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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宣战:那段疯狂“爱国”的日子
2019-05-14 15:06:31
来源:时事史事 作者:时事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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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毋庸置疑,让太后敢于孤注一掷和列强公开较量的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天下无敌的义和团。
  天津虽然已经打得来炮火连天,但是,巨大的危机却是在中国的京城。从天津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使馆卫队虽然给集中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增添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对于散住在全城各处的外国传教士、外商和教民来说,他们的处境不但没有因此改观,反而比前些时候更加险恶了。这是因为穿得花里胡哨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穿过古老的京城大街时,无论是中国的官员、军人、商贩和平民,甚至是乞丐和妓女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种愤怒一旦有了宣泄的机会,其喷发的烈度必然是万分可怕的。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深宫中的慈禧太后的心情也和她的臣民并无二致,甚至比所有的中国人更加仇恨外国人。只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所在,她必须慎重地考虑以何种手段来应对眼下已经不能再继续恶化下去的糟糕局势。

  中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慈禧太后与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乃自然承袭的恭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中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他此刻是总统禁军,手里同样掌握着一支皇家护军。

  如果说载漪仇视洋人的最直接原因是洋人的阻拦粉碎了他当太上皇的美梦——本来慈禧太后把立载漪之子废掉光绪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贴了,可偏偏多管闲事的洋人却跳出来坚决反对另立大阿哥,态度明确地支持光绪皇帝执政——那么,载澜和载勋表现出来的甚至比载漪更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恐怕还是因为光绪的变法维新给他们世袭的权势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死心塌地地站在慈禧身后,同仇敌忾地对付执意推行改革的光绪皇帝。

  还在朝廷下令打开城门迎接义和团进入京城之前,庄亲王载勋的府邸就已经成为了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王府中的所有人——他的亲人与侍卫家仆全都参加了义和团。而这位亲王则成了义和团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和载漪载澜此时的情景一样、他的巨大豪华的王府大院里也安设着一口口大铁锅,锅里整天煮着大块的猪肉和牛肉,这是他从自家银库里拿出银两为义和团弟兄提供的伙食。他骑着高头大马,在身穿勇字号褂的带刀侍卫与头扎红巾的义和团民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巡游于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上面明码实价地写着:“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

  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长达数月时间里,每天都簇拥着许多兴致盎然的男女,他们叨着烟袋冒着烈日的烘烤呆在这里就是为了看杀人。从早到晚,一批批的“大毛子”、“二毛子”被义和团民押到这里来砍头、肢解。随着钢刀在灿烂的晴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向着脖颈重重辟下,就在身首分离的一瞬间看到无数颗脑袋像西瓜一样突然离开身子,在空中飞行短短一段距离再“咚”地砸在坚硬地面上,看到那没有了脑袋的颈腔上冒出的鲜血如何像红绸般凌空飞舞。他们就会抑止不住心底的一种野兽般的欲望,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狂热的喝彩声。如果运气好,能够看到一个两个比自己有钱,或是比自己过得更为体面的相识者如何在悲号声中死去,那无疑是最为舒心解气的时刻。正因为如此,由于娇阳似火,满地狼籍的尸体,一汪汪很快变成暗黑色的人血,以及整条街上都充斥着的那种令人恶心的臭味也不能使他们离去。

  洋人牢牢地记住了发生在这王爷府门前发生的事,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联军一把冲天大火烧成了一片灰烬。

  在这险象环生,火烧眉毛,载家班又在跟前暴出一片喊打声的紧要关头,已经在紫禁城里烦躁不安苦熬了不少日子的慈禧太后在听取了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关于义和团的报告后,终于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洋人了。

  六月十三日,也就是端亲王走马上任中华帝国总理大臣几天后所做的第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便是下令把已经在城外的庄稼地里埋锅造饭,露宿荒郊了好几天的蝗虫般的义和团民放进京城。这十万左右的义和团民是刚毅出面召来勤王的。可是等到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却被尚未拿定主意的慈禧太后阻止了。九门提督奉命紧闭城门,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民把城门砸得“咚咚”响,吓得满城老百姓人心惶惶,坐等大难临头。待到夜深人静后,许多人家的宅院里“噗噗”之声相闻,那是他们在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赶在义和团进城之前埋进地里。

  荒唐透顶的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导致这一天的中国首都出现了荒唐透顶的一幕。九门提督接到了辅国公载澜的命令,马上把城门打开,让义和团进城。


义和团

  这恐怕是盘古王开天地以来极其壮观也极其荒诞的画面——如此盛况,空前无疑,绝后则未必——随着中国都城一道道古老的城门訇然洞开,各道城门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人人喜气洋洋,大呼小叫,红头巾与刀枪棍棒锄头粪叉等十八般武器组成的河流日夜不停地向着京城涌流不息。

  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初夏,京城百姓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没有人怀疑太后是支持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慈禧决定,重返紫禁城。

  慈禧太后当然不可能把这些满身臭气的草民百姓请到皇宫里去坐坐。但是,她耍出了具有大政治家特色的一招。

  六月九日,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与老百姓亲眼目睹了令他们大感惊奇的一幕,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起驾回紫禁城,两千名提着刀枪的红头巾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此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热情主动地为慈禧太后清理街道,板着脸大声呵斥跪伏两侧垂着腰斜眼偷看太后的老百姓,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慈光普照,一片祥云。老太婆兴之所至,居然还下了道御旨: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

  毋庸置疑,让太后敢于孤注一掷和列强公开较量的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天下无敌的义和团。

  这一来义和团当然更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了——其实,真正蒙在鼓里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直至最后英勇地战死在沙场上,也未能弄明白自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到底有几斤几两重?

