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历史 > 国史 > 字号: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2020-06-08 20:53:22
来源:合传媒 作者:大海之声
我要评论 点击:
摘要
当必须搞掉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对立面才能保住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位时,所谓“文化大革命”便应运而生。
  文化大革命发生至今已五十四周年了,文革的话题至少在民间依然炙手可热。但无论怎样谈论文革,回忆也好,反思也好,忏悔也好,甚至怀念也好 ,人们总想破解一个心中之谜:文革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文革的发生,由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所决定,还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或“历史必然性”所决定?一句话,文革发生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最近从网上连看两篇关于文革话题的旧文,一篇是王蒙先生的《反思文革责无旁贷》,另一篇是安鲁东先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两篇文章都试图破解文革发生的历史逻辑,且观点也十分接近。我以为,王蒙先生和安鲁东先生的观点,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即当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文革的基本看法是持王、安两位先生的观点的。笔者不才,想就这两位先生的观点,谈谈自己个人的看法。

  王、安两位先生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执着地坚守自己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理想,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着如何实现自己那些激进的革命理念。至于其中的权力斗争,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对此,两位先生都各有精辟表述。先看王蒙先生怎么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而安鲁东先生则说得更加直接了当:“现代的某些学者,喜欢把文革与毛泽东个人的性格联系起来,或者热衷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文革前后的政治事件,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有着把中国革命庸俗化的倾向。”

  显然,王、安两位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虽然带有空想性质、但却至高至伟的革命信念,只是一味地认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争权夺利”,就有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庸俗化的倾向,也就不能还原文革的历史真相。

  而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正是权力斗争,就永远不会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将他的政治理念和“革命信念”推进到极致、不可理喻甚至疯狂的境地。鄙视“权力斗争”,认为政客们所有争权夺利的表演都非常地“庸俗”,从而认定历史不可能按照“权力斗争”的“庸俗”逻辑发展,正是知识分子“清高”的表现,也正是他们在“政治”、“权力”这些问题上的认知往往非常幼稚的原因之一。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的探索,就不能仅仅从毛泽东“为争权夺利而发动文革”的一已私心中去找,而应该从文革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四千年文明中那一条权力斗争的主轴线连接贯通这一历史大视野中去探寻。

  一、政治权力斗争——主导中华文明发展的最高历史逻辑

  其实,对于中国一部四千年的文明史而言,政治权力的斗争,一点也不“庸俗”,而是贯穿于这部文明史中的一条主轴线,不仅如此,它还是解读中国这部悠久奇特的文明史的最高历史逻辑。好吧,我们不妨扼要地看一看,这一最高历史逻辑是怎样对中国文明的历史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如果夏朝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中华文明就有四千年的历史。我们将这四千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两千年是近千“方国”和数百、数十诸侯之间混战、兼并、融合的历史,其总的趋势正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选拔赛和淘汰赛,近千个方国在征战兼并中数量越来越少,到西周大分封时,只剩数十个诸侯国,然后这数十个诸侯国之间又开始征战兼并,到战国末期只剩下“七雄”,而这“七雄”之间最后对决的结果,则是秦国最后胜出,始皇帝最终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我们看到,这两千年中华文明政治生活形成的历史逻辑,就是“以百国之争,炼千年一帝”。而推动这场规模浩大、延续两千年的选拔赛和淘汰赛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正是政治权力的斗争,说白了,这两千年的历史,不过是将分散在近千、数百、数十乃至数个方国、诸侯国君主手中的权力,逐步向最后胜出、一统天下的那个君主手中集中的历史过程。至于各方国、各诸侯国之间为什么不能像西欧封建社会时期那样和平共处,长期共存,为什么一定要征伐兼并,你存我亡,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直到最后一个胜出者收拾残局一统天下垄断所有国家权力,至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对此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后两千(多)年就不用多说了,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统治占主体地位、但却在统一、分裂,和平、战乱这两种政治局面中反复轮回的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决定两种政治局面反复轮回的根本历史动力,仍然是政治权力的斗争。

  应该看到,在中华文明后两千年中反复轮回的两种政治局面中,由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构建的国家政治统一、和平的政治局面,对于中华文明的政治生活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其理由如下:第一,这样的政治局面,是通过两千年战乱兼并的“狱炼”而最终获得的,说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垄断在一个君主手中的中央集权制,是解决中华文明政治生活中多方政治力量为争夺权力而你死我活、你存我亡这一千古政治难题的最后途径;第二,连年的、永无止境的征战兼并局面尽管也是一种竞争状态,它能激起各方国或诸侯国变法求强,优胜劣汰,从而最终架构起中央集权制大规模政治共同体所必须的国家框架和治理模式,但其毕竟破坏多于建设,毁灭多于发展,人民流离失所水深火热多于安宁和平安居乐业,因而是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的;第三,统一、和平的政治局面,不仅是人民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所必须的社会环境,而且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所必须的历史条件,同时也是抵御外族侵略势力所必须的保障;第四,当统一、和平的政治局面占据后两千年中的主体地位时,中华文明范围内的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更为成熟,这也是中华实体文明之所以屡逢危机免遭解构、反而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延续至今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然而,尽管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和平统一局面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历史条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即便延续的时间再长,也无法避免周期性地解构,而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分裂和战乱,仿佛回到两千年前那场残酷的“选拔赛”和“淘汰赛”。这种两种政治局面周而复始反复轮回的奇特的历史现象,惟中华文明所独有,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律证明了四千年中华文明的政治生活实质上是由两组政治基因所左右,一组:各种围绕争夺政治权力而产生的政治力量,不可能和平共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关系,这一组,是政治分裂的基因;另一组:各方政治力量为夺取政权而展开的暴力斗争,其对决的逻辑是非要决出一个最后的胜出者不可,并由这个最后胜出者一统天下,这一组,是政治大一统的基因。这两组紧紧围绕政治权力而产生的基因,决定了中国四千年文明史的政治生态,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

