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历史>国史 字号:
怎样评价邓小平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
2019-04-18 16:18:4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我相信,文革期间被贬的邓小平在江西那条“邓小平小道”上徘徊时,就对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共一党专制的深层制度性弊病有所深思了。
  看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张赋宇先生发表在合传媒网站上的《2019,不盼明君,不盼伟人,我们惧怕什么?》一文,颇有些感触。我当然十分欣赏张先生对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乐观态度,但又认为张先生过于乐观了。

  张先生说:“除了明君情结,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精英中,还有大批人有很强的伟人情结:希望这个国家产生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主动放弃永恒的权力,勇敢地带领国家转型,融入世界潮流的大海洋……比如前几天,两篇影响力不小的讨论改革的文章。一篇是许章润先生的,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发出挽救改革的呼声;另一篇文章是张雪忠先生的,针对许先生的观点,他认为40年改革都是执政党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而作出的调整,没有一个当政者是为了把中国的制度改革得更好,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执政者的目的是为了改良制度,而不是为了延长执政。所以,中国就不曾有真正的改革。”张先生显然是赞同许章润先生的观点,而不同意张雪忠先生的观点,并认为张雪忠先生的观点是典型的伟人情结。

  接着,张先生亮出自己主要观点,作为对“伟人情结”的反驳。且看:“即使我们认为执政党想借改革巩固执政地位的意图是坏的,那我们也不妨把改革的结果视为‘有益的副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最宝贵的不是执政者的意图如何,而是它放出了一片社会空间,让社会自发生长,经过这40年的生长,很多地方已经枝繁叶茂,百花盛开,这才是改革开放这40年最宝贵的东西,是最值得珍视的遗产。在一个强控制的社会里,只要它留出社会空间,就是改革。这种空间的放出,无论当政者是有心还是无心,有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它放出来了,就值得赞。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东西不是设计师描绘的多么宏伟的蓝图,而是在一个放松控制的环境里自发生长起来的秩序,这是最为坚固、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抗拒逆改革势力的最可靠的力量。”

  张先生的这种乐观态度,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一个长期坚持现代专制主义甚至现代极权主义体制的执政集团,为了化解所面临的重重政治危机,可能会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方向靠拢几步,进行某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可能迈出一小步,达到介于现代专制政体和现代民主宪政政体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威权体制。如此,这样的改革尽管意在化解政权危机,巩固执政地位,但的确能在社会各个领域释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必须弄清一点,即这个自由空间的释放主要是执政集团有意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方向靠拢的结果,尽管这种靠拢的实际行动不过是为巩固其执政地位的便宜之计;第二,然而,即便到达了这一步,这种“在一个放松控制的环境里自发生长起来的秩序”也决不是“最为坚固、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种秩序毕竟是一个长期坚持现代专制主义的执政集团所“恩赐”的,它是否“坚固”,是否保持其“价值”,完全取决于执政集团,而不是取决于人民的力量,民主的力量。而问题的全部关键,则在于这个执政集团实行的政治改革在抵达“威权体制”这个过渡状态时,是决意继续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推进,还是决意继续坚持永久独霸和垄断全部国家政权。如果是前者,只有当真正推进到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个目标之后,这个“秩序”才算真正“坚固”,其价值也才能得到真正维系;如果是后者,则执政集团由“威权体制”向后倒退到专制政体势成必然,因而收回他们的“恩赐”、部分或彻底摧毁这个“放松控制的环境里自发生长起来的秩序”也易如反掌,甚至是一朝一夕的事。

  可见,在这个执政集团内部和外部还没有产生出以足够的能量强制性地推动整个执政集团向宪政民主政体转进的政治力量之前,执政集团是“决意”向前还是“决意”倒退的这个“决意”,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彻底弄清这个“决意”,也是剖析和弄清邓小平及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和政治性质的根本途径。谈到这个问题,当然要涉及到上文提及的许章润先生和张雪忠先生之间的争论。但许张两人都是学界著名的大家,本人则是一介网络小民,本文所述观点仅是个人浅见,难免贻笑大方,故与许张之争基本无关。

  一,用什么尺度衡量邓小平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是非?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亮出一把以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为基准的正确尺度为衡量标准,那么对邓小平及四十年改革开放是是非非的任何评说,都有可能沦为胡扯。

  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诘问:希特勒发动二战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固然是滔天大罪,然而他上台后为破解德国战后面临的重重危机、重振德国经济、推动德意志民族重新走向繁荣自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难道不是希特勒的功劳吗?如此,希特勒也是有功有过,只是功过之比是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的问题罢了。瞧,正因为这种混账逻辑缺乏一把以人类文明进步为基准的正确尺度,所以在衡量希特勒的所谓“功过是非”时便如此荒谬地一派胡言。

  那么,这把以人类文明进步为基准的尺度是什么呢?它就是检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尺度。由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治共同体中一切社会制度的核心所在,是领衔并连结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中枢和纽带,因此,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准星”或“刻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准尺度,便顺理成章了。那么,这把尺度的具体标准内容是什么呢?它有两条主轴线:一条: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共同体全体社会成员所能享受的作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另一条: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全体公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选择执政集团或政治统治集团,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执政集团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批评和撤换。当这把尺度对一个国家、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形态和政治生活进行具体测量时,这两条轴线上所达到的刻度或许有对应关系,因而两者是平行的,或许有一定的差异,因而两条轴线上的测量结果并非平行,而是有“长”有“短”。

  试想,如果用这样一把尺度去衡量希特勒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那么,希特勒在这把尺度的刻度上留下的东西,除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之外,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功劳”吗?就像用法律的尺度去衡量一个恶意杀人犯的罪行时,这个杀人犯平时的各种优点和“善行”是不可能同这把尺度上留下的罪恶相提并论的,更不可能用以抵消这把尺度上留下的杀人恶行。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就是说,希特勒上台之后伴随着振兴德国经济、掀起民族复仇主义狂潮的一系列疯狂举措的,是对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肆意践踏,是对德国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公然剥夺,是对大批犹太公民、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所有被纳粹党人视为政治障碍的其他政治派别的残酷血腥的迫害,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纳粹党就成为整个德国惟一掌权也惟一合法的政党,希特勒本人及他的纳粹党就成为拥有对所有德国公民进行各种奴役和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也就是说,无论希特勒在战前将德国推上军事强国的举措还是战争中所进行的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行,都将人类现代文明的步伐拖回几世纪以前的人类野蛮时代,因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上留下的除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的滔天大罪之外,无任何“功劳”可言。

  好了,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来衡量邓小平及其中国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是非功过,应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然而,在我们尝试着用这把尺度进行衡量时,应该首先弄清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实践形态。其一,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的总目标,同时也没有围绕这个总目标进行的“毕其功为一役”的大革命,而是先由争取单项或局部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局部斗争”、“有限斗争”发起,经过数个世纪这类“局部”、“有限”斗争成果的长期积累,尔后水到渠成地建起现代宪政民主的体制大厦。这种类型的政治实践的特点是:比较稳健、平和,暴力斗争和流血斗争较少,如一砖一瓦建起一座大厦一样,基本上没有反复或反复较少,建成后的体制大厦也成熟、稳固得多。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国渐进方式的宪政运动;其二,事前并没有长期的渐进式的革命进程,似乎只经过短暂的政治发动和民众动员就骤然暴发一场大革命,迅速建起一个完整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种类型的政治实践的特点是:往往暴力斗争和流血斗争较多;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历史条件并不成熟,甚至现有的社会现实状况和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所需要的历史条件相差甚远;反复的次数多、周期长;在反复过程中,专制政体复辟的机率极大,有时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反复轮回登台表演;尽管革命后建成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一蹴而就”,但极不稳定,往往经过反复的政体嬗变才能最后定型和趋向稳固。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法国大革命。

  显然,中国近现代的宪政民主运动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法国大革命式的类型。然而,中国民主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又有许多重大区别。因此,在检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那些现代政治文明成果时,应特别注意如下历史因素:其一,由于中国近四千年君主专制传统和政体模式和欧洲君主专制传统及政体模式迥然有别,因此,在现代宪政民主运动中,中国民主和专制、共和和“帝制”之间的政体轮换,并非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在极短的周期中完成,也并非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现代共和民主政体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就得到了基本定型和稳定。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建成仅仅是昙花一现,接着的威权体制和专制复辟则有一个漫长的周期,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最终建立、定型和稳定则前途未卜,难以预测;其二,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两个基本要素:一,各方政治力量愿意在同一部现代宪法下和平、平等地竞争执政地位,并自愿接受全体公民通过选举方式的裁定;二,全体公民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地位和政治能量,对所有以竞争执政地位为其政治目标的各方政治力量有决定性的制衡实效。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这两个基本要素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还远远没有成熟甚至还没有具备;其三,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政治文明所需要的程度。因此,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取得的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不仅极容易丧失于专制权力的复辟,而且也极容易摧毁于广大民众的愚昧。