  为百官起表率作用的是中国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载漪。他亲自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迎进了他气势轩昂的大门,又让张大师兄把他的坎字坛口设在了他的王府大堂上。

  端亲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一带。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的小街——因为就在几个月后,对中国总理恨之入骨的外国联军把这座王府烧成了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也被抢掠一空。

  而在义和团进京后的那段日子里,载漪亲民爱民的形像深入到了每一个义和团民的心底。三千多人同时住进他的王府之中,使这座庞大的王府史无前例地拥挤起来,热闹起来,喧嚣起来。一所所大宅院里晃荡着无数的义和团民的身影。宽房大屋住不下,在花园和院子的空地上又临时搭盖了许多的蔑棚子,树上,房顶上彩旗招展,墙上到处张贴着揭帖和标语。义和团在王府大门口设起拳坛广纳新徒,夜以继日,香烟缭绕,咒语声声。

  农民居然可以在王爷府第大摇大摆随随便便进进出出,朝廷的护兵、王爷们的家仆,也都毕恭毕敬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北京人觉得这世道整个儿全变了。

  更有甚者,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

  上联为,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下联为,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联上还落了款,上款是书赠义和神团大师兄,下款头衔赫然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

  休要小看了这幅对联,它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泰斗、神州大地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年已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大学士不是中国的等闲职位,是当朝四宰相之一,在官场上被尊称为国相、太师。

  然而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怒火冲天,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中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中国人的,他在朝堂上振振有辞地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说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义和团进城这天,徐相国心情愉悦地焚香净手,脱去靴袜,用扫帚般大的特制狼毫在家仆铺展于庭院中的宣纸上写好了对联,然后亲自带着人出城去恭迎神兵。当红头巾声动天地满山遍野涌涌而来时,这位白发老翁激动得老泪纵横,扬天长啸:“一举灭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

  白发老翁的爱国情怀,撼人心魂。

  犹如滚滚洪流般进入中华帝国首都的红头巾立即开始了新一轮更狂暴更凶残的大屠杀大抢劫大破坏。他们首先放火焚烧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中国基督徒的家。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紧跟着,前门西大街南堂、王府井大街东堂、西直门内大街西堂、西城西什库大街北堂、以及八面槽大教堂、东城台基厂圣米厄尔教堂、东直门圣尼古拉教堂、安定门外的圣母堂,全都被义和团包围了。

  红头巾要冲进去抓人砍人,洋教士和教民们自然不甘心引颈受戳,于是,枪声和喊杀声也就随之而起。攻不进去,那就祭出神火烧,中华帝国的首上之都,顿时四处燃起了浓烟烈火。

  两天后,高耸于王府井的东堂率先遭到红头巾的攻击。

  “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拳匪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十七日,拳匪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凡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隐藏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拳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记事》)

  更严重的是,守卫京城的中国正规军也卷入了这一场大屠杀大抢劫的狂潮之中。红头巾火烧教堂,追杀教民,有明显的灭洋目标,而清军趁乱逞凶,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还疯狂可恶了。

  仲芳氏记述道:“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官宅、民居,但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武卫军大肆劫掠,团民土匪乘机抢掳,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妇,惨乱之状,不忍见闻。”

  这一段逼真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而它所记录的惨象,竟然发生在中国首都最繁华的闹市中心!

  红头巾闯进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安定门外的圣母堂。来自法国的斯拉特嬷嬷与四名修女,还有三十几名逃进圣母堂避难的教民全部落入了义和团的手中。

  当置身于如狼似虎的红头巾的枪林刀丛中的斯拉特嬷嬷突然发现头扎红巾簇拥在自己四周的居然大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时,她突然举眼向天,热泪长淌,脸上笼罩着一种悲天怜人的庄重神态。她用稍显生硬的汉语诵起了《耶稣受难祷文》:“十字架下,祭司长和文士讥诮耶稣,说耶稣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情况确是如此,主如果要救自己,就没有万人的从死得生。主不是不能救自己,而是不愿意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不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毁灭自己。这就是主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啊啊,我的迷途的羔羊们,赶快放下屠刀,停止你们的罪恶吧!上帝的眼睛正注视着你们!”

