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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训中:中共党军体制的历史考察(下)
2019-02-20 15:50:09
来源:合传媒 作者:顾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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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共中央发出了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党内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
  中央苏区正版苏式“党军”体制的全面推行


  共产国际于1930年下半年向中共发出了将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放在“第一等任务”的指示,中共创建红军和根据地进入了一个高潮。在此前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内部各派纷争,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各路军事首领间不时发生混战,客观上提供了中共红军发展的机会。朱毛红军逐渐由红四军扩大而成红一军团,进而于1930年8月组成拥有3万多兵马的红一方面军。根据地由原先小块、分散,逐渐形成横跨湘、赣、闽三省交界区域的中央苏区。

  这一时期“党军”体制的重大变化,即是随着中共中央对红军和根据地工作的日益重视,开始全面推行正版苏式“党军”体制,改变了各地红军和根据地在党军体制上的许多“即兴创造”。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1931年1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作为代表中央直接指导各苏区党、政、军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之前,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项英任代理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隶属于苏区中央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项英和毛泽东任副主席,统领江西和全国的红军。这一年11月,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一新的“中革军委”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组成部分对其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这是中央军事机构第一次不仅隶属于中共中央系统,同时也隶属于中央政府系统,成为其下属的军事部门。如前所述,这一体系原本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规定,其版本属于苏联。自此,军委的功能亦由原先在党中央领导下负责对各地党的军事机构进行指导与联络,改变为直接指挥各地红军的发展和作战。当然,由于当时各个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各地红军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无法实施统一领导和指挥。

  按照这一苏式版本的要求,在党、政、军三者关系中,党无疑是占据核心和领导地位的;但是,党对政府和军队的这一核心和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党团形式实行。也就是说,通过在政府和军队担负领导职责的党员组成的党团的领导作用,来贯彻和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反对由党的领导机构直接向政府和军队下达指示的“包办”做法。为此,当时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文件中曾一再反对“党包办一切”的倾向。与这一领导体制相配套,在军队系统中重申并建立了苏式政治部体系和政治委员制度。党对军队工作的具体领导,是由苏区中央局通过指导隶属于政府系统中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再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导各军中的党组织来实施的。这种管理又是具体地通过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各级政治部和政治委员予以落实。为了在制度层面保障这一体系的顺利运作,当时专门制定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明令取消“红军中包办一切行政的党的各级委员会”(《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32页)。自此,以往朱毛红军与其他根据地中通过居高临下、包办一切,却又带有浓厚游击习气的党的“前敌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之类机构统一领导军队一切行动的历史即告结束。

  苏式正版“党军”体制在中央苏区推行的过程,同时是原先通过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执掌根据地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毛泽东逐渐失意的过程。这一经历成为毛终生耿耿的人生低谷。他甚至一度只是担任并无多少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实际上丧失了对军事工作的指挥权,甚至话语权。

  然而,这一套看似规范、严密的苏式“党军”体制并未能持续很久。在政府军持续不断的军事围剿之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虽曾取得过数次反围剿胜利,但最终损兵失地,难以立足,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后来被称为“史无前例”的长征。为了应付局势,筹划撤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934年5月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取代中革军委的作用,负责最高军事决策。这一高度集权的非规范机构的设立虽则是当时急剧恶化的军事局势所迫,却也在事实上宣告了正版苏式“党军”体制的终结。

  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最后失利和仓促撤离、“三人团”的成立及其在撤离过程中显露出的无能,给了毛泽东重新崛起、重掌军权的机遇。长征初期,红军遭遇了一连串重挫,继续损兵折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取得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提出改变军事领导的建议。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在批评了“三人团”军事指挥错误之后,作出了取消这一“三人团”的决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一版)。会议作出的另一项重要决定是,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被选为常委。会后,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为实际的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自此开始参与最高军事决策。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由于周恩来身患重病,8月在川西阿坝松潘县的沙窝寨子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虽然此时中革军委仍然由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副主席),一切命令亦仍然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但毛泽东逐渐取得了最高军事决策权力。

  清算张国焘斗争中形成“党指挥枪”原则

  中共自创建自己的军队那天起,就紧紧掌握对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没有放松过,但是,形成“党指挥枪”这一鲜明、直白、毫无掩饰地指明中共“党军”理念的名言,还是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这一名言的创始人是毛泽东。形成的背景则是中共党内又一场激烈内斗——清算张国焘。

  张国焘是当时另一块较大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为了接应从中央根据地撤出的红军,红四方面军也放弃了根据地,经过转战,于1935年6月在川西懋功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师。

  从中央苏区撤离的名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出发时有8万6千余兵力。在突破重重封锁线、遭遇政府军层层围追堵截,并在中国最为贫瘠的贵州、云南艰难转战,到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这支红军已不足1万。如红军总司令朱德所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2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拥有约4万5千兵力,且兵强马壮,枪弹充足。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历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参加过“一大”的中共“元老级”人物,且因为与中共创党时的两大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是“一大”会议的主持人和会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他还曾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经历虽比毛泽东稍晚,却也是领导除中央苏区以外最大的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一方“诸侯”。成长于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红一方面军的另一支强大红军部队。他在性格上也与毛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充满激情,领袖欲旺盛。几乎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AB团”的同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刚刚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也以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名义,主持了“白雀园肃反”,杀害了2500余名红军指战员,其中团以上干部的十分之六七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很快便发生了“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2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并以“南下”还是“北上”之争为焦点而逐渐尖锐起来。其实,即便这一争论确实具有不同的战略意图,并可能因此而给刚刚会师的红军带来不同后果,也应属正常的党内争议范围。然而,此事发生在长征这一特定时空,又发生在性格类似的毛、张之间,不能不演化成一场充满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激烈路线对抗。毛最终带着仅能带走的3000多人马离张而去,单独北上。为了表明其行为的正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称截获了一份张国焘试图加害于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密电”,当年叶手下的作战科长后来更是披露了“密电”内容是“若(毛等中央领导人——引者注)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然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始终否认这一“密电”的存在,此事遂成一历史谜团,至今未果。在毛率部离去后,强硬的张国焘针锋相对,率部南下,不久甚至另立中共中央机构,与毛等公开决裂。

  抢得北上先机,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重建联络的毛泽东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在获悉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之后,张国焘不得不卷起“中央”旗号,率部北上,最终与毛部会合。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结束长征、会师之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6年12月7日发布命令扩大中革军委,重新成立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是毛第一次就任军委主席,直到其1976年去世的40年间,再也没有卸任。

  毛泽东于1937年3月发动了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指责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的罪名之一是“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21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随后,即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一些高级将领因此受到整肃,更多的则从此不再任用。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利用祭拜黄帝陵之际逃往当时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投奔国民党,并宣布脱离中共。延安这边批判张国焘的斗争自然升级,立即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亲自到抗大、陕北公学等干部集训场所宣读张的叛党罪行与开除其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毛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名言(《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他还全面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

  毛泽东的想法对中共干部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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