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也唱……每一次民众起事老百姓都唱歌。伟大的革命‘日子’,有时会以自发的狂欢为尾声,比如1789年10月5日和6日这两天,将近七千名义愤填膺的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她们冲进皇宫,达到了自己的要求。路易十六就是在一大群狂呼劲舞开怀大笑的民众包围下押回巴黎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簇拥着国王的御辇,向路旁围观的人高喊:‘我们把他押回来啦!’妇女们坐在炮车上,前来助战的国民军掷弹手的军帽拿来戴在头上,他们围着国王,还有好几辆载满谷物、面粉和葡萄酒桶的大车。这一天,万众欢腾,亲如兄弟,其标志就是插在枪筒里和举在手里的白杨枝条。这一天虽然有人丧命,却是大喜大庆的一天,因为被杀的是国王的近卫军,他们的首级挑在枪尖上示众:谁胆敢反抗至高无上的民众,决没有好下场!”(法:洛朗斯·库达特《自由,平等,狂欢》)

  这样的狂欢,这样的激情,这样的集体暴力,我们似曾相识。实际上,每一个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都曾深刻地体验过丝毫不逊于上述法国大革命中的类似的画面。当然,中国文革中民众的狂欢,是由毛泽东点燃的,那么,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的狂热,又是由谁点燃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由三级会议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的原始发轫过程。1788年年底,在三级会议的筹备和代表选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开明贵族和教士与第三等级一道展开对特权社会的猛烈进攻,主张三级会议应当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作为会议主题,必须制定一部维护公民平等权利的宪法。这种强大的攻势致使当年12月12日王室宗亲不得不向路易十六呼吁“国家处境危急”。同月,“在宣称‘第三等级就是一切’的西哀耶斯等人的影响下并在财政大臣内克的鼓动下,路易十六决定,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陈文海《法国史》221页)

  1789年5月,代表选举完成。在产生的1139名代表中,教士等级291人,贵族等级270人,第三等级578人。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代表在人数上不仅和其他两个等级人数之和相当,而且其他两个等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代表在政治立场上是和第三等级站在一起的。

  5月5日,三级会议正式开幕。会址选在皇宫所在地凡尔赛。根据既定程序,会议类型包括由国王亲自主持的全体会议和由三个等级分别召开的各等级单独会议。教士和贵族等级的会议场所被安排在凡尔赛的游艺厅;第三等级的代表则借口人数众多而占据了游艺厅后面的另一个更为宽敞的大厅,这个大厅在召开全体会议时充作主会场。

  国王拟定的会议主旨是讨论解决王室政府的财政问题。但第三等级对此大失所望。在随后一个多月的会期中,政治平等问题成了会议代表争执不休的问题。在教士等级众多代表的支持下,第三等级提出一个由三个等级共同进行代表资格审查、以此填平各等级之间鸿沟的建议。在争执无果的情况下,6月17日,第三等级自行将三级会议改称为“国民会议”。至此,三级会议的政治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宪政改革方向发展。

  第三等级的“自作主张”令路易十六无法接受,他所采取的反击方式就是关闭会议大厅,不让代表开会,从而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慨。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和一些支持他们的教士代表借用了附近网球场大厅作为临时会场。当日,与会代表根据穆尼埃的建议而立下誓言:王国宪法在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并确立以前,会议决不解散。此即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尽管在6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路易十六拒绝承认国民议会,但在第三等级强硬态度的压力下,国王于27日转变态度,劝说特权等级中的顽固分子参加国民议会。这意味着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7月9日,第三等级又自行将国民议会改为国民制宪议会,决意沿着制宪的道路继续前进。时隔两天,拉法耶特便向制宪会议提交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草案。

  然而,第三等级的“得寸进尺”使反复无常的路易十六对自己的让步后悔起来,为了进一步遏制事态的发展,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路易十六开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7月11日,国王解除了对第三等级多方迁就的财政大臣内克的职务。一时阴云密布,气氛紧张,一场残酷的镇压似乎即将来临。

  出于自卫本能,制宪议会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开始在凡尔赛和巴黎等地展开揭露宫廷阴谋的舆论宣传,结果引发民众的强烈响应。至此,一场全民性的革命狂欢骤然而至。

  可见,这场狂欢是由改革的领导者亲手点燃的,而正是群众的激情,将一场宪政改革推向一场血腥的革命。那么,这股群众的激情狂欢,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对于法国宪政民主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激情最典型的表现,发生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过程中。这里引用的文字可能长些,希望耐心的读者能详细了解这一震惊世界历久弥新的历史事件的真相。

