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文化 > 读书 > 字号:
理钊:王鼎钧先生给蒋经国讲民主
2018-12-18 17:48:13
来源:合传媒 作者:理钊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相比于权力的易手再易手,还有什么比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也包括那些权力者的后代,坦然而又畅意地生活而更好的制度么?

  在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中,有一则他给蒋经国讲民主的故事。但讲课的方式与听课的对象,却都极其特别。

  王鼎钧先生1925年生人,是世界著名的华语作家,祖籍山东临沂兰陵,1949年随溃败的国民党到台湾,1978年9月移居美国至今。以祖籍而论,我与鼎公算是彻头而不彻尾的同乡。我这样说,并不是存有攀缘名家的意思,实在是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名闻全球华人世界的文学大家而自豪。因为种种原因,他的著作读的不多,从读过的看,觉得他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得最好,因为是晚年的作品,文笔老练得已至化境,写起来得心应手、化繁为简、言浅意深,而他在书中对于人的苦难的叙述,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鼎公于抗战末期弃学从军,算起来连高中都未毕业,到台湾后,只是参加了一年的“小说研习班”学习,可谓自学成才。在他的著述中,有《广播写作》《讲理》《文艺与传播》等理论性著作,从他的回忆录看,这些都是他工作经验的心得与体会,可惜无缘读到。手头有一部他的谈人生经验的《黑暗圣经》,感觉他是继承了中国文人传统创作的思维与方式的人,不论是人生格言还是述理论的方式,带有“禅悟”的味道,一读之后,常有使人一击而醒的感觉。而这,也是他在讲“民主”这个题目时,切入的点与思维的方式都与人有所不同的原因。

  鼎公能够给蒋经国讲民主,现在想来,也是时势与机缘相聚的结果。所谓时势,则是自1972年蒋经国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后,因其父身体违和,便将“国家大事”全部托付给他。而蒋经国又锐意革新,有意听取各方精英的言论,以一付大胸怀,开启“大有为”的新时代。说是机缘,则是当时台湾的情治机关,响应蒋经国的革新精神,有意引进民智,更新形象。1970年11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了中广副总经理李荆逊。审讯中,李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而不用人才。“调查局”就让他讲谁是人才,当时在中广工作的王鼎钧就这样被视为人才而进了“调查局”的视线。当时任“调查局”局长的沈之岳,请鼎公给他们提意见,用鼎公的话讲:“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

  可“调查局”并不死心,不久就有两位同事,约了另外三个人,请王鼎钧吃饭。吃饭时,他们均不作声,只听鼎公一人说话。可饭后却与鼎公约定,这样的聚会可以每个月或两个月聚一次,大家轮流做东,鼎公不明就里,出于情义,便答应了下来。如此以来,这个聚会就大约从1971年始,一直到1978年鼎公离台,未曾中断。中间究竟聚会了多少次,鼎公并无统计。现在想来,即便以两月聚餐一次,八年下来,至少也要有十五六次的。

  使鼎公感觉这个聚会非同一般的,是有一次他议论了蒋经国的一篇文章。那时蒋经国写了一篇文章《风雨中的宁静》,描述的是一条瀑布奔腾而下,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一对知更鸟在里面做窝孵化小鸟,瀑布看上去凶险,其实好像一道布帘,保障了它们的安全。蒋经国以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王鼎钧说,知更鸟这意象太小太柔了,不像中兴的气象。他以当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后,国民常颁布青年十二守则时戴传贤所写的前言为例:“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承遗教者,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德大道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当年的大鹏怎么变成了知更鸟!”没想到的是,蒋经国不久就提出了他施政的大原则:“开大门,走大路,当大任,成大事。”一个小小的聚会里,未料竟然有一条通天的“管道”,这实在是让鼎公大吃一惊的。从此,他才知道,这个小聚会上的五个人是五架“窃听器”,这个小聚会不是“引蛇出洞”,而是“吹萧引凤”。

  就在这期间,鼎公已接受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的邀请,准备赴美任中文教员。他深知,他的言行将影响他的签证是否获得批准。也就在这时,聚餐会上的“餐友”一再请鼎公谈一谈社会上传得厉害的蒋经国传位的问题。鼎公虽一再躲闪,但他们却一再将话题朝这个问题上引。鼎公知道,如果他不对这个话题谈出自己的意见,恐怕是难以过关了。一天,他喝下几杯陈年绍兴,吐出了“酒后真言”,给蒋经国讲起了“民主”,可听课的,却只是五架他派来的“窃听器”。