  二、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长期稳定的内外机制

  当中央集权制的君主政体建立起来、全部国家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君主之手时,千万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能否彻底结束战乱和分裂,给天下一个长久的太平、给百姓一个长久的休养生息机会;其二,能否重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其三,经济发展的恢复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其国力的增强;其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延续。因此,一个王朝能否长期稳定,不仅是皇权统治集团绞尽脑汁、忧心如焚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通畅阻滞、兴衰存亡的问题。那么,皇权一统局面长期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是皇权统治集团核心层的高度稳定,说白了,就是皇帝本人皇位的高度稳定。而这种稳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历代现任皇帝皇位的稳定;另一个,是皇位能否一代一代和平、安全地传承下去。我们先生看看,皇权集团内部的维稳机制是如何构建起来的。第一,“钦定”国家学说,并以此垄断整个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为皇权来源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第二,构建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法律制度、规章礼仪,确保皇帝的至高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第三,订立极其严密的皇权在皇帝直系后代中传承的政治制度,比如皇权必须由皇帝的长子继承的制度;第四,在皇权统治集团内部划分森严的政治等级,各个等级必须恪守本份,不得逾矩,并重刑惩戒逾矩者。此举既分出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高低贵贱,便于分层驾驭,也有力地防范了来自内部觊觎、篡夺、架空、颠覆皇权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坐大;第五,为了保证皇帝及其子孙血统的纯正性,杜绝皇权在传承中易于他人之手,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室都实施残酷的宦官制度,以杜绝皇宫里面的男人和皇帝的妃嫔“有染”,让皇帝戴了缘帽子,生出他人的孩子。宦官制度,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肌体上生长的最为奇特、残忍、丑陋的毒瘤。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中国皇权时代围绕皇权政治的一切国家学说、理论思想、伦理道德、法律制度、规章礼仪、政治经验,都是为确保现任皇帝皇位的高度稳定和皇位传承中的绝对安全服务的,比如皇权长子继承制,就是为防止皇帝的子孙、子侄们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大打出手制定的规章制度,看似这样的制度委实愚蠢荒唐,即便为皇家事业计,也应该将皇位传给那些的确有政治才能和政治品德的“皇子”,如果皇帝的长子是庸才或纨绔之徒,对皇帝本人而言岂不是既误已又误国吗?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对王朝的稳定却又是极其重要的,正因为即便皇室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采用血腥残忍的暴力手段,且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所以任何此类的“手足相残”、“父子反目”,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力斗争甚至军事斗争,其后果很可能彻底葬送王朝的一统天下而重新走向国家分裂、群雄割据和“诸侯”、军阀混战。因此,为杜绝这种可能性而宁愿让庸才登上皇位,也不至于闹得骨肉相残,王朝崩溃,国家分裂,战乱四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朝廷中的权臣大儒们简直视皇位长子继承制度为万不可动摇的“国本”,为维护这一“国本”之策他们是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

  但是,仅仅依靠皇权统治集团内部的维稳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上文说过,中国“皇权”的形成,实质上是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用暴力从数百“君主”手中夺过来的,因而皇权被觊觎、被篡夺、被架空、被颠覆的风险几乎无处不在,而举凡试图觊觎、篡夺、架空、颠覆皇权的政治力量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其手段也无法脱离暴力、阴谋这两样东西。因此,皇权的稳定,依然是用暴力维系的,而以暴力维系的政权,是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的。这些政治代价主要表现为:一:除皇帝及其极少数嫡系亲属外,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沦为皇帝本人的奴隶或奴才,也就是说,皇帝可随时并任意剥夺任何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比如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二,为防止一切异已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出现,皇权集团实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垄断和思想控制,实施严刑峻法,进行恐怖统治,因而大一统的皇权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因政治禁锢太多,最多只表现为表面上的繁荣,真正在认知领域、思想领域、学术领域中进行的实质性的创新、突破以及重大发现,往往没有分裂动乱时期出现的成果多;三,当所有政治权力在法律名义上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时,皇帝个人的权力滥用和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滥用及权力寻租,则显得更加贪婪和可怕,不仅形成了对底层大多数民众变本加厉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而且会制造出无数规模不一、烈度各异的政治祸害和社会灾难,因此,比起“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分裂战乱时代相比,和平统一的皇权时代仅仅好在广大民众可以“做稳了奴隶”;四,一旦皇权集团核心层发生剧烈的权力斗争,往往祸及整个社会,无数无辜者将白白为此付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代价。

