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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
2020-03-23 10:36:04
来源:智效民3(微信公号)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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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6年他就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到了1957年5月,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张奚若又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大炮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红夷大炮或红衣大炮。如果有人被誉为大炮,至少说明他是一个不顾个人安然,敢于说话的硬人。

  在我的认知中,有三个人这样的人。一个是已故的张奚若先生,另外两个还健在。中国有盖棺论定的传统,所以就只能说一说张奚若了。

  张奚若1889年出生于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一个中医家庭,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与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有同学之谊。辛亥革命前夕,他到上海求学,随后投身于革命,结识了于右任、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井勿幕等人,奔走于上海、武汉、北京、西安和日本东京等地,为购买军火、发动起义出生入死、贡献很大。辛亥革命以后,张奚若出国留学,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起初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需仿效西方民主制度”,所以选择了政治学专业。

  1913年出国后,他除了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外,还去德国科隆大学进修,并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从而为确立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逆鳞之事不能不提。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后来又要开会,他接到通知和往返路费,当即回电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席过国民参政会。二是1956年他就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到了1957年5月,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张奚若又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把张奚若誉为“大炮”,是徐志摩的发明。张、徐二人订交,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一开始,徐认为张是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张认为徐是个“油滑的南边人”。不过在后来的交往中,徐很快就被张的学问和他那鲠直、执着、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折服。

  到了1925年张奚若回国之后,正好遇上《晨报副刊》改版,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张奚若就成为他的特约撰稿人之一。不久,张奚若便以《副刊殃》为题放了一炮。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中,张奚若火药味很浓地说:鉴于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对于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论,徐居然为该文写了很长的“附注”。他说:“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意志、他的说话和他写的文章,都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此同时,在“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似的,既可亲可爱,又可敬可畏。这就把张奚若的个性和人品活活画了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奚若的话竟然会一语成纖。也就是说,晨报馆在1925年11月底,真的被示威群众一把火烧掉了。……

  晨报,因讨论苏俄问题引火烧身

  1925年11月底,北京爆发了“首都革命”。这次革命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由李大钊、陈启修、朱家骅、顾孟余等人领导,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革命从28日开始,先后在神武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据报道,第一天有三万多人参加,第二天达到五万左右。

  大会在演讲和通过决议以后,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军队建置,设立了总司令、副司令,并组成戴红袖标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他们兵分几路,高呼“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

  其中一路,手持“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标语,直奔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不一会儿,报馆接待室起火,室内陈设全部被砸。幸亏消防队及时赶到,火势才被控制。

  据《晨报副刊》的主笔徐志摩说,大火之后,“馆员们的衣服,听差们的被褥,厨子们的家当,会客室里的新制(置?)的一套沙发,壁上挂的画片,全没了”,但是机器和稿子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为什么晨报馆会遭此劫难?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研究系的全称是“宪法研究会”,其领导人是梁启超和汤化龙。因为主张宪政,所以被主张革命的国共两党视为仇敌。当年汤化龙在海外遇刺身亡,就是国民党干的。

  第二,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以后,发起一场“对俄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由于反对苏俄的一方占了上风,让依赖苏俄的政治力量恼火之至。

  “对俄问题”大讨论是由陈启修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其目的,是为苏俄在中国的行径辩护。

  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是《资本论》的最早译者。他的文章在《晨报副刊》发表后,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反驳。

  文章写道:帝国主义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还高唱尊重我们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无缘无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只能暗中帮助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你说它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都参与了讨论。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仅《晨报副刊》就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

  徐志摩认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至今是个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徐志摩向张奚若约稿,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副刊殃》。文章一开头就说,副刊整天胡说乱抄,毒害青年,还不如一把火烧掉。为此,徐志摩写了一篇很长的“附注”,说张奚若是一位“炮手”,是一个“硬”人,有了他的支持,办副刊就不孤单了。没想到的是,张奚若的这句气话,居然会一语成谶。

  胡适与张奚若、徐志摩是最好的朋友,基于实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他没有参与这次讨论。不过,在火烧晨报馆事件发生以后,他立即向陈独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时陈独秀反问他:“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

  这对胡适刺激很大,他在信中对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使我深感诧异。胡适指出:你我是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的,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就是大家要能够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凡是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也不配谈自由。在这封信的最后,胡适忧心忡忡地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顺便说一句,胡适在苏俄问题上饱受学界非议,我认为是一种误读或误会。

  除此之外,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现代评论》以《首都的革命运动?》为题发表短评,认为晨报是一个言论机关,不应该使用暴力去摧残它。著名学者燕树棠以《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为题发表文章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因此)火烧晨报馆是空前未有的侵犯出版言论自由的暴行。”

  12月7日,《晨报副刊》停刊一周后继续出版。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说实话,我对诗人徐志摩不很熟悉,但是对报人徐志摩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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