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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契约构造的失败——从辛亥到五四
2019-08-08 15:57:24
来源:《二十一世纪》杂志2019年4月号(总第172期) 作者: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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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迟至1918年,陈独秀还在批判义和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愚昧,但是1921至1924年重提义和团,其定位已变成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

  摘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终结千年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革命本身是社会契约的「死敌」。没有社会契约作为终极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宪法或者沦为恶法,或者承诺虽多却少见成效。本文首先简要总结社会契约的基本结构和构造机理,并指出契约政治在传统中国的缺位及其带来的后果;然后重点探讨清末民初的契约政治,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最后通过统计民初报刊中标题包含「立宪」、「共和」、「民主」、「民约」、「革命」、「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概念的文章数量,说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由于中国朝野对契约政治的完全无知与漠视,致使「后五四」中国很快倒向难以自拔的极权政治。

  关键词:社会契约 革命 改良 宪政 民主

  *本文初稿完成于年初牛津大学访问期间,感谢耶稣学院高远博士的邀请。牛津大学法律学院和中国中心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红扬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部分数据,两位匿名评审人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特此感谢。

  一、引言

  世上幸运的国家都有同样的幸运,不幸的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幸。不过,幸还是不幸,既非命中注定,亦非「天命」厚此薄彼。其幸有道,其不幸也必有因。考察世界古今,一个国家但凡人民幸福、天下太平、社会繁荣,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相当多数的人自觉接受了社会契约,不仅彼此和睦相处,而且能集体行动、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对社会契约完全浑然不知,或拒绝接受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而要维持繁荣稳定,则注定缘木求鱼。

  没有社会契约作为终极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宪法或者沦为恶法,或者承诺虽多却少见成效,纯粹是装扮体制的「漂亮花瓶」。这样的体制或能维持一时的太平,但这只是朝不保夕的苟安,迟早会被大动乱所打破。中国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通常伴随着大规模暴力和死亡[1],正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社会契约阙如的必然结果,而不幸的是,长期自上而下的纵向统治剥夺了人民横向自治并形成社会契约的能力,以至于当构造契约政治的时机频频叩击近代中国的大门时,这些机会都在无意识中流失了,最终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摆脱威权,而且在革命理念的引导下走向极权政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终结千年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革命本身是社会契约的「死敌」。契约政治的前提是利益和立场对立的各方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因而必然是建立在和平改良的基础上;一旦爆发暴力革命,对立各方即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断然不可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契约。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虽有「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称,却注定不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事实上,光荣革命算不上一场革命:詹姆斯二世(James II)实际上是自动退位、逃亡国外,英国只是换了一位君主,君主制还在。相比之下,辛亥革命虽然流血不多,却不仅推翻了帝制,而且革命者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因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当然,和后来的国共内战相比,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几乎不流血的革命,因而构造契约政治仍有机会。然而,由于中国历来缺乏社会契约的传统和意识,社会改良总是依赖「上层路线」,最高层不改变,即只有诉诸革命、扫除既得利益者,而革命的逻辑又总是「胜者通吃」、一党独大,以致不仅清末改革功败垂成,而且辛亥革命后新旧体制力量之间的合作也很快破裂。到1919年,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早已厌倦了被各路军阀轮番绑架的共和政治;加上战后欧洲民主的低迷和苏维埃的崛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很快转向极权主义,从此和契约政治分道扬镳。

  本文首先简要总结社会契约的基本结构和构造机理,并指出契约政治在传统中国的缺位及其带来的后果;然后重点探讨清末民初的契约政治,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最后通过统计民初报刊中标题包含「立宪」、「共和」、「民主」、「民约」、「革命」、「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等概念的文章数量,说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由于中国朝野对契约政治的完全无知与漠视,致使「后五四」中国很快倒向难以自拔的极权政治。

