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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以张良自喻的政治宿命
2019-11-21 15:38:56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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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酷尖锐的党内权力斗争,周恩来自知性格弱点,无法游刃有余担当大任,遂生激流勇退念头。
  权延赤在《走近周恩来》一书中记载了周恩来身边警卫人员回忆的一段往事:“1940元5月上旬,周恩来由延安奔赴重庆,带着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分别乘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卡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越过了陕北高原的塬、峁、梁、沟,穿过了800里秦川——关中平原,经宝鸡、凤县,进入留坝。越过柴关岭,卡车停在了庙台子街。轻烟缥缈中,笼罩着一片建筑物,这是‘汉张留侯祠’,又称张良庙。…… 副官老钟小声问:‘周副主席来过?’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意满神动,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他挥起右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说:‘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走进张良庙。参观中,有人问:‘周副主席,张良是谁呀?’周因来一边走,一边用通俗简练的语言作解释:‘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后人为他修的庙叫张良庙。’”

  作者对周恩来浓厚的“张良、萧何情结”的评价是:“只羡宰相不羡王”。

  显然,周恩来的“宰相情结”隐含着某种自喻。然而,这种自喻除了对自己在中共领袖集团中的准确定位和对自身综合素质的客观评价之外,还有太多的潜台词,而这数组潜台词则勾勒了周恩来未来三十多年的政治宿命。


周恩来

  其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还不到两年,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在会前,周恩来不仅配合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挑起了大梁,展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华,而且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和回国不久的王明一道奔赴武汉(后到重庆)组建中共长江局,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领导南方党的工作。这次由延安返回重庆,是在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而这次数月赴苏疗伤之旅,周恩来也大有斩获:1939年8月底成行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亲口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在苏期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新一届的领导核心和毛泽东本人在“共产国际”面前挣足了面子:将毛泽东九月一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为共产国际撰写了五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两年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指出了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表现构成了国内投降和分裂倾向的主要危险。当然,报告的核心,还是围绕新一届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以及所开展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所取得的成就展开的。这个备忘录在共产国际那里得了满分:当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作出高度评价:“中共为组织胜利的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亲手将这份决议交给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总战略:在农村发展武装斗争最后包围夺取城市的道路;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