  鉴于上述因素,对于中国大陆现代宪政运动的期待,应该基于两点评判标准:一,不要苛求用一次革命或在一天早上就能建立起完备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二,中国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一定是一个阶梯式的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充满反复和复杂斗争的模式中完成的,因而这个运动每上一个阶梯,或每获得一点成果,无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精英所为,还是民间自发的民主运动所为,都是值得珍惜的,都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上留下自己的刻度,都是在为宪政政体的最终建立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盘点一下邓小平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及其执政集团较为彻底地结束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现代极权主义体制,完成了向威权体制的转进和过渡。而正是这种“转进”和“过渡”,在大陆现代政治文明进步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笔者不才,无法将这些成就一一列举,只将其中主要的几项作简要说明。

  第一,对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和平反。这件事的政治意义特别重大,它一方面宣告毛泽东时代现代极权主义的制度模式和政治生活的终结,另一方面宣告大陆的整个政治生活开始向尊重基本人权的方向转进。这件事做得有始有终,影响巨大深远,对于千百万在极权体制和政治高压状态下水深火热、猪狗不如的大陆民众而言,不啻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解放。这件事,邓小平和胡耀邦功不可没,彪柄史册;

  第二,打破部分政治等级,取消了身份歧视和“贱民阶层”,数百万上千万“地、富、反、坏、右分子”恢复了公民身份,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这项重大政治举措,虽然仅仅是重建公民社会的发轫之举,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对公民社会的肆意摧残和公然践踏相比,其意义特别重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解放程度,也特别深刻广泛。这项成果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上,所留下的价值刻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显得特别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做出这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当时仍然需要借助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行统治的邓小平、胡耀邦一干中共政治精英,特别难能可贵,也特别可圈可点;

  第三,取消了毛泽东时代的单一公有制,实现了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体制,特别是解构了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将以农民为主体的所有不受体制保障的社会成员从制度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基本上获得了独立劳动者或商品生产销售者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充满了活力,这对毛泽东体制下的中国大陆,不啻是一场伟大的经济解放;

  第四,修改了宪法,摒弃了文革期间宪法中的极权主义恶法条款,制定、补充、完善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现代法律内容,尽管主要集中在文本法律体系的完善上,距法治实践仍相差甚远,但这些举措基本上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代“无法无天”的状况,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正确的方向,这对于中国社会走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正途,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五,基本上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和整个精神生活层面由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垄断和“一元价值”统制的封闭格局被打破,逐步呈现出多元价值的开放格局,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国际交流递次展开,各个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作家、诗人、科学家个人研究创作的自由空间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出版限制相对宽松,言论自由也获得了较大的空间;

  第六,民众基本政治权利的自由度也得到了相当的拓展和尊重,主要体现在刑法中反革命罪名的取消,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拥有的批评空间也相对扩大,至少在毛泽东时代那种对领袖、执政党和政府稍有微词便可能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的极端恐怖状态已经终结,思想言论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钳制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至于受到法律制裁,这样的历史进步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仍然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

  上述列举几点,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然而,大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并非只留下这一连串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行进的“正向足迹”,而是屡次在前进中反复倒退,因而同样留下了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而行的“反向足迹”。不仅如此,四十年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特点,即它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度上两条主轴线中,在有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条轴线上,正向前进的刻度比较大;而在有关由全体公民通过普选方式选择执政集团、并由前者对后者实施全方位监督、批评、撤换这条主轴线上,正向前行的刻度极为有限,而反向倒退的幅度却颇为可观,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行程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尺度中两条主轴线上的反向倒退刻度触目惊心,令人失望。

  而所有这些前后矛盾、进退失据、左右徘徊、彷徨观望甚至举步不前的状况,都产生于执政集团——包括邓小平本人和他的历任继承人对改革政治方向和最终目标极为迷茫、极为复杂、极为矛盾、极为纠结的“决意”之中。笔者不才,尝试着将这种“决意”简要剖析一番。

  二,是走向现代宪政民主还是走进“王朝周期率”?

  我们知道,中共文革之后实施的改革开放,第一步走的是经济改革,也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先走这一步,中共建政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所谓“公有制”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实质上是短缺经济,是贫穷经济,是“饿饭”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然而,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当时中共领导层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方向改,或者在坚守一党制的前提下,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比如结束党的干部终身制,建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实行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制,党政分开等等。

  但是,如果彻底抛弃现代宪政民主道路,一味坚持一党专制,其无论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作如何调整和改革,都难逃“王朝周期率”的结局。因为毛泽东在1945年7月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谈到“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的兴衰规律时,就做出承诺:“中国共产党人将来跳出这个周期率会用一个办法,即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而中共一党专制则根本不可能实施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让人民监督政府,甚至在党内实行民主、让广大党员监督党的领袖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已经由中共建政二十多年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证明,因此应该认定,对于不走宪政之路就必入“王朝周期率”这个结局,设计改革开放开局的这一代中共最高领导人,心里是清清楚楚的。那么,在做出继续坚持一党制的抉择前后,邓小平及他的同僚们是否对一党专制的深层弊病作过深入思考,是否对文革的体制性原因进行过彻底反思,是否对中国走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即走向现代宪政民主的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是否对由他们这一代人实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宪政梦想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考量和斟酌?

  我个人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及他的同僚们向当时的民主人士承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王朝周期率”问题,并作出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而向全国人民承诺中共一旦执政便彻底实现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姿态,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私下里他们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旦他们执掌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将实现一种比资产阶级宪政民主还要民主一百倍、好上一百倍的真正的、由绝大多数人民共同享受的民主制度。只不过这个以“人类最后解放”为旨归的伟大梦想还没有实现,人们还普遍信奉“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因而不妨先顺应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普遍愿望,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来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然而,当文革结束以后,中共领导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热烈梦想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之后,已经被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个梦想不过是比国民党一党专制更加严厉、更加残酷、更加血腥的独裁和暴政,面对这一个铁的历史事实,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如果不再对中共一党制的深层弊病有所认识,有所反思,有所探究,那么他们几十年风雨交加、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就算白过了。我相信,文革期间被贬的邓小平在江西那条“邓小平小道”上徘徊时,就对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共一党专制的深层制度性弊病有所深思了。那么,对中共而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一党制深层弊病,有哪些呢?笔者不才,试着列举几种主要的。

  第一,中共垄断全部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在其政治实践遭受重创之后,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危机。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之后逐步实现的全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按照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建成的,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源头”,当然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主干,却来自于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独创的理论体系,即一国或数国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在世界革命的总格局中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到建成社会主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并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始终由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进行领导。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模式的多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全面遭遇“滑铁卢”,宣告了这些国家所建成的所谓“社会主义”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破产。而由这些“社会主义实践”奠基的那个“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远大政治目标,也成为了一个虽然“美丽”但却更加虚无飘渺的幻影。如此,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摆上了桌面:那个共产主义的美丽幻影是不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有谁能保证它不是一个乌托邦?又有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它是全人类最后解放的必由之路和最终目标并必然实现?这个问题,连列宁也不敢下这个保证。既然如此,你连共产主义最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实现都不知道,就敢围绕这样一个“幻影”先建起一个“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就像一个工程队连这座大厦最后的造型究竟怎样,是否能够成功还没有任何把握,就敢开始一砖一瓦地为它砌起基础?要知道,为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幻影脚踏实地地建起一个社会制度,和为一座图纸还没有的大厦先砌基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者顶多胡闹一气浪费一堆砖瓦和几多人工而已,而前者却是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的社会大实验。因此,中共在文革这样的政治浩劫宣告了列宁、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彻底破产之后,还坚持宣称自己继续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实在是太不明智太愚顽了,无论你如何强调“特色”,也无论你如何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都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上更是南辕北辙。也就是说,你如此垄断、独霸全部国家政权的“神圣理由”如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是一个破绽百出的神话,而这样的谎言、这样的神话又被越来越多的国内民众识破、被不断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方向前行的国际社会嘲弄,你像不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位穿着“新衣”的皇帝在裸奔?你有何脸面承受这样的蔑视和羞辱?你又情何以堪?

