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文化>教育 字号:
大海之声:歌功颂德不是大学教育的使命
2019-10-31 12:17:55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要真正实现教育体制的转型,尤其要真正以“认知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就必须彻底抛弃围绕政治服务的教育体制。
  (作者前言:这是一篇五年前的旧文,是专为当时辽宁日报上发表的那一封学生致高校老师的公开信而写。笔者万万没想到,五年之后,学生们的“公开信”已经被接二连三的“告密”事件取代了。高校教师教学的“言论尺度”大幅度收窄,而学生们对其老师言论的审视,也由“公开监督”转为“秘密监视“,由“公开信”的坦诚,转为“告密者”的阴毒了。此情此景,令人扼腕。激愤之余,重发此文。)


  辽宁日报《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之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笔者本不想凑这份热闹。因为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辽宁日报的记者编辑们,还是对公开信力挺或发出连珠炮般质疑、责问的网友,都未免有小题大作之嫌。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对中国社会现状“吐槽”,对中国的理论状况缺乏“理论论同”,对中国的政治状况缺乏“政治认同”,对中国的社会状况缺乏“情感认同”,本是应有之事,应有之义,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这一自我意识极强的精英群体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不“吐槽”,不反思,不批评,倒反成了咄咄怪事。为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要从我国目前大学教育体制的“始作俑”者说起。

  中共建国以后,大陆究竟应建立怎样一种高等教育体制,新的执政党一开始就是有所筹划的。其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当然,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所抱定的政治使命,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这里的关键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由党来领导。这样,在逐渐摆脱苏联教育模式的同时,中国大陆的整个教育体制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延安新人培养模式”。何谓“延安新人模式”?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繁重,难度也极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层面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问题,又有思想层面的全党的思想转换,确立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线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新人’等问题。”也就是说,通过整风运动让全体党员干部把过去的灵魂换掉,换上一个全新的灵魂,也就是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这个目标虽然遥远,但其意义极其深远。因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要把全人类的“旧我”统统换成“新我”,将他们一代一代改造成“新人”,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繁浩的工程。其时,中国的“三面红旗运动”正进入高潮,毛泽东及其全党正狂热地进行着“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正在胜利进行,而共产主义天堂已不是遥遥无期,而是伸手可触,近在咫尺。在这种狂热的政治梦想中,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定位,直接关系到一代一代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问题,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上层悉心考虑的问题。

  教育为政治服务,正是现代高等教育讳莫如深的事情。大学是“认识未知之世界,探求客观之真理”之前沿,是为培养解决人类在各个领域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的高端人才的摇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办学灵魂中的应有之义。一旦高等教育为政治服务,则大学对客观真理的探索、对人类精神解放的意义和培养目标则荡然无存,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只是政治统治者的奴才和工具。然而,对于当时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中共而言,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颠覆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这些理由可概括如下:其一,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必然规律,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走的历史道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惟一道路,而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惟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带领各个阶层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其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用以指导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惟一科学。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探索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理的锐利武器和科学方法;其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必须同时进行思想文化及人类精神领域的革命,即由无产阶级的文化取代一切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由无产阶级的新人取代一切带有旧社会精神道德痕迹的“旧人”,或者将这些“旧人”改造成“新人”;其四,因此,在这个革命和过渡时期,整个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因该紧紧围绕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这个目标设置创建。在高等教育中,培养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和方法,掌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应是灵魂核心所在。这是保证他们卓有成效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生产建设、社会实验、科学探索并成为骨干的关键。

  而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则正是根据上述理论依据制定的。其中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然而,随着“三面红旗”运动的失败,随着文革运动的失败和中共改革开放对文革的否定,尤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理想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质疑。如此,中共当年创建的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有没有因此“过时”?那些办学的理论依据还管用吗?随着中共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进入上世纪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然而,要真正实现教育体制的转型,尤其要真正以“认知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就必须彻底抛弃围绕政治服务的教育体制,在高等教育中,尤其要彻底抛弃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的惟一标准并统领一切教学领域的教学活动、教研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教学体制。道理非常简单:第一,各国共产党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已经再次证明了人类政治活动的一个普遍规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统治者,无论在怎样的政治体制下,都会产生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尤其在没有监督或监督松懈的情形下,统治者难免会将自己的特殊利益或政治私利凌驾于社会利益和民众利益之上。因此,教育为政治服务,尤其高等教育为政治服务,极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要被政治统治者的特殊利益绑架,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培养出来的人才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成为精神上的奴才或眼睛向上的政治庸人,或“精致的利已主义者”;第二,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人类现代诸多思想理论中的一种,它包含着一些真理,但也包含着大量的谬误。将它当做发现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尤其将它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真理,是可笑的。因此,以行政力量和政治权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统领高等教育的所有教材、教学、教研和学术活动,只会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教育灵魂关进笼子,套上枷锁,为学生“认知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设置重重障碍,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领域,更是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大陆高等教育也进行了无数改革,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统领这两条,改了吗?不仅如此,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教学领域,举凡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流派,都是当做“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大学教学的正面思想内容,仍是统帅一切真理的“最高真理”,仍是大学教育中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和执政党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教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仍然是大学教育中的禁区。也就是说,上述改革开放之初出台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宣言”,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兑现。

