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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汣霖:雍正皇帝是如何成功将自己毒死的?
2019-09-26 10:34:06
来源:腾讯·短史记 作者:严汣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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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雍正长期服用“既济丹”与“秋石”,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与其父康熙、其子乾隆不同,雍正毕生信奉“密折治国”。
  问:求教编辑,有说法称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这种说法可信吗?


  我的看法是:可信。

  这个事情的玄机,见于雍正死后第二天,乾隆所下的一道谕旨。

  谕旨全文如下:

  上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修炼炉火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钦此。

  大意是:我爸爸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王定乾这些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其实,我爸爸内心根本不信这些炼丹者的话,他只是想要看看他们怎么闹腾,将之作为一种消遣,从来不曾信过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也不曾吃过他们炼出来的任何一粒丹药。这一点,我爸爸生前多次对我谈起过。现在,我把张太虚、王定乾这些人从圆明园驱赶出去,勒令他们各回原籍。这些家伙平日就不安分,到处骗人,违法乱纪,我爸爸早有洞察。如今只被驱逐,已是我皇家对他们的莫大恩德。假如这几个家伙因为在内廷待过几年,出去后胆敢捏造关于我爸爸的言行,哪怕只有一句话一个字,也决不轻饶,立即正法。

  

图:《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第2册》所收录的乾隆驱逐张太虚等道士谕旨

  这是一道欲盖弥彰的谕旨。

  雍正系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此节可由张廷玉《自定年谱》获证。在这种措手不及、万事待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死亡的次日,竟然会腾出手来优先处理安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显示这两个炼丹道士与雍正之死的关系非比寻常。

  谕旨如此这般强调雍正从不相信炼丹之说、从不吃道士们炼出来的丹药,而且生前就已洞悉这些道士的种种骗人伎俩,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乾隆不得不这样处理。

  因为其父热衷炼丹、常年吞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之事。他必须用这样一道谕旨,来为雍正之死的舆论定下基调——那些关于雍正不信炼丹、不吃丹药的结论,那些胆敢捏造一字一句决不轻饶的威胁,既是说给张太虚、王定乾这些道士听的,也是说给清帝国所有大小臣民听的。

  也正因为需要如此处理,张太虚与王定乾这些道士,才得以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乾隆不杀圆明园的道士,很显然是希望以此举来“证明”雍正并非死于丹药中毒。

  

图:雍正道装行乐图

  其实,早在皇子时代,雍正即已与道士往来密切,认为道士可以帮助自己算出天命。登基之后,对道士的礼遇更甚,曾拨款一万余两修筑龙虎山道观,并为之置办香火田三千余亩。

  雍正服用丹药之事,至晚始于雍正四年。这一年,史料记载他经常服用一种由道士炼制的叫做“既济丹”的药丸。

  “既济丹”是一种号称能够补益元气、壮阳固本的药。据南宋医术《卫生家宝方》的记载,这种药专治“白浊遗精,虚败肾气,虚不摄精”,其成分中包含有毒的朱砂等物。

  雍正曾将此药赐了一瓶给亲信鄂尔泰,鄂尔泰称自己特别择吉日服用了这种药丸,“大有功效”,雍正在批复中写道:“此方实佳,……仍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由该批复来看,单凭“既济丹”,似乎还不足以满足胤禛的需求,他在服用“既济丹”时,还服用了另一种用人尿炼制出来的春药“秋石”——雍正既然建议鄂尔泰服用“既济丹”时用“秋石”做药引,自然是他自己也正在这样做。

  

图:雍正圆明园深柳读书堂所挂“十二美人图”之“消夏赏蝶”

  除了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亲信,都曾得到过雍正赏赐的“既济丹”。雍正自己更是无日不服此药。

  雍正十年十月,田文镜上折感谢皇帝赐予“既济丹”,皇帝在朱批中写道:“既济丹,朕现今日服无间”——我现在天天吃。雍正十一年七月,他又在田文镜奏折上朱批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放心吃吧,这是有益无害的好药,朕天天吃,最了解。

