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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蒋经国台湾肃贪反腐记
2019-05-13 09:37:23
来源:合传媒 作者: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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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蒋经国意识到台湾官场腐败是体制问题和不正常社会环境的产物,单靠“严规”、“严打”是难以根治的,因此开始推动社会革新和制度创新,力图从根本上“反腐倡廉”。

  (本文首刊于2006年12月文章原标题:打虎英雄蒋经国

  时间过得真快,到2007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就已经辞世19周年了。时光的流逝,在台湾不仅没有削弱人们对蒋经国的怀念,反而使其人格魅力再上层楼。前往大溪蒋经国陵寝瞻仰的人潮不断,每年都超过100万人。近几年来,“CCK,TAIWAN MISS YOU”(蒋经国,台湾想念你!),居然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一个主题词。在台湾媒体对历任“总统”的多次民调中,他总是独占鳌头。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历任领导人,有45%的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民主发展贡献最大(其余是李登辉24%,陈水扁8%,蒋介石5%);61%的民众认为他对台湾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更有86%的台湾民众肯定了蒋经国的“廉洁和亲民”,认为与当下台湾经济低迷、政局不稳、最高当局陈水扁都闹出“国务机要费”贪腐案丑闻的现状相比,蒋经国“执政”时代是让台湾人“看到了希望的日子”,“蒋经国时代”则是台湾“反腐倡廉”中那一段“闪亮的日子”。的确,那个时代是迄今台湾 “反腐倡廉”做得最好的时期,不仅官场的贪渎之风不像现在这样愈演愈烈,而且社会风气也是台湾最好的年代。这样看来,蒋经国究竟是如何“反腐倡廉”的,确实值得好好说道一番了。
 

  —、以身作则,亲民务实

  蒋经国生于浙江,长于苏联(15岁至27岁),终其生于台湾(39岁至78岁)。尽管他是靠父亲蒋介石庇护、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但早期在苏联长达12年的艰苦生活磨炼,却造就了他的平民情怀和务实作风。因此,蒋经国能在主政台湾之后,不仅很快淡化了“反攻大陆”的狂想,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用本地人士施政,争取台湾人民支持;而且形成了与其父迥然不同的、亲民务实的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

  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当日,首次在讲话中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的6字方针。他说:“经国今天愿意拿‘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励。‘平凡’就是做人平凡;‘平淡’就是对名利看得平淡;‘平实’就是做事力求平实。”他要求自己和所有的官员们:“第一是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奉献自己心力、智慧、爱护自己‘国家’,爱护自己同胞;其次就是诚恳,我们有错误,就是错误,有不对的地方,就是不对的,从来不掩盖错误,任何错误发现后,不对的地方,立即改进,但是,每一个案子发现后,‘政府’会马上办理,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以后也会如此。我们‘政府’没有别的,最重要的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怎么样讲,就怎么做,从来不欺骗民众一丝一毫,如果欺骗民众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真正的‘政府’是要‘政府’守信用,所以爱护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众,守信用,讲道义,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道德的标准,以这个标准为基础,今后将朝此方面继续努力,发展我们的事业和开展我们的光明前途。此外,我们还要强调公平、公正、公开,这不是只有选举时才强调的,而是要在任何一件事,都朝此方向去做。” 蒋经国在就任“行政院长”后的第一次“行政院”会上指出:“希望各级行政首长今后不要多在电视上报纸上出现”,而“要深入民间,深入问题,在问题上求得彻底的个别的解决”。(《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8辑第310页)1973年1月19日,蒋经国在向新当选的台湾县市长讲话时,明确提出了“向下扎根”的理念,要求:“今后县市长应该拿出良心,下乡‘扎根’,真正为老百姓工作。”他还说:“一切施政要向下看,针对老百姓的需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8辑第104页)

  蒋经国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在以身作则地这样做。他上任后,就一改其父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领导作风,经常到台湾岛上各地旅行,身穿运动衫和宽松裤,直接倾听士兵、农民、工人和渔民的意见。有人作过统计,蒋在“行政院长”任内,足迹遍及台湾地区161个乡镇村落,在他任“总统”的最初4年里,前后下乡197次,与民众在一起的日子多达155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切实地改正着以往国民党各级官吏高高在上、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真正为台湾民众兴利除害。

