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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雅:《叫魂》——他们都在怕什么
2020-02-12 09:56:08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敬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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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乾隆皇帝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忘记当年定鼎中原时的优秀品质,重新抓起“国语骑射”教育,不断进行旨在“不忘旧俗”的木兰秋狝。

  (故宫博物院 王敬雅)

  这几天,想起了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场没来由的妖术活动,造成了全国上下,从民众到皇帝的恐慌。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在怕什么?

  故事从一个流传民间的谣言开始——有人会用妖术,叫走别人的魂魄。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著,陈兼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本书(1990)是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最主要的代表作,曾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民众:无所不在的巫术

  对于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你很难分清楚他们口中的,什么是谣言。比如,私自获取一个人的衣服和头发,做一些法事,能摄取这个人的魂魄。荒唐吗?但是即使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你去乡村里面问一问,还是有人会悄悄告诉你——这是真实的。

  浙江德清的农夫沈士良遭到了两个侄子的虐待,他先是烧了黄纸跟土地爷告了状,之后觉得仍不能解恨,找到了正在修坝的吴石匠。当时有人传说,把人名写在木桩上,用力砸下去的时候,大锤就会夺走人的魂魄。所以沈士良将两个侄子的名字交给了吴石匠,希望他帮忙要了两个恶侄儿的命。

  此类案件在江南频频发生,有人写符纸,有人割了别人的辨捎,有人问了人家孩子的名字,就把魂魄勾走了……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江南蔓延开来。四个游方的和尚,因为问了孩子的名字,被当做叫魂者逮捕归案,农民们的愤怒,铺天盖地地向他们袭来。

  据说是因为穷和尚没有能力给捕头塞钱,被带进了官府,接下来要上演的戏码——就是屈打成招。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一桩司法上的大错。”中国古代司法案件是层层审理的,当审理人员到达省一级时,由于这些官员基本已经脱离了嫌疑犯们最初了作案环境,他们似乎开始觉察出了这些屈打成招之下口供的漏洞。

  然而“叫魂”的恐惧自杭州一路向北,尘嚣之上。

  

十八世纪一位日本画家根据从长崎中国商人处所得印象而画的一幅游方僧。该僧头上的短发表明他不受规矩,这在正规的寺庙中是不许可的。

  说回到此时的民众生活吧。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此时无疑是一个盛世,用书中的话说,这是一个“镀了金边的时代”。经过了乾隆前期的改革,江南无疑进入了一个帝国统治模式下的开放时代。劳动力的相对解放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使这里的经济一度欣欣向荣。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似乎跟每个人都切实相关。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繁荣的市场经济下,江南人民的生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确定。商业发展带来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处在商业与制造业压力下的农村家庭,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家庭的劳动力,提高的经济收益并不足以抵消而随之产生的大量破产人口。简而言之,此时富庶的江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牢牢把握住了增长的财富,社会分层越发明显起来。

  乾隆中期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和外来白银的冲击,社会发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传统社会只依赖于丰歉产生的稻米价格的波动扩展到了整个商品市场,几乎所有日用商品价格都发生了上涨。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灾难。在乾隆之前,如果遇到荒年,稻米价格会经历上涨,但是当灾害过去之后,粮食价格会回落到之前的水平。但是随着通货膨胀,人民逐渐发现,因歉收而上涨的粮食价格,即便在荒年过后,也降不回去了。

  乾隆二十年编纂的《绩溪县志》中这样形容此处的农民:“环县皆山,力农者层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则忧槁,雨则忧冲。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颙之食。”

  日益增强的商品贸易和贫富差距,使无业失地农民的数量激增,传统手工业又无法消化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员,于是,这些低端人口活跃在城乡的每一个地点,为了讨一口饭吃,有些人便趁机穿上了宗教的外衣。

  官员:大事化小的期待

  此时的大小官员们,他们在调查“叫魂”事件的合理性么?他们相信通过妖术可以种种手段,摄取人的魂魄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就这个谣言进行任何表态,换言之,这些妖术是不是能夺人性命,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大清律》中对妖言惑众的规定似乎足以解决这些个案,他们所关心的,是另一部法典,叫作——《钦定吏部官员处分则例》。

