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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训中:中共党军体制的历史考察(上)
2019-02-15 15:08:04
来源:合传媒 作者:顾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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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说,从孙中山“党军”理念和体制中获得利益最大的是蒋介石,那么,将这一理论和体制发展至极致的毛泽东同样从中得益。凭藉着手中的军权,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拥有了大的话语权。
  中国大陆的军事体制用“党军”二字概括或许比较贴切。因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至今未见根本变化。其实,为中共秉持并坚持至今的“党军”理念与体制,只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因了种种因素而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在数十年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也曾发生过种种变化。因此,让我们冷静而客观地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考察一下中共“党军”体制的确立、沿革与演化,或许会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所裨益。
 

  中国“党军”理念和制度始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

  过去不到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由政党实施对军队的领导,即所谓“党军”理念和体制的首创者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当时中共的同盟者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正是孙中山奉行“以俄为师”的理念,从苏俄搬来了“以党治国”的一整套做法,在中国首创并建立了“党军”这一理念和制度。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风暴之中。清王朝统治者的贪腐、颟顸,以及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家天下的存续,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直至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终于“众推墙倒”,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王朝大厦顷刻间呼喇喇倾倒。

  随之建立的中华民国区别于清廷的最大不同应该是宪政的确立和推行。从武昌首义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到修订后的《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再到当年的宪政大家宋教仁亲订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再到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同样由宋教仁起草公布实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初年展开的民主宪政脉络逐渐厘清,三权分立体制、人民自由的原则也在逐渐具化。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清风潮中,最受民众拥戴的是被誉为革命派首领的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同时也是当时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因此,他被众望所归地推举为清廷倾覆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然而,王朝的终结并非就是新局的开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难以容纳刚刚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宪政理念和制度。力主民主宪政的宋教仁被暗杀;取代孙中山出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倒行逆施,依仗其掌控的军力复辟帝制。刚刚建立起的民国随之陷入动荡。

  此时此刻,究竟什么才是救国于危难之中的良策?

  孙中山曾是坚定的宪政民主主义者。1906年由他领导制定的《革命方略》就曾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在担任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时期,他曾为民主宪政的实施多方策划。然而,面对激烈的时局动荡与一干政客的纷纷倒退,尤其是袁世凯和北洋军人的恃强逆行,孙中山逐渐对议会民主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民国八年(1919年)10月,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惟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原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他最终选择放弃议会道路,鲜明地主张第二种办法,即通过革命“以求根本改革”。他解释说,这便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9、148页,中华书局1985年第一版)他相继推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试图运用暴力的革命手段,依靠不同的军事势力,再造民主共和。

  依仗军力复辟帝制固然是历史倒退,依仗军力重建共和难道就是历史的进步了吗?孙中山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终于走上了以军力策动国民革命的暴力革命之路。孙氏的这一转型,给近代中国的走向带来了重大影响。

  开始时,孙中山手中并无军力,常常不得不倚重于各类实力人物,包括与各式会党、武人,甚至日本浪人的合作。而这种倚仗他人势力的结果,常常是仰人鼻息,处于勉力而为的难堪境地。1922年曾得到他大力资助和支持的粤系军事强人陈炯明的公开倒戈,迫使孙中山再次离开他苦心经营的革命根据地广东,退避上海。这些经历使他痛定思痛,意欲建设为自己所掌控的有革命理想的政党以及受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求民主、共和理想的最终实现。

  在此之前,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全国响应的方式迅速夺取了政权,对正处于彷徨中的孙中山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吸引。1918年夏,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孙中山即致电列宁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0页,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此时,企图在华发展势力的共产国际和苏俄及时派出了马林、越飞等为代表,数度来华面见孙中山,表达俄国国民对中国“最挚热之同情”,表示愿意给予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以全力支持和援助。苏俄代表还当面向孙中山承诺,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放弃帝政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希图以此迎合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朝野。在苏俄代表的种种承诺中,最能触动孙中山的是,苏俄政府答应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支持,提供武器、军事顾问等军事援助。同时,苏俄方面还提出了以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以新鲜血液补充国民党,协助重建国民党的具体提议,这对正欲改造国民党的孙中山来说是条新路。

  处于既欲推进国民革命、又彷徨无路的孙氏终于定下决心,“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他明确提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6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一版)“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8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版)具体而言,“以俄为师”即是学习苏俄建党理念,确立以改造与重建革命党为中心的“以党治国”思想,着手建党与建军工作,以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力量。为此,孙中山首先试图像苏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通过推行民主集中制(孙氏称之为“民主集权制”),建设一个自上而下、组织严密、主义明确、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坚强革命政党——国民党;然后实行“以党治国”,确立“党国体制”,推动三民主义理想和国民革命的实现。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说道:“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成功的。”(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其次,他决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以主义建军、以党治军、以实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建立一支由国民党独立掌控的“党军”。