  周恩来回延安后,从当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赴苏成果汇报,全党上下真可谓其乐融融,春光无限。因此,5月下旬返回重庆途中留连于张良庙前的周恩来,其春风得意、踌蹰满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用“春风得意、踌蹰满志”这八个字,能概括此刻周恩来自喻张良的潜台词吗?非也!这个自喻,深含着周恩来二十年政治生涯中腥风血雨、是是非非的诸多隐衷。而当一个“贤相”,自己从此一心辅佐的“君主”是谁?是毛泽东,一位昔日的下级,一位和他共事多年、多有龃龉、且桀骜不驯、咄咄逼人的“山大王”。即便从事理逻辑上分析,面对毛泽东“俯首称臣”,周恩来也有几道难以逾越的“坎”:第一,不错,经过全党近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奋斗牺牲,中国革命总的战略构想已经愈益清晰,即走农村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由这个战略构想形成的党的政治路线,显然已经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利。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等红军将领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有声有色的战争实践为这个战略构想奠了基,就是他周恩来,无论是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总负责人对全国各路红军武装斗争的战略指导,还是进入中央苏区后对一方面军的具体指挥,都对这个战略构想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当然,毛泽东是这个战略构想形成的原创者、实践者之一,而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不就是他善于将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并将其升华到党的总战略和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高度吗?而他周恩来不就是在这一点上比他毛泽东略逊一筹吗?第二,尽管周恩来在多个场合自认他不是“帅才”,只能辅佐,不能当“一把手”,但这样的自谦当真是由衷之言?说他周恩来不能独当一面,运筹帷幄?那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谁指挥的?在瞿秋白、李立三路线及其被批判期间,谁是党的全盘工作和全国各根据地红军军事斗争的实际领导者和负责人?当然,他周恩来之所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独树一帜,闯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条系统的政治路线,直至登上最高领袖地位,只是他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总是有点不自信,总是有点优柔寡断,而对党的核心层的那些“顶头上司”总是抹不开情面,总是委曲求全,总是“相忍为党”,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而毛泽东则不同,在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军事构想被顶头上司打入冷宫后,或者一味坚持,或者撂挑子不干,再不济,便想着法子“彼可取而代也”。在党内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中,他周恩来和毛泽东相比,不就是多了一份“仁慈”、折衷、谦让和宽容,而少了一份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甚至脸厚心黑的胆略和野心吗?第三,周恩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从确立自己的政治信仰之后,他就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他甘愿奉献自己一切包括生命的神圣壮丽的事业。不仅如此,周恩来对马列主义的理论造诣并不逊于毛泽东。而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怎么可能和中国皇权主义的政统和道统相提并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又怎能和中国皇权时代以夺取皇位夺取天下为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混为一谈?把这两种在历史本质上相互抵牾的政治实践联为一体,对于刚刚选择其政治信仰的青年周恩来而言,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然而,二十年后伫立在张良庙前的周恩来却彻底相信了,不仅如此,他还心甘情愿地将自已全部的政治命运,交给了这场“农民战争”,交给了那个“未来的君主”。在周恩来身上,由信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信奉“君臣之道”,或者在这两者之间打通了一条“血肉相连”的“暗道”,这样的转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对周恩来而言,这种转变带来了多少痛苦、彷徨、屈辱和心灵的折磨?第四,张良辅佐的是刘邦,而他周恩来辅佐的是毛泽东。既然自喻张良,那么就难免以刘邦和张良的关系来推度毛泽东和他周恩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是“君臣关系”。古往今来,尽管君臣关系因双方的个性及政治品质而千差万别,但“君臣之道”以及“伴君如伴虎”之类的经验之谈还是一样的。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上级”和领导,达近十年之久,以如此高位和资历向他毛泽东“俯首称臣”,可谓纡尊降贵,低首下心。但他毛泽东领情吗?会像刘邦对待张良那样待他吗?同毛泽东共事多年,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一个刚愎自用、睚眦必报的人,恐怕没有刘邦那样从善如流,宽容大度,但至少到眼前为止,对他周恩来还没有什么大的为难之处,以后呢?很难预料!因为他周恩来当年帮助过毛泽东,也得罪过毛泽东。为此,周恩来岂敢掉以轻心!

  我们不妨再回到现场,看周恩来是如何表露自己复杂的心态的:“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三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子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三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就周恩来的成长经历和综合素质而言,他的确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极为杰出的领袖之一。平心而论,周恩来并非不具备“帅才”。他有极强的组织才能,有统揽大局、领袖群伦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有团结党内各种观点和“派别”共同工作、灵活处理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处世技巧,有克已忍让、顾全大局的胸襟和气度,有临机决断、据理“抗上”的能力和原则性、勇气。然而,一位杰出政治家的综合素质和非凡才能,是由其性格统揽、布局、定位的。也就是说,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才华和综合素质在政治实践中发挥到什么程度,走什么“路径”或以什么“模式”发挥出来,在团体政治实践中被定位在什么样的坐标上,是由政治家的性格决定的。

  那么,在周恩来性格中,对其政治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哪些呢?我们不妨随着周恩来政治成长的轨迹追踪一下。周恩来在1922年3月旅欧勤工俭学期间,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天性富于调和”,这是周恩来对自己性格中主要特点的认知。然而,从周恩来对自己政治信仰确立过程的自述来看,贯穿于周恩来性格中的主线有三条:其一,富于理性。他和那些感情用事、情绪偏激、喜欢走极端的人不是同一类型。其实,在政治、观念纷争中那些分为左、中、右的人群,他们怎样站队除了由他们的认知水平决定之外,其中各自的性格,也是决定性因素。比如毛泽东,其性格就有偏激的成分,喜欢走极端。在红军草创时期,他之所以常被当成“右”倾,主要因为他对红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具体路径看得比那些人要清楚得多,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哲学和国民党军事力量周旋;一旦他坚持自己认定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和现实发生怎样的碰撞,他都不管不顾,其倾向始终偏左,不仅容不得半点“右”,连偏“中”都无法容忍,这和他性格中的偏激、易走极端因素有着极大关联。而对周恩来而言,他“天性富于调和”和富于理性思考的性格因素,则决定着周恩来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对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以及面临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倾向于左右之间的平衡点,常取“中庸之道”。其二,办事认真。其三,追求完美。这两条性格主线相辅相成,勾勒出周恩来施展政治才华的“路径”和“模式”。