  就在她口诵长长祷文的时候,孩子们就在旁边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她,直等到她用手在胸前划罢十字,口念阿门后,孩子们才欢天喜地地呐喊着拥上前去,挥起大片刀,把斯拉特嬷嬷和所有被俘者一个不剩地砍翻在地。

  像这样稚气未脱少不更事的孩子,在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中大约占有三分之二以上。

  黄增源在《义和团史实》中写道:“庙中有拳场,童子居其大半,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家庭大都已经被旱灾与战乱造成的饥荒毁掉了,处于死亡边缘的孩子们只为一口食而活着,谁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连想也不想就替谁卖命。政府做不到,而义和团做到了,义和团不仅让他们敞开肚子吃馍喝粥,而且还让他们在肆意烧杀掠抢洋人富人贵人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做人的尊严与欢乐,也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变成了一群群嗜血的野兽。

  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义和团关于神灵的种种仪式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乐场。

  在放火毁烧圣母堂之前,中国农民少不更事的孩子们把长相怪异,连中国话也说不顺溜的斯拉特嬷嬷的头割下来,挂在了被誉为中华国门的大清门城楼上。

  这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更让坚守在东交民巷与西什库教堂中的所有外国人与教民,下定了与义和团死拼到底,绝不投降的决心!

  不仅外国教堂所有的建筑被焚,所有中国基督徒的家也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北京的老百姓此时在朝廷与众多官员的影响下也万众一心地仇视洋人,他们主动为义和团指点攻击目标。凡属教民,根本不问,上前便砍便杀,小孩妇孺也决不放过一人。随后将财物洗劫一空,再举火毁屋。全城四处尸体狼籍,大火冲腾,浓雾弥天。

  北京最著名的商业宝地前门大栅栏一带也同样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为了烧一家卖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红头巾们手持火把来到了药店门前。

  大栅栏的商家老板跪了整整一条街,哀求大师兄手下留情,不要殃及无辜,但这些早已神魔附体的家伙们心如铁石,不为所动,举火点燃了药店。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上演了一出火烧连营,变成了一片废墟,四千多家商铺被烧毁,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被趁火打劫。接着,西单又着了大火,整条街又是三千多家店铺被烧被抢。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成了白昼。大清帝国两百五十八年的商业精华,顷刻间变成满目瓦砾灰烬。

  自打六月十五日义和团在中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杀害掳掠洋人教民,幸存者纷纷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之后,各国大使随即联合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由洋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这是名不符而其实的国家行为,朝廷与义和团上下一心,北京的老百姓与义和团同仇敌忾——只不过令后人感慨不已的是,在这场荒诞的闹剧中跳到前台扮演主角的,竟然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社会地位最为低贱的农民。

  没有任何人做过统计,在这场大灾难中,究竟有多少教民的房屋被毁,有多少教民的财物遭劫?有多少教民死在了义和团的屠刀之下?

  其实,慈禧对于义和团可能造成的后果,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后来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六月十六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未能控制住,熊熊燃烧开去,将一千余户民宅和数千户商铺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又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将领不知所从。他们处于历史上最尴尬的状态:同时面临势如同水火的外国洋兵和义和团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者抵抗。六月十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

  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十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十六营一万人,董福祥甘军一万一千人,共二十五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一万二千人在山海关一代驻防,袁世凯右军七营七千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二十营一万六千人。京师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和庆亲王奕儁统领的“神机营”,各有一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的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下令,迅调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驻扎。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六月十一日和十三日前往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十一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总署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十三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尔联军暂缓进京的提议,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之下,慈禧已经下定决心抗洋了。

  就在义和团将斯特拉嬷嬷的脑袋挂在大清门上,义和团又开始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猛烈进攻的六月十六日,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正乘坐火车,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近百高官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自从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变得来沉默寡言的光绪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决不可恃,眼下大敌当前,决不能倚靠那一套神摩鬼道的东西来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说道。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全都变成了哑巴。

  会议当即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令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于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十七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逐回城中。

  朝廷在十七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份假报告,真实的情况是:大沽口炮台已经在这一天的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

  同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们认为,照会里的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该是由端郡王载漪所伪造,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首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氏兄弟和刚毅等王公贵族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恸哭不已。

  在一片激愤中,巳经年逾花甲的老太婆体内也仿佛蓦然冲腾起一股灼烫的血性,慈禧慨然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兼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口炮台巳经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口炮台是否失陷,成了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口炮台。十八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骂为“奸人”,差点被推出大殿斩首。

  当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没有直截了当地端出自己的明确态度,那是因为她还在等待裕禄从天津方向送来进一步的战情报告。

  十九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并且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

  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回圜余地。孱弱的皇帝百交织,感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青山对青山,无言对无言。

  御座上蓦地飞下一腔尖厉的怒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勇敢的满族大臣联元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充耳不闻,命令草拟《宣战诏书》。

  六月二十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的满汉大臣们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偏偏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口炮台,实在是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他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封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毋需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曰甚一曰,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朝廷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

  六月二十一日,这份史无前例的《宣战诏书》公开正式发表,矛头所指,竟然是一个指代不明确的“彼等”。

  为一个权字不惜拿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和列强豪赌上一把的慈禧太后虽是愚不可及,但细究起来,责任也不全在她一人,她手下的众多官员在她形成错误决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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