  蒋经国这种“与民众的愿望相结合,以民众的利益为依归,为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的实际作为,尽最大的可能“和民众在一起”的身教言传,不仅体现了他自己所说,“乡村、深山、海滨是我最高兴去的地方,和民众在一起,谈话欢聚,乃是我所要追求的乐观”,而且一时间的确在台湾官场上下树立起了亲民爱民的风气。对此,台湾一位学者曾感叹道:“这种平民化的风格,在古今中外的领导人物中,甚为少见,在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中,我们可以发现关心人民福祉的,也可发现在民间走动,表现出亲民姿态的,然而,却甚少见到最高级的行政首长,能经年累月,不顾寒暑,跑遍大街小巷,与一般民众,不论其职业、身份、年龄、性别,相处融洽无间……关心其生活、起居、收入等无微不至,而且回到办公室后,立刻以实际行动,为其解决大小实际问题。”(漆高儒:《蒋经国的一生》第139页)尽管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称蒋经国下乡访贫问苦这一套是“作秀”,不过沽名钓誉而已;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至少可纠正一下中国传统官场歪风邪气的“秀”,却是作得越多越好。可惜迄今为止的中国领袖人物中,只有蒋经国一个人曾经这样高频率地“作秀”。

  比起上山下乡、访贫问苦的亲民作风,更能够体现蒋经国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使命感和意志力的,其实是他的勤政、廉洁,是他在如何认识权力方面所说的“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蒋经国的勤政,表现为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似乎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蒋经国晚年多病,饱受身体疼痛折磨,据说他在“荣总”医院的病历卡可以堆到腰那么高,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稍微懈怠,最终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而蒋经国的廉洁,更是连政治对手台湾民进党也不敢否认。他的夫人蒋方良的晚年凄凉境况,岛内外人士都看得见。从生活作风来看,蒋经国走到哪里,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对起居和饮食从不苛求,平日的生活也异常简朴。除了年轻的时候曾因一时寂寞欠下了一段风流债之外,其生活作风几乎无可指责。而蒋经国除了自奉甚俭外,对自己的家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也约束得很紧。他深恶腐败、最反感官商勾结,不仅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接受大公司的请托,更严厉禁止自己的子女经商办企业。在他的严格约束下,台湾的大财团,太子党出身者绝无仅有,基本上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更是连跟商人一起吃一顿饭都不敢。而蒋经国在勤政廉洁上这样的率先垂范,不仅树立起了自己开明无私的政治领袖的形象,更极大地净化了当时台湾的官场风气。

  二、既敢打老虎,也不放过苍蝇

  由于自己立身严谨从不苟且,蒋经国“反腐倡廉”的底气很足,在“严惩腐败,整饬政风”上一向雷厉风行,在努力肃清贪官污吏这类官场上的 “害群之马”方面更是从不手软,确实做到了“既敢打老虎,也不放过苍蝇”。

  其实,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时,就已经当过一回“打虎英雄”。当时蒋经国担任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督导员,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的口号,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只是那次打虎行动未竟全功,不仅让蒋经国这个“打虎英雄”铩羽而归,更预示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在台湾主政后,蒋经国痛定思痛,把“打虎英雄”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后,针对当时台湾官场流行的“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利用特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在主持第一次“行政院”院会时,就明确要求政府官员同黑金划清界限,对全体公务员提出了“十诫”,规定“各级政府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不举行任何典礼仪式、到海外考察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禁止公款吃请、行政官员不得进出娱乐场所、提高办公效率”。为进一步落实这“十诫”,蒋经国还反复强调:谁如果违反了规定,都必须从重惩罚。他宣称:“这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基于吾人尽忠‘爱国’的良知良能,不忍见到‘国家’被大吃大喝带来大灾大难。”

  一开始,台湾官场中人多半以为蒋经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因为蒋介石曾在60年代中期就提倡过建立廉能“政府”,但因主导者不坚决和缺乏有力的措施,廉能“政府”到头来只是纸上谈兵,变成了口号与宣传。于是,台湾官场上下跟风表态一番后,就有不怕死的首先故态复萌了。可怜这些不识相者不知道是忘了,还是原本糊涂。因为蒋经国与其父在作风上可是大为不同,加之他正处年富力强时期,行动果断,“反腐倡廉”的态度又一向严厉坚定。这样,一些胆子大的官员,就首先被蒋经国这个“打虎英雄”拿来祭了“反腐倡廉”的大旗。