  富于“调和”者难成独断,这是周恩来“帅才”发挥的第一大性格障碍,而“做事认真”、“追求完美”这样的性格特质如果放在一个大规模政治实践运动的设计者、组织者、运作者身上,放在一个运筹帷幄、决断全局的政治领袖身上,则意味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意味着缜密细致,明察秋毫,意味着百密无疏,完美无缺,意味着慎思慎行,举轻若重。而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政治领袖,是不宜做担纲者的。所谓担纲者,即“一把手”,最重要的能力是抓大放小,举纲张目,只做两件事,一件是确定运动的总方向、总战略、总步骤,另一件是用人,所谓举重若轻也,而不是事无巨细一把抓。但具有这种性格特质的人,特别善于做具体的组织执行工作,对于中国的大政治家而言,也就是特别善于做“宰相”的工作。周恩来的帅才之所以难以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实在由于他对实际组织工作和具体事务的牵挂、拖累太多,总喜欢事必躬亲,不大放心让其他人去干。

  当然,“富于调和者难成独断”,这是周恩来性格中最致命的弱点,周恩来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最典型地说明这个弱点致命在何处了。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任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虽然周恩来仍在工人出身的政治局主席、常委会主席向忠发领导下工作,但鉴于向忠发的实际领导能力,党的具体工作却由周恩来和瞿秋白全盘掌握。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当年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为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远东局批评中共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黄色工会和广西改组派问题上“右倾动摇”。会议不同意远东局这一指责,认为远东局在以往与中共中央的数次争论中,主张放松对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才是“一贯右倾路线”,并对远东局过多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问题提出批评。会上,周恩来发言指出,远东局这一决议不以中央反右倾为前提来指出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反映右倾的错误,而专门指出中央右倾,只对取消派轻描淡写说几句。这是站在调和派的立场批评中央。当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专门派人赴共产国际解决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歧。第二天,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信中坚持认为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指责是错误的,要求共产国际讨论解决这一问题。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面召开会议、起草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并执行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一面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抗议其决议对中共的错误批评,要求改正这一决议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的根本精神。

  1930年2月中旬,根据周恩来提议,改变中央组织机构,缩小政治局常委会的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以解决常委会领导的“滥费、重复、迟缓”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然而3月初,中央政治局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谁能料到,周恩来一走,他的“后院”就起火了呢?

  周恩来走后,身为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的李立三即进了组织局,成了党的具体工作的主持人。而李立三雄心勃勃,想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做出一篇大文章来,从而急不可耐地改变周恩来力主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航向。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等人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致信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党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本来,对于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的理解问题,周恩来和李立三就存在着分歧。这封来信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作了如下估计:“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已是革命高涨的初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显然,对这封指示信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周恩来明知中共掌握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还很弱小,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取大城市和取得全国政权,但又不好违抗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按照他惯常的做法,采取执两用中的策略,一方面赞成共产国际对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估计,另一方面却坚持革命高潮并不意味着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因此目前的任务是为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而不是立即进行全国总暴动和总罢工。为了自圆其说,他特地将“高潮”改为“浪潮”,因为高潮只有高没有低,而浪潮则有峰有谷。而李立三则坚持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得悉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案内容后,指出此案不妥,认为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停止发出这一决议。而身为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做结论时还批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是“割据观念”,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决定发一电报,指出这一错误观念。这一招惹怒了国际远东局,严厉指出:“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呢?”再次强硬要求停发此决议案。

  国际远东局对中共中央的警告,已经提到了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原则高度。但中共中央继续和远东局顶牛,以向忠发名义致书远东局,提出如停止这一决议,就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错失革命高潮的大好时机,就是右倾观念。可见,说中共初创期间一直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是不确切的。李立三主持全党工作期间和远东局的顶年,实际上就是不把共产国际放在眼中。而李立三等人受阻于远东局,却迁怒于远在苏联的周恩来。当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说明“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怀疑中央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要求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力争”对中共路线的支持,并一再“纠正”周恩来关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割据观念是错误的,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苏维埃政府,才是正确的。”