  鼎公的回忆录里,对于此事没有记录确切的时间。从时间上推断,应在1978年3月后至他离台前。查《新台湾史读本》(江灿胜、陈正茂著,2008年版),蒋经国虽然自1972年就实际掌权,但一直是在“行政院”院长任上,到1978年3月严家淦的“总统”到期,执意隐退,才由“国民大会”选举,接任“总统”。如果说要考虑“蒋家第三代是否接班”,到此时也才是名正言顺。再者,此时离鼎公9月赴美,已是签证的最后时刻,他的“餐友”虽然在聚会上从未提起此事,但对背后的一切必定一清二楚,此时提出这个话题,也可能是有意在考验鼎公。而鼎公也明白,他如果谈得好,可能会获得签证,出走台湾,否则就只能做一只在台湾做窝的知更鸟了。所以,鼎公称:要交心交肝地赌一场!

  鼎公说:“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因为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称蒋介石为“国兄”,蒋经国为“国侄”,而到蒋孝武则为“国孙”,嘲讽之意已十分明显,民间没有接受的心理准备。接着他谈蒋经国:“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笼罩,自创局面。”“台湾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一身是胆终非虎,万里无云欲化龙。’大家认为写出了蒋经国的局限。上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但是我说,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件千载难逢的良机,足以使他绕过蒋公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他可以解严,恢复平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

  接下来,鼎公坦言他对民主的理解:“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而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风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权’。”鼎公的这一个“民主论”,确实是与众不同,他既不讲民主的起源,也不讲民主的好处,却专讲民主的坏处,即解决如何“失权”。但这个“坏处”却又是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从另一面看,或者从末代帝王的际遇看,这个“坏处”恰恰是它的好处。这一个道理,又岂止是中国历史中的规律,从东欧诸国的演变看,岂不也是如此?

  鼎公对于民主的理解并不止于此,他还从人情的一面予以阐发。他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很难区分。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总统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谁能断言他是假的?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全看经国先生怎么做,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投票选举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国父的理想终于实现,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这一段话,倘不是对于中国的人情世故看破在心,实在是难以将民主与国民党的历史贴合得这么紧致,却又言之在理,对于蒋经国却又是言之在情。

  在鼎公眼里,蒋经国行民主,还有另一层更现实的意义。他说:“如果国民党也学某共那样统治台湾,今后国民党留给‘台湾人’的是多么残酷的一架机器,在那架机器的操作之下,咱们一小撮‘外省人’怎么活,你如果留下的是民主制度,这四百万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团体’,它有运作的空间,咱们子子孙孙都可以在台湾立足……”鼎公这一番话的意思,在今人读来可能不好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国民党如果不搞民主,而一味地搞专制统治,一旦下台,“台湾人”上台之后也会继承这一“统治传统”,打压从大陆到台湾的“外省人”,相对本省人而言,“外省人”是少数,前辈的一些残暴的做法,必定会由后辈来承受。不能不说,这一番话是在言之于情之后,又动之于利的。因为,即使蒋家现在是执政者,但在台湾也是“外省人”;而王鼎钧先生也是,虽然他即将赴美,可他的父亲、弟弟、妹妹还在台湾。所以说,鼎公这番话里,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当时,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可一旦权力易主,依然以暴易暴,这些既得利益者,失去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利益了。

  对这一则讲民主的故事,除了在鼎公的回忆录中读到,还没有见到其他人写出来的材料予以佐证。我觉得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一是以鼎公的声望,没有必要为自己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且郑重其事地放到他的回忆录里,来抬一抬身价;二是从故事叙述的细节看,可谓绘声绘色,比如写他讲完“民主”之后“餐友”的表现:“我说了一个小时,没人反问,没人打岔,没人咳嗽,没人动筷子。”只是有一位装作抚摸胸口,悄悄地操作录音机。当然,一位作家,要想编一个故事很容易,可这个故事中是有五个旁证的;三就是在台湾某个地方的档案室,可能还保存着“餐友”写出来的报告,而只是尚未挖掘出来罢了。其实,故事有没有另外的证据已无多大的必要,因为蒋经国走的正是鼎公希望他走的路。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个讲话:“(一)经国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二)我们有没有可能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见《新台湾史读本》)再后来的结果是,国民党果然在民主中失了权,可失了权的国民党却没有亡;因为没有亡,结果是国民党果然又在民主中重新掌了权;又因为国民党掌了权,结果是现在又失了权。当然,现在失了权的国民党还会因为失权而掌权的。而更重要的是,鼎公所担心的“外省人”,正安然地与本省人一起,生活在台湾。想一想,相比于权力的易手再易手,还有什么比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也包括那些权力者的后代,坦然而又畅意地生活而更好的制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