  三、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仍然无法摆脱两组“基因”的操控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此文只能长话短说。尽管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凌厉攻势下,遭逢“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但晚清解体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局面,实质上是新一轮的“轮回”,即由大一统的解构走向分裂、割据、战乱、兼并,重新走向新的大一统。也就是说,决定中华文明四千年政治生活的两组“基因”,仍然操纵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这里有三个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之一,晚清解构后中国产生的任何一方政治力量,无论其从西方现代思想武库中拿来何种武器,打出何种旗号,但都无法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听命于选民的定夺,这是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政体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二,凡是将政治目标定在掌握全国政权上的各方政治力量,无论其开始时如何尝试着走和平的或宪政的方式或多种途径达到目标,但最后统统“殊途同归”——走向用暴力或军事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之三,各方政治力量在武力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认为只有由已方统一中国,才能实现所有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目标。如此,在这新一轮的“选拔赛”和“淘汰赛”中,除了最后胜出的一方用武力统一中国以外,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遭遇了覆灭的命运,其中,国民党被赶出中国大陆后,只有一部分残余力量据守台湾,被某些国际势力保护着。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现代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逐鹿中原最后胜出的一方,是否由历史所选定?而历史选择的标准,是否如一些历史学家们所说,最后胜出者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代表了民心所向和社会正义,代表了先进的理论学说和思想文化?我不这样认为。在中国皇权时代,历代新王朝的建立,固然“最后胜出的一方”确实代表了某些历史合理的因素和时代前进的要求,甚至代表了急需安定和平、休养生息的民意,但逐鹿中原何方胜出,仍有极大的历史偶然性。其中一个最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在于各方政治力量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最后胜出一方的领袖,其个人素质显然要强得多,而历史因素、时代要求、民心民意往往也以领袖个人特质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最后胜出一方的领袖同时也是建立新王朝的“开国皇帝”,而开国皇帝们必须具备的主要素质,往往是共通的。笔者不才,试举几条。其一,睥睨一切,独步天下的政治胆略和人生坐标。也就是说,立志于政治斗争、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视野定位于最高权位的“攀登”、并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实际能力;第二,具有知人善任、驾驭人才的非凡胸襟、非凡的个人魅力和才能;第三,具有在权力斗争或权力倾轧中胜出的冷酷、无情、智慧、权谋和决断,这是在阵营内部的权力较量中最后胜出所必须具备的特别重要的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第四,非凡的军事才能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所谓“最后胜出”,完全是靠军事力量的博弈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将”,将同一阵营中整个军队及其将帅,真正“将”成自己的“嫡系”,而这个过程只有亲历整个战争过程、并在战争中牢牢掌控最高军事指挥权、树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军事权威,才可能实现;第五,具有审时度势、迎合时代潮流、抢抓历史机遇的超人政治敏感和非凡政治才能。

  我们不妨将辛亥革命后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的领袖们,和上述“开国皇帝”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照一下,就会看出其中成败得失的奥秘。先说袁世凯。袁世凯当选民国大总统时,全国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割据已经形成,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民主政体的中央政府,实质上已被架空,地方财政悉数被截流,中央财政难以为继。袁世凯要想立住脚,必须将全国徒有其表的政治统一变成实质上的政治统一。而由袁本人实现这样的政治统一,他面临的惟一的选择就是:在政治上推翻共和,实现个人独裁;在军事上统一全国军队,由他本人统帅。否则,按现有政体的法定程序,袁氏大总统任期一到,很可能被选下台,即便再连任一届,政治统一也恐怕来不及完成。实质上,要想实现个人独裁,不完全掌握全国的军事力量,就等于痴人说梦。而袁氏的六镇新军虽然当时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一,它的实力无法消灭全国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割据力量;其二,虽然这支军队是由袁世凯亲自训练而成,但却不是在战争中由袁氏统帅指挥历练而成,因而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袁氏的驾驭,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其三,这支军队内部矛盾所致,本身也处于分裂“火并”的萌芽状态中。而袁氏在政治上的另一大失着,即不能与时俱进,在“审时度势”方面还缺火侯。他脱离现代政党政治,并不了解现代政党一旦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则中国政治潮流的走向则必然由现代政党主导,原因当然很多,说一条主要的读者就会懂得:现代政党的组织程度和社会动员能力是中国任何传统的政治力量或以中国传统方式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不能相比的。袁世凯不懂得这一点,居然幻想以称帝来赢得个人独裁地位,实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可见,袁氏在上述“开国皇帝”必须具备的五种主要素质中,败于第四、第五两条;再看孙中山。孙中山是一位了不起的现代政党领袖,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组织才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斗争纲领,他的现代宪政民主革命的三部曲——军政、训政、宪政也的确给专制了四千年的中国开启了一条通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光明之路。但是,说到在当时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的局面中实现国家政治统一,他却难肩此任。他败于“开国之君”最为重要的第四种素质,即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以及更为杰出的“将将”之才。他屡屡收服、利用地方军阀力量去实现他的革命目标,但对于军阀他往往屡“将”屡败,甚至反过来被军阀所“将”。至于如何驾驭、统领人才,如何运用谋略在残酷的内部斗争中胜出,对他而言更是弱项;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两股最后对决的政治力量的领袖,他们都具有成为“开国之君”的实力和机遇。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但他的个人素质和领袖才能,更接近“开国之君”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至少在军事上,他能够基本成功地收服各路地方军阀,尤其通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基本完成了军队“国家化”的既定目标,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在党内严酷复杂的权力斗争、派系斗争中屡屡胜出,驾驭自如,也是非一般政客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他基本具备“开国之君”的五种主要素质。他之所以败于毛泽东,既有先天客观条件的不足,也有他个人某些方面的才能和素质不如毛泽东的主观因素。比如,国共两党虽然都是现代政党,但中共政治信仰的凝聚力、组织的严密程度和社会动员能力远优于国民党;国民党军队除了蒋的嫡系部队外,其他的班底都是地方实力派的各路军阀,派系复杂,内耗不止,军纪参差,腐败成风,军阀意识浓厚,加上蒋介石不能一视同仁,因而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尤其在大兵团协同作战中如果各部队心存私心,保存实力,不听指挥,离心离德,各行其事,协同不力,往往差之毫厘,败之千里;在军事指挥的战略思想和灵活用兵的才能上,蒋介石不如毛泽东;在民生疾苦和对底层民众利益诉求的关注上,蒋不如毛,从而导致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能力远不如中共;还有在驾驭人才、处理内部权力斗争的胸襟、气度、谋略等方面,虽然蒋、毛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毛略胜于蒋。

  总之,在中国皇权时代,开国皇帝是否完满地具备上述五个基本素质,对一个新王朝的开局是否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一个新王朝的开局如何,也直接关系到这个王朝今后的兴亡盛衰和“气数”长短。

  综上所述,现代中国重新走向政治统一,无疑是中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和继续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必备历史前提。然而,由两组中国传统政治基因导演的晚清解体后各方政治力量暴力争夺政权的历史活剧,又决定了实现统一、和平后的中国政体,必然是中央集权的现代专制制度。