  这就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总的历史背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今大学课堂会发生些什么,就不难理解了。这里,我们不妨较详细地剖析一下。

  公开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到底该是什么样的?辽报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清晰的来路。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每一个时期都不是孤立的片段。当今的中国,其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观念习性,都受到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必然烙下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评说中国,不能只看地理的横坐标,更要看历史的纵坐标。中国所走的路,由来长矣,可能与别人平行,也可能与别人交叉,但绝不会重合。中国的路,肯定不会笔直,势必遇到沟坎,但借别人的尺子来规划、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是行不通的。大学的老师,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应该把这个道理传授给学生。”

  这段话说得可谓言辞恳切,语重心长,但却欲盖弥彰,似是而非。它有如下致命的漏洞。其一,既然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清晰的来路”,那么就应该首先弄清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斗争的目标,为什么总是脱离不了“模仿”西方;应该承认,在人类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明比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大大落伍了,如果再不大步赶上去,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不承认中国近现代革命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就是自欺欺人;其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无数思想理论流派。但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只有两大类西方主流思想流派被中国的精英分子拿来为我所用,一类是资产阶级现代民主思想流派,另一类是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流派。在运用第一类西方政治思想流派的革命暂时失败之后,运用第二类西方思想政治流派的“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和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观念习性”太吻合了,以至运用这种思想理论获得革命成功的政党领袖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革命的政治性质:“马克思加秦始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革命所获得的意义仅限于革命政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从而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除去后一条,那么前两条和中国皇权时代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其三,中共建国以后,执政党在“借别人的尺子”——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尺子”来“规划”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生活,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共产主义思想”的“刻度”来“丈量”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以至言行举止、“思想动态”,已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用一个最普通的例子说明就够了:当时八亿中国人民,每一个人都从执政党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都决定了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高低贵贱的位置,所获得的尊卑荣辱的待遇;其四,当执政党用西方马列主义的“尺子”和“刻度”“规划”、“丈量”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灾难、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时,当这样的“尺子”和“刻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一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引发同样性质的人间悲剧时,当历史和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用西方另一类宪政民主理论的“尺子”和“刻度”去规划政治制度、丈量社会生活,才能彻底杜绝政治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时,执政党却坚称绝不换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的“尺子”和“刻度”,绝不采用现代宪政民主的“尺子”和“刻度”,尺管他们“规划”和“丈量”中国经济生活的“尺子”和“刻度”已经偷偷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借问辽报编辑部,中国的来路,是否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的来路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吗?而这来路中的“交叉”、“坎坷”乃至灾难、悲剧、闹剧,难道不是执意“借用别人的尺子和刻度”来规划、来丈量的恶果吗?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观念习性”的本质,不就是君主专制皇权专制吗?这样的专制,不正是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抛弃的吗?而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不就是摆脱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吗?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之类的“尺子”和“刻度”之所以能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相得益彰”,难道还不证明这是一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尺子”和“刻度”吗?为什么对西方的这把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伤痛的“尺子”和“刻度”如此情有独钟,如此依依不舍?而为什么又对西方的另一把“尺子”和“刻度”、即宪政民主的尺子和刻度又如此心怀恐惧,拒之千里呢?尤其当中国老百姓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认为只有走世界现代政治文明之路才有可能获得公民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时,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有可能保障这些权利和自由时,为什么仍要如此霸王硬上弓地让人们拒绝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西方尺度”,采纳已被历史和事实证明是现代专制主义的“西方尺度”呢?

  再看:“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整体的模样。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客观真实,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问题导向、问题意识是值得提倡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始点。除了问题,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也有需要总结的做法和经验。‘问诊’中国,需要给出全面准确的报告单。大学生尚未走入社会,对国情的了解还不深刻,老师有责任讲述中国整体的模样。完整的中国,绝不是灰暗的,而是色彩斑斓的;绝不是消极的,而是坚韧昂扬的;绝不是迷茫的,而是目光四射的。”

