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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汣霖:晚清朝廷为何扶植国产鸦片?
2019-11-15 15:58:27
来源:腾讯·短史记 作者:严汣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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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扶植国产鸦片,可以为国库获取可靠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是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鸦片财政”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文章原标题:晚清国产鸦片,是如何战胜进口鸦片的?)

  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开展了一场禁烟运动。

  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省内“几乎无县无之”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泛滥的鸦片种植,即是主因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张之洞忧心忡忡,断言若再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将彻底完蛋。

  这场禁烟运动,没有任何成效。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人去政息,运动无疾而终。

  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也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扶持者。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如此描述张之洞在禁烟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曾痛陈鸦片之害。但他自己吸食鸦片,也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的这种自相矛盾,并非个案。为了洋务自强而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默许其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实是晚清朝廷上下的一种共识。

  一、本土鸦片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鸦片之祸,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1)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虽尚有限,但鸦片市场已经成型,雍正与嘉庆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2)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民众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很小。

  中国本土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830年代,系自印度引入,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进口鸦片的合法性。随后,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也名存实亡,产量大增。

  不少史料直观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

  在云南,光绪年间,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另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的估计,罂粟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10),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

  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

  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是该省罂粟种植最集中的区域。光绪二十年,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如此写道:

  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禁革。(陈惟彦,《宦游偶记》卷上,开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禀牍,光绪二十年。)

  相比云贵,四川的罂粟种植可谓后来居上。光绪九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

  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光绪十六年,何嗣焜入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

  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何嗣焜,《存悔斋文稿·入蜀记程》)

  到了1860~1870年前后,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进口鸦片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

  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进口鸦片。比如,在华东地区,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本地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81年提交的贸易报告: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的榜样。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片的数量已减少了15%。(《领事许士188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出口了:

  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图:晚清,鸦片吸食者

  二、清廷的政策扶持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虽然清廷从未明确承认过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合法性。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此时的林则徐,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

  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

  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大变。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袁世凯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谈及,他主张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本国的鸦片种植才会停止。

  再如,郑观应明确提出了“鸦片商战”这一概念。他将“鸦片战”视为对西方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

  1872年创办的《申报》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1873年6月28日刊登)的文章,总结了三条理由,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

  (1)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

  (2)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

  (3)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驰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颇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土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只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关于政府在晚清鸦片泛滥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郭嵩焘有过明确的总结: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

  

图:1880年代,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

  三、难以戒除的鸦片财政

  扶植国产鸦片,可以为国库获取可靠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是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鸦片财政”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尽管官方一再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亦即“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这些说辞只是表面文章,禁烟不过幌子,征税才是目的。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曾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刘坤一复刘仲良函》)

  刘坤一说得很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禁了烟,那一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要从何处弥补?

  郭嵩焘的奏折,很自然地被搁置了起来,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禁烟这个绝对“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一旦禁烟,就要危及须臾不能离开的“鸦片财政”。刘坤一提出的“暂缓置议”,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朝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用“暂缓”敷衍了郭嵩焘之后,“想朝廷不再垂询”,想来朝廷也是明白人,再不会提起这档子事了。

  晚清知识分子何启与胡礼垣,曾如此描述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严重依赖:

  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劝学篇书后·去毒篇辩》)

  民国学者于恩德,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书中明言,晚清所谓的“寓禁于征”,不过是欺人之谈,其真实用意在于“征(税)”,而不在“禁(烟)”

  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统计,清廷的财政收入,光绪二十九年为1亿两有余;光绪三十一年至多不超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增长至2.42亿两有余。而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光绪三十一年约为0.23亿两;光绪三十二年约为0.24亿两;光绪三十三年约为0.20亿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长期维持在10%以上这样一个比例。

  考虑到中央政府虽可以完全控制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但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个10%,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中,显然只是一小部分。

  吸食鸦片的人,要戒除是困难的。吸食“鸦片财政”的政府,要戒除同样也是困难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颇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山西向朝廷诉苦,朝廷的内心其实也苦——多年来,朝廷也在依赖“鸦片财政”过日子,尽管它的依赖不如地方政府那么重,但同样不可或缺。

  

图:清末烟馆示意图

  四、时代的取舍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J·Hudson Taylor)来华游历多年。关于鸦片,他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

  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是因为截至1858年,清廷仍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之后,清廷开始扶植本土鸦片,鸦片吸食人数遂急骤上升。

  这一政策的转变,凸显出了时代在“国富”与“民生”之间的取舍。

  林则徐自然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他在1838年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但到了1847年,朝廷的财政安全(如何防止白银外流、增加国库收入),成了他支持发展本土鸦片的主因。类似的取舍,也同样出现在了李鸿章、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的身上。

  参考资料

  ①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②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③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 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④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⑤卜正民、若林正,《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黄山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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