  《大清律》是清代判案是遵循的基本法条,但是当中以刑事处罚为主,对于官员的违规行为,并没有完整的规定。因此,为了处理对应官员,吏部通常会编写《处分则例》,而则例不定期进行增补,作为处理官员的标准。随着政务的增加,“《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

  由于处分的严苛,处分机构自身的政务十分繁忙,而且官员几乎身上都背着处分。“参罚处分密一日,降级、革职动出意外”(《李文襄公奏议》),每当案件处理不完的时候,五案罚俸五年,十案罚俸十年,几乎是一案一罚。

  清朝官员们傻吗?当然不。他们熟悉地游走于《大清律》和《处分条例》之间,非常会掌握当中的尺度。为了避免过多的处分,有什么办法呢?稍微动动脑子就想出来了:一是有案不报,或是改变案件性质上报。以偷报抢,以误杀报谋杀;二是审判时全搬旧例,“唯以例案为评”,不做任何灵活处置;三就是草率结案。总而言之,尽量避免承担责任。

  下层官员的难处,刘墉在做了一任江苏学政之后,便有所察觉了。他发现,当时地方士绅舆论的力量与影响,已经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刘墉的奏折说了一个方面,是下怕,说白了,官吏们什么都怕,怕的就是“负责”。

  当然,他们最怕的,还是上面的问责。

  皇帝对江南问题,一直充满了恐惧。为了弥散一部分对于民众失控的担忧,他为自己划了一道心里防线——满人。那些他认为保持着统治集团先进性,没有被腐蚀而堕落的集团。在乾隆之后,汉人在督抚队伍中大量缩水了51%,满人则增长了84%(数据来源,《叫魂》P167)。

  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问题,而是乾隆时期一直在疯狂地为满人这一群体“赋能”。乾隆皇帝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忘记当年定鼎中原时的优秀品质,重新抓起“国语骑射”教育,不断进行旨在“不忘旧俗”的木兰秋狝。他想用这个群体,把所谓的官场恶俗,划分到统治集团外围。

  

乾隆皇帝像

  然而这条防线也并不尽如人意,两江总督尹继善,在江苏巡抚任上六年,恐怕是受了前任——资深汉人官僚陈宏谋的影响,以“无事为福”作为信条,以“上和下睦”为习惯,再加上“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所以已经形成了一个文过饰非的流水线。

  皇帝的担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落实到一个帝国更常见的忧虑上——行政机构效率下降。“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任何官员的行为,都会成为触发皇帝恐惧的契机。

  皇帝: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幻觉

  乾隆皇帝的惴惴不安,则丝毫不是因为对某种巫术的恐惧。与相信巫蛊之祸而逼迫太子反叛的汉武帝不同,乾隆皇帝的脑子非常清楚,有时候,他的言论和行为似乎都是一个无神论者。在私人场所中,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寝宫挂满了唐卡,但是公开场合谈及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时候,他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喇嘛说》)

  

在承德仿造布达拉宫风格建造的宫殿

  那乾隆皇帝怕什么呢?种种历史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乾隆皇帝,其实非常接近《书剑恩仇录》中的那个乾隆。他害怕的,就是要推翻王朝的大阴谋。因此,不管是之前的孙嘉淦伪案,还是马朝柱案,乾隆皇帝都会认为,幕后有一只阴谋的大手,在伺机而动,准备推翻整个王朝。

  人恐惧的时候,就更想要行动,而他此时最宣扬的东西,就是他最缺失的。乾隆便是如此。乾隆中期,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语骑射”运动,就此展开。“胡运百年穷”的预言,早在隋朝就出现了,乾隆皇帝早就听过。1644年,满人刚刚入关的时候,明朝的遗老这么诅咒他们,朝鲜人也这么诅咒他们。好巧不巧的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确实都在几十年内迅速消亡。更巧的是,入关后的百年,就是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时期。

  