  雍正还对田文镜说:“朕知道你年已七十,仍希望你多生儿子唷。”

  

图: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

  雍正长期服用“既济丹”与“秋石”,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与其父康熙、其子乾隆不同,雍正毕生信奉“密折治国”。

  清代的“密折制度”始于康熙时代,但康熙朝有资格向皇帝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登基后,将“密折制度”上升为维系统治的核心手段,获准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密折汇报的内容不限于本职本地,不需要真凭实据,可随时风闻入告。

  简单说来,雍正的“密折治国”,就是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到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除皇帝之外,全国所有中高层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都不被允许知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又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认为,通过这种手段,自己安坐紫禁城,就可以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的种种动态,全部掌控在手。

  这种手段,是否真的能够让雍正有效掌控官僚集团的动态,姑且不论。明确可以知晓的是,为了维系“密折制度”的正常运转,雍正需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史书中说他极为勤政,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并非虚言——以一人之力单线联系数百上千名间谍,阅读、比对、甄别他们送来的报告,进而判断报告内容的真伪,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雍正需要号称能够补益元气、壮阳固本“既济丹”。

  

图:雍正御批,大骂江南总督范时绎送来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负担,真是“岂有此理!

  然而,长期吃这种有毒的丹药,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雍正七年,皇帝终于开始感觉到身体严重不适。他指示陕西总督岳钟琪,去终南山秘密寻访一位外号“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道之人,岳回复称此人是个疯子,并无道行。同年,怡亲王允祥向雍正推荐了白云观的道士贾士芳,说他“精通医术”,但雍正召见之后不满意,没有留用。

  雍正寻访道士的核心目的,是想要获得“养生之术”,来解决自己身体上的病痛——他从不认为问题出在“既济丹”上。

  

图:雍正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内中有一装有仙丹的葫芦

  雍正八年,皇帝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惊悸之下,他指示四川巡抚宪德,去秘密寻找一个叫做“龚伦”的人物,寻到之后必须切实礼遇,从速送来京城,不可使他人知晓。因为雍正听说这个龚伦年已九十,但“善养生,强健如少壮,86岁犹有妾生子,精于黄术”,在民间有“龚仙人”之称。让他失望的是,四川巡抚回复称龚伦已经死了。不死心的雍正,又在密折中下达指示,要四川巡抚去“婉转开示”龚伦的儿子,也许他儿子懂得龚伦的养身秘术。龚伦的儿子倒也不傻,一口咬定自己不懂什么秘术。

  大约同期,雍正还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下达密旨,要他们留心访问“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可以是道士,也可以是俗家,只要听说有这种人,就好好礼遇开导,将之送到京城来,“朕有用处”,即便送错了,送来的人并无真实本领,“朕亦不怪也”。

  简而言之,为了找到能够解决自己的身体病痛、并传授“养生之术”的高人,雍正进行了一场秘密的全国大撒网。

  撒网的结果,是道士贾士芳再次被推荐给了雍正。

  雍正八年七月,倒霉的贾士芳第二次进宫,对皇帝施以“按摩之术”与“密咒之法”。

  或许是按摩舒缓了疼痛,也可能是符咒产生了某种安慰剂效应,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雍正在给亲信李卫的密折里说自己“已全愈矣”——我已经全好了,“皆得卿所荐贾文儒之力之所致”——全是你推荐的贾士芳的功劳。

  但是,舒缓疼痛也罢,安慰剂效应也好,并不等同于真的有治疗效果。雍正很快就发现了疼痛与不适犹在。他启动了自己无与伦比的疑心病,认定是贾士芳在其中捣鬼,对自己施以“养病自重”之术:

  “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贾士芳的人生大起大落。进宫第一个月大获圣宠,第二月则被砍掉了脑袋。