  第二,实质上,在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原则。而“坚持党的领导”如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样,被当成马列主义圣经中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然而,这个“天条”仅仅是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天条”根本不具备合法性。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由其政党垄断全部国家政权。马克思极为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则是所有公社委员会的委员,必须由工人普选产生,实行任期制,并随时可以由工人代表大会进行监督和撤换。而在马克思的建党学说中,也一直坚持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必须由本国工人运动及其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更不要说夺取政权后的“工人阶级的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必须由工人普选产生。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其一,列宁式的政党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自已组织起来的,党的领袖集团是由这个党自己产生的,而不是由他们所领导的所谓“工人阶级”通过选举产生的;其二,一旦夺取了政权,这个党就长久垄断了所有国家政权,这个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执政党”,党的领袖集团同样“当仁不让”地成了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或许走走“普选”形式,或许连形式都不走,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及各级地方领导人根本不是通过全体公民和民意机构的普选产生的,而是通过手中掌控的权力霸王硬上弓地强占的;其三,所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民意机构都是走走过场的摆设,党的各级领导人“天然”地成了国家政权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之后,既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民意机构的监督、约束和撤换,也无任期制,相反,人民代表大会及及其民意机构领导成员反而必须通过党的“讨论”和“建议”产生。可见,当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如何清除“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如何“防止国家政权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所有公职人员必须由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所有公职人员必须接受工人群众及其代表大会的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三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被列宁式的一党制完全背叛了:一,它的执政地位和各级党政领导人完全不是由底层民众选举产生;二,它完全不接受来自底层民众和沦为政治花瓶的各级民意机构的监督和撤换;三,它的各级党政官员不仅拿着比工人多得多的工资,而且还享受种种政治特权和物质待遇。实质上,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共产党一党制形成的执政的官僚集团已经完全沦为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的“社会主人”,它制造出来的政治祸害、社会灾难和吏治腐败要比一般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多一百倍,严重一百倍,荒唐一百倍。比如中共建政之后发动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巅峰,实质上就是中共领袖集团滥用权力、对全国人民操有生杀予夺大权、从没当过“社会公仆”一直就是“社会主人”、从而将“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发挥到极致的典型案例。

  如此,列宁式一党专制在其政治实践的所有范围内造成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灾难铁证如山之后,尤其在经历文革这样的政治浩劫之后仍然将一党专政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和不可侵犯的神圣天条,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我们知道,地球自然界的发展有一个根本的法则,就是生态平衡。地球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风雨雷电、金木火土、山川河流,森林海洋、花草鱼虫、动物人类等等,都、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这种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则是整个地球自然界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那么,单就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它是否也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呢?而这个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否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人类社会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并非像地球自然界那样是单一的,而是复合型的。即人类社会有三重生态系统:一个是自然生态系统,主要以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为主打内容;第二个是社会生态系统,即以人和人的关系为主打内容;第三个是政治生态系统,即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统治集团和广大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主打内容。当然,人类社会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群体的关系也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将它单列出来,是因为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其他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形态,具有特殊性。而人类社会这三个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都有着自已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法则”,遵循这种自然法则则是保持这三个生态系统平衡的根本路径。

  列宁式一党制的政体模式则是立足于按马克思“共产主义蓝本”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而这种以人为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取得权力合法性的政治本性,则天然地拥有有破坏人类社会这三个生态系统自然法则的冲动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短短七个字,就把这种政治本性和冲动本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我们现来弄清楚人类社会这三个生态系统各自的“自然法则”是什么。第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其自然法则当然就是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无须多说,比如人类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怎样防止人类的发展过度地攫取自然界和破坏自然环境,而破坏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平衡就等于人类慢性自杀等等;第二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就是人类组成社会时天然生成的分工、组织、关系和法规。比如私有制,这是人类生产性分工、劳动积极性源泉和人类智力差异等诸种基本因素天然生成的一种经济制度,至少在人类还存在着谋生需求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生态之锚;第三个政治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则是人类在追求政治生活的平等、公平以及每一个人做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漫长斗争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和基本规则,并用宪法和法律的形态将其固定下来。

  请看,中共建政后一系列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运动,都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进行的,而其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为蓝本、以列宁一党制政体为模式的社会实验目标,则是以直接颠覆人类三个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为“已任”的。其中最典型的实验运动则集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反右运动以及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质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君主制历史上,由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带来的对人类社会自然法则的破坏,主要集中在第三个生态系统即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自然法则的破坏,即统治集团对广大被统治群体的压迫、掠夺、奴役、屠戮屡屡突破人伦关系和自然法则的底线,达到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规矩尽失”的极限,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系统的失衡成为历史常态。当然,受其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也相当严重,但由于儒家学说长期的教化熏陶以及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制度在周期性的破坏和动乱中仍能保持相对的衡定性,因而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的破坏程度相对比政治生态系统的破坏要轻;至于对人类自然生态自然法则的破坏,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工业(手工业)经济非常薄弱,且又没有进入现代工业时代,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中共建政后短短三十年内对人类三个生态系统中的自然法则的破坏,则是全方位的,颠覆性的,“史无前例”的。比如,在短短三年内就消灭了大陆经济领域中的所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由“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再比如,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一夜之间就被打入冷宫,降为“贱民”饱受摧残迫害歧视奴役之苦,这些社会群体在中共建政初期有全国上千万地富阶层;尔后是数百万工商企业主;接着就是数十万上百万的知识或小知识群体——右派;到了文化大革命,除了以往定性的“地、富、反、坏、右”之外,被网罗各种政治罪名的社会群体一拨接一拨,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你目不暇接,无所适从。比如“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等等。所有的法律法规、人伦关系都被彻底颠覆,“再踏上一只脚”,人类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被破坏到极致,自然生态的破坏相对要轻得多,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工业太落后,但五十年代以来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一系列强行改造自然的运动,比如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填湖填海造田、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了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可见,如果文革后中共领导集团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则意味着继续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和社会实验模式,意味着为了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可以继续对人类社会的三个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进行颠覆性的破坏,继续“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无规无矩”,意味着仍然可以继续突破人伦关系和法律法规的底线;

  第四,尽管文革之后的中共领导集团组织批判了文革时代的言论钳制、思想专制和精神禁锢,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等诸多领域开放了若干禁区,但继续坚持一党制,则必然要继续垄断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继续让为执政集团的权力提供合法性来源的“国家学说”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定于一尊,必然要封杀所有与这个国家学说相抵触并对一党专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思想资源,从而也就必然地回归言论钳制、思想专制和精神禁锢的老路。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思想自由则是人类天性中的天性。人类迄今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发展,都是思想自由的产物,尤其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走向近现代伟大转折点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更是人类思想自由的杰作。具有四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与人类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见无缘,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这四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是绝对君主专制性质的政治史,也就是说,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对人类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封杀、禁锢、摧残,几乎贯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生活之中。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现代全球性的商品生产和市场角逐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集团如果实行严厉的言论钳制、思想专制、和精神禁锢,则无异于扼杀科学、扼杀人才、扼杀创新,等同于自掘坟墓。而文革之后的中国恰恰开始逐步融入全球现代化浪潮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继续推行一党专制,也就将继续推行思想专制和言论钳制,这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地位和命运意味着什么,历史总会给出答案的。

  一党专制的深层弊病,当然远远不止上述几条,笔者例举的难免挂一漏万,贻笑大方。现在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既然中共高层领导对一党专制这些深层弊病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为什么还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决意继续在这条历史的死胡同里走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有一个普遍的误解,他们总认为那些站在政治潮头上的“头面人物”之所以坚持走专制独裁之路,坚拒现代宪政潮流,是出于个人认知上的糊涂、反动以及自私、嗜权、残暴、良知泯灭、人性缺失等政治道德方面的原因。实质上,不说其他,仅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第一代中共领导人而言,我相信他们对现代宪政民主的理论认知,根本不亚于任何一个坚定的自由派精英,而他们之所以决意走上一党专制道路,除了政治信仰上的原因和个人政治道德方面的原因之外,恐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当他们在中国千年波涛汹涌的政治长河中因不经意的一个抉择而被卷入某个时代的政治漩涡时,他们是无法抗拒其巨大的旋转力量所形成的强大惯性的,他们会身不由已地任凭这些漩涡卷向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所在。其实,像孙中山、蒋介石又何尝不是这样?因而,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在文革浩劫之后之所以走不出一党专制这个中国政治的“世纪漩涡”,实在由于这个“漩涡”的旋转力量太强大了,这种强大的历史惯性中既有历史或时代局限性这种客观因素,也有他们个人方面的主观因素,而他们的主观因素同样是这个巨大漩涡几十年的“旋转”力量“转”出来的。笔者不才,尝试着将这种“旋转力量”形成的巨大历史惯性列举几条。

  第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并建政三十年,这是由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代中共领袖集团舍身忘死、浴血奋斗几十年所铸就的政治事业,尽管邓小平对中共建政后的政治体制和一系列施政方针引发的巨大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有着深刻清醒的反思,对于列宁主义政治实践模式的失败有着痛心疾首体验,然而如果让他彻底背叛自己由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亲手创建起来的政治事业和政治体制,从情感和心理上,邓小平无论如何是迈不过去这道坎的。当然,在政治实践上,邓小平比起苏联共产党第三代领袖赫鲁晓夫而言,要走得远得多了,比如在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方面,实质上已经公开背叛了列宁主义模式;