清人画弘历刺虎图像轴

  这句话也不是一个胡编乱造的预言,就像彼时大陆西端有个历史哲学家叫伊本·赫勒敦的就说过,沙漠政权,大多会在三代后消亡。他们的第一代,艰苦朴素、披荆斩棘;第二代开始被城市文化腐蚀,但因为目睹了创业者的艰辛,多少还保存着父辈的传统;而在城市文化中生长起来的第三代,会完全腐化堕落,而被下一个政权所取代。

  算一算,入关以后,乾隆是第四代皇帝了。

  阴谋是什么呢?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会有这样一个阴谋,但是他不知道去问谁。

  清代的政治,是一个构建在文书上的政治体系,地方官员的文书,基本是皇帝获得时政咨询的唯一途径。信息是一种权力和理论,清代大部分地方官员与皇帝“斗争”的方式,就是玩弄信息。

  山东巡抚富尼汉,是当中的一个好手。当“叫魂”的恐惧一路北上的时候,富尼汉在等待着一个时机:在皇帝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之前,你不能先披露省内治安失控的信息;你也不能等到皇帝知道了信息之后,再来找你问责。于是上奏的日期,要拿捏得非常准确。

  富尼汉关于山东省内“叫魂”时间的第一份奏折,所属日期是七月廿四。而奏折上所奏的事件,是六月底到七月初,在山东开始兴起了几起与“叫魂”有关的巫术事件。据史料来看,至晚在七月初,乾隆皇帝已经由其他渠道知道了“叫魂”这一妖术,已经北上引起了全国恐慌。想必当时富尼汉应该有比我们今天更可信的途径,知道乾隆皇帝得到消息的时间。他的处置时间,在皇帝收到消息之前——皇帝不会责备他玩忽职守;而他的上报时间,又在皇帝收到消息之后——他也不会成为第一个报告坏消息的人。

  和后来“义和拳起山东”的步骤类似,这种民间迷信进化到山东的时候,可能是找到了更适合泛指的社会土壤,而变得愈加“兴旺”起来。富尼汉并没有将其简单地按照独立事件处理,而将参与者做了层级的划分,以彰显其办事的条理性。但是这种条理性,引起了皇帝更大的恐惧——如果散播妖术的人,可以逐层上推,那么这个层级的终点——那个最大的幕后黑手,到底在哪里?

  对局:皇帝和地方官员的较量

  之后,对于妖术的清剿变成了皇帝和地方大员之间的较量。皇帝像是一个孤岛上的独裁者:他的常规信息来源非常单一——出于他那些各自包藏祸心的属员;他的非常规信息来源又非常不稳定——乾隆时期没有完整的特务机构,但是也不乏各省的“耳目”。那么皇帝如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呢?

  简而言之,基本上是靠他做皇帝的直觉。

  当七月底,妖术流窜到山东并有势头继续北上的时候,乾隆皇帝升起了一个遗憾,为什么在春天,妖术刚刚兴起于江南之后,整整两个月,竟然没有官员上报?他自己的分析,是因为官员们的畏难裹足(《叫魂》P166):“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优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属下则会危机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

  清代延续了前代的问责制度,如果官员稽查罪犯不力,会受到吏部的制裁;而他的上司也会因为没有适时纠察而受连带。这种连带责任最终都会集中到地方督抚身上,而造成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危机。

  那么问题变得明了起来:皇帝要查出“幕后黑手”,就要不断地给地方官僚集团施压,同时判断地方官员的上报信息及时间的可信性。当他要追溯为何官员在案发初期不能如实上报的时候,目光自然集中到了当时两江总督高晋的身上。

  两江总督总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府署南京。在高晋的回奏中,把责任甩得比较干净:谣言是在杭州地区兴起的,自己得知消息的时候,杭州已经抓了几个案犯,地方已经安静了。但是皇帝总不是个傻子,他很难相信谣言会绕过江苏自己飞到山东去,于是连带这高晋,骂江南官僚“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后来的山东案发,发现不少未抓捕到案的案犯,就藏在江苏,江苏巡抚彰宝的这个锅,恐怕无论如何,也甩不掉了。于是他亡羊补牢地开始在各地追捕使用妖术的案犯,并且回报给皇帝,有两个妖士已经被当地小民惩罚致死。之后彰宝不知道是否联系山东巡抚富尼汉,之前所供出的匪首“巨魁和尚”,变成了天子脚下——顺天府宛平人。但是乾隆皇帝并不买账,甚至连他上报的盐务整治成果也不放在眼里,皇帝认为,比起人心,盐务实在是“末端”。

  江苏织造萨载,不知道是不是吸取了他前任们的教训,紧紧地跟地方官员站在了同一战线上,断不去打督抚的小报告。以致于乾隆皇帝骂到:“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你是包庇同僚呢?还是尸位素餐呢?