  四、毛泽东个人至高权威和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

  上文说过,在中国皇权时代,一个王朝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直接取决于每届现任皇帝皇位的稳定和皇权继承过程中的稳定。而中共建立的新的政治统一体,是在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之大变局”中出炉的,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稳定和寿命长短,是否也取决于党的最高领袖权位的稳定和最高权力交接过程的稳定呢?也就是说,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是否取决于执政党核心层的稳定呢?回答是肯定的。而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其在党内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是由其数十年的战争历练和其非凡的政治才能、领袖魅力决定的,因此,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对于中共建国的开局如何以及党的核心层的长期稳定,具有非同凡响的作用和影响。

  那么,决定中共核心层稳定的历史条件和皇权核心层稳定的历史条件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怎样的区别呢?我们先看看其外部历史条件发生哪些主要变化。我认为,两者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区别:其一,中共政权不能再以儒家学说为国家学说,因为其夺取政权的整个暴力斗争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和政治理念已不是儒家学说,而是从西方引进的马列主义学说;其二,中共政权必须继续实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在皇权时代是没有的;其三,由于中共的政治信仰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国际环境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共政权对全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行政控制,已不能再像皇权时代历代王朝那样只限于维系自然经济状态,而必须对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比如颠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施公有制,以实现马列主义理论所指引的政治目标;

  再看内部历史条件有哪些主要变化:其一,在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上有着重大区别。在皇权时代,任何一任皇帝本人的身份是“天然的”“天子”或“天子的后代”,因而其皇位在法统上是无懈可击的,也是无法颠覆的。而中共历任最高领袖的合法性来源,则在于:是党内德高望重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洞悉历史发展规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向既定革命目标的非凡智慧和才能,并以成功的革命实践加以证明。也就是说,党的最高领袖是从党的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是经过斗争考验的,而非像皇帝那样身份天然合法;其二,皇位的传承是在皇帝本人血缘关系中的直系男性后代中进行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只要开国皇帝用迷信手段搞定自己的“天子身份”,就像刘邦以亲斩白蛇的神话证明他是所谓“赤帝之子”,那么他的子子孙孙就是“天然”的天之骄子了。但对中共最高领袖而言,已经失去了在自己直系后代中传承最高权位的合法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本身,就反对这种权力的血缘传承。至于共产党国家中的确存在着最高权力在党的领袖直系后代中传承的情况,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所施行的明火执杖的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已经不管不顾地将马克思的脸抓破了。那么,党内最高权位传承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同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总设计师。问题是,继承最高权位的接班人是否合格,由谁鉴定呢?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应该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几乎所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其最高领袖权位的交接,都是在党的核心层内部推举产生,或者由前一任最高领袖本人推荐产生。因此,党的最高权力的这种继承方式变数很大,往往是党的核心层矛盾交织冲突爆发的导火索;其三,皇权是合理合法的个人独裁,不管在任何时侯,现任皇帝个人独裁的性质,是由皇权社会的法律和道统名正言顺地敲定的。但对共产党而言,领袖个人独裁在党内却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尽管若干国家的共产党在党内实行领袖个人独裁,往往成为常态。也就是说,党的核心层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垄断方式,可以是领袖负责制,也可以是集体领导制,而即便领袖负责制,在法定名义上也不应该是领袖独裁制。但是,党既然搞的是现代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对于权力核心层内部的稳定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党内的“寡头政治”比个人独裁会出现更多的变数,其稳定系数也会下降,但如果其内部能够保持一种政治利益相互制肘或互补的平衡机制,也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那么,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对中共的“开国之局”和党的核心层、国家政治的稳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第一,正如皇权的稳定取决于皇权统治集团核心层内部的斗争是否动摇了皇帝最高权位的稳定一样,中共政权的稳定,也取决于党的核心层的权力斗争是否动摇了党内最高领袖权位的稳定。而中共核心层围绕最高权位的权力斗争,则是以所谓“路线斗争”为载体的。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当党的最高领袖,就看你能否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带领全党沿着这条政治路线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当领袖,就是当了也得下台;第二,在中共夺取政权的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正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并带领全党沿着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胜利,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第三,既然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那就说明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洞察历史规律指导革命实践的高超理论水平和非凡政治才能,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建国后毛泽东为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是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第四,既然政治路线是党取得革命胜利和抵达政治理想的根本保证,那么,党内最高权力交接的关键,就在于将权力交到真正执行正确路线的接班人手中,对中共而言,就是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内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总之一句话,无论在毛泽东生前还是身后,只要将他本人为中国革命制定的政治路线交接传承下去,党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可见,所谓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建国后党的核心层保持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而这个关键因素又决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反过来说,只有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神圣而不可动摇,才能保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始终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并不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顺风顺水”时被制造出来的,恰恰相反,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面临挑战、遭逢危机时一步一步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面临挑战之时,也就是他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遭逢危机之日,同时也是党的核心层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时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一旦犯了“路线错误”,党内政治斗争可能会出现哪些局面:其一,毛虽犯了路线错误,但他能及时改弦更张,修正错误,党内即使有人借此做文章,但以毛的威信和手段,这些人翻不起大浪,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至少在他生前不会动摇,因而党的核心层可在毛泽东生前保持稳定,这是最好的结局;其二,毛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这错误还不至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可勉强将错就错,支撑下去,而党内也没有人敢借此向他发难。如此,虽然社会和人民将付出巨大代价,但党的核心层及其社会的“稳定”还能持续下去,只是这“路线错误”的新账老账,会在毛身后一起算;其三,毛所犯的路线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已不可收拾,这条路线已不能再延续下去,必须对这些严重后果采取果断对策。而毛不仅不承认是“路线错误”,而且拿不出或碍于面子不愿拿出纠正自己错误的新的路线来,如此,局面只能是这样,即便党内没有人想借此发难,也需要有人去为毛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去揩屁股,且不要小看这“揩屁股”的“威力”,实际上等于将党的全盘实际工作从毛泽东作为至高领袖的手中“位移”出去,使毛失去对党的全盘实际工作的指挥,这对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权旁落,意味着被人架空,意味着去当“太上皇”,最后意味着身后被人清算批判,挫骨扬灰,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面对如此局面,毛泽东挽回败局的惟一办法,就是运用自己的至高权威将为自己错误“揩屁股”的全党实际工作推到一边,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重新将全党的政治实践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样一来,就必须走极端,就必须悖离常情常理;其四,上述假设中,党内都没有人借毛泽东的错误向毛发难夺权,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党内高层的斗争将更加血腥残酷,毛泽东只要像斯大林那样运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严厉镇压政治反对派,仍能维系自己的最高权位;另一种,党内分裂甚至导致全国内战。

