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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我的“右派”生涯及相关刍议
2019-06-03 10:52:42
来源:合传媒 作者:戴煌、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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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对所谓“扩大化”了的“右派”实施“改正”时,并没有像对“文革”和其他冤假错案遭受屈苦的人们那样给予实际的物质补偿,而仅仅是恢复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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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皖南事变,我作为苏北游击区一所学校的抗日儿童团长,将近13岁,应邀参加了粟裕当师长的新四军一师二旅一支部队的抗议声讨大会。会上的同志们都愤怒地摘除国共合作抗日才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并有人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也跟着喊。

  1947年春天,我在苏北文工团担任文学写作组长,为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曾悄没声地蹲在屋后,因为担心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面向西北方向暗暗流泪。随后自己还作词谱曲,搞了个《歌唱领袖毛泽东》,歌本发下后,苏北有的部队还传唱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作为新华社的一名随军记者,还和在南京大街上庆祝游行的大队人马同时喊过“毛主席万岁”。

  1953年3月初,我作为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记者,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志愿军三兵团采访,适逢斯大林突然逝世。我也和三兵团司政机关的一些人在斯大林的巨幅遗像前痛哭流涕,不知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如何才能找到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

  直到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总社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了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才恍然大悟,对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类似封建集权的迷信情愫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接着,我奉命去上海,参加了穆青为分社社长的新华社上海分社从事苏联舰队访华的报道,然后又顺势回了趟苏北老家,目击了上海和苏北农村许多干部的特权化作风和人民的苦难现象,再加上平时耳熟能详的全国不同层级的干部的种种特权作为,把这些和封建“神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一心追求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共产主义天下的共产党员,我忧心忡忡。

  回来后不久,我就和新华社的几十位同志,被送到外交学院分别专攻或复习巩固英、法、西班牙等文,与中央许多机关也送来学习的英文班的学员汇合在一起,我被选为英文支部的支部书记。

  在1957年整风鸣放时,我严守党的纪律,没有讲过一句话。

  而当全国的整风鸣放突然变成了大张旗鼓的“反右”之后,人们都感到很愕然!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广安门内的白纸坊造币厂礼堂,召集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做继续整风鸣放的动员报告。彭真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七位常委,即仅次于一个主席、五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彭老八”,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的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他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和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近千名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发觉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同志们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的。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作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老八”的报告一结束,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还有什么疑虑么?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在外交学院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整风鸣放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莫过于“神化与特权”这五个字。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然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而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切切实实地发扬民主,大胆批评,严格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按照宪法规定应有的民主和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讲真话,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和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急过死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习或复习巩固外文的同志,在社内召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鸣放了一通。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我为什么还有“整风鸣放”这样一通言论?

  因为我认为,就是没有“彭老八”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应该这样畅吐肺腑之言。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隐患形成了一整套忧虑时,就如同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无误地表示过。

  可就在我从展览馆南面的外交学院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些一同学习外文的同志只是在一个会议室内用小稿纸写出一些评论我发言的小字报,口口声声都还称我为“同志”,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竟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当时的妻子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曾愤情难抑地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或小会的批判。我不服,主动拿出连我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极为审慎的从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开始断断续续地写给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密信(因在1957年4月听说党要整风,以为党中央真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中断了此信),以昭示自己一贯忠诚于党的心迹。没料到这恰似“釜底抽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作“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对我施以总攻击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新华社发布的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其中也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余言的新闻。《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新闻时,竟用了这样的标题:《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而上海《文汇报》的标题是:《戴煌想干什么?》……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发了这样一篇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说我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我们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平时比较谈得来)是个什么“反党右派小集团”,而且是以我为首!

  1958年3月18日——恰逢段祺瑞政府对请愿学生大开杀戒的32周年的血腥日子——新华社在很多党员的面前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开除党籍和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每月155.75元的工资改为每月28元的生活费。如果不同意,立即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本来,通知我参加这一判决式的会议时,我就准备好一张小纸条: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所作的结论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者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处分将被开除公职,那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丝也被切断了。犹豫再三,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草草写了“同意”二字。因为我还是坚持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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