  本来,李立三等人在周恩来走后对党的总路线改弦更张,另搞一套,并不把远东局的劝告和国产国际的领导权威放在眼里,已属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还在背后捅刀子,把挑战送到了周恩来的鼻尖上,更是对他周恩来的大不恭。按照常人的做法,要么向新的中央领导人认输,服从“中央”的决议,向共产国际力争对立三路线的支持,要么索性公开摊牌,利用身在共产国际的有利条件,将他周恩来和李立三之间的是非曲折弄个清楚,辩个明白,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彻底铲除这条危害全党的盲动主义路线。这后一种做法,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竟然忍气吞声,首鼠两端,继续采用他执两用中的做法:他既不回应中共中央的挑战,表明自己态度,也不向共产国际摊牌,说明目前中央的负责人已经另搞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澄清中共中央和国际远东局发生冲突的全部原委。而是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议上继续介绍他周恩来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尽管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指出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六月十一日决议,但李立三不仅不接受,不服从,而且还把责任推到周恩来身上,怪他没有向共产国际解释清楚,指出周恩来犯了右倾错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而共产国际对六月十一日决议以来李立三坚持自己路线的全部真相并不了解。当年8月上旬,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停止执行六月十一日决议。孰料,李立三为举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已经停止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正常工作,成立中央总行委,全面负责“战时”工作。令人再一次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精神之后,不仅不立即解散总行委,恢复党的日常工作,取消武汉暴动,反而承认既定事实,提出所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总行委,包括他周恩来和瞿秋白。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在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和稀泥”的本色,一方面他实在抹不开情面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路线为机会主义路线,有心放他一马,另一方面又不敢公然违抗莫斯科的旨意,为取悦共产国际和现任中央负责人两端计,居然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绝没有路线上的不同”,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没有“丝毫怀疑”,只是在武汉暴动问题上,“感觉中国党只顾到客观,不注意主观,担心党的主观力量的领导能否实现这一任务,所以来电反对暴动”。向忠发李立三听了此言真是喜出望外,竟以为他们和共产国际的分歧和冲突只是“误会”,向忠发居然提议发一电报去国际,声明几点:“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周恩来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两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不足。”如此,共产国际果真相信李立三和其并无路线分歧,只是一些策略上的错误。

  在将现任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冲突化为“误会”之后,周恩来不仅说服了李立三等人放弃武汉南京暴动,解散了总行委,恢复了中央领导的正常工作,还通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一致性,批评了李立三在“策略”上的左倾冒险错误,继续坚持周恩来关于加强苏区工作、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一系列主张。

  经过周恩来如此和稀泥,中共核心层呈现出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局面,可谓“花好月圆”,皆大欢喜。不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当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获悉李立三在八月初的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要求苏联积极准备战争,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等等,致信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严厉指出,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在时局的估计和策略任务的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周围。”

  共产国际的来信令周恩来处于极为被动和尴尬的局面。显然,共产国际的雷霆之怒,来自于中共中央新任领导人对其政治权威的挑战,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面对共产国际排山倒海的压力,周恩来实在无法招架,但他依然想走“中庸”之路将其化解。一开始,他一面作自我批评,承认对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他想尽量缩小这封国际来信的传播范围,在小范围内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以免引起争论,破坏党的团结。孰料对于李立三的错误,不仅共产国际不依不饶,而且中共党内不满立三路线的党员也不依不饶。而回国不久的王明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也拒绝去苏区工作,和博古一道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周恩来不得不一路退却,他的底线是坚持六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正确,此会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然而,党内的“反对派”根本不答应周恩来息事宁人的做法。1930年11月下旬,王明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并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而党内反中央、反六届三中全会的风潮也愈演愈烈。

  如此,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尽管周恩来一路抗争,一路退却,但他终于没有保住自己的底线。12月中旬,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来信的决议,提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解决立三路线问题。面对米夫的压力,周恩来不得不在自己亲笔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中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