  五、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在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急不可耐地为党制定的一条经济建设的总路线。毫无疑问,制定这条总路线时,毛泽东已经把全党实际工作的主战场,放在经济建设上。至于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打出三面红旗,其中种种国际国内原因,本文就不赘述了。总之,三面红旗造成了严重后果,尤其是饿死上千万人,这种巨大的社会灾难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在皇权时代是要“上书”的,皇帝本人也是要下“罪已诏”以谢天下的。造成这样大的灾难,三面红旗对于中共而言,算不算“错误路线”?我想,任何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心里难道不清楚?非也,他心里清清楚楚自己的三面红旗总路线是不折不扣的“错误路线”。但是,他绝对不能承认这是路线错误,一旦承认,自己在党内的一贯“正确路线代表”的神话就破灭了,自己在党内至高领袖地位也完了。毛泽东从自己几十年风刀霜剑的政治斗争经历中深知,举凡在党内成了“正确路线代表”的领袖,那便是“我为刀俎 ,人为鱼肉”,而领袖一旦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则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毛泽东做过别人“刀俎”下的“鱼肉”,尽尝身为“鱼肉”的痛苦滋味,而他又尝过“我为刀俎”的随心所欲、快意恩仇,他岂能甘心重新沦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平心而论,当时党的核心层的确没有人蓄意提出三面红旗犯有路线错误,并借此向毛泽东发难,但毛泽东对此已经高度敏感,且严密防范,他一面一路退却,以求补救,一面反复向党内高层暗示他的底线,即三面红旗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最多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以堵住将三面红旗的错误往路线上引的“悠悠之口”。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指出三面红旗的错误带有“政治性质”,在主观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时,毛泽东是何等地敏感和震怒。毛泽东心里当然十分清楚,一条政治路线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也会犯下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只要不是“政治性质”,只要不偏离甚或直接滑离无产阶级立场,站到了其他阶级的立场,那么这些错误仍不妨碍这条路线的“政治正确”。而彭德怀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将“正确路线”的两条底线,都突破了,这不明明向毛泽东叫阵:三面红旗所犯的错误是路线性质的吗?因此,把这种苗头立即扼死在萌芽状态,是毛泽东自我保护意识的本能反应。

  问题是,彭德怀及其附和者在庐山会议上厄运难逃,这一点人们很容易理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将党内核心层的斗争扩展到全党全国,借打倒彭德怀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呢?为什么这场运动导致几百万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更为严重的是这场运动不仅停止了毛泽东的“退却”,反而更加疯狂地“冒进”,变本加厉地加剧了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致使全国已经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进一步恶化,又造成了上千万人饿毙的巨大悲剧呢?

  毛泽东这种错上加错的行径,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毛泽东完全可以做到打倒彭德怀几个人就到此为止,但在全国经济问题上继续退却,以挽回大面积饿死人的恶果。是的,这样做,很可能授人以柄,这不恰好证明彭德怀“为民请命”是对的吗?他毛泽东的面子又往哪里放?我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条古训,连历史上的皇帝都能牢牢记住,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尤其在大面积饿死人的大事上,恐怕大部分历代皇帝,都会毫不含糊的,尤其在自己的面子问题和饿死人的问题发生冲突时,大部分皇帝是会将自己的面子放到一边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想一想,也许就能理解毛泽东了。皇权时代饿死再多的人,可能导致皇帝丢了自己的面子,但绝不可能因此在“法统”层面丢了自己的皇位,因此皇帝可以丢下自己的面子以救臣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毛泽东却不同,大面积饿死人对毛泽东不仅是丢面子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可能导致在“法统”层面上丢掉自己“皇位”的问题。情同此理,如果皇权时代大面积饿死人会导致皇帝在法统意义上丢掉自己的皇位,他还能宁愿丢掉自己的皇位也要去“救”百姓吗?

  实质上,无论是中共为保住自己的政权,还是毛泽东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在剪灭一切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上,遵循的都是上述中华四千年文明中政治生活的生存法则,以及由上述两组政治基因构成的历史逻辑。即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大一统,是由最后胜出的一方政治力量用暴力从其他各方政治力量手中夺取全部政治权力而实现的,反过来,在大一统中,各方政治力量解构中央集权的方式,也是必然用暴力从中央集权者手中夺取、分抢所有政治权力。因此,中央集权者对付任何可能威胁其权位安全的政治力量的手段和方式,便没商量地一律采取暴力手段,并且力求做到未雨绸缪、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哪怕这些政治力量是骨肉手足、至爱亲朋,也绝不放过。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建国后就没有含糊过。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共建国后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现存的、潜在的政治力量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政治军事力量及其社会基础,包括土匪、帮会、“反动会道门”等等;另一部分是大陆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实行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力量,包括各民主党派、大量的知识分子群体。怎样对付这些政治力量,我们从建国初期的镇反、三反、五反、院校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批红楼梦、批胡风、肃反、反右、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就可以找到答案;而就内部因素而言,对党内核心层稳定构成威胁的,当属挑战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党内政治力量了。

