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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胡耀邦与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2019-04-15 10:56:06
来源:合传媒 作者:王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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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这种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中,我们看到了人们思想一旦得到解放,就会具有的爆炸性传播速度。“三次路线斗争”的命题被否定了,但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已经定格在历史中。
  (文章原标题:轻雷隐隐初惊蛰——胡耀邦与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的垮台为标志,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掀到了最后一页。随着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清算林彪、“四人帮”的名义下,不断披露出来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文革”暴行,中共将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摆到了实现历史转折的门槛上。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始终丢不得的“通灵宝玉”。从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运动之日起,他就不断地强调“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取得了如何伟大的成绩。在“文革”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68年8月讲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些话他不仅给党内讲、也给党外讲,还给外国人讲。如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到“文革”后期,这场运动已是天怒人怨,但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承认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直到临终前,毛泽东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会怎么看的问题。他虽然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仍把它称为自己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毛泽东把发动“文革”与“打天下”的功绩相并列,足见其维护“文革”的用心之重。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错误?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以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仍然坚持这的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继续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为表示有毛泽东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在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盛赞有加,称其“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还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1]

  当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一大批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是以戴罪之身进行工作的,“文革”中加之于他们的罪名尚未澄清。许多干部对“文革”噩梦还心有余悸。更为重要的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势必要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另外,对“文革”中按照权力斗争需要,肆意篡改歪曲党史的做法,党内老同志的反映也非常强烈。所以,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要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党内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凡是派”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解脱毛泽东的责任,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实践派”则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本人的问题。

  很明显,“十一大”提出的编写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其目的要求与当时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当时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首先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以实践标准评价“文革”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中央党校历来是处于党内政治斗争旋涡中心的是非之地。“文革”中,中央党校在康生直接控制下,祸乱严重,属于“斗、批、散”的单位。大量教研人员流散,校舍被部队占用,校园残破不堪。当时,仅每年被周围群众偷盗的苹果一项,就有一万多斤。可见学校管理混乱之一斑。

  胡耀邦到校后,组织全校教职员工,清查“文革”遗留问题,整顿学校管理秩序,收回和维修校舍,筹备秋季开学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为了“完整、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规定党校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所开课程是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不到半年时间,学校各项工作陆续纳入到了教学轨道。学校制定了第一期的教学计划,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学方案,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原著选读本。

  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在文史教研室讲话说:“这半年我们打了两仗,一个是整顿和加强党校,一个是搞了一个教学计划和(开学)讲话。”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尤其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此时已与党建并为一个教研室。在“文革”中,党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许多东西中央并没有定论,研究的政治风险大,大家手里又没有多少材料,最不好讲。但是,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中央党校能担当此事。中央还曾指示中央党校筹建党史研究室。[2]

  胡耀邦对编写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即提出了编写党史的建议。在5月19日中央党校的一个小会上,胡耀邦说: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还讲了一下编写要求:要大家提倡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胡耀邦还应《人民日报》胡绩伟的要求,亲自编写过一个“十次路线斗争”的资料,曾在小范围讨论修改过。

  然而,当时拨乱反正迫切需要的,是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政治敏感度也最高。在酝酿党史教学中,不少人主张在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上,要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列入了党校的教学计划。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为给编写党史和讲党史提供参考,1977年8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7期登载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整理的苏联党史编写出版的简况,提到了斯大林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当时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联共党史》的编写体例。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是由来已久。在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和团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就都被打倒了,经过十年沉浮,已有了基本的定见。1977年8月下旬,他在指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时说: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他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是从一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不久,在《理论动态》的一次很随意的谈话中,有人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脱口而出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人党”冤案和农业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

  为了高屋建瓴地打开“文革”研究的局面,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有关领导人讲话中,非常强调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文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当时,人们头脑中普遍带有“两个凡是”的思想印记,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关于党史教学计划,党史党建教研室讨论多次,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用一周时间学习中共“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以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讲的十次路线斗争为依据,讲党内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党史只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几位中央首长作几场报告。眼看开学在即,党史课的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22日两个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和研究党史、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分别汇报了党史课和党建课的问题。缪楚黄说: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清路线是非,是非常重要的。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他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关于如何教学,大家普遍存在“四依靠”的思想。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定本,中央其他部门能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

  当天,胡耀邦去见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党校开学的准备情况,并转告了党内一些老同志希望他出来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给胡耀邦谈了转变文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杜绝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他希望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带个头。

  1977年9月2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主要意见有: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讲:第一期办学的两个目的,一是搞好学习,二是积累经验。你们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自力更生,长我们自己的志气,立他一个雄心壮志。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主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也依靠我们的学员。依靠我们同学员打成一片。

  第二,学马列原著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最高的定论、最根本的定本”。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首先是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一破一立,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中国的骗子多,不要上当。

  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归纳多少条,归纳的好,就叫体系;归纳不好,就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了。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得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第三,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他为此找过邓小平。他说:中央要我们搞一个党史研究室,高于其他教研室。要等开学以后再考虑。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他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没有本子,党史教学怎么搞,胡耀邦提出:“就是进一步弄通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作为报告也可以,当作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应该抓住这个主题。”

  第四,干部教员要自觉清理自己思想。胡耀邦说:“这十几年来我们党内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制造了那么多的谬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我们有一个自觉清理自己思想的问题。”“这十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甚至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重新认识,也就是说要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弄偏的弄歪的东西纠正过来。”现在理论工作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折衷主义的问题,因此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不能含糊不清。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包括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为组长,负责起草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材料。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亲自抓这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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