  1972年起的一年时间里,蒋经国督导办了几起反腐败大案,打了四个货真价实的“大老虎”,一下子就震动全岛。

  一个是轰动岛内的香蕉案。该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会主席吴振瑞。吴氏在该社成立20周年之际大搞庆祝活动,并送来宾与内部人员真金果盘,形似礼品,实则是贿赂与侵占。经查处,此一案件涉及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外贸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蒋经国得知事实真相后,不理多方关说,立即下令撤了位高权重、对蒋家两代都可谓劳苦功高的徐的官职。

  另一案件是王正谊案。王正谊是“行政院人事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官职大小倒在其次,关键在于此人是蒋经国的亲表弟。他利用与蒋家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中营私舞弊,竟贪污公款合美金1375万元。蒋经国毕竟不愧是“打虎英雄”,当王正谊案披露于报端后,为表明自己铁面无私与革除贪污的决心,他立即下令将王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训,王正谊被判处无期徒刑。

  与此同时,台湾检调机关在蒋经国指导之下,还查处了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和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案。白氏因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为严肃“法纪”,被判死刑。此一宣判震动全岛,开国民党退台以来惩处贪污案件最严厉的先例。而杨氏则因贪污不仅丢掉乌纱帽,而且被判处5年徒刑,杨妻也被重判10年刑期。

  这几个大案的结局大快人心,当时台湾报界对蒋经国此举颇多颂扬,蒋经国在岛内的声望也随之提高。但蒋经国并没有就此志得意满,在“打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拍苍蝇”,因为他知道“苍蝇”的数量更多、对平民百姓的危害也更直接更大。

  于是,为了落实公务人员“十诫”, 蒋经国授权警察机关随时随地到夜总会、舞厅、酒吧、酒家等非正当娱乐场所检查,在“十诫”实施后的第一年就查获涉足这些地方的公务人员近千人,其中属于“行政院”所属各机构者共有926人,而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经议处的有30人。“行政院”的一位参事,为其子完婚,大办筵席,当时条文规定,公务员办席10桌不算违规,其人大办筵席已大大超过规定,不合公务员婚丧节约原则,被记两次大过并免职。这些“拍苍蝇”的努力,在蒋经国“执政”时期,一直没有停歇,这样的雷厉风行,也确实收到了遏制腐败、净化官场风气的效果。

  三、推动社会革新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反腐倡廉”

  蒋经国大张旗鼓地发起反腐败运动,使一些高级官吏被定罪伏法,的确令人称道。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蒋经国最多也只不过算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好皇帝或青天大老爷而已。蒋经国在“反腐倡廉”上最值得称道和借鉴之处,是他意识到台湾官场腐败是体制问题和不正常社会环境的产物,单靠“严规”、“严打”是难以根治的,因此开始推动社会革新和制度创新,力图从根本上“反腐倡廉”。

  蒋经国在这方面最初的举措,包括在制定和督促落实公务人员“十诫”的同时,提出“八点政治和社会革新计划”、“行政机关推行四大公开实施纲领”等方案,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修订“贪污治罪条例”,对贪污受贿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下令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的兼职,以专心政务,并以身作则,要求各级组织机构厉行节约,促进物价稳定等。

  蒋经国提出社会革新的意图,首先是要使政治清明,如“一泓清水,明净透彻”。“公务员以干干净净的公务员为荣,‘政府’必须维护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片干干净净,有朝气,有生机的乐土,确保我们的‘国家’能挺立漫天风雨的国际社会中”。其次是要力图建立一个“均富”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对于社会革新,蒋经国称不要搞什么运动,而是要“‘政府’机关切切实实去领导推行”。

  实事求是地说,在蒋经国的努力和领导下,台湾在社会革新上取得了一个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的成就,这就是台湾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基尼系数。在“蒋经国时代”,台湾难得地同时维持住了“一高两低率”,“一高”就是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在稳定物价水准和保障充分就业的同时,台湾通过税制跟教育,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依照那个时代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一方面正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世世代代地穷。