  当然,孙中山并未因此而全盘接受苏俄的政治理念。他在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谈判并发表共同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1-52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一版)

  为了实现“以俄为师”,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军”,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以容纳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他并亲自主盟,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正式加入国民党;他还派出以蒋中正为团长、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共同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为筹组军事学校、筹建国民党自己的革命军队作准备。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孙中山以主要注意力进行国民党改组和创办军校工作。这两项工作其实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系统工程。重建国民党的过程,同时也是创办军校、建设一支由党掌控的革命军队的过程。这年11月26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建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决定蒋中正任校长,陈翰誉任教练长,廖仲恺任政治部主任,并由廖负责军校筹备工作。次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进行改组工作。会议期间的1月24日,孙中山令派蒋中正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改校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由于校址定在广州珠江口的黄埔岛上,以后便以“黄埔军校”闻名天下。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中正为校长。9月,再派廖仲恺为国民党驻军校党代表。孙中山更是亲任军校总理。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由国、共两党从全国各地选派的1200多名考生中遴选出的499名“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廖仲恺语,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的革命青年成为军校第一期学生。首期军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始终伴随着参加实际军事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党军”的雏形。开学后没多久,9月上旬,孙中山率军到韶关准备北伐,军校即派学生组成其卫队随侍北上。10月中旬,军校学生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同年11月,首期学生毕业,即组建了以他们为骨干的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这两个教导团与以已经入校的第二期学生参加的“学生队”共同组成了黄埔军校“校军”,成为国民党“党军”的基础。在以后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平定滇桂军阀的数次战斗中,黄埔学生军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打出了“党军”的威风。

  孙中山创立的“党军”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包括当时各式各样军阀部队的根本区别在于,这是一支由国民党独立掌控的武装。其显著标志,一是注重政治教育。国民党对“党军”的训令指明:“以本党所立之军官学校及党的军队中,于军事的训育之外,更重政治的训育,所以官佐、学生、士兵必须一致了解政治的训育之重要。而政治训育必须以总理之三民主义为原则。”(《对于党军校及军队之训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这一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具体表述为:“对于学生除授以下级干部必需的军事学识之外,复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二是设立“党代表”制度。军队中从连队开始,设立了代表国民党的“党代表”这一职位,并赋予极大权责。这一权责的具体表述是:“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应管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亦须遵照此程序。”“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对于党军校及军队之训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北伐军胜利进军期间,国民党又设立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党代表任免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党代表职位的设置和权责。由此,军队中的一举一动莫不受到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确保了国民党对军校与军队的掌控。三是在军队中设立政治部,“专任军队中党务及政治工作”(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2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规范了政治部职责及工作方针。

  政治教育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的确立,是国民党“党军”体制的重要标志和制度体现,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接见苏联顾问谈话时即再次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与鲍罗廷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82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数目可观的苏联顾问更是直接参与了黄埔建校与党军的训练、作战。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虽则大力倡导“以党治国”,手创中国式“党军”理念与体制,却始终没有抛却他的民主、共和理想。在他亲手设计的中国民主宪政之路,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中,“以党治国”与“党军”体制只是其中训政时期的两个必要手段和过渡步骤。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实现民主宪政的最终目标始终没有动摇。他曾明确表明:“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0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一版)。既规定了训政的有限时间,又规定了训政时期“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确立县为自治单位”,“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由地方而中央实现民主政治;“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等等民主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3-124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由此可见,孙中山设计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目的仅仅在于实现政治训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等,为民主宪政的实行创造了条件。而且,即使是在训政期间,人民也已经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一俟条件成熟,“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9页,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立即还政于民,进入宪政时期。

  当然,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局限。一是训政时期的“以党治国”极易演化为“一党专制”。后来的史实证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推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并为此不惜箝制民意,镇压民主,极大地偏离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设计,造成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格局,也成为其最终不得不结束大陆统治的死穴。二是过于依仗军力,极易造成暴力对政治的挟持,难以真正转型到民主宪政。蒋介石之成为孙中山的后继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国民党高层中掌握军力的实力人物,无人与之比肩。此后的国民党政权长期依仗军力支撑,使其统治也始终伴随着暴力的阴影,直至1980年代结束“戡乱”。

  孙中山训政思想的这些致命缺陷其实早已隐藏于苏俄“以党治国”的基因之中,隐藏于“以俄为师”的师法之中,不足为训,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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