  但是“妖术”这种事件,审来审去,都是一笔糊涂账。被审问的犯人往往没有什么文化和社会地位,屈打成招也好,威逼利诱也罢,总会胡乱指认一个上线。官员的回奏则可以总结成三句话:“没有证据”、“我不知道”和“正在努力”。

  而本次风暴起源的浙江,巡抚永德也讨不了皇帝的欢心。他先是把责任推给了上一任巡抚,然后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保证书。但是面对永德的信誓旦旦,乾隆皇帝只批了一句:“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妖术的威胁继续北上到了直隶境内,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有了对抗妖术的方式,即在辫子被割掉后,自行将头发全部减去,对方就不能用发辫摄取人的魂魄了。这个方法可能对受害人是无害的,但是对于满洲人来说,又触动他们另一根敏感的神经——头发。他们割掉了多少汉人的头,才使汉人剃发留辫子。于是,皇帝更加深信,这一妖术的背后,是一个旨在颠覆满洲统治的大阴谋。于是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当时已经位极人臣的傅恒,亲自审问了三个被割掉头发的人——两个村民和一个小孩,但是几乎一无所获。

  

辛亥革命之后剪去发辫的中国人

  河南巡抚阿思哈更是步步踩在了皇帝的雷区上。一开始,他以河南无妖术作案上报。皇帝问他“岂独汝省无耶?足见汝不实力严缉,大不是矣”。后来,阿思哈逮到了一个和尚,久审之下也审不出什么,为了表示严打妖术的决心,他把和尚“押赴市曹正法,悬首示众”。皇帝骂他“更不成事矣”。之后,阿思哈一口气抓了十六个妖士,皇帝跟他说,“果不出朕所料”——我就说你能抓到人吧。最后,阿思哈说,这些妖士不好抓,可能是学了隐身之术,皇帝送给他八个字“无用废物”、“竟是至愚”。

  本来毫无组织的妖术,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竟然衍生出了真正的邪教。一些地方有人组织起来,以对抗妖术为幌子光收门徒,一起修炼方术,诵读宝卷,组织起真正的教门。一时间,全国上下的督抚大员都动员起来,每天听着村里抓来的野僧、无赖们讲着各自新编出来的骗术,然后心里盘算这怎么给皇帝一个他想听的答案。

  从事后情况的发展来看,整个“叫魂”案的背后,并没有一个主使人或组织,再加上审问的都是社会底层,州县一级惯用逼供,这些人到了军机处几乎全部翻供了,这让以皇帝和中央的高层官员感到十分棘手。

  在这些毫无头绪的繁琐信息耗尽了乾隆皇帝的热情之后,年底,他下旨各省停止清剿妖术,最终,算是皇帝和督抚打了一仗。

  

乾隆皇帝汉装写字像

  秋后算账。

  一批早期释放了嫌疑犯的州县官员遭到革职;一批涉嫌在审问时动用大刑的低级官员遭到弹劾。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因为玩忽职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他们没有人因此断送了仕途。而处处甩锅,面对着一群遍体鳞伤几乎瘐毙的囚犯,还坚持说自己没有用刑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则被贬到了山西布政使任上。第二年,他被起复为安徽巡抚。

  妖术案至此,尘埃落定。后来有人翻查了最开始吴石匠的传闻,找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和尚,为了让大家来庙里祈福禳灾,找了个略通文字的写手,编了一个谣言:水门边修坝的石匠,能施用妖术,要了人的性命。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谣言,是不是整个故事开端,只不过,我们需要一个开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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