  中共建国以来,各级党报永远是“虔诚”的歌德派。中国的任何问题到了它们嘴中,都成了美妙的歌声。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吗?中共建国以后,关于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官方和媒体以及大学教育是在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地进行深度的理论反思并给出了“全面准确的报告单”,还是在一味地刻意回避、隐瞒、粉饰甚至进行掩耳盗铃式的自欺?好吧,我们不妨信手拈来几个这样的“重大问题”。第一,关于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二十世纪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遭遇了“滑铁卢”,并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酿成现代专制主义悲剧。这些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和教训的悲剧,包括中国的悲剧,必然引申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预想,究竟是人类社会必然达到的大同世界,还是一种具有空想性质的乌托邦?列宁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是通向所谓人类最后解放的必由之路,还是一种有害无益、极权性质的社会大实验?如果是后者,还有必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官方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和“喉舌”们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拿出了“全面准确的报告单”,还是在刻意回避、掩饰?第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是怎么一回事?属于什么性质?六十年代的文革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什么性质?为什么这两场政治运动都大规模地突破了人道主义底线,以致酿成了全民族的灾难和人道主义悲剧?我们官方的理论界学术界对此有过认真的反思、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真诚的忏悔,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有过哪怕一次正式的致歉吗?第三,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已在反复证明只有现代宪政民主才能彻底杜绝反右、文革式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强词夺理地拒绝现代政治文明,拒绝现代宪政民主,拒绝向西方政治文明学习?第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陆官场的吏治腐败以罕见的速度和深度、广度蔓延,从改革之初的“贿赂”几条烟几瓶酒到如今一个小小的科长都能贪腐数亿元人民币,这种触目惊心的吏治腐败已经说明大陆官场已经糜烂到什么程度,其对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的败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也说明,只有在权力不被关在笼子里的专制体制下吏治腐败才有可能如此肆无忌惮疯狂发展。对此,官方也口口声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然而,任何权力的掌控者,都不愿意自己被关进笼子,只有外力强制性地将他关进笼子。在没有强制性的外力之下,指望掌权者自己将自己关进笼子,就像让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而在一党制的情况下,指望当权者将权力关进笼子,就等于指望掌权者自己将自己关进笼子一样不可能。因为一党制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外来强制性的监督力量来对执政党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借问,在解决(吏治腐败)问题的真正路径被人为堵死的情况下,人们还有什么信心相信“完整的中国,绝不是灰暗的,而是色彩斑斓的;绝不是消极的,而是坚韧昂扬的;绝不是迷茫的,而是目光四射的”?第五,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只有邓小平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既然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弄清,为什么还要执意走一条没有弄清的道路?不错,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取得这个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实行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实行了市场经济。而这些在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既然如此,走“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从何而来?

  继续看:“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光明的未来。文学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有情绪、情感和情怀。学生们都是‘向日葵族’,习惯朝着老师转。站在讲台上是一个心态光明的老师,教出的就是一群积极光明的学生。社会上都是光明的建设者,这个国家必定有光明的未来。”

  是否在大学课堂上将中国描绘成一片光明,中国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是否在大学课堂上将社会上的“善”尽情增加,将“恶”尽情减少,社会上的“善”就真的会增加,“恶”就真的会减少?一个老师“心态光明”,他的学生也会“积极光明”?这不是梦呓吗?知道中国大陆德育教育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那就是课堂上的社会太“光明”了,太“纯洁”了,因而当心地“光明且纯洁”的学生一走上社会,竟无法适应太多的黑暗和丑恶,导致了整个信念的崩溃。其中,消沉颓废、自暴自弃的青年人还少吗?转善向恶、腐败堕落的年青人还少吗?如今的大学生,还有多少人相信这样的空洞说教?为什么公务员队伍中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贪官呈“快速上升”趋势?为什么钱理群教授大声疾呼高校正在成批培养“精致的利已主义者”?而大学课堂和中小学课堂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大学教育不是道德启蒙的时段,大学课堂不是歌功颂德的场所,大学课堂是放飞思想的蓝空,是精神探索的阵地,是学术梦想的摇篮,是引导学生追寻历史、社会真相、认知世界、探求真理、激发学生掌握真理、疗救社会的远大理想的殿堂。在大学课堂上,尤其应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勇于探索,放飞思想,培养他们独立的人格,开拓他们面对未知世界的视野,激发他们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不是做一群围绕老师转的“向日葵族”

  因此,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教育和科研,应该引导学生关注和探索的恰恰是中国历史的“来路”问题,恰恰是官方竭力回避和掩盖的那些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恰恰是揭示百余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真相,恰恰是直面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问诊”并给出一份“全面准确的报告单”。

  而我相信,对中共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政治灾难、社会灾难以及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全面、深层反思和“总结”还没有真正进行,因为这种反思和“总结”仍然是执政党讳莫如深的话题,因而引发这类灾难的种种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仍然没有杜绝,仍然有可能继续引发同样的灾难;我相信,当前中国各种深层的社会问题,诸如“王朝更替”的周期率问题,吏治腐败的不可逆转问题,民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的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伦理道德体系的溃败问题,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问题,官民矛盾的激化问题,人心的向背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真正的关注和解剖,还没有人为之提供一份“全面准确的报告单”,因而还远远没有找到解决的具体路径和办法,而这些问题都是跟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和利益集团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上述这些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且是当前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前沿所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破解,必然将人类现代历史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向前推进一大步。因而,如果从责任、使命和道义的角度而言,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大学教学科研机构,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机构,应该肩负起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大陆境内还是官方设定的禁区,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和科研中,还是一根千万碰不得的高压线。

  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今的大学课堂上,老师对中国大陆的理论现状、政治现状和社会现状发一些牢骚,讲一些怪话,讥讽一回,调侃一番,实在是无奈之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至于所谓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更是天大的笑话,官方千方百计掩盖、回避、粉饰的那些历史真相、理论真相、社会真相,在任何一个稍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面前,都不可能获得这三个认同。当然,辽报对大学课堂的这些现象提出质疑和批评,也不必大惊小怪,这本来就是“喉舌”们的职责,是他们的饭碗,如此而已。

排行榜
三天
七天
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