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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反右派斗争——历史关节
2019-06-13 11:58:16
来源:合传媒 作者: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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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右派斗争是通过打击这批知识分子来打击促进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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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历时不长。如果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算起,到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宣布“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要探究它发生的原因,就得追溯到三十年(比方说吧)之前,而对于后来历史的进程,又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不能预料这影响还将存在多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助于理解这以前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这以后以至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这可以从这事的起因说起。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反右派斗争?我们回顾一下两方面的情况。在发动者这一方,毛泽东从他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知识分子有潜在的某些成见,对于主张“旧民主主义”的中国民主同盟,早就有排除出政治舞台之心。这一方面,李锐的《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一文已经根据文献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只说一下对立面的情况。

  这里以罗隆基为例。1930年初,他和胡适、梁实秋合作出了一本《人权论集》,主题词是拥护人权,批评国民党统治侵犯人权的理论和实践。书中十篇文章,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专家政治》三篇。在三位作者当中,要算他走得最远,在《论人权》一文中他说了:

  “对压迫的反抗”是人权之一,也是法律的保护者。这就是洛克所谓革命的人权。到了人民所要的法律不能产生,或者产生了的法律失了效力的危险时候,人们就得运用他的革命的人权了。

  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是永远在人民手里。

  书中的另外两位作者就没有表示这样的意见。不仅这样,罗隆基还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在一篇书评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份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他设想:“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就是因为这个想法,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个知识分子的政党,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党,进而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同共产党合作,行使他说过的“革命的人权”。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他说的联合政府是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组成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7页)。不过,在这次大会的结论中,毛泽东说了这样一个意见:“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86页)

  不要小看了他说的这个“基本的区分”,它预示了最终要同这一合作者的决裂。这里简单地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陈独秀就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在1940年写的《我的根本意见》的第八条就是这样说的: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列宁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并没有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

  把“民主主义”称为“旧民主主义”,而另外提出一种跟它颇不相同的主张,叫做“新民主主义”的,其实就并不是民主主义了。

  附带讲一下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按说,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本质内容之一,不能设想有什么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人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有所谓“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说。如果这里说的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倒是合乎事实的:给民主主义加上若干限制,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再加上更多的限制,就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民主同盟要的是旧民主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改造是颇为抵触的。到了1957年,这区分终于采取了猛烈爆发的形式。可以认为,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新民主主义同旧民主主义的斗争。

  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重读当年《新月》杂志上刊载的罗隆基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有的竟同1957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论颇为类似。例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第二卷第十二号)一文中,批评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说:“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出现的预告呢?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第二卷第八号)一文中,批评说:“从此以后,国家的一切官吏,考试的时候,先考党义,一切考试官,要在党内有深长的历史。官吏考试以后,各机关用人,尽党人先用;各机关裁人,尽非党员先裁。换言之,今后的‘党治’,是以党员治国。”而储安平的那篇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中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两人说的,只是后来储安平的说法更形象一点。罗的这篇文章里还说:

  计算计算,现在国民党员到底有多少人。国民党员占了全国智识阶级几分之几?占了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全体几分之几?中国人才已经是可怕的少数。国民党内部的人才,当然又是这少数的少数了。就把全国的官吏都让给国民党员去做,恐怕人数也分配不下来,责任也担当不下来。

  这种现象,在储安平的发言里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罗隆基在批评国民党的时候,话还要说得更重一点。就说在这一篇里吧,他还说了:“党员治国是政治思想上的倒车,是文官制度上的反动,是整理中国吏治的死路,是国民党以党义治国策略上的自杀。”到了1957年,他也好,储安平也好,都没有说这样的重话。

  当毛泽东说民盟要的是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是把它看作一种异己的政治力量了。1949年他连续撰文评论艾奇逊的《白皮书》,他知道民盟这些人就是白皮书所寄以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以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像三反、五反、土改、镇反这些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或深或浅的牵连。这些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这里只引被安排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数学家傅钟孙的一段文章: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

  在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这里只讲一场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肃反运动是从反胡风引起的。胡风是一位长期追随共产党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从来没有什么异端的思想,竟也被视为异类了。开始是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再进而扩展为遍及全国历时一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铺垫,与反右派斗争有甚深的直接的关系,这里得稍微多说几句。

  肃反运动的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查达一百四十万人,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工青妇团体、工商企业、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等等,都按一定的百分比预先确定审查对象。这类人约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四分之一。

  肃反运动的错案率高。据前引胡乔木撰写的社论中的数字加以计算,就可以知道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这还是执笔撰写社论那时的数字,实际上比这百分之九十四还要更高些。即如这篇社论中所举出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百年潮》月刊2007年第二期上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至于像潘汉年、杨帆一案,胡风集团一案这些著名大案早已平反,更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事。当年肃反运动所定的案,后来没有翻过来的,想来是有也不多了。

  现在法学思想中有一重要原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除了根据案发以前所制定及公布的一切法律之外,法庭绝对不得判定任何人的犯法行为。而肃反运动是彻底破坏了这个“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专用名词,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旧政权担任官职都算作一种犯罪。如果把这一部分人除开,肃反运动的实际战果,据前引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提供的数字,“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在立案审查的一百四十余万人中间,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三。

  看了这几个数字,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到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提出质疑,有那么多人诉说在肃反运动中所受的冤苦。而这些人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现在一些人谈到反右派斗争,总说有多少万人受了委屈,多少万家庭吃足了苦头。这种说法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反右派斗争是通过打击这批知识分子来打击促进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主张。我们且来看看当年批判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论”吧。比方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岂不就是要求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应该懂得自己从事的专业么?比方说,像经济学家陈振汉主张的引进外资来中国办工厂,经济学家高方认为中国原来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要“补课”的见解;法学家杨兆龙认为立法工作进展慢,像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至今还没有颁布,以致造成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的政策是政策,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以及他还说了“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法学原则。所有这些,都被当作右派言论批判掉了,从而完全颠倒了是非,使后来许多方面的工作都走了一大段弯路,多年之后才陆续有所扭转。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首先就要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谈。

  反右派斗争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首先一件就是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也确是这样,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划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在反右派斗争的余威震慑之下,噤若寒蝉,毛泽东的种种离奇幻想都可以毫无阻碍的付诸实施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大灾难,人们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这以后,还有十年“文革”、“文革”以后的“政治风波”,直到今天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其中都有五十年前反右派斗争的影响。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篇几千字的短文里说清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关节。

  (本文首刊于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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