  而自毛泽东在党内登上最高领袖位置以后,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的政治斗争中,“一锅端”则成为毛泽东最喜欢采用的也最能体现毛泽东个人风格的斗争方式。何为“一锅端”?就是不仅将政治对手悉数剿灭、连根拔掉,而且将政治对手产生的土壤或“温床”也统统清理过滤一遍,就像外科医生在切除恶性肿瘤的同时,也将肿瘤附近的正常组织和淋巴一并切除一样,或者一块地里只出现几只地老虎之类的害虫,也要将整块地深翻打药一样。“一锅端”初试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在整个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仅延安的几万干部,就人人过关,被打成“特务”、“奸细”的无辜者达万余人,在其他敌后根据地,制造出来的冤案更是不计其数,我以为,实质上毛泽东本人并非不清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冤枉的,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将全党干部洗一次脑,“净”一次身,以杜绝党内任何挑战他领袖地位的政治力量出现的可能性。请看两位党内“元老”级人物在整风中人人都必须写的反省笔记中是怎样写的。吴玉章写道:“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而谢觉哉则赋诗“言志”,道出了脱胎换骨的要诀:“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看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了七十万人,关了几百万人,而被划为“地、富、反、坏”分子则达千万计,这一着对于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政治力量或“社会基础”,也可谓是一次漂亮的“一锅端”。至于反右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搞掉了彭、黄、张、周后,还要把党内外数百万干部打成右倾主义分子,皆因为这几百万干部至少在思想立场上和彭德怀是属于同一阵营的,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政治基础,必须或者务必“一锅端”。

  从庐山会议起,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历史逻辑,便一步一步展现出来,我们不妨试着分析一下这个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

  第一,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导致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恶化,又出现上千万人饿毙的严重局面,实质上已宣告运动式的“三面红旗”总路线业已破产,无法持续。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面对党的核心层一线领导集体对大跃进恶果的质询和与会中高级干部对大跃进失败及反右倾运动愤怒情绪的渲泻,不得不全面退却。对于退却,毛泽东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让毛泽东忧心如焚和无法容忍的是,七千人大会实质上已经将党的全盘工作从“三面红旗”指导下转移到为大跃进恶果揩屁股的经济恢复工作上来,这意味着党的实际工作已经由另一条和他的三面红旗相对立的政治路线指导,并由党内的另一班人马去统帅,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那么等待他的无疑是大权旁落、秋后算账的悲剧结局。正如刘少奇所说,饿死人、人相食,在古代是要上书的。而这饿死数千万人的账,理所当然要算到他毛泽东头上,这笔大账即便生前没有人和他算,但身后是绝对逃不了的,对此,他毛泽东作为“开国之君”,是绝对不能坐以待毙的,必须奋起反击。但是,反击的目标何在?党内核心层虽然有人对大跃进的恶果进行了反思,或颇有微词,但一来并没有人公开跳出来以路线错误为口实和他毛泽东叫板,二来党的整个核心层都是大跃进运动的支持者、领导者和实施者,谁也逃不了干系,只是他毛泽东对此要负主要责任罢了。但七千人大会对他毛泽东最致命的一击则是:实际上剥夺了他对党的全盘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因此,当务之急,必须从这一点上夺回阵地;

  第二,毛泽东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仅在七千人大会几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四清运动转移了党的恢复经济的主要实际工作,但毛泽东很快发现,他以四清运动全面夺回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打算,终将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反而会为别人做了嫁衣裳:其一,整个四清运动依然由刘少奇为首的一线常委领导,而毛泽东夺回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毛泽东蓦然发现:党的核心层的权力配置或权力构成,实质上已经将他毛泽东排除在党的实际工作指挥之外,即便党的全盘工作每每按照他的意图进行,掌握实权的依然是一线常委集体,他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位随时可能被他人取代;其二,在整个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等一线常委步步跟进,甚至比他毛泽东还要“激进”,如此,他们没有什么原则把柄捏在他手中;其三,但是,在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已经看出刘少奇等人和他的分歧苗头,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和他毛泽东分庭抗礼的程度,但刘少奇等人对他的怠慢、疏离、“保留”甚至无礼已经日渐明显,而在毛泽东的过度猜疑中,他已认定刘少奇对他毛泽东已产生“异志”,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和他分道扬镳,另起炉灶;其四,最要命的是,尽管四清运动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已抢足了风头,但经济恢复工作依然是党的中心工作之一,而这项工作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领导下颇有起色,“三面红旗”造成的经济危机已安然渡过,社会经济生活恢复很快,人民生活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如此,刘少奇等一线领导集体的党内威信大大提高,而在经济恢复工作和四清运动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和刘少奇为首的一线常委集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权力运行体系,而这个完整的权力运行体系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领导党的各项实际工作,与他毛泽东没有什么干系了,也就是说,对于他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袖而言,刘少奇已经在党内自成一体,“尾大不掉”了;

  第三,正如毛泽东自己承认,搞掉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四清运动中产生的。而搞掉刘少奇,决不是仅仅搞掉他一个人,或仅搞掉以刘为首的一线常委班子,根据毛泽东“一锅端”的一贯风格,必须搞掉围着刘少奇转的一整个党政权力体系。当然,这个“搞掉”,并不是将听命于刘的各级党政领导统统打倒,永不任用,而是将所有这些人像延安整风运动那样,“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如此统统“蒸”上一遍,将他们“蒸”到他毛泽东这一边来。只有那些跟着刘的死硬分子,才一棍子打死;