  第二,如果中国要走现代宪政民主之路,那么中共领导集团就必须彻底扯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理论旗帜,这对于在中国经营的了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共领导集团来讲,这无疑是“欺师灭祖”的“大逆不道”。党内任何一位领袖如果试图走出这一步,势必会遭到党内众精英群起而攻之。而按邓小平的政治本能、思维模式和理论休养,他绝对不可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试图动摇“马列主义”这个老祖宗的理论根基,提出若干“新思维”,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走得最远的极限,就是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支持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上不争论。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政治实践上几乎完全颠覆了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那一套,但毛泽东思想这杆大旗,邓小平是绝对不敢扯掉的;

  第三,邓小平这一代中共领袖,既然敢于背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搞改革开放,就说明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想把中国搞好,想让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得好些,富裕些,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或许在邓小平及他的同仁看来,文革后的中国大陆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中,利用和平且有利的国际形势争取一个较长时段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期在国力上赶超国际先进国家,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是当务之急、上上之策。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依侍国内国际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由他们这一代中共领导人一展身手,既然对中国的改革大业当仁不让,就必须大权在握。而坚持开明的一党专政,不仅是维系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最可靠的保障,而且是让中国尽快从文革后的困境走出来,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融入全球化时代浪潮的根本保证。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元老之一的邓小平,他并非对列宁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完全绝望,他或许试图在摒弃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教条的前提下,闯出一条一党制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的新路;

  第四,对于“成者王、败者寇”、“打江山、坐江山”这两条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的“古训”,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体会真是太深刻了,中共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包括其中血腥的暴力斗争之所以仍然循着这两条“古训”走向其必然的历史结局,实在是这两条“古训”被成千上万中共党员用生命重新证实了一次,因而也是中共掌权后继续遵循这两条“古训”走到底的深层政治原因。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深知,尽管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但是中共建政后所造的孽和犯下的罪错,他们并非毫无干系,也并非毫无责任,相反,无论是他们个人还是他们代表这个政党所应该承担的罪责,是很重很重的。一旦大权旁落,不谈因果报应,变“我为刀俎、人为鱼肉”为“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就是从社会正义出发对中共建政后一系列反人类罪错进行清算,他们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因此,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自保的命根子,就是永远让“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不二法宝;

  第五,之所以坚持一党制,最主要的原因是维系作为整个政治统治集团尤其包括党的领袖集团背后巨大的、特殊的政治利益,你把它叫做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的政治私利也可以。所谓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口号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这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包括各类政治等级的划分;统治集团各层级分享的不同等级的政治特权;由各级政治权力带来的优势社会地位和权力运用带来的各类精神的、物质的利益;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拥有越来越多的染指经济生活的机遇,这些机遇又会给各级党政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带来越来越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寻租空间会让他们得以攫取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一党专制会给统治集团尤其是执政党上中层官员权力的代际传承带来极大的机遇和便利。总之,正是这种巨大的政治利益才是中共执政集团至死不肯走向现代宪政民主道路的根本的主要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及其老一辈(除了极少数或极个别人)的中共同僚们尤其不能免俗;

  第六,或许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共建政领导人看来,中共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结束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分裂、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的局面。而中国数千年历史朝代更迭、治乱循环、分合轮替中所有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都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实现并维持的。中共建政所实现的国家和平和政治统一局面,同样是由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扛鼎的。因此,一旦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像辛亥革命那样实行多党制,那么政治分裂、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将卷土重来。可以这样说,维系中共统治集团巨大的政治利益,是中共坚持一党制的最根本的原因,而防乱求治却是中共坚持一党制的最重大的理由。这个理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上海有一句骂人的话叫“猪头三”,是骂那些不明事理、懵懂瞎掰的人。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中治乱循环、分合轮替这个最根本的规律及其现实性一头雾水、懵懂无知的所谓政治家和理论家,即便在中国眼下政治生活中的各大阵营中,也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猪头三”,一点也不为过。有一个传说中的段子,当年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他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王洪文答道:毛死后,全国人民将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继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听了哂然一笑,转头问邓小平。邓小平只说出四个字:军阀混战。毛泽东频频点头。王洪文,就是这种政治上的猪头三,难怪毛泽东将他喻为刘盆子。而邓小平,显然对于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中这条最重要的规律,是烂熟于心的。委实,如果从当下大陆政治生活中那些仅处于观念形态、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力量的民间左右阵营来看,双方一旦形成政治力量之后要在建政治国问题上遵守同一部宪法,听从广大选民的定夺,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从眼前双方的观念撕裂和思想对抗而言,就已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微信群中,“毛左”们和“自由派”也实在无法共容,何况在“天下”这个巨大的政治框架之中呢?谁能保证这些彼此恨得咬牙切齿的政治派别之间不会发生以暴力和内战的方式争夺政权的糗事呢?但是,这些绝不是中共坚持一党制、拒绝走现代宪政民主之路的理由。其一,如果按王朝周期率一条道走到黑,到头来依然是分裂、内战、兼并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更坏,对民族、国家、人民的伤害更深,付出的历史代价更大,“元气”恢复的时间更长,这是统治集团对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极不负责任、极端自私的表现;其二,当今在中国大陆实行宪政民主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许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已经非辛亥革命时代可比,市场经济虽然被扭曲,但已成大势不可阻挡,现代文明社会的各种要素已经初步具备,尤其是国际环境已经大大改变,执政党将全国政治生活向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方向推动的任何努力,都会有所绩效,有所成就,都会或多或少地拉近和现代政治文明的距离;其三,无论是民众还是各方政治力量的现代文明素质和宪政民主意识,都是可以通过培育、训练和呵护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执政集团完全可以在和平的条件下培育、训练、呵护全体公民的现代宪政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只要不一味实施专制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是完全可以拟出并逐步实现现代宪政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四,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已有例可循,台湾省所实行的现代民主体制,为整个中国大陆走向同一政治目标提供了样板,这块样板不仅痛斥了所谓中国人的素质适应不了现代宪政民主的谬论,而且为中国实行以各省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构想。总之,只有将中国当代全部政治生活井然有序地推进到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境界,作出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国才能永远告别治乱循环、分合轮替、反复内战的千年历史。

  实际上,在坚持一党制、坚拒宪政民主这个问题上,党内意见并不统一。由于毛泽东时代历史政治运动造成的巨创太深,文革后人民权利意识觉醒的速度加快,民间和党内均有主张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政治力量在成长,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因而党内高层“左”、“右"两派无论在思想交锋还是在政治交锋上都很激烈,在是否在一党专制道路上走到黑还是逐步向现代宪政政体“转进”的抉择上,至少在“六四”之前中共高层还处于非常纠结、矛盾、左右为难的状态。因而尽管改开之初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比较坚定,但他仍然给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预留了比较大的空间,他指示赵紫阳参照各国宪政或民主制度的经验拟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显然打算在坚持一党制的前提下吸取现代宪政体制的若干理念和经验,甚至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为政体的进一步“宪政化”作一些必要的历史铺垫。总之,至少在“六四运动”之前,党内的改革派们包括邓小平本人,对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并没有敌视到“洪水猛兽”的程度,相反,还有某些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之“借鉴”、“参考”的意愿。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内民主派的呼声也很高,认为宪政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模式,资本主义能搞,社会主义也能搞,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内“左右”各派尽管争论激烈,各不相让,但至少这个改革还有多种前景可能出现,沿着一党专制一条路走到黑,至少在当时中共的上层精英中,并没有形成共识,或者并没有形成全党“纲领”式的最后决心。

  然而1989年中共决策层对“六四运动”的残酷镇压,标志着邓小平及其同僚和他的继任者(除个别人之外)决心在一党专制上一条路走到黑,坚拒宪政民主,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之路为“邪路”,并“铁了心”地一头扎进“王朝周期率”。

  三,关于新时期“王朝周期率”的政治评估

  实际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那段著名的“窑洞对”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王朝周期率”这个概念,只说到“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的兴衰规律,实质上却暗指中国传统历史中的王朝兴替的周期率。应该说,“王朝周期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专指那种以官僚体制为架构、以官僚队伍为基石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兴亡规律,因而中国传统的皇权君主专制制度在“周期率”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典型。

  无庸置疑,文革结束,改开之初,人心欢腾,万象更新,委实“其兴也浡焉”,然而也就短短四十年功夫,“王朝周期率”却在其间发展、蔓延得特别迅速,强烈,特别是在后二十年,呈现出特别明显的“王朝末代”之景象。当然,时代不同了,当今的中共一党制毕竟和中国传统王朝有所区别,在认清中共一党制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在专制本质上相同的前提下,必须同样弄清两者之间的时代区别,尤其要弄清中共一党专制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这对于中共改开四十年是非功过的总体评价,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学无术,当然无法给出答案,但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还是做得到的。