  “从7月12日开始,巴黎进入打砸抢烧的亢奋状态,市内的许多商店或被洗劫一空,或被付之一炬;巴黎四周的城门也成为民众进攻的重要目标,因为这些地方是对入城商品进行征税的关卡。7月14日,由巴黎民众自发组织的民兵组织(即‘国民自卫军’)为了寻找武器而冲进塞纳河南岸的荣军院(此地既是军队医院又是武器库房),心惊胆颤的荣军院院长被迫交出3.2万支步枪和12门大炮。为了给这些空枪炮配上弹药,巴黎民众随即在人声鼎沸之中一路呼啸着向东进发,跨过塞纳河之后,在巴黎市政厅寻获大量弹药。为了获取更多的武器和弹药,市民们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向东面的巴士底狱奔去。驻守巴士底狱的虽然只有82名法国老兵和32名瑞士籍雇佣兵,但这座建筑垒墙坚固,而且周围还有25米宽的注水堑沟,因此要攻下它并非易事。在守军头领德洛内侯爵的许可下,一名市民代表进入其中与之进行交涉。德洛内答应拆除巴士底狱四周的大炮,并且还请这位市民共进了午餐。但是,这位市民并未能阻止民众的进攻行动,慌乱之中的德洛内于是下令开枪。双方展开激战,结果造成98名市民战死,而守军只有2人(亦说3人)死亡。群情激愤的巴黎市民架起刚从荣军院夺来的大炮并向巴士底狱开火。德洛内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并命令放下吊桥,但一哄而进的民众却拒绝接受德洛内的投降。人们将德洛内尽情羞辱和殴打之后,又将之拖到市政厅门口并在那里将之击毙。随后,人们又把他的头颅割下,挑在枪尖上游行示众。”(陈文海《法国史》226页)

  而此时的巴士底狱根本不是什么封建专制统治的牢笼和象征,从狱中被“解放”出来的囚犯只有区区7人,包括一名根本不值得同情的刑事犯。至于法国的王室,早有拆除巴士底狱的打算,只是没有实施罢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就会被那万众狂欢的激情所震撼。那是什么?是白炽酷烈、吞噬一切的烈火,是祸起萧墙、排山倒海的海啸,是野性无羁、摧枯拉朽的狂飙。那么,民众的狂热究竟含有哪些成分?有封建特权引发的强烈仇恨,有面包太贵积蓄的无边愤怒,有挣脱千年束缚、百年压抑的酣畅发泄,有一身轻松向往随心所欲无限自由的尽情体验和热烈想象,还有——由第三等级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理想的革命家们向他们描绘的那幅“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蓝图的召唤——而正是这种召唤,为这狂欢的激情抹上了北极光般的奇幻神秘、绚丽灿烂的异彩。

  然而,无论这种群体的狂欢和激情对于反动的封建特权构成怎样的威胁,都是和宪政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的。第一,被剥夺了一切封建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随即成为普通公民,他们拥有同样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都应受到保护。而群众的“激情”任意践踏他们的权利甚至生命,这是必须严厉禁止的。第二,宪政民主运动比任何革命都更需要法治和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而“民众的狂飙”则处处破坏法治和合法的程序。第三,宪政政体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成功建立,而群众的狂欢则是常规社会秩序的大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宪政民主政体无论是在建立过程中还是在正常运行中,都需要权力的正常行使,而政治权力是绝对不能像政治权利那样由全体公民“平等共享”,一旦如此,航行中的巨轮不仅会迷航,而且会触礁、倾覆。而民众革命狂欢的“心愿”往往恰恰瞄准了对政治权力的“共享”。

  而狂欢中的群众对政治权力的分割和共享,正是导致法国大革命悲剧性的根源,但也许谁也没料到,这悲剧性的根源,却是发端于宪政进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述,在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因为人数过半,占据了作为召开全体会议主会场的大厅,为自己单独召开会议的场所。这个纯属地理位置上的偶然细节,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它无形之中提高了第三等级的地位,作为主会场的主人,第三等级的代表不必到特权等级那里参加联席会议,而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坐等特权等级的‘来朝’,可以说,这一地利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第三等级心理上的优势。其次,三级会议事先并未制定‘闲人免进’的规章条例,因而主会场大厅四周的看台便毫无阻挡地成为普通民众观看会议进程的旁听席。人们蜂拥而至,面对眼皮底下的代表们的言论,他们或狂呼支持,或高喊反对。这一做法自三级会议召开之始便逐渐成为惯例,直至1795年国民公会垮台方告结束。”(陈文海:《法国史》222至223页)

  我们看到,这个奇特的“惯例”在法国持续了六年之久。这意味着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旁听席”上的普通民众用自己狂热和愤怒的叫喊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这意味着这一期间革命的领导者和政府是被群众的情绪和意志牵着鼻子走。而在法国大革命这非同寻常的六年中,法国社会几乎没有一刻摆脱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或战争的紧急状态,这就等于一帮无知的乘客拥进船长室,对着船长大声叫喊着如何航行,如何转舵。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狂欢在性质上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狂欢不同,它对整个人类来说,只是为数不多的特例。这种举国欢腾的革命疯狂,这种异彩纷呈的群体激情,这种酷烈如火的血色之花,并不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能爆发出来的,说到底。它们是一种人性极度自由的释放,而只有在那些人性被长期压抑、精神被极度扭曲而又性格刚烈、情怀浪漫的国家或民族,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革命基因,才能出现这样壮观、绚丽、血腥的爆发。对于法国而言,这旋风般的革命狂热一方面因比任何力量都更彻底、更痛快地荡涤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障碍而彪柄史册,另一方面却因同时极其荒诞地葬送了宪政民主的诸多政治原则而注定要被后世广为质疑和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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