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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追寻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2019-07-26 14:31:34
来源:合传媒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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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謇是第一个例子……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那么他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展,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后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里开始允许民间办厂。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我因此萌生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找回中国企业家的根,找出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曾在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企业的近代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已经是两代人,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时光,前后几代企业家到底留下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今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一

  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有五个类型,亦即五个来源——

  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这一类型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以及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纯商型——以荣家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开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个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粹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侨商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都是回祖国创业的海外华侨。

  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可以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以后投资办企业,已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无从购买的。”

  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金融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最早要求办企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帖,请求准予创设,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在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

  据统计,1895年以前,从1872~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家,虽然其中商办的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家,但在白银2000万两的总投资额中商办只占22.4%,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时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他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控制(白银)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在中国的社会中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盛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若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盛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意义仍非同小可——放眼中国企业史,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当时在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16500万元。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到投资总额的76.3%,与前一阶段相比,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空前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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