  我们知道,对中国皇权时代的传统王朝而言,皇位继承问题上出现大乱子,是王朝短命的第一杀手锏。然而,对于那些皇位传承上比较顺利平稳的“长命王朝”而言,其兴衰存亡的“命门”却在作为王朝政治基石的官僚队伍上。也就是说,即便“长命王朝”最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进行性的、不可逆的、全面深度的吏治腐败,却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王朝并发症”的总病根。什么意思呢?吏治腐败像癌细胞一样导致王朝的政治基石彻底崩溃,导致整个王朝肌体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到了王朝周期率之末,任何补救措施都回天无力了。所谓“基石朽烂,大厦倾覆”也。

  中国皇权时代的传统王朝的吏治腐败,和中共一党制政体下的吏治腐败,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但其内容、形态和表现方式,却有着重大的时代区别。我们先来看看古今官员在寻租和敛财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上的异同。在利用、参与经济活动方面:古代官员或利用权势直接霸占农民土地、或强买强卖土地及其他固定财产,或利用权势强行介入生产性活动、经营性活动以攫取暴利,但各级政府或官员集团在法律名义上并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社会公益事业除外。相比而言,当今中共一党制体制下的官员集团虽然不能直接霸占或强买强卖生产资料成为“地主”或“资本家”,但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要多得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各级政府在法律的名义上可“名正言顺”地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指导”、管理、监督和经营。比如,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各级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经营的领地,且产权也属于政府,而中国古代直接由政府管理经营的经济活动十分有限,比如盐铁,钱币冶炼铸造,皇室宫殿陵墓及一应用品的建造和制造、某些公共设施或产品的建设制造等等;再比如,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整个社会全部或主要生产性资源、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等智力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对各项经济制度、规则及其法律制度的设置、安排和变更所拥有的权力空间,均比古代朝廷、政府及官僚集团所拥有的相应空间要大得多:例如,全国土地的国有化,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架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整个社会商品流通中的价格控制和价格调控,在中国古代朝廷和各级政府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在微观经济生活中变更具体经济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及产权,这在私有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是做不到的;政府对整个社会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五花八门、无孔不入的行政门槛、审批关卡,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政府,往往也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做一些,真正“师出有名”的也很有限,大多是官员暗中勒索寻租的个人行为;还有,利用“举国体制”和行政权力对整个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优势,在经济生活领域发动全国性的“经济运动”,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难以想像的,比如举国上下的“经济开发区运动”、“城市化运动”、“产权改革运动”等等。可见,中共改革开放以后的官僚队伍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要比中国古代王朝官员要多得多,且贪腐空间巨大。像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利用开发区的圈地运动寻租,利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寻租,或国有企业党政领导通过改制摇身一变成为企业资本家,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利用城市化运动寻租,利用房地产热和高价出让国有土地、通过官商勾结大肆寻租,这些一个比一个“宽松”的寻租机会,使整个官僚队伍几乎获得了对整个社会财富可以“全盘通吃”的“黄金机遇”,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中中共各级官员中举凡拥有领导职务和行政“实权”的这样一个群体,权力寻租特别疯狂,贪腐数额呈几何式膨胀,因而特别巨大,且吏治腐败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面的进程也特别快,其走向极限的周期也特别短。从改革开放初期当权者收两条好烟两瓶好酒到改革开放后期官员动辄贪腐收赂数百万、数千万、数亿直至百亿千亿,以及成吨的黄金上百套住房,而且绝不是个别案例和偶然现象,就是明证。当然,除了经济生活,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官员在其他方面寻租、贪腐的方式、渠道也和中国古代王朝官员有所区别。例如利用政治权力本身构成中的人事资源寻租的买官卖官,在古代官员队伍中一般是在熟人关系中暗中进行,比如同乡、同门、师生、亲友之间的提拔、保荐、推举等等,私下里当然有金钱或各种利益的输送,具有行贿受贿性质,但也有公开的、被制度允许、以补贴政府财政为目的的明码标价的卖官鬻爵。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吏治腐败中的买官卖官现象,和古代的“卖官鬻爵”当然有诸多重合之处,比如同学同乡亲朋好友之间的提拔、保荐、推选等等,其中的利益输送行贿受贿行为等等,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像公开性的制度允许以政府财政补贴为目的的卖官鬻爵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各地各级党政一把手或握有人事大权的官员却可以暗中成批“批发”官帽,且“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所得钱财悉数落进当事者个人腰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的官员队伍中已不是个别案例,呈多发频发状态。再比如利用社会公共管理中大量的权力寻租机会敛财,均是古今吏治腐败中的重要一环。像利用国家税收机会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均是中国古今官员贪腐敛财的重要渠道。但中国古代皇权政府多收一部分税赋,用以补贴各级官员的个人财务,往往是能够摆在桌面上的,公开或半公开的,也是最高当局允许、默许的,甚至形成制度化。当然,有些胆大的官员也会私下巧立名目胡乱收税或加重赋税,多收的部分自己下腰包,或作为向上级官员行贿之用。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官员利用税费征收机会寻租的方式却别有洞天,一种情形是:各级政府在国家各项税费征收项目之外可以自行增加若干行政、司法收费项目,收上来的钱往往并不打入或全部打入地方财政账目,或者进单位领导私建的小金库,或者干脆在一个小圈子里私分;还有一种情形是:暗中默许企业或经营单位偷税逃税漏税,然而接受对方的贿赂。其实,在中共一党制体制下,由于各级政府对各类企业、经营单位或个人在税费征收、行政审批、各类管理上设的关卡太多,太细,因而各级政府官员利用这些关卡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巨大,远胜中国古代官员同类寻租空间,因而中共体制下官员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在规模、程度、烈度上都是中国古代官僚集团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吏治腐败在中国式绝对专制政体生死兴衰的周期率中究竟起到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决定这个周期率的多种主要元素的组合中一般处于怎样的位置,吏治腐败在中国古今两种专制政体生死兴衰周期率中的作用和位置有什么历史区别,要弄清这些问题,是需要必要的政治评估的。笔者不才,试着在这个问题上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般来说,中国古今专制体制下的吏治腐败有着共同的政治特征,其过程都不可逆,都有一个由局部、表层向全面、深度的发展过程。而当吏治腐败发展到它的“成熟期”时,则意味着整个官僚集团已经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地步,而各级官员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受贿贪腐、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如同一只巨型章鱼千百只魔爪上的吸盘,附在社会的肌体上源源不断地吸着血。或许吏治腐败对社会总财富侵吞、盘剥、榨取的比例,古今在伯仲之间,差距并不很大,然而两者产生的作用和效果,却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皇权时代,由于还是农耕经济,生产力极其低下,所提供的粮食和各种社会产品极其有限,尤其是各类食品生产的总量除了满足整个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外,对于大多数农民等下层民众而言,仅仅能够满足最低生存的需求。因此,当深度全面的吏治腐败所侵吞社会总财富的比例已经到了剥夺大多数底层民众维系最低生存需求的生活用品时,便可以直接导致农民、工匠、商贾的破产,直接导致大部分民众的“饿饭”。不仅如此,吏治腐败贪腐的社会总财富还可能直接导致国家财政的枯竭,直接导致各类社会经济危机。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皇权时代,即便对一个长命王朝来说,吏治腐败(包括政府的横征暴敛)、土地兼并、自然灾荒是导致农民起义、宫廷内讧、群雄并起、朝廷崩溃的三大主要成因。

  那么,在中共一党制这样的现代专制政体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政体中,吏治腐败是否还能直接导致民众破产、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人民因“饿饭”揭竿而起呢?回答或许是否定的,因为古今中国两类专制政体面临的经济状况,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一般来说,当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由于农业的现代化,其各类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已经能够比人类农耕时代多若干倍,远远超出人口增长和各类生产性需要所增加的部分。而各类生活日用品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的高度发展已经无比丰富,可以满足社会全体社会成员的各类生活需求。因此,在人类工业文明时代,只要不发生各种类型的现代经济危机,饿饭现象是一般不会出现的。对于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来说,如果发生“饿饭”,那一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资本经济大厦最基本的基础和中枢出了大错,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大错,而绝对不是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生产能力(包括国内的和国际)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由此类推,在现代专制政体中,吏治腐败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各类“饿饭”式的经济崩溃,也不会直接导致“饿饭”式的“揭竿而起”。像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那完全是政府经济政策的滔天大错。