  二、社会契约的结构与机理

  (一)社会契约的基本结构

  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降,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将社会契约作为国家正当化的一个规范虚构。取决于不同版本,社会契约或者是人民之间达成的主权建构契约(霍布斯),或者是人民和主权之间的契约或统治委托关系(洛克[John Locke]),或二者兼有之(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既然全体人民之间从来不曾达成一部社会契约,经典理论认为社会契约只是用以论证国家正当性的思维实验,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鉴于「思维实验」——尤其是建立在方法论整体主义基础上的空想实验——带来的理论谬误和实际危害[2],笔者主张的社会契约严格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经验主义基础上:社会契约不只是理论虚构,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具体鲜活的个人之间所能达成的基本约定。固然,不论如何基本的契约原则,都不可能达到获得所有社会成员同意的理想状态——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社会都面临的困扰。在任何社会,都只能由一部分人彼此同意达成建构国家的基本契约——这种同意可以是明确表达的戒律,也可以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这部分人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命运。要是同意社会契约的国民构成相当多数,以至可以将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有效转化为实际操作中的宪法制度,而剩下的人则是享受优良制度好处的「搭便车者」;那么,当同意社会契约的国民寥寥无几,这个国家即注定不能维持繁荣稳定。因此,虽然经验主义的社会契约不可能达到人人同意的事实状态,但它并非不存在或无关紧要,其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将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

  此外,社会契约是所有顾及长远利益的理性人都能够(尽管事实上未必)达成的基本约定;但凡考察了历史经验教训并经过理性思辨之后,不同身份和处境的人都没有理由反对这些基本约定。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授权制宪机构制订一部可以体现契约要素的宪法,国家依据宪法行使权力。质言之,人人都能同意的社会契约包含三大制度要素:基本权利和自由;建立在普遍参与基础上的某种多数主义决策机制;免于政治等因素干预的行政与司法体制[3]。总结为一个关键词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有限度的多数主义」(bounded majoritarianism),也就是尊重基本自由和法治的多数主义民主体制;即便达到近乎100%的多数决定,也不得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或违背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等法治原则。

  对于社会契约来说,尤其重要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共有三条:思想与信仰自由(包含世俗国家与政教分离),言论与新闻自由,平等(反歧视,尤其是族群歧视)。当然,这并不是说契约权利只有这三条,人身自由、财产权、隐私权等也很重要,但是对于社会契约的初衷(和平构建国家)而言,这三条是权利体系中的「皇冠」,没有一个国家能违背其中任何一条,而可免于压迫、内乱乃至战争。美国1788年制宪被普遍认为是宪政成功的楷模,尽管当时的民主只是局限于「白富男」的小规模民主;然而,建国不到八十年,蓄奴制还是让这个国家陷入了一场五十万人死亡、险些分崩离析的惨烈内战。那些政教不分的神权国家则更是宗教压迫深重、相互倾轧、纷争四起。假如没有言论自由,且不说民主选举因缺乏政治信息交换而无从进行,国民之间根本无法自由交流,遑论达成任何契约。

  三条契约权利加上民主选举和法治,构成了五点「政治自然法」(political natural law)。所谓「政治自然法」,是保证政权稳定运行、社会长治久安的「铁律」,缺一不可。政治自然法是维持社会权力总体均衡、防止个人权力和私欲在国家层次上大规模泛滥的必要条件。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和谐安康,都是因为在制度上保障了政治自然法的良好运行。相反,几乎所有专制国家都会因为无法持续更新统治集团而走向周期性毁灭,同时伴随大规模政治与社会动荡;即便有民主而无法治,日常治理过程中充斥着权力、人情或金钱的干预,国家自然也难以维持稳定。总之,如果多数国民不能对上述政治自然法形成社会契约,在契约法则受到侵犯时不能挺身抵制,甚至为了短期利益而主动违背这些法则,那么要享受太平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社会契约的构造机理