  而六届四中全会的结果,就是王明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由一名普通党员一跃成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不久在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接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我们看到,中共历史中这一段公案和曲折,和周恩来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联。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共六大以后,因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达两年时间,国内中共具体负责人实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情况并非如此。从1928年10月周恩来参加六大回国到1930年3月赴苏的这一年多时间,国内党的全盘具体工作实际上是周恩来在抓,而且卓有成效。李立三只是在周恩来走后进入中央组织局后才全盘负责党的工作。1930年3月周恩来临行前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数目与区域》和《中国赤色工全数目》。前者标明红军人数、装备、分布等情况:共有红军六万二千七百余人,枪支三万八千九百多支,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并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一百六十二个县为游击县。”

  可见,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领导者,周恩来对中共红军创建工作的贡献极大。不仅如此,周恩来对中共的成长壮大,理应有更大的作为。而在处理立三路线问题上所走的麦城,正是周恩来的性格悲剧所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启示呢?

  第一,周恩来对中共革命总战略的思考,并非没有理论价值。恰恰相反,其思路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主要表现在他越来越重视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的发展极其作战方式。其实,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具体路径怎么走,道理极其简单明了:其一,国民党表面统一中国后,其各路军事力量有几百万军队。而这几百万军队都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和实战实践,有较强的阵地战能力、攻坚战能力和野外机动作战能力,而中共军事力量的发展只有达到同等或更多数量、能够大规模歼灭这些军事力量的程度后,才可能谈到夺取全国政权。说通过大城市的暴动和刚刚草创的红军去占领大城市来夺取全国政权,只能是痴人说梦。城市暴动形成的军事力量和红军微弱的军事力量怎么可能面对几十万上百万机动性极强的敌军,守住这些城市呢?南昌、广州起义的失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二,红军成长的路径,只能存在于远离城市、地形复杂的乡村和山野,通过建立根据地、游击战、运动战不断扩大力量。其间,利用国民党各路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混战立足并谋取发展空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说得很清楚了;其三,大面积地占领城市,只能在红军的力量能够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而不是之前。按照周恩来的悟性,他是完全可以得出上述结论的。

  第二,其实,1930年夏天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已经意识到了这条路径。他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介绍中国革命时说:“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周恩来的这个观点,也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当年七月,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听完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发展情况后,斯大林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实际上,当时共产国际所倾向支持的,正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可惜,周恩来太顾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估量,他只要据理力争,是可以改变苏联人的一些错误看法的,同时他又太迁就国内李立三等人的观点,正是这种畏首畏尾,首鼠两端,影响他对中共革命战略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深入思考,以致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路线。

  第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一个大党领导的数十万数百万人员参加的政治实践,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所谓战略指导上的路线、路径、方式、策略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弄不好还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的悲剧。因此,上文所述,当李立三在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在全党推行他“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路线时,周恩来首先想到的不应是既不和共产国际发生正冲,又保持党的核心层的团结,从而在路线上搞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而应该是彻底认清这条路线可能给党造成的最大的危害,向共产国际力陈利害关系,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铲除这条路线,哪怕在政治上将李立三等人清除出党的领导层也在所不惜。这样,周恩来极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共新一任的领导人。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会被党内不少人认为有野心,向六届中央领导班子“夺权”,“不厚道”等等。但即便背这这样的骂名,对党也是有利的,至少可以避免王明等人上台造成的无穷后患。问题是,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缺少的正是这种至少能以为挽救党的危机的名义而当仁不让地“争权”、“夺权”、用权的“野心”和精神。

  第四,对周恩来而言,尽管这次挫折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结局,六届四中全会仍然保留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身份,并分工负责军委和苏区工作。但对于周恩来的精神打击近乎是毁灭性的。尤其面对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罗章龙、王克全等人变本加厉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为弥合党内裂痕四方劝说,疲于奔命,内心极为痛苦,他深知造成这种局面自己负有重大责任,他“执两用中”的调和性格和处世策略结出了最难下咽的苦果。为此,周恩来表明心迹如下:四中全会后,看到中共党内思想混乱。派别纷争不已,面临分裂的现实威胁,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拼命工作,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助党渡过困难时期。

