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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53年前中国的那场残酷疫情
2020-02-24 10:01:05
来源:中产财经生活(微信公号) 作者: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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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是否在2003年,乃至今天就更有警惕之心呢?历史不该被忘记、被忽略,16万人,不应该被忘记。
  (文章原标题:不敢想象!53年前,中国挺过了比非典、新冠更残酷的疫情)


  作者介绍:

  

 

  刘远举

  FT中文网、大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作品见于中外媒体。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客观的态度、激荡的思想。

  春节期间,我看到一段关于疫情的视频,非常震惊,历史不该被遗忘,我们要吸取教训。同时,我觉得,视频中的历史,也可以在当下,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

  这段视频,是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视频。在这段视频中,曾光说,196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先看视频,很短:

  虽然曾光说得很平淡,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诧异的是,就发生在50多年前,居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子,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几乎人人都知道,其死亡人数是24万人,和这场瘟疫是一个量级的,而且,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就是流脑,易感者主要是小孩子、青少年。不难想见,当年多少家庭痛失孩子,但是,它就这样,居然就这样,消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不是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我还不知道1967年有如此大的疫情。

  而且,这个巨大的数字,在今天也没引起任何反响,16万人仅仅是一个数字。我觉得它不该被遗忘,所以我去搜索了一番,史海钩沉,惊心动魄。

  1896年发现流脑病毒后,中国曾经历过三次大暴发,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 1967年和1976年。曾光所说的就是1967年这一次。


流脑也是飞沫传播,易感者是青少年,所以,更加残酷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南京地方志,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青岛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青岛市情网,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辽宁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绍兴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

  ——浙江绍兴市志, 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 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人群大流动”,一些资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知识天地栏目就有这样的内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动,空前大流动,到底怎么回事呢?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

  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

  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么,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1300万人,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

  想象一下绿皮车厢中挤满了一车的红卫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脑,也没防护,昏昏沉沉坐车,一起待上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曾光所说的,火星带到全国各地。

  春运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2015年,春运有 37亿人次,当然,这是坐车算一次,坐火车又算一次,公交再算一次。至于武汉这次,出城的人数现在很清楚了,500万人。

  不过,不必恐慌,直接对比流动人口规模并不科学,因为1967年的中国,不仅物质贫乏,缺医少药,人民防疫意识低下,更糟糕的是,防疫体系也是混乱的。由社科基金赞助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当时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曾暴发四次全国性的"流脑"流行,其中1966~1967年的"流脑"疫情是最严重的一次。

  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

  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连",并组织领导机构,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流脑"疫情。

  ——《1966~1967年全国性“流脑”的暴发与防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项目号:2011BDJ0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ZLLY201702008

  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再次重申停止串联。在其后的一些运动中,也规定不准串连。大串连便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名词。 这一连串的通知不难推知,放出笼的学生游兴大发,不愿意回去。80后可以去问问父辈,他们免费旅游的青春。
 

 

  串联与流脑的关系,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来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说:“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抓流脑、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0页)。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各地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成立了防治流脑的机构,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周恩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19/0111/c409117-30519275-6.html

  两份文献对比,不难发现,1967年3月7日,周恩来就下过关于流脑的批示,3月19日北京又发布了停止串联的通知。不难推断,当年停止串联,特别是在1967年停止了原本的徒步串联,肯定有流脑疫情严重的原因。而且,这个顾虑,还影响到了后来的运动的模式。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1952年……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这些文献,大致勾勒出历史的面貌。1967年中国的流脑爆发,是非常严重的,当时中国有7.5亿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而且易感者是青少年。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地区SARS疫情,病例4698,死亡284,数量和比例都要少很多。

  这次大的流脑疫情之后,当年就开始使用乙脑疫苗,改革开放后,1984年起,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流脑疫苗,2008年纳入儿童计划免疫,发病人数从最高峰的304万例,降到2017年的低于2000例。如今这种流行性传染病已经不常见,不过,流脑病情凶险,易感者是儿童及青少年,家长们对其仍不能放松警惕!

  现在疫情紧张,但无论如何,比起上世纪60年代,科技、物质力量都更发达了;毋庸讳言,看到很多官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比起1967年整个防疫体系都被打乱了要好得多。中国人也终究能过这一关。

  历史珍贵,不应该被遗忘,而令人感叹的是,如此大的一次疫情,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老人不愿意带口罩,或许当年他们就穿着绿军装,在封闭的车厢中和流脑病人共处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与死神擦肩而过,毫不知情。

  

 

  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是否在2003年,乃至今天就更有警惕之心呢?历史不该被忘记、被忽略,16万人,不应该被忘记。唯有此,我们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不落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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