  第四,而最关键的一点,用什么方式整达到这个目标?用什么借口整倒刘少奇?更重要的是,用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来重新统领党的全盘工作,并且既能达到整倒刘少奇及其权力体系的目的,又不至于像三面红旗那样搞得饿殍遍地,经济崩溃?毫无疑问,搞掉刘少奇及其权力体系,非要用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法宝”不可,而这个“法宝”对毛泽东而言,真是驾轻就熟,运用自如。但用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统领这场运动,或这条政治路线的灵魂是什么,笔者以为,毛泽东是胸有成竹的。其一,这条政治路线,必须以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最大理论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代大背景为根本依据。这个危机,就是在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所谓西方资本主义两大世界阵营的对抗中,后者已经显露出明显的优势:即资本主义现代民主运动表现出来的民主宪政政体的政治优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空前繁荣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现代科学和现代科技在资本主义阵营结出的累累硕果,都向社会主义阵营发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面对这些挑战,其专制的血腥,经济的困窘,人民的贫穷,人权的践踏,已经破绽百出,败象皆显,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列宁模式社会主义的质疑,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实施经济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马列“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修正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而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就一贯以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自居,自告奋勇的扛起了马列原教旨主义的大旗,并决心以本国的政治实践继续坚持列宁模式的社会主义,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行。可见,毛泽东这一条如何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早就在中共和苏共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就开始形成了,此时用这条政治路线对付刘少奇为首的权力体系,统领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二,只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构成这场政治运动的轴心,那么,运动的具体标靶也就自然形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以中国的赫鲁晓夫来影射刘少奇,可将中国反修防修斗争的具体对象“恰如其分”地“落实”到刘少奇头上;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等人在经济恢复工作中不正是为毛泽东留下了诸如“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样的政治把柄吗?难道这些把柄还不足以坐实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其三,应该承认,毛泽东作为列宁主义的铁杆“原教旨主义”者,他对于共产党国家统治集团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吏治腐败等致命问题,是有深入的思考和反思的,尽管他心里清清楚楚消除这些致命毒瘤的根本途径是现代民主,但以他个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是决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因此,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干部特权、反对吏治腐败等内容加盟这条政治路线,或以此类莫须有的罪名加诸刘少奇和他的权力体系,真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更加突出了这条政治路线追求人类终极社会正义的光环;

  第五,然而,点燃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总要有一个由头,一个突破口吧?刘邓主要抓经济和党务工作,思想文化领域是其鞭长莫及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挑出毛病的地方,而他毛泽东从建国初期起,就连续在这个领域中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发难”,这一点又是众多党内同僚所不理解的,因此,将这拿手好戏再演一遍,先将运动的火点起来,再迂回进攻,就不愁找不到攻击刘邓主要阵地的突破口;

  第六,建国之后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整个党政权力体系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这一次不同,这个权力体系本身成了革命对象,因而运动的主要动力必须发动这个权力体制以外的力量,即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与,最大限度地点燃他们的“革命激情”。就是说,不仅要依靠民粹主义,而且要将民粹主义推到极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发现了红卫兵运动后竟如获至宝,亲手推波助澜,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近千万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成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冲锋队”。

  总之,正如毛泽东本人在1967年总结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了,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六、对王、安两位先生论点的几点辨析

  由于此文以王蒙、安鲁东两位先生的文章为由头,因而想对王、安两位先生关于文革逻辑的主要论点略加辨析,或为蛇足,网友尽可舍弃不读。

  王蒙先生以中国历史上早有“大同理想,小康社会”的传统思想资源为由,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并非权力斗争,而是要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对此,王蒙先生说:“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胜利。他要摸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拇指,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是的,王蒙先生说得一点不错,但我要反问一句,毛泽东摸了那么多“屁股”之所以成功,难道不正因为他大权独揽吗?如果丢掉了党内一把手的权位,他还能够如此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生杀予夺,呼风唤雨吗?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高居此位,不就是因为这些“屁股”都被他摸对了吗?让他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吗?如果一旦摸错了“屁股”,反被“老虎”扑翻,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权位能不受到挑战吗?而摸错“屁股”就得下台,这正是中共历来以久的规矩。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中共领袖,不就是因为摸错了“屁股”而下台的吗?也正如王蒙先生所说,当毛泽东摸了“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被经济规律这只“老虎”扑翻了,且“翻”得相当惨: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这样的大错,难道还不足以掀翻他在党内的至高地位、绝对权威吗?是的,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平生摸了那么多大老虎的屁股都大获全胜,正因为有如此非凡的经历、气魄和霸气使他敢于宁愿错上加错,也绝不可能将他手中那一柄足以助他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至高无上的权柄假于他人之手!为了实现“大同理想、小康社会”而发动文革?怪哉,为什么早不发动晚不发动,偏偏要在刚刚摸翻了“经济规律”这只老虎屁股之后想到了发动文革,想到了世界“大同”?即便退一步——不说大同世界,先实现小康社会吧,他毛泽东也应该在数千万“饿殍”尸骨刚寒、民众脸上的菜色还没褪尽的时刻,先千方百计让百姓把饭吃饱了吧?先一心一意支持刘少奇等人将经济恢复工作做出成就来吧?难道这不正是为实现小康社会所必须做出的铺垫吗?如果连这一步都不想做到,谈何“小康”社会?谈何“五七”理想?而刘、周、邓等人自七千人大会前后努力进行的经济恢复工作,为三面红旗的恶果揩屁股,是不是为了先让人民吃饱饭?又何来刮“三风”?又何以成了“走资派”?所有这些,王蒙先生能为毛泽东如此实现大同理想的古怪行径自圆其说吗?