  第五,的确,“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政治品质中最优秀、最难得的部分。但是,经过这次政治挫折,周恩来的这种品质却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成了周恩来无法走出自己性格桎梏而采取的一种自慰式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成了周恩来既不能放弃终生选择的政治信仰、却又不断屈从于党内残酷复杂、风刀霜剑的权力斗争的政治宿命式的道德自虐。我们知道,1931年12月周恩来抵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虽然对中共临时中央一直指责中央苏区工作右倾、理应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的指导方针一味妥协、退让,但内心深处并不赞成临时中央的观点,而赞成朱德、毛泽东采取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机动中歼灭敌人薄弱部分的战略战术。尤其水口战役之后,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身份赶赴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周恩来因直接参与红军的作战,对实际情况更加了解,因而对临时中央局和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成员关于撤换毛泽东军事领导职务的指示和诸多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及命令,进行了抵制。正因为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对军事行动指导的严重分歧,促成了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召开。遗憾的是,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性格中调和折衷的致命弱点再一次表现出来,。他再一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态度。在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斗争”中,周恩来两面讨好,一方面向中央局后方成员妥协,承认自己“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会议“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另一方面也为毛泽东说了话,指出对他的批评有点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主张仍留毛泽东在前线,并提出了那个有名的妥协方案:让毛泽东和中央局选择:或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线助理;或仍由毛泽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负监督行动的执行。对于后一种方案,中央局显然不会通过,以毛泽东的性格,也绝不会自取其辱,而对于前一种方案,毛泽东也不会心服口服,干脆负气养病去了。

  这一次妥协,开罪了毛泽东和中央局后方成员及临时中央,两头都不讨好。而作为苏区中央局一把手的周恩来,在对于红军作战指导战略中的是非曲折已经了然于胸的情况下,却难成独断,一味屈从于临时中央和中央局后方成员的错误意见,致使周恩来再一次错失了站出来为红军的生存发展力挽狂澜的机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几乎完全是在周恩来、朱德等人对中央局后方成员及临时中央的一系列“抗命”行动中取得的,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又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搞的那一套。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完全可以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作为筹码,和临时中央的博古、张闻天争一争,抗一抗。可惜对于“上级”惯于服从的周恩来放弃了这个筹码,以致于后来被博古、李德等人牵着鼻子走。

  有一种对周恩来颇为流行的评价: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周恩来从来都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这并不公平。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转而支持并不掌握党内最高权力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并非他料定毛泽东将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事实上,周恩来在党的核心层中所拥有的权重,决定他站在哪一方,哪一方就是胜利者。而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异常坚决地背弃“三人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博古和李德,进行了破天荒的“倒戈”,实在是周恩来心中多年积怨和委屈的大爆发,也是他为自己的良知所作的一次破天荒的抗争。说老实话,周恩来对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在战略转移中蒙受的惨痛损失,极感痛苦,负有深深的愧疚感。他自感对此责任重大,而他最大的责任,就是明知真理所在,而没有坚持真理,明知错误何在,而没有坚持斗争,尤其处于党和军事领导高位,却在错误面前一味妥协退让,这连自己的党性和良知都无法容忍。同时,面对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酷尖锐的党内权力斗争,周恩来自知性格弱点,无法游刃有余担当大任,遂生激流勇退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能量,周恩来深有体会,铭记在心,自己以往的轻视,也深有愧疚。遵义会议前后,对于毛泽东的政治能量,周恩来更是刮目相看。之后毛泽东对他手中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步一步蚕食,他心知肚明,装聋作哑,顺其自然。因为周恩来不仅看出了所谓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皇权时代的农民战争有着异曲同功之妙,看出了党内权力斗争和皇权时代农民战争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曲径通幽”,而且看出了毛泽东在这场农民战争中的“君主之相”,从而萌生辅佐他的念头了。

  当然,1937年王明回国,风光无限,盛况空前。周恩来的这个念头也一度动摇过,犹豫过。但在争取共产国际支持的较量中,王明很快败下阵来,六届六中全会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且是莫斯科“钦定”。至此,周恩来彻底坐实了辅佐毛的念头。

  这就是周恩来的自知之明。因为他深知,在自己一生的政治选择和政治生涯中,这是他最好、也最适中的归宿,而以他的性格特点、综合素质、政治才华,当一个贤相,则绰绰有余。

  也许,这就是周恩来自喻张良的心路历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