  不仅如此,尽管中共的现代专制维系着统治集团巨大的政治私利,其吏治腐败侵吞着巨额的社会财富,对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剥削任性而有恃无恐,但是这并没有中止统治集团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也并没有中止统治集团致力于向现代民族国家“标配”和指标靠拢的各种努力。比如逐步健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增加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增加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提高就业率和民众收入水平,提高全民健康水准和人均寿命等等。这种种努力尽管会因吏治腐败、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以及社会正义不张等因素而大打折扣,但并非毫无效果,也并非一无是处。

  要害的问题在于:尽管如此,吏治腐败仍然是现代专制政体生死兴亡周期率中致命的最主要的原因。上述因素或许能够延长这个周期率,或许能够变换一党专政最终崩溃或解体的方式。应该看到,在人类二十世纪以来的文明发展中,若干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中发生的民主革命,纯粹由“饿饭”直接引发的已经不多,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革命的主要动因或直接动因,是人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当然,各类经济危机引发的“饿饭”也会成为引发人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导火索。也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吏治腐败因其能够直接引发民众“饿饭”而造反,从而成为王朝崩溃的致命成因,那么在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现代专制政体中,吏治腐败之所以同样是专制政体崩溃的致命成因,是因为这样的吏治腐败因大肆践踏社会正义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终结现代各类专制制度、推进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主要动力。可以这样说,当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类型的现代专制制度,最终都难以逃脱葬身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厄运。

  而中国大陆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运动”,就是由吏治腐败直接引发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典型案例。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人们对整个社会正义最强烈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对中共改开之初对全国人民作出的若干重大承诺的期盼,就是对改革开放所应该带来的四个现代化、社会公平公正、打破各种政治特权、消融各类社会等级、实现阶层基本平等、兑现人民普遍富裕的美好前景的强烈希望。然而,所有这些期盼和希望,都被中共各级官员越来越“任性”、越来越普遍的谋私和寻租行为破灭了。人们深知,只要中共整个官僚队伍走向普遍的腐败,那么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所有期盼和梦想,都将化为泡影。当然,这些化为泡影的“能量”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转换为少数豪门权贵的狂欢和盛宴罢了。

  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吏治腐败尽管蔓延迅速,但也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官员们当时普遍而典型的寻租行为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的“官倒”。官员或他们的亲属子女利用权势倒卖政府批文赚取价格双轨制中的差价,和今天官员批转地皮或发包工程成百万上千万地索赂受赂,简直是小儿科。但是当时在民众的心目中,“官倒”行为如果得不到执政党及时的遏止和惩戒,如果愈演愈烈、几成大势、不可收拾,那么这个社会的将来就再无公平公正而言,硕鼠横行,豺狼当道的日子将卷土重来。这种深植于人心的强烈忧患意识,则是“六四”前奏的学生运动迅速蔓延为全国性各阶层民众的街头声援和抗议运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学生运动之所以引发全国各阶层民众强烈同情和共鸣的根本缘由。

  “六四运动”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一座分水岭。它将中共改革开放面对的两种可能的政治前途和两条可能的政治道路,以及中共面对这两种前途两条道路所作出的最终抉择,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了。我们不妨将“六四运动”当作一把历史尺度,丈量一下中共作出的那个最终抉择——即那条既不是文革“老路”、又不是宪政“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能达到的现代文明刻度。

  第一,“六四运动”是突发性的政治事件。所谓“突发性”,是指这个政治事件并不是某种政治力量发动的一场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运动或政治革命,而是由各种偶然性的甚至情绪性的因素在特殊历史情境中触发而成。一开始的学潮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学生们一方面通过走上街头发泄他们对胡耀帮被无辜解职、中共官员腐败、官倒现象的义愤,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施压迫使中共作出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宪政民主,以彻底杜绝吏治腐败的发生和蔓延。一句话,学潮以及后来波及全国性的街头示威游行都是自发性的,并没有一支政治力在后面操纵,以求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取而代之,或者通过夺取全国政权重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学生们以及后来社会各阶层社会群体的愿望,仍然是想通过执政党来推行政改,实现宪政,杜绝腐败。而中共当时的决策层却昏聩颟顸到这种地步:他们居然认为执政党和当权者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不能和被他们统治的“子民”“对等”,而拒绝和学生平等地沟通和对话。在中国近四千年的政治生活中,“王者”从来都是自视为“天子”,其身份神圣且至高无上,而所有的“子民”则是被他们“牧”的一群羔羊,都必须对他们五体投地,“仰视其上”,山呼万岁,何曾有过君王和子民、“家奴”和“主子”“对等”过的先例?而中共及其领袖集团不同样以“救世主”身份自居,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何曾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和他们“对等”过?而正是这种“朝廷自负”和“帝王霸气”令他们错过了化解这场政治危机的最佳时机,等到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时,他们一方面因内部分歧而久拖不决,另一方面又因怯弱无能而束手无策,只好请已退居幕后的邓小平出山弹压;

  第二,应该承认,当“六四运动”由首都的学潮蔓延至全国性街头抗议浪潮时,对于执政集团来说,已经酿成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所达到的“红色预警”,则意味着整个政权的崩溃、颠覆或者更替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态势下,如果中国的政治变革通过这个政治危机走向宪政道路,或者通过政权的和平更迭再建民主政体,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是发起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的学生、民众以及党内和民间的“民主政治力量”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他们初始的动机和目标仅仅是对中共决策层施压,促使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惩治贪官污吏、申饬社会风气、伸张社会正义方面拿出得力举措,而不是在政权上取而代之,重建民主政体;二是执政党本身方面也没有准备,一方面执政党中的宪政民主派并没有形成足以和党内其他派别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他们关于重建宪政的理论、构想以及付诸实践的方案、计划、步骤、组织和社会动员机制等等方面都还没有成形,甚至还没有开始孕育;另一方面党内主张继续坚守一党专制的保守力量还非常强大,甚至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准政治运动”造势,从而在党内各政治派别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因而在党内政治、思想分歧激烈复杂、保守派占据优势的态势下,指望由执政党出面转化危机、因势利导、重建宪政,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如果“六四运动”的最后发展导致长时段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震荡,出现全国性的政治分裂和内战状态,并不是不可能的。而当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正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即便在一党制的威权体制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而这种发展空间的拓展恰恰需要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此,在“六四”后期局势已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果断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维系稳定的社会环境,继续改革开放,的确是执政党必须采取的正当举措。然而,我所说的这个“正当举措”,决不是后来中共决策层所采取的武力镇压,决不是用枪弹和坦克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群众,决不是当局蓄意制造让数百无辜者喋血广场的惨绝人寰的血案;

  第三,上文说过,“六四”之初由于中共决策层坚拒和学生代表以“对等”的政治身份对话谈判,因而错过了和平化解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好时机。而坚拒政治对手的“对等”身份,完全是出于专制制度尤其是中国古今专制制度的本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绝对君主专制历来的政治传统就是,除了皇帝统治集团以外,绝对不允许任何其他的社会政治力量产生和出现,更不要说容许其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尤其是绝对不容许这些政治力量拥有和统治集团“对等”的政治身份和话语权了。因为任何一个皇家王朝的全国政权都是由暴力从别人手中夺来的,如果允许甚至包容其他任何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就等于让这些政治力量一步步坐大直至同样用暴力从他们手中夺取全国政权。由此,任何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都必须用暴力将其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如果一些隐蔽的政治力量一旦“兴风作浪”,闹出事端,则坚决镇压,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然而毕竟中共是现代政党,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知道,“六四运动”矛头直指的中共吏治腐败,对于中共本身的政治统治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预警。中共领导人不会不清楚,吏治腐败在一党专制的政体中,是不可逆的,根本无法遏制其普遍蔓延的趋势;中共领导人不会不清楚,纵容吏治腐败实质上是自掘坟墓,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长命皇家王朝都逃脱不了被普遍、深度、不可逆的吏治腐败葬送的命运;中共领导人不会不清楚,如果放任、纵容“官倒”模式的吏治腐败发展下去,情形很糟糕,后果很严重,正义不张,人心尽失,诚信解构,道德崩溃,改革开放的最终结局将呈现一个“王朝末期景象”。因此,面对“六四”汹汹学潮的中共决策层,哪怕有一点点现代政党对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哪怕对自己亲手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远景心存一点美好的愿望,哪怕对群情激愤的学生和民众有一点点忏悔、反思、知错的良知,哪怕对自己的政治统治有一点点长远利益的考虑,都不会一味放任自己的专制本性采取如此血腥残暴的方式镇压街头抗议的学生和民众,尤其不会采取“秋后算账”的方式严厉清算和惩戒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实质上,即使当时中共决策层在坚守一党制的底线前提下,仍有多种方式和平地化解“六四”政治危机。比如,你可以不以“对等的政治身份”,仍以高高在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照样可以和学生群众代表进行平等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交流、对话、沟通甚至谈判,而如果你真心想用比较彻底的手术割除自己肌体上吏治腐败的毒瘤,你就不会不设想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反腐举措,而对这些举措的承诺,完全可以在与学生群众代表的沟通交流中作出,相信这些很快就可付诸实施的承诺,完全能够化解学生和民众的对抗情绪,取得他们的信任和理解,从而平息学潮和民众的街头抗议;再比如,你完全可以在不作出立既开放“党禁”、“报禁”的前提下,提出一个在一党威权统治下逐步实现宪政的长久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率先实现针对吏治腐败的一系列政改措施,比如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真正发挥各级人大对政府权力运行和官员的监督作用和任免权威,取消党政官员尤其是领导人的各项政治特权等等。相信这些长远的宪政规划和近期的反腐廉政举措同样能获得学生和民众的体谅和理解,和平化解这场政治危机。试想,连晚清的“老佛爷”禧慈在面临政治危机时都懂得“还政于民”已大势所趋,作出若干实施宪政的政改承诺,中共作为现代政党,难道连“老佛爷”的觉悟都达不到吗?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可以和平化解这场政治危机的时机和方式都被中共决策层一一错过,而最终走了一步十恶不赦的臭棋,要知道,以军队直接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让数百学生和无辜市民喋血广场,实在是中国式专制制度的“兽性大发”,是现代政治文明中反人类的不可宽恕无法容忍的大罪,中共此举不仅将自己降到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治水准,而且远远不如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本人并没有下令开枪,事后段祺瑞尚能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并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可见,段祺瑞政府要比“六四”时期的中共政府要文明许多,有良知许多,有人性许多;