  

图:《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第2册》收录的雍正处置贾士芳亲属的谕旨

  雍正八年九月,贾士芳被杀,皇帝的身体却并未好转——因为他仍在坚持每天吃“既济丸”之类的东西。

  进入十月份,皇帝开始认定问题出在“余邪缠扰”,即贾士芳的邪术仍在起作用。他转向求助于江西龙虎山出身的道士娄近垣,开始在皇宫之中大造“斗坛”。据统计,自雍正八年十月中旬,至雍正九年四月,宫内宫外共计建造了七座大型“斗坛”。

  “斗坛”供奉的“斗母”,是道教中的一位女神。其特征是坐着“祥云七猪辇”——有祥云缭绕的七头猪拉的车。该神负责人的魂魄与七窍,主掌着治病的神药。

  

图:以七猪祥云为座驾的斗母像

  娄近垣用拜斗母和喝符水给雍正治病,似乎也起到了某种安慰剂作用。按雍正自己的说法,在娄近垣的帮助下,贾士芳的邪术已“焕然冰释”。

  

图:清人焦秉贞所绘娄近垣为雍正礼斗祛病图(部分)

  这种“焕然冰释”的假象,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到了雍正十年年中,皇帝发现的自己身体依旧没有好转,他不再相信斗母,下令拆除了各处斗坛。

  因丹药而中毒的雍正,决定用丹药来治疗自己。

  事实上,在寻求贾士芳、娄近垣这些人的帮助的同时,雍正从未停止过炼丹,圆明园是他炼丹的核心场所。比如,雍正八年六月,作为炼丹的准备工作,他下旨使用矿砂在圆明园铸造了一个用于“蒸地黄”的铅球罐;十月份,在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的指导下,圆明园开始烧炭化银,正式炼丹——可以想见,长期用铅球罐子蒸地黄,再将地黄炼进丹里给雍正吃,时间久了必然是要铅中毒的。

  对娄近垣的“斗母”丧失信心之后,雍正在炼丹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三,他下旨在自己睡觉的寝宫养心殿内,安置起八卦炉一座,并命人弄来铅条五根。同期,在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的主持下,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炼丹炉也熊熊地烧了起来——从雍正十一年八月到十二月,四个月的时间里,深柳读书堂的炼丹炉消耗掉了4万斤煤、1千斤炭、90斤红铜、62根铁条,100斤硫磺,330两白银。

  除了深柳读书堂,圆明园头所、二所、四所、六所、紫碧山房、接秀山房、秀清村等地,也都架起了炼丹炉。

  圆明园里炼出来的丹药,雍正不但自己吃,还时常赐给大臣将领。比如,雍正十二年三月,他命人从圆明园拿了“丹药四匣”,分别赐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将穆登、提督樊廷,谕旨内称“此药不拘时服,唾津送下,诸物不忌”。当时,查郎阿等人尚在西部前线,大约是雍正吃了新炼出来的丹药,有龙精虎猛之感,所以想着给这几位前线主将送去,希望他们吃了之后也龙精虎猛,有助于前线战事。

  查郎阿等人收到丹药之后,上奏谢恩,称得了皇帝的宝丹之后,“精神充足,颈骨坚强,不知鞍马之劳”。至于他们有没有将丹药真的吃掉,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知道的是,虽然自唐宋而下,知识界对炼丹一事有相当多的批判,但自始至终,雍正朝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敢于劝谏皇帝不要继续服食丹药;相反,当收到雍正赐下的丹药时,他们无一不在高呼“圣恩优渥”。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了圆明园。

  十二天之后,雍正在圆明园内暴毙身亡。

  他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毒死了。

  参考资料

  ①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

  ②李国荣,《雍正与丹道》,《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王子林,《雍正帝所建斗坛与烧丹考》,《故宫学刊》2014年第2期。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⑤(宋)朱端章,《卫生家宝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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