  再看安先生怎样说:“毛泽东执拗地扛他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不愿看到中国在务实主义的引导下与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合流,更不愿看到资产阶级复辟。但他理想主义大旗所指引的目标是模糊的,且布满荆棘,很大一部分党的官员──他所指称的官僚主义阶级,已明确表示不愿再跟他去冒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有被党的官僚们抛弃的可能,他甚至担心他们会搞政变。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在北京上层遭遇到了孤立,他只能到下层,到地方上寻求支持。但毛泽东凭借威望与智谋,很快掌握了主动权,他拥有宣传舆论上的优势,且成功地获得了军方的效忠。”

  什么叫“务实主义”?如果将抓经济发展称为务实主义,将抓粮食的亩产量和钢产量的吨数视为务实主义,那么毛泽东在发起“三面红旗运动”时就是最大的“务实主义者”,他不是亲手制定了钢铁生产指标吗?他不是大为赞赏粮食亩产放“卫星”吗?只是本来十分务实的经济工作,在他毛泽东浪漫主义革命情怀的激励下,已经变得花里胡哨,荒唐之极了。“他不愿看到中国在务实主义引导下与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合流”?这个“务实主义”,是说的为他毛泽东疯狂的“务实主义”揩屁股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吧?是说的刘、周、邓领导的三年经济调整工作吧?试问,这样临时救急的“务实主义”,又是如何“引导”中国与“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合流”的?安先生能拿出证据吗?恰恰相反,在四清运动中,成为实际总指挥的刘少奇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比谁的调门都高,采取的措施比他毛泽东设想的还要激进,还要彻底。百度一下,看看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吧:“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先例。”而刘少奇本人早在1963年就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百度称:“他(刘少奇)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瞧,按照百度的说法,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刘还是毛的“老师”呢!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更不愿看到资产阶级(说资本主义复辟更准确,因为毛泽东凡提及“复辟”二字均指资本主义复辟)复辟”?如此说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头已经猖獗不已,悬在鼻尖?那么就请安先生拿出证据来,刘少奇等人在1960年代是如何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搞复辟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具体步骤、具体纲领、具体计划、具体目标是什么,他有哪些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言论,哪怕赞同“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并想效仿之的言论,安先生能举出一、二吗?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务实的,它是条双赢的路线,既能让民众获得好处,又能让官僚特权贵族们心满意足,安享坐江山的快乐。另一条路线是理想主义的,这派人物不能容忍任何腐朽的东西玷污革命的旗帜,他们试图探索出一条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健康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它注定了是条双输的路线。”同样,安先生下如此断语,请问证据何在?不错,刘少奇七千人大会前后执行的是中央制定的经济恢复路线,其目的的确有让民众获得“好处”的内容,但这个“好处”还仅仅处于不饿死人,让民众吃饱饭这个最低生存限度。至于说刘少奇为了实现民众吃饱饭这个目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让官僚特权贵族们心满意足,安享坐江山的快乐”的目的,那就请安先生拿出证据来:刘少奇当时制定的哪条措施、发出的哪条指示、作出的哪条决策、发表的哪些理论,是维护党内官僚的特权的?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如何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条维护党内官僚特权利益的政治路线的?抑或他本人或他的子女在享受这样的特权?恐怕恰恰相反吧?请翻翻刘少奇本人在四清运动中发出的那些指示,作出的那些批示,讲出的那些话,恐怕其锐利的锋芒所指向的恰恰就是党内的“特权”、“贵族”和“蜕化变质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吧?而刘少奇本人的生活及其对亲属子女的要求,比起当今的一个小小的县官,恐怕也要清廉规矩一百倍吧?安先生怎么能根据毛泽东的一面之词,就凭空杜撰出刘少奇等人有这样一条“路线”呢?

  “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有被党的官僚们抛弃的可能,他甚至担心他们会搞政变。”毛泽东当然清楚自己有被抛弃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根本不是来源于什么“党内的官僚”们不满他那一条“不能容忍任何腐朽的东西玷污革命的旗帜”的路线,而是他毛泽东犯了饿死数千万人、造成“人相食”人间悲剧的大错,按照党内的规矩,党的领袖犯下如此“路线”大错,是铁定要被党“抛弃”(下台)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莫不如此,为什么他毛泽东就是特殊例外?犯下如此大错还一副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样子,反而将为他的大错揩屁股的人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种以后错掩盖前错,以更大的错误掩盖很大的错误,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倒打一耙、将更多无辜的人拖入灾难的糗事,在中国皇权时代历代王朝的权力斗争中,早已屡见不鲜了。

  人们至今总有一个疑问:中共建国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搞政治运动,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大批“阶级敌人”落马,但越到最后,“阶级敌人”为什么反而越搞越多?到了文革,全国的阶级敌人几乎以千万人计?一般的规律是,专制政体镇压的对象,是以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划分的,而作为专制政体对立面的政治力量虽然是一个变数,但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政治对立面的逐步清除,“阶级敌人”应该越搞越少,虽然也有再生的对立面,但其总趋势按照正常逻辑,也应该是越来越少。如果出现“阶级敌人”越搞越多的现象,那么只有一种解释:统治者或当权者自身犯了错误。也就是说,当当权者犯了错误的时侯,他们自然就把站在“正确”立场上的人们当成了对立面并加以镇压。而当权者所犯的错误越大,越严重,越荒谬,他面对的站在“正确”或“正义”一方的对立面就越多,就越庞大,这就是几乎所有专制制度的政治对立面“越搞越多”的缘由。毛泽东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他那“三面红旗”铸下的大错,究竟制造了多少站在“正确立场”和“正义一方”的对立面?而当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党政权力体系成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时,恐怕根本不是因为当时这个体系已经用“腐朽的东西玷污革命的旗帜”,而是这个体系已经站在了他毛泽东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的对立面,全力以赴为这个“恶果”揩屁股吧!因此,当必须搞掉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对立面才能保住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位时,所谓“文化大革命”便应运而生。

  我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