  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和威权专制体制构成了两个「稳态」。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自然法得到有效落实,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保护与尊重;多数人对自己的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边界分享普遍共识,国家或个人侵犯权利的成本较高,而人民维权的成本较低。如果广大民众要求精英之间的「权力游戏」必须遵守底线规则,那么不论是通过舆论谴责、选举淘汰还是罢免机制,任何违反基本规则的精英行为都将受到社会惩罚,宪法制度自然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即便对社会契约等概念浑然不觉,社会契约实际上已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1970年代美国发生「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手下窃听了反对党的竞选大会;当尼克松拒绝向法院交出涉及犯罪证据的录音磁带时,美国民众要求立即弹劾总统(由于国会议员本身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论议员本人是否同情总统,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敢和名誉扫地的总统同流合污)。三条政治自然法则——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在此三管齐下,促使众议院很快发起弹劾,最高法院则判决总统必须交出录音磁带,而整个事件以尼克松引咎辞职迅速画上句号。

  反之,在专制国家,以上条件均不成立。人民感觉不到自己的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边界也不存在广泛共识;少数觉醒的维权者时刻面临「枪打出头鸟」的危险,统治者侵犯人民的权利则不需要付出甚么代价,以至变得习以为常⋯⋯一个专制秩序是不可能和社会契约并存的,因为订立社会契约的前提条件是人民至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决定国家制度的基本权利。假如人民连选举自己代表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权决定代表产生方法等国家基本制度?当然,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的。当威权统治模式形成了一个封闭体系,没有外来模式的比较和挑战,或许尚能周而复始地循环更替;但是一旦两种体制发生碰撞,即高下立判,但凡不是不思进取的民族,都会渴望从剥夺多数人自由的威权专制过渡到尊重每个人天性的自由民主体制。

  本质上,从传统威权的相对稳态向现代民主稳态的转型就是缔结社会契约并确立政治自然法的过程。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威权稳态是难以超脱的。由于专制国家的契约底子薄,转型过程注定一波三折、充满变数。照搬、照抄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容易,而确立自由民主制度困难,许多国家在此过程中都栽了跟头。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的转型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未能建立社会契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普遍愚昧,建立契约不可能依靠普通百姓,而只有依赖政治与社会精英,几乎所有转型都是从精英互动开始。转型成功意味着代表不同利益和立场的精英之间达成分权协议,转型失败即意味着精英协议破灭或根本未能达成。另一方面,精英协议只是暂时的分权平衡,如果在这种平衡状态中不能教育、转化大众并促使多数人接受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所涵盖的政治自然法不能深入普通人的心,那么即便精英成功促成转型,也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正是因为多数民众未能接受社会契约,精英行为才得不到有效约束,已经达成的精英协议也只会有始无终。在权力博弈中,利益和立场对立的政治精英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角逐:有的愿意遵循业已达成的宪法规则,有的则不择手段,通过迫害、暗杀甚至政变等破坏规则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这类行为无需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那么它们必将大行其道,并将宪法规则破坏殆尽。

  不幸的是,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自由,因而也难以养成自由立约的习惯。一旦专制秩序松懈,有机会通过讨论自愿形成立国契约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错过这个机会;他们之间或刚刚开始形成横向联系,很容易即被来自纵向的诱惑分化瓦解。专制秩序的特征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垂直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旧制度开始瓦解时仍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不仅平民之间难以形成自治同盟,精英之间也没有足够的互信,不能相互妥协并生成自主契约。因此,精英集团之间往往会永无休止地斗争下去,直到其中一方「胜者通吃」,而不会自动妥协,并产生一部各方都愿意履行的契约。

  (三)传统中国的契约缺位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在中央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恰恰缺乏横向合作的传统,政治关系的垂直化特征十分明显。数千年来,中国是一个礼法统治下的专制秩序国家,虽具有相当程度的乡绅地方自治,平民子弟有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机会,但是这些极为有限的民主因素并不能改变古代政体的基本性质。普通平民并没有任何机会参与政治,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这从1906年的一个估算数据即可看出:当时全国五亿人口,识字率肯定低于1%[4]。换言之,99%以上的人口不会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机会。固然,不到1%的社会精英享有一定的参政机会,但是99%的社会大众都至多只是「围观」群众,精英的支持力量只能来自「上面」——最终是皇帝。大众的存在不仅不能良性地影响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妥协,而且很容易定格在顺民和暴民两个极端:不是做专制的垫脚石,就是为暴力革命提供燃料;唯独缺位的是自治自立并能相互订立社会契约的公民。