  第四,当然,即便在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如果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和街头抗议无法及时解决,发展到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社会动乱,警方也会出动防暴警察进行强行弹压。但那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至少有两条,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正规军队不得介入,除非动乱已经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颠覆;其二,强制弹压时可使用催泪弹,高压水枪、警用戒具等等非至人死伤的手段和器具,但绝对不能用枪炮、坦克等战场上致敌人于死命的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如果突破了这两条底线,那么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政府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无疑,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同时突破了这两条底线。而军队对广场学生群众的射杀直至用坦克将他们中的一些人碾成肉泥,实在惨不忍睹,灭绝人性。实质上,即便事态发展到非用强力弹压的地步,再退一万步讲,即便动乱的规模和危险已非有限警力可控制,非要借用军队来援助不可,那么,命令军队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坦克只准驱人不准碾人,也能达到同样的弹压效果。而中共决策层之所以下令对广场抗议者直接射杀,分明是想用广场的血威慑、扑灭一切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异已政治力量,其残忍、狠毒、疯狂、灭绝人性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皇权时期历代王朝的当权者。

  “六四”惨案,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尺子的反向刻度上,留下了一桩丝毫不亚于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的反人类血案。这桩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是中共改革开放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尺度上留下的任何正向功绩都无法抵消的。对于领导改革开放却又下令镇压“六四”运动的中共最高决策者来说,功是功,罪是罪,功罪不能相抵,而仅就他们犯下的镇压“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而言,他们无论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功勋卓著,但仍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民和历史总有一天会彻底清算这桩罪行的。

  “六四”平息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迎来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指向市场经济,其方向显然是正确的。在中国三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期间,正是市场因素的激活,致使“生产力的各个源泉充分流涌出来”。当然,由政府主导和强干预的市场经济,其发展肯定是畸形的,其中掺杂了大量的“长官意志”、弄虚作假的水分和“投资性冲动的泡沫”,这些我们姑且不论。和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态势相映成趣的,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精神生活、道德水准、文化品位的“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而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有这些病态的价值扭曲和精神扭曲,都可“捅”到吏治腐败这个总病根上。“六四”之后,中共决策层并没有真正从中及取教训。相反,对各级权力的强化和放任,对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寻租行为及其子女亲属利用他们的权势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睁眼闭眼,默许纵容,导致各种类型各种渠道的贪污受贿寻租谋私行为像癌细胞一样在整个官员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快速繁殖起来。而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吏治腐败,它所导致的中共统治的政治基石的自我崩溃还不算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则在于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粉碎性摧毁。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不仅是由统治集团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为其提供思想资源,而且作为这个价值体系的中枢和灵魂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也是由统治集团践行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来支撑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共体制下的吏治腐败,是如何摧毁由它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中那些最重要的环节的。

  第一,政治信仰。非常有趣,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而言,无论是皇权时代的传统专制社会,还是当代中共的现代专制社会,统治集团的政治信仰都充当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中枢和灵魂。对于皇权时代来说,作为王朝统治集团政治信仰中占主体地位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由皇帝集团提供的,而是由历代知识分子提供的;而作为中共统治集团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学说,也不是由中共集团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的,它是西方的泊来品,但由中共最高领袖集团提供理论解释并结合中共的政治实践将其“中国化”。如果说,儒家学说和共产主义在为其统治集团提供合法性来源这一点上有着本质上的一致的话,那么它们的具体内容和政治性质又有着极大的区别。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可用“忠君孝亲”概括,而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概括:“为人民服务”。我们看到,“忠君孝亲”,它以维系对君主的忠诚和对至爱亲朋的亲情孝心为社会正义践行的目标和方向,即便提出“仁者爱人”的广义的“博爱”,这种“博爱”也是有差异等级之分;而共产主义所提倡的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是“爱”所有的人民,而“人民”往往又被定义为“被剥削被压迫者”,即被统治者。因此,我们往往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于皇权之下的官员队伍来说,“爱民如子”并不是其政治信仰或政治理念中的核心价值,“忠于君、孝于亲”才是他们必须恪守的政治道德和人伦道德中的“天条”。因此,一个官员“大儒”尽管私德恶俗,贪腐受贿,但他仍然有可能忠诚地坚守他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道德;而一个中共官员从贪腐受贿的第一步开始,就足以证明他已根本不信“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东东,从而已背叛了他的所谓政治信仰,开始践踏他张口闭口的那些政治道德了。而两者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学说“忠君孝亲”的政治信仰根植于中国君主制社会的宗法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或者是连结整个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因而中国皇权时代的王朝一个一个覆灭,但儒家学说“忠君孝亲”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价值体系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一个一个朝代地继承下来,因为王朝的更迭并没有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那么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呢?却是建立在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理想的沙滩上,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找不到它赖以扎根的社会基础,因而一旦解构崩溃,便是一次性的,决不会像儒家学说的“忠君孝亲”那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实质上,二十世纪以列宁的十月革命为旗帜和模式的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举凡夺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从它们执政的第一天起,从来没有把“人民”真正地送上过“社会主人”的位置,也从来没有把自己降低到“社会公仆”的位置。而真相是:作为统治集团的执政党,和广大“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猫和老鼠”、“实验者和实验品”、“主人和仆人”、“主子和奴才”、“牧者和羊群”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无须说明,只要看中共建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最高当权者对他或他们下面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人民”还是体制内“高官”,都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当然,应该承认,在建政之初的一段时间,中共官员队伍中的确有一批或一大批人秉承了战争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依然忠于他们的政治理想,并能真心实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理念和政治道德。而正是这样一批人的“言行一致”,才铸就了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正义”。然而,这一点丝毫改变不了上述中共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中共内部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心目中为之“服务”的“人民”,不过是一个抽象且虚幻的概念,这个概念后面的真实内容绝对不是“人民”,而是统治集团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特殊政治利益,是他们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大实验,是他们主宰人民和社会的各项政治特权,最多再加上一个从事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应尽的责任、义务和担当罢了。而这种责任、义务、担当任何一个皇家王朝都会承担起来的。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不服气,但只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全部问题。如果你真正把“人民”——所有被统治社会群体“抬举”到“主人”的位置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那么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让他们拥有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可以对统治集团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提出批评。然而,中共张口闭口为之服务的“人民”,至少在毛泽东时代,是根本没有上述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比如,在文革中,如果你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对当权者发动的这场政治浩劫哪怕提出一点点不同的看法或批评,那么自称为“社会公仆”的当权者会毫不留情地把你送进监狱,甚至杀掉你的脑袋。试问,这样的“人民”,还能算“国家的主人”吗?