  在蒋经国执政的16年(1972年~1988年)当中,台湾每一位公民所得从482美金成长到5829美金,增长了11倍,但是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到5倍以下的水准。“均富”在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现实。这不仅的确是了不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也为台湾的“反腐倡廉”提供了最不坏的社会环境。

  在制度创新方面,蒋经国最初的努力,是放在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上。蒋经国开始接班后,为了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和改善形象,喊出“革新保台”的口号,刮起了一股“政治革新旋风”。这最先体现在他这位新任“行政院长”所征召的“阁僚”人选上。他挑选的人选很多出乎台湾政坛和舆论界的意料之外,可以说此届“内阁”是台湾当局历次“内阁”中人事变动最大的一次。蒋经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改革和调整,起用大量新人和中青年,顺利解决了上层官员老化问题。这批被蒋经国起用的以“青年才俊”、“理想人选”为主的中壮年接班群体,大部分为技术官僚、专家,在主持经济转型和实施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为解决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及其带来的危害,蒋经国还把重用台籍人士、开始国民党政权“本土化”,作为“革新保台”的一个重要内容。蒋经国重用台籍人士,不仅是其在统治和用人方式上的突破,更在国民党的“反腐倡廉”史上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演变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1984年10月与1985年2月相继爆发的“江南案”(即台湾情治系统与黑道合作刺杀了旅美作家《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和“十信”弊案(即台湾行政系统与台湾大财团蔡氏家族相互勾结,利用蔡家控制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非法放款弊案),使得蒋经国痛切地意识到:不变革制度,单纯的人事革新不足以真正做到“反腐倡廉,如果不进行以实施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如果不加快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自己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以及自身历史形象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蒋经国终于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下定了决心,做出了他一生最大也最重要的选择——同过去决裂,同过去的国民党专制政权决裂,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决裂,顺应历史潮流前进,带着台湾告别过去,走上宪政民主的新路。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带领他的人民跳进了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迄今为止,无数事实证明,他选择的不仅是一条对台湾方方面面都最不坏的路,更是台湾“反腐倡廉”的治本之路,让台湾从此有了与黑金政治彻底决裂的基本保障。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撇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这说明蒋经国已经决定亲手结束名声并不好的蒋家王朝。1986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解除了在台湾维持长达38年的“戒严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也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还做出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决策,从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让海峡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事实上,蒋经国对他的选择将导致的未来是十分清楚的。当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蒋经国力排众议,不予处置,并决定开放党禁之时,沈昌焕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明了蒋经国已经义无返顾地要在台湾结束专制,带领台湾民众走向民主自由的未来。

  台湾民众能够享有如此多的自由和权利,台湾能有今天的局面,“反腐倡廉”有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以致最高当局陈水扁的妻子等至亲会因为一千多万台币的“国务机要费”贪腐案就被送上法庭,原因有很多。但这一切都与蒋经国在晚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台湾民众从未掀起过像80年代韩国那样的民主运动,加之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功,实际上蒋经国并未面临太大的要求制度变革的政治压力。但他却能从民众福祉出发,为了台湾的长治久安,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和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实际行动,主动开启了政治制度改革的阀门,使台湾开始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为台湾的“反腐倡廉”找到了治本之策。这雄辩地证明了: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历史人物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选择,其实可以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

  蒋经国的这一历史功绩,在笔者看来,比他在促进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贡献还要大。因为有太多的独裁者常常是挟经济成长的春风来为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做注解,“顺应历史潮流”就更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这句话人人都会讲,但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可以说,蒋经国晚年 “制度创新”的种种举措,避免了转型社会可能出现的更大的政治波动,确保了今后台湾社会的长治久安。此举何止是对台湾一岛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中国的贡献。它向世界说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人,同样能够创造政治奇迹,只要有了好的制度,中国人也一定可以在“反腐倡廉”方面大有作为,建设出一个政治清明、政府廉能、社会和谐的理想国度。

  只可惜,生命留给蒋经国从事全面革新的时间太短。从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到蒋经国逝世,尚不足两年。蒋经国所做的,也只是为切实“反腐倡廉”和建设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开辟了道路。但无论如何,在1972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内,他以切实的“反腐倡廉”,以认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早经孙中山先生揭橥的天下大势的实际行动,向历史做出了自己的交代。这其中的方方面面,都值得今天的全体中国人深长思之。

  写于蒋经国先生逝世19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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