  因此,中国古代有礼治、有宪章[5],也有私人契约,却并不知社会契约为何物。固然,私人契约是社会契约的基础;国民之间若不知如何订立私人契约、守护私人利益并尊重他人利益,则无法想象会有多数国民同意、订立并守护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契约。然而,私人契约只是通往社会契约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这是因为私人契约的标的仅限于直接的个人利益,而不涉及国家制度,国家只是超然中立的裁判者。社会契约则是指个人之间就国家权力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达成合意,并承诺共同遵守、拒绝背信弃义。譬如社会契约中的言论自由,不仅意味着「你」的言论自由不受「我」的侵犯,而交换条件是「你」也尊重「我」的言论自由,而且也意味着「我们」都要克制诉诸于以国家压迫对方观点的诱惑,并在一般情况下能够信任「你」和「我」之间的横向承诺是有效的。如此,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才可能落地生根;否则,无论是「你」还是「我」和国家联合,国家打压言论自由总能找到社会支持者——打压左派则右派鼓掌,打压右派则左派击节,因而无需付出实质性社会代价,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在中国,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契约从来不曾存在。

  不仅普通百姓对社会契约一无所知,即便中国的朝廷精英也没有英国贵族那种联合抗命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来都要经过最高统治者的御批,贵族或大臣不能横向联合、自行促成改革,直到末代王朝也不例外。清末戊戌变法即为一例,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主要分为四个集团:体制内有保守的满清贵族,以及开明的汉族官员和少数满族官员;体制外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尚未成长起来的革命派。如果体制内的保守派能像英国光荣革命时的托利党(Tories)那样,和体制内的开明派合作并合力推动最高统治者改良,那么中国宪政或早已功德圆满。可惜颟顸的满清贵族不仅不会接受任何削弱其既得利益的改革,而且牢牢掌握了政权的制高点,完全垄断了政体改良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理论,成功的改良应该由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和体制外的温和派联合主导,挤压体制内的保守派和体制外的激进派并将其边缘化[6]。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而言,更好的选择是留在体制外启发民智,并形成宪政改革的社会压力,把国家制度和政策改良交给体制内的开明派。

  然而,康有为等人却不甘寂寞,通过各种努力和机会成功打入清廷内部,但这也为变法失败埋下伏笔。本质上,改良派还是离不开皇帝,虽然他们幸运地遇见了光绪皇帝,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独来独往、操之过急,阻碍了这位开明皇帝和体制内维新力量的合作。戊戌变法加速了体制改革的进程,但也直接加剧了「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激进的变法措施不仅触动了满清保守派的利益,而且也引来体制内开明派的「争风吃醋」。本来体制内的开明派应该和社会上的改良派连手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官员也确实一度支持过维新派,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体制内外的开明派、改良派并未形成足以实质推动改革的合作。改良派的单兵突进激发了保守派的强力反弹,而在维新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体制内外的开明派、改良派均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制力量。

  在朝廷之外,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也因为后者坚持要推翻帝制而未能形成合作。康有为等人出走日本后,孙中山也去了伦敦。曾有日本友人希望二人连手,无奈君宪民主渐行渐远以致两派势不两立。立宪派认为,国体不如政体重要,在原有基础上改良比根本改造更容易;革命派则坚持,「清廷绝无改良之望」,只能进行根本改造。当然,问题根本在于清廷能否立宪,如能立宪则问题自动解决。但清廷一边预备立宪,一边腐败愈加严重;革命报纸风靡全国,改良派也爱莫能助,其中不少人逐渐加入了革命洪流[7]。暴力革命意味着有人是要掉脑袋的,刀光剑影之下,连对手的生命都得不到尊重,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如何能谈出任何契约?枪炮作响,则契约消散;能够从战场上回到谈判桌,只有契约传统深厚的英国才能做到,中国就不能奢望了。这就是为甚么辛亥革命虽有「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称,但是仅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十年不到的光景,民初中国政治实践便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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