  因此,当被高度垄断的权力全面腐蚀中共的官员队伍时,当中共内部那些秉持“革命理想主义”且忠于其政治信仰的一部分人或者觉醒、或者同样被权力腐蚀时,当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被共产党自己的政治实践证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时,便会同时出现两个后果:一个,中共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在中共官员队伍中由上至下地大面积幻灭;第二个,中共统治集团和广大被他们统治的“人民”之间关系的真相,被彻底揭去“革命理想主义”的面纱,赤裸裸地呈现在“人民”面前。而越来越多的人民也逐步认清了这种关系的真相:他们眼中的中共各级官员,再也不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而是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真正的主人,再也不是带领他们走向“最后解放”的领路人,而是忽悠他们,欺压他们、剥夺他们的猎手和“牧人”,其中不乏对他们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恶棍和流氓。

  可见,完成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之后,当中共决策层对自己已经非常严重的吏治腐败没有采取丝毫实质性的举措时,就已经公开摊牌他们以放任吏治腐败而拒绝宪政道路的决心,无论他们怎样信誓旦旦扬言惩治腐败,无论他们如何痛心疾首地声称要进行廉政建设,也无论他们如何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地“反思”放任吏治腐败就等于亡党亡国,但那些都是装模作样,口是心非,是假的。即便后来“习李新政”时打了那么多的“老虎”和“苍蝇”,但也无法体现根治腐败的丝毫诚意,因为他们虚张声势拼命逃避的恰恰是这样一条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杜绝腐败必须走宪政民主之路。如此,当中共的大多数官员甚至绝大多数官员都把“升官发财”暗自当作自己人生价值中的第一要义或核心元素、而把“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包装这个“内核”的外壳、并且赤裸裸地付诸行动时,其巨大的“示范效应”导致“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全面开花”、甚嚣尘上,且成为整个社会价值观中的“核心元素”,难道不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第二,诚信体系。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既是人与人之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和谐健康的基础,又是彰显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保证。而政府取信于民的公信力,则是将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支撑起来的支柱。而“六四”之后变本加厉、愈演愈烈、高速蔓延的吏治腐败,恰恰是摧毁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首祸。其一,中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们信仰幻灭、私欲膨胀、贪腐受贿的一面,却用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的另一面掩饰着,这些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两面人”在中共官员队伍中呈进行速度越来越多地出现着,成为政府公信力塌陷的第一原因;其二,大量且普遍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政绩造假、数字造假、信誉造假,成为政府公信力崩溃的第二原因;其三,掩盖矛盾、弄虚作假、文过饰非,以自己掌控的媒体掩饰因庸政、懒政、贪政甚至恶政(当然并非没有善政)导致的各类“天灾人祸”冤假错案或“负面新闻”,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几乎成了各级各地政府的“拿手好戏”,其丑恶嘴脸“牛二作派”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政府公信力解体的第三原因;其四,对改开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现象多发、高发甚至泛滥成灾的现状,政府官员或睁眼闭眼不作为、懒作为,治理不力、姑息养奸,或官商勾结、内外串连、吃里扒外、贪贿受贿,纵容制假贩假、放任制毒放毒、助长坑蒙拐骗,或为地方经济政府政绩而充当本地各类制假、放毒、行骗“窝点”、“行业”甚至“产业”的保护伞,“猫鼠反串”、为虎作伥,是政府公信力颠覆的第四原因;其五,官场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满天飞,官员们好大喜功,沽名钓誉,争名夺利,欺世盗名,各类假学历、假文凭、假荣誉、假头衔“风生水起”,愈演愈烈,是政府公信力式微的第五原因。总之,政府公信力如此崩溃,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岂有不倾塌之理,如此,中共各级政府岂有不坠入“塔西佗陷阱”之理。

  第三,伦理道德体系。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是这个社会整个价值体系“向善”的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崩溃了,那么这个社会“向善”的生命活力就死了,而如果所有伦理道德领域的底线都被击穿,那么这个充满谎言、暴力、算计、阴谋、罪恶的社会就再无正义和公平所言,真的回到“丛林世界”了。我说出这个道理,并不是说我们眼前这个社会,已经真的回到赤裸裸的“丛林世界”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眼下社会“向善”的生命力,已经枯竭到临界点了,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眼下中国大陆社会整个伦理道德现状,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估呢?如果说它已经彻底崩溃,那也不算公平,但说它比较糟糕,已经呈现出全面溃败的乱象,我以为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而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伦理道德水平快速溃败的过程中,中共的吏治腐败当属“首功”,且“功不可没”。也就是说,各级党政官员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寻租贪腐的同时,伴随着个人的伦理堕落和道德败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官员们个人道德的普遍败坏,对整个社会各个道德伦理领域中“核心价值”的毁灭,的确有“釜底抽薪”之功,“摧枯拉朽”之力。我说的这个“核心价值”,当然是指中共建政后从其信奉的政治信仰和理论学说中剥离来的那一套伦理道德体系。不妨试想一下:在“公德”领域里,如果“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价值被“为人民币服务”所取代,“克已奉公”被“以权谋私”所取代,“清正廉明”被“贪得无厌”所取代,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在“私德”领域里,如果“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这个核心价值被“毫不利人、专门利已”所取代,“舍已为人”、“助人为乐”被“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所取代,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在“人伦”领域的两性关系上,如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被“嫖娼包奶、情人成群”所取代,人们会作何感想?在职业道德领域里,如果“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信义当先、互惠双赢”被“以邻为壑、损人利已”和“坑蒙拐骗、杀熟宰客”所取代,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人们都说,一个社会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的状况是否糟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只要看它三条最后的底线是否被洞穿,就可一目了然。这三条道德底线就是教师的师德、医生的医德和法官或执法人员的公德。师者,“传业、授道、解惑也”,尽管教师也要吃饭,也要拿工资,也要算计柴米油盐,但在“为人师表、做人典范”这一点上,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也是染不得半点铜臭的;医者,“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当以人道为先,以仁慈为重,如果一心在患者的“救命钱”上挖空心思,巧取豪夺,那和抢劫犯、衣冠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吗?执法者,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卫士也,如果执法者不去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而是“无法无天”、“贪赃枉法”甚至“以身试法”,那么老百姓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所有期望和诉求,就会幻灭,就会绝望。如今人们对中国大陆伦理道德这三条底线是否被洞穿、被洞穿到什么程度的现状究竟有何感受,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好了,不再多说了。我想,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即便只在上述这三个最重要的环节上出现了“塌方”,那么这个价值体系就已经支离破碎,不可收拾,惨不忍睹了。我们知道,无论是传统的专制社会,还是现代专制社会,它们的价值体系在理论、宣示和文本上,其理念的的至善和完美,并不亚于上文所说的那个人类现代文明尺度。比如中国早在远古的三代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人类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中共建政前后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其价值理念的完美和至善也是不同凡响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这种文本上完美至善的价值理念和这种价值理念“践行”中的社会政治状态真相之间巨大的差异和距离。这一点,无需多说。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那种尊卑有序的政治等级,统治集团所握有的对全体臣民生杀予夺大权以及对他们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敲骨吸髓的榨取,是对其价值理念的文本宣示最无情的践踏;而中共建政后整个统治集团对于全体被统治者那种生杀予夺、任意驱使的“虎狼”优势,以及其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的权力必然导致的腐败,则是对其共产主义信念的文本宣示的最绝妙的反讽。然而,即便如此,它们的价值体系仍有一部分人在忠诚地践行,哪怕只有少部分人在忠诚地践行也能支撑起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大厦,即便这座大厦和其至善至美的理念宣示相比已经面目全非,而他们践行的足迹中仍然难掩人性的光辉和文明的价值。问题是,这少数人的对专制体制下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支撑,能维系多久?当再也没有人愿意去为这个“丢盔弃甲、兵败如山”的价值体系作无谓的牺牲时,这个价值体系最后的、彻底的崩溃就势不可免了。而如果一个专制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就如同一个失去灵魂和生命活力的行尸走肉,它还能活多久?当然,应该说,人类现代文明的整个价值体系,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人类传统文明的价值基础上一步一步筛选积累起来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从专制社会中淘洗出来的优秀的伦理道德精华。但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和所有专制社会的价值体系之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种价值体系并不是由一部分人或者极少数人的优秀和忠诚支撑起来的,而是由一整套政治制度支撑起来的,这种政治制度比起一切人类专制制度所具有的最明显的优越性,就在于她呈现的政治现状和它所宣示的价值理念没有背道而驰,没有自行践踏,没有恰成反讽,而是在不断地接近着,靠拢着。

  我想,一个社会整个价值理念的文本宣示和其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趋势之间是南辕北辙,渐行渐远,还是同向而行,渐行渐近,这恐怕就是对中共改革开放后走进“新时期王朝周期率”的社会现实进行政治评估的价值尺度吧。

  最后要说的一句是:只要走进“王朝周期率”,只要认准一党专制一条路走到黑,统治集团无论是朝着无限膨胀自己特殊政治私利的方向走下去,还是在一党制框架内力求解决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和族群对抗,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以求缓解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都难免诉求“权力高度集中”这个传统“法宝”,都难免走个人专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都会部分蚕食甚至全部蚕食中共四十